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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上一次的讲座中，我带领大家进入了现代文明的历史大门。我简要介绍了欧洲文明的主要元素，这些元素存在于罗马帝国解体之时，当时欧洲文明还处于摇篮阶段。我试图给大家描绘出它们的多样性，它们之间的不断斗争，并向大家展示，在我们的社会体系中，没有一个体系能够完全占主导地位；至少没有一个体系能够彻底征服或驱逐其他体系。我们已经看到，这些情况形成了欧洲文明的独特特点。今天，我们将开始讲述它的童年历史，通常被称为黑暗时代或中世纪，即野蛮时代。
当我们第一眼看到这个时期时，不可避免地会被一个事实所震撼，这个事实似乎与我们刚才所说的陈述完全相矛盾。我们一旦寻求关于现代欧洲古代状况的信息，就会发现我们文明的各种要素，也就是君主制、神权政治、贵族制和民主制，每个要素都声称最初欧洲社会只属于它自己，而且它只是因为其他要素的篡夺才失去了当初拥有的权力。审视一切有关这个问题的著作和言论，你会发现每个试图建立一个能够代表或解释我们起源的体系的作者都主张欧洲文明的一个或另一个要素的独家优势地位。
首先，有一派的学者与封建制度密切相关，其中我们可以提到布莱维尼尔是最著名的人物，他大胆地声称，在罗马帝国覆灭时，占领者这个后来形成贵族的民族独自拥有权威、权利或权力。据说，社会是他们的领地，而国王和人民则在此后剥夺了他们；因此，欧洲的贵族组织被认为是最原始、最真实的形式。
接下来，我们可以把君主制的拥护者放在这一派之旁，例如阿贝杜博，他主张欧洲社会属于君主制度。根据他的观点，德国国王继承了罗马皇帝的所有权利；他们甚至受到古代民族的邀请，包括高卢人和撒克逊人等。他们独自拥有合法权威，贵族阶层的所有征服只是对君主权力的侵犯。
自由派、共和派或民主派，无论你愿意如何称呼他们，都形成了第三派学派。可以参考阿贝马布里。根据这个学派的观点，社会在五世纪时的统治政府由自由制度组成；即由自由人、国民正式称为的集会组成。国王和贵族通过夺取这种原始自由的战利品致富；虽然它在攻击下屡遭破败，但它在他们之前主导了统治。
然而，另一个权力声称有权统治社会，而且根据比这些任何权力更高的原则。君主主义、贵族主义和民主主义的要求都是世俗的性质：罗马教会则以其神圣使命和神权为基础。她声称，正是通过她的努力，欧洲才获得了文明和真理的福祉，因此只有她拥有统治的权利。
因此，我们在最开始就面临一个困难。我们已经表达了我们的信念，在整个欧洲文明的历史过程中，没有一个元素独占统治；它们之间保持着接近、融合、冲突和妥协的状态；然而，在我们的第一步中，我们遇到了恰好相反的观点，即在文明的起初阶段，甚至在野蛮的欧洲大陆的核心地带，其中的一个元素完全掌握了社会。而且，这并不仅仅发生在一个国家，而是在欧洲的每一个国家，我们文明的各种原则，在稍有变化的形式下，在稍有间隔的时期内，都展示了这些不可调和的要求。我列举的历史学派在各地都有出现。
这个事实之所以重要，并不在于它本身，而是因为它揭示了我们历史中的其他一些重要事实。在现代欧洲的第一阶段，各种相互对立的权力要求同时发展，这揭示了两个重要的事实：首先，政治合法性的原则和理念，这个理念在欧洲文明的进步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其次，更明显需要关注的是在野蛮的欧洲时期，这个时期的特殊性和真正的性格。
那么，我的任务就是解释这两个事实，并向您展示它们如何可以从我刚才提到的权力要求的早期斗争中公正地推导出来。
当各种文明因素，神权政治、君主制、贵族制和民主制，各自努力证明自己是欧洲社会中最早拥有权力的目标时，它们到底追求的是什么呢？除了每个体系都希望建立自己对合法性的独占要求之外，还有什么呢？政治合法性究竟是什么？很明显，它仅仅是建立在古老和持久性基础上的权利，这从一个简单的事实可以看出，即时间上的优先性被用作权力的来源和合法性的证明。但是，请注意，这种要求不仅仅属于一个体系，一个文明要素，而是所有体系都提出的要求。欧洲大陆的政治作家们习惯将合法性视为专属于君主制度的特征。这是一个错误；合法性可以在所有体系中找到。已经表明，在我们文明的各种元素中，每个元素都希望将其归为己有。但是进一步深入欧洲的历史，你会发现社会的各种政府形式，在原则上截然相反，却都拥有这种合法性。意大利和瑞士的贵族和民主制度，圣马力诺这样的小小共和国，以及最强大的君主制度，都认为自己是合法的，并得到了承认；它们都将对这个称号的要求建立在自己制度的悠久历史、具有历史优先权和持久性的基础上。
如果我们离开现代欧洲，转向其他时代和其他国家，我们将在每个地方发现关于政治合法性的同样观念。它总是与某种政府部分、某种机构、某种形式或某种原则相联系。没有一个国家，没有一个时代，你找不到社会制度的一部分、某种公共权力担当并被承认拥有这种合法性特征，该特征源自古老、传统和持久性。
让我们暂时来看一下这个合法性是什么？由什么构成？需要什么？以及它是如何渗入欧洲文明的？
你会发现所有权力，我指的是所有的权力，无论种类如何，首先都在某种程度上归功于力量。我并不是说在所有情况下，只有力量是权力的基础，或者说只有仅凭力量就能建立权力，毫无争议地，还需要其他的主张。某些权力是因为社会的需要，与社会状态、习俗或观念的关系而确立的。但我们无法忽视一个事实：暴力已经玷污了世界上所有权威的诞生，不论它们的性质或形式如何。
然而，没有人会承认这个起源。所有的权威，不论它们的性质如何，都否认它。它们都不愿被视为力量的产物。政府们被一种无法抗拒的本能所警告，即力量并非合法依据，强权不是正义，而且只要它们建立在暴力之上，就完全没有正当性。因此，如果我们回溯到一段遥远的时期，在这个时期各种体制和权力相互争斗，我们会听到它们各自大声宣告：“我比你存在得更早；我的权利是最古老的；我的权利有其他的根据，而不仅仅依赖于武力；在这种暴力状态之前，社会就属于我，就在你现在发现我的这场斗争之前。我是合法的；我曾经受到反对，我的权利被剥夺了。”
这个事实本身证明，暴力并不是政治合法性的基础，它建立在其他基础之上。每个体制对暴力的否认，就像事实能够表达的那样清楚地宣告，存在另一种合法性，是所有其他合法性的真正基础，是理性、正义和权利的合法性。他们试图将自己与这个起源联系起来，因为他们对被视为力量的产物感到愤慨，他们假装凭借自己的古老历史拥有不同的合法性。因此，政治合法性的第一个特征是拒绝将暴力视为权威的来源，而是将其与道德观念、道德力量、正义、权利和理性的概念联系在一起。这是政治合法性原则的首要要素。它通过时间和惯例的帮助从中产生。让我们看看具体的过程。
暴力主宰着政府和社会的诞生，但时间推移。时间改变了暴力的作用，修正了它们。它进行修正，仅仅因为社会存在，因为社会由人组成。人类心中怀有一定秩序、正义和理性的概念，并渴望将它们发挥出来，希望看到它们在他所处的领域中占主导地位。为此，他不断努力工作；如果他所生活的社会体系继续存在，他的努力就不会白费。人类天生将理性、道德和合法性带入他所生活的世界中。
除了人类的努力之外，根据一个无法误解的特殊规律，一种类似于统治物质世界的规律，存在着一定程度的秩序、智慧和正义，对于人类社会的延续至关重要。从社会的持续这一简单事实，我们可以得出论断，一个社会并非完全没有理性、野蛮或不公正；它并非完全缺乏智慧、真理和正义，因为没有这些元素，社会无法维系。随着社会的发展，它变得更加强大、更有力量；如果社会体系不断通过接受和认可其规定的个体的增加而不断壮大，那是因为时间的作用逐渐引入更多的正义、智慧和权力；这是因为其事务逐渐接近真正合法性的原则。
因此，在世界中强行存在，并从世界进入人类的思维中，政治合法性的概念产生了。它首先基于一定程度上的道德合法性，也就是正义、智慧和真理；它接下来获得了时间的认可，时间使人们相信事务是由理性来引导的，真正的合法性得到了引入。在即将研究的那个时代，你会发现暴力和欺骗笼罩在君主制、贵族制、民主制，甚至教会本身的摇篮之上；你会看到暴力和欺骗逐渐减少；正义和真理在文明中占据了它们的位置。正是这种正义和真理被引入我们社会体系，滋养并逐渐成熟了政治合法性；并且正是这样，它扎根于现代文明之中。
那些在不同时期试图将合法性作为绝对权力的基础的人，都曲解了它的真正起源。它与绝对权力毫不相干。它是以公正和正义的名义进入世界并扎根的。它也不是排他的。它不属于任何特定的政党；它在所有真理和正义占主导地位的体制中都会出现。政治上的合法性与自由一样紧密相关，与个人权利一样相关，也与行使公共职能的形式相关。随着我们的讨论深入，我们会发现，正如我之前所说的，在最为相反的体制中都会出现合法性，在封建制度中，也在佛兰德和德国的自由城市中，在意大利的共和国中，以及在君主制中。这是一个适用于我们文明各种元素的品质，有必要在探讨其历史之前对其有深刻的理解。
我之前在这场演讲一开始提到的声索同时向前的现象揭示给我们的第二个事实是所谓的野蛮时期的真实特征。欧洲文明的每一个元素声称，在这个时代欧洲只属于它；因此我们可以得出结论，它实际上并不属于它们中的任何一个。当世界上某种特定的政府形式盛行时，这是很容易识别的。当我们来到十世纪时，毫不犹豫地承认封建制度的优势地位。在十七世纪，我们毫不犹豫地断言君主制原则占据主导地位。如果我们把目光投向佛兰德的自由社区，意大利的共和国，我们立刻承认民主的主导地位。实际上，无论何时某一原则真正在社会中占主导地位，它是无法被误解的。
因此，各种在欧洲文明中占有一席之地的体制之间关于哪一种在它的起源时期起着主导作用的争议，证明它们都同时存在于那里，没有一种体制普遍占主导地位以至于赋予社会以其形式或名称。
确实，这就是黑暗时代的特征：它是各种元素的混沌；各种体制的童年时代；一种普遍混乱，甚至连斗争本身也不是持久或系统化的。通过对这一时期社会体系在其各种形式下的研究，我可以向你展示在其中任何一部分都找不到任何类似于普遍原则或稳定性的东西。然而，我将把注意力集中在两个必要的方面上——人的状态和制度的状态。这将足以给出社会的一般概况。
在那个时代，我们发现有四类人：1. 自由民，也就是说，不依赖于任何上级、任何赞助者，完全自由地拥有他们的财产和生活，没有受任何对另一个个人的义务所拘束。2. 卢德、忠诚者、陪从等，在最初通过同伴和首领的关系相互联系，后来则通过臣民和领主的关系，向另一个个人效忠和效劳，因为他们得到了土地或其他赠品。3. 自由人。4. 奴隶。
这些不同阶层的人固定吗？一旦被放置在某个阶层，就必须固守吗？不是的。自由民经常改变他们的地位，成为贵族的臣民，因为贵族可能有某些赠品可以给予他们；而其他人则沦为奴隶或农奴。臣民不断努力摆脱赞助的压迫，重获独立，重新成为自由民阶层的一员。社会的每个部分都在运动中。不断地有人从一个阶层流动到另一个阶层。没有人长时间停留在同一阶层；也没有任何阶层长时间保持不变。
财产的状况也差不多。我几乎不用告诉你，财产被分为自有地或完全自由地持有的土地，和受益地，即以某种义务向上级负责的土地。一些作家试图追溯出关于后一类土地所有者的一套规范和固定制度，并将之确立为一个规则，即最初受益地是有限年限的；后来颁发终身受益地；最后，在后来的时期，变成了世袭的。这种企图是徒劳的。在同一时间、同一地点，土地以所有这些不同的方式被持有。有限年限的受益地、终身受益地、世袭受益地，在同一个时期都能找到；甚至同一块土地，在几年内就经历了这些不同的状态。在土地的状况上，和人的状况一样，没有什么更稳定、更普遍的东西。一切都显示出从游牧生活到定居生活的过渡的困难；从侵略性的游牧部落之间存在的简单个人关系，到人和财产的复杂关系。在这种过渡期间，一切都是混乱的、局部的和无序的。
在制度方面，我们观察到同样的不固定不一致。我们在这里同时看到了三种不同的系统：第一，君主制；第二，贵族制，即作为领主和臣民的人和土地的所有权；第三，自由制度，或者说自由人共同议定的大会。这些系统中没有一个是完全占主导地位的。自由制度是存在的，但本应该成为这些大会一部分的人很少自愿出席。领主法权也没有得到更加规范的执行。最简单的制度——君主制在这里也没有固定的特征；有时是选举的，有时是世袭的——有的地方儿子继承父亲，有的地方选举局限于某个家族；在另一个地方，是公开的，完全选举产生，而选择落在了一个远亲，或者也许是一个陌生人身上。在这些系统中，我们找不到任何固定的东西；所有的制度，以及社会状况，都存在着共存、不断混淆、不断变化的状态。
关于国家，也存在着同样的不确定性；它们被建立、被取消、被统一、被分裂；没有政府、没有边界、没有民族；一片混乱的局面，包含着各种处境、原则、事件、种族和语言；这就是蛮荒时代的欧洲。
让我们来界定一下这个非同寻常的时期的范围。它的起源是明确的；它始于罗马帝国的倒台。但它何时结束呢？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我们必须找出这个社会状态的原因；我们必须看看野蛮状态的成因是什么。
我认为可以指出两个原因：一个是物质原因，源于外部环境，源于事件的进程；另一个是道德原因，源于人类的心智，源于人类的智力。
物质或外在原因是持续不断的入侵；不要以为蛮族的侵袭在第五世纪就突然停止了。不要认为罗马帝国倒台、蛮族王国建立在其废墟之上就意味着民族运动结束了。有大量事实可以证明这并非如此，这种运动在帝国毁灭后还持续了很长一段时间。
如果我们看看法兰克人或法国人，我们会发现即使是第一代国王也在不断地进行莱茵河以外的战争。我们看到克洛泰尔、达戈贝特一次又一次地进入德国，与占据该河右岸的图林根人、丹麦人和撒克逊人进行持久的斗争。这是因为这些民族希望跨越莱茵河，分享帝国的战利品。为什么法兰克人，在高卢建立起来，尤其是东法兰克人或奥斯特拉西亚法兰克人，几乎同时大规模地进攻瑞士，并越过阿尔卑斯山入侵意大利？这是因为他们受到了东北方新人口的推动。这些入侵不仅仅是简单的掠夺性袭击，也不是为了抢劫而进行的远征，而是出于必要。被扰乱的人民前进，寻求更好的命运，在其他地方寻找新的居所。一个新的德意志民族进入了舞台，建立了意大利的强大王国——伦巴底王国。在高卢或法兰西，梅洛文吉王朝让位给卡洛文吉王朝；这一变化现在普遍被认为是法兰克人对高卢的一次新入侵——一个民族的运动，将东法兰克人取代了西法兰克人。在第二代国王统治时期，我们发现查理曼对撒克逊人扮演着梅洛文吉王朝对图林根人所扮演的角色：他对莱茵河以外的民族进行了不断的战争，这些民族被威尔茨人、斯瓦比亚人、波希米亚人和各个斯拉夫人部落推向了西方，他们跟在德意志民族的后面。整个东北部都在进行着移民，改变了事态的面貌。
在南方，也发生了同类性质的运动。当德意志和斯拉夫部落沿着莱茵河和多瑙河逼近时，伊斯兰教的萨拉森人开始肆虐并征服地中海各个沿岸地区。
然而，萨拉森人的入侵具有独特的特点。他们既具有征服的精神，又具有改宗的精神；他们挥舞剑刃，既是为了传播信仰，也是为了获取领土。他们的入侵与日耳曼人的入侵有着很大的区别。在基督教世界中，精神力量和世俗力量是完全不同的。为了传播信仰的热情和征服的欲望并不居于同一内心。日耳曼人在皈依基督教后，保留了与之前相同的风俗、情感和品味；他们仍然受世俗利益和激情的驱使。他们成为了基督徒，但并非传教士。相反，萨拉森人既是征服者又是传教士。《古兰经》和剑的权力掌握在同一双手中。正是这种特点，我认为赋予了穆斯林文明所承载的可悲特征。这种世俗和精神权力的结合，以及在道德权威和肉体力量之间所造成的混淆，导致了他们文明中固有的暴政的产生。我认为这是其普遍陷入停滞状态的主要原因。然而，这种影响在伊斯兰教初兴时并未显现出来；相反，军事热情和宗教热忱的结合，赋予了萨拉森人入侵以巨大的力量。它的思想和道德激情一度展现出德意志人入侵所缺乏的辉煌和壮丽；它以更大的能量和热情展现自己，并对人们的思想和激情产生了相应的影响。
这就是从公元五世纪到九世纪欧洲的情况。在南部受到穆斯林的压迫，北部受到德意志人和斯拉夫人的威胁，这种双重入侵必然导致欧洲内陆长期处于不断的骚动状态。人口不断地迁徙，挤在一起；没有规律，没有固定或稳定的东西。不同民族之间无疑存在一些差异。混乱在德国比欧洲其他地区更为普遍。这里是运动的焦点。法国比意大利更加动荡。但是任何地方的社会都无法定居和规范化；蛮荒处处存在，并且是由同样的原因引入的。
这就是取决于事件发展的物质原因；现在让我们来看看依赖于人的智力状况的道德原因，必须承认，这同样是强大的。
毫无疑问，归根结底，无论外部事务如何，决定世界格局的始终是人类自身。世界的运转和前进，取决于人类的思想、情感、道德和智力素养。社会的外在形态取决于人类的智力状态。
现在让我们考虑一下，要让人们组成一个相对持久、相对规范的社会，需要什么条件？显然，首先需要一定数量的思想足够宽广，可以确定形成该社会的条款；并适用于社会的需求和关系。其次，这些思想需要在社会的大多数成员中是共同的；最后，他们需要对自己的倾向和行为施加一定的约束。
很明显，如果人们没有超越个人存在的思想，如果他们的智力视野局限于自我，如果他们仍然受制于自己的激情和意志，如果他们之间没有一定数量的共同概念和情感，作为他们团结的中心，那么很明显他们无法构建一个社会：在这种情况下，每个个体都将成为社会体系内的动荡和瓦解因素。
在个人主义几乎绝对统治的地方，在人们只考虑自己的地方，在他们的思想不超越自己的地方，在他们只顺从自己的激情的地方，社会——也就是说，任何程度上扩展或持久存在的社会——几乎变得不可能。现在，这正是我们关注的时代欧洲征服者的道德状态。我在上一讲中提到，我们要归功于德意志人强烈的个人自由、人类个人主义情感。然而，在极度粗野和无知的状态下，这种情感只是自私，带有其所有的野蛮和不合群性。这就是从第五到第八世纪的德意志人的特点。他们只关心自己的利益，只关心满足自己的激情和倾向；那么，他们如何能够以任何可容忍的程度适应社会状况呢？有人试图将他们融入其中；他们自己努力进入其中；但是一时的鲁莽行为、激情的爆发、缺乏智慧很快将他们推回到他们的旧位置。我们时刻看到有人试图将人类组织成社会状态，但每时每刻我们都看到它们被人类的缺陷、缺乏其存在所必需的道德条件所推翻。
这就是让我们的祖先长期处于野蛮状态的两个原因；只要这些原因存在，野蛮状态就会持续下去。让我们看看能否找出它最终何时以及因何原因结束。
欧洲努力摆脱这种状态。即使是受自己的过失拖入其中，也与人类的本性相悖，想要留在这种状态中。无论多么粗野，多么无知，多么自私，多么任性，他内心都还有一个微弱的声音，一种本能，告诉他自己是为了更好的事物而生的；他还有另一个更高的命运。在混乱和无序之中，他受着对秩序和改进的渴望所纠缠和折磨。正义、谨慎、成长的需求，仍在他内心骚动，即便在最野蛮的利己主义的压迫下。他感到被推动着要改善物质世界、社会和自身；他努力去做这些，而又不尝试解释驱使他从事这项任务的内在渴望。野蛮人渴望文明，即使当他们还无法做到时，甚至更甚——甚至当文明的法则束缚他们的私欲时，他们也憎恨文明。
当时还残存着相当数量的罗马文明的残骸和片段。帝国的名字，那个伟大而辉煌的社会的记忆仍留存在许多人的记忆中，尤其是城市的参议员、主教、神父，以及所有可以追溯其起源到罗马世界的人们。
在野蛮人自己或他们的野蛮祖先中，许多人见证了罗马帝国的伟大；他们曾在其军队中役；他们曾征服过它。罗马文明的形象、名字令他们感到眩目，他们渴望模仿它，将其带回，保存一部分。这是另一个应该迫使他们摆脱我所描述的野蛮状态的原因。
第三个原因，也是一个让每个人都能轻易想到的原因，就是基督教会。基督教会是一个合法组织的社会，拥有其准则、规则、纪律，以及渴望扩大影响、征服征服者的热切愿望。在这个时期的基督徒中，天主教的神职人员中有着博大精深的学识；有些人深思熟虑，精通伦理学和政治学；在各种领域怀有明确的观点和有力的见解；他们怀着值得赞扬的热情，渴望传播知识，推动学问事业。从公元五至十世纪，没有哪个社会像基督教会那样极力努力，影响其周围的世界，让世界趋向于自身。当我们将其历史作为我们研究的特定对象时，我们将更清楚地看到它试图做了什么——它在某种程度上攻击了野蛮主义的各个方面，以将其文明化并统治之。
最后，文明进步的第四个原因是伟人的出现，这是一个无法严格评价的原因，但这并不意味着它不真实。为什么一个伟大的人物会在某个时代出现，以及他对世界发展所作的个人贡献是什么，这超出了我们的能力；这是天意的秘密；但这个事实还是确定的。有些人看到社会处于混乱或停滞状态的景象，对他们来说是令人厌恶的，几乎无法忍受；这让他们产生一种精神上的颤栗，觉得这不应该是这样的；他们产生一种不可战胜的愿望，希望改变它；恢复秩序；在摆在他们面前的世界中引入一些普遍的、有规律的、永久的东西。巨大的力量！常常是暴虐的，犯下无数的不义，无数的错误，因为人的弱点伴随着它。光荣且有益的力量！因为它通过人的手，给予了人类新的而有力的推动。
这些各种原因、各种力量共同作用，导致了在公元五至九世纪之间进行了多次尝试，试图让欧洲社会摆脱它已经陷入的野蛮状态。
其中之一是编纂野蛮人法律的尝试；尽管它的成效不大，但我们不能忽视它，因为它是由野蛮人自己进行的。在公元六世纪到八世纪之间，几乎所有野蛮民族的法律（实际上不过是在他们入侵罗马帝国之前调整他们的粗野习俗）都被记录下来。其中列举了勃艮第人、萨利人、里普瓦里亚人、西哥特人、伦巴底人、撒克逊人、弗里斯兰人、巴伐利亚人、德意志人等的法典。这显然是文明的开端——试图将社会置于普遍和固定原则的权威之下。然而，不应对其期望过高。它公布了一个不再存在的社会的法律；野蛮人在定居罗马领土之前的社会制度的法律——在他们将流浪生活转变为定居生活之前；在游牧的战士们变成土地所有者之前。诚然，偶尔可以找到一些关于野蛮人征服的土地或关于他们与古代居民的关系的条款；他们做出了一些大胆的尝试来调整他们所处的新环境。但这些法律的绝大部分都涉及他们古老的生活、他们在德国的古老状况；对新社会状态完全不适用，并且在其进展中所起的作用很小。
在意大利和高卢的南部，大约在这个时候进行了另一种性质不同的尝试。在这些地方，罗马社会并没有像其他地方那样被完全根除；尤其是在城市中，仍然保留着一些秩序和文明生活；在这些地方，文明似乎开始发力。举个例子，看看在提奥多里克统治下的意大利东哥特王国，即使在对野蛮国家和国王的统治下，市政形式也得以喘息，并在一定程度上对事件的整体发展产生了相当大的影响。在这里，罗马的风俗习惯已经改变了哥特人，并使他们在很大程度上开始接近自己的模样。同样的情况也发生在高卢南部。在公元六世纪初，图卢兹的维兴戈特国王阿拉里克下令编纂了罗马法律的汇编，并以《法律汇编》的名义公布，制定了一部适用于他的罗马臣民的法典。
在西班牙，另一股力量——教会的力量，努力恢复文明的事业。与古代德意志战士的集会不同，在西班牙影响最大的集会是托莱多会议；在这个会议上，主导地位属于主教，尽管也有高级的俗人参加。打开西哥特人的法典，你会发现这不是一个由野蛮人编纂的法典，而是清楚地显示出是当时哲学家——即教士们所起草的。它充满了一般观点、理论，而且这些理论与野蛮人的风俗完全不同。例如，我们知道，野蛮人的立法是个人立法；也就是说，同一法律只适用于特定的人种。罗马人按照古罗马法律受审判，法兰克人按照萨利或里普瓦里亚法典受审判；简而言之，每个民族都有自己的法律，尽管在同一个政府的统治下，同居在同一个领土上。这就是个人立法的含义，与之相对的是基于领土的实质立法。现在，西哥特人的立法恰恰符合这种情况；它不是个人立法，而是领土立法。西班牙的所有居民，无论是罗马人、西哥特人还是其他人，都被迫服从同一法律。再往下读，你会发现更明显的哲学痕迹。在野蛮人中，根据一个人在社会中的地位，对人的价值进行了固定的评估——野蛮人、罗马人、自由人和附属人的生命价值不同——存在一个分级的价格。但是，西哥特人法典确立了法律视角下所有人的生命平等原则。在他们的司法程序中也可以看到同样的优越性：不再有神圣审判、众誓人的誓言或战斗裁决，而是通过证人证明事实，并对事实进行理性审查，这种情况可能发生在一个文明社会中。简而言之，西哥特人法典始终显示出学问、体系和政治的明显特征。我们可以追溯到托莱多会议上发挥作用的同一教士的手笔，他们对国家政府产生了如此广泛而有益的影响。
因此，在西班牙，直到伊斯兰教徒的大举入侵前，是教会等级制度最为努力地推动文明进步。
在法国，另一个力量尝试着进行这项工作。这是伟大人物的工作，尤其是查理大帝的工作。从不同的角度来审视他的统治，你会发现他一生中最热衷的目标是使他所统治的国家文明化。首先让我们将他视为一个战士。他总是身处战场；从南方到东北方，从埃布罗河到埃尔布河和韦瑟河。也许你认为这些远征是出于选择的结果，源于对征服的纯粹爱好？事实并非如此。我不会断言他追求过非常规则的系统，或者他的计划中有很多外交或战略；但他的行动是出于必要性，出于对野蛮主义的抑制欲望。从他的统治开始到结束，他一直致力于阻止双重入侵的进展——南方的穆斯林入侵和北方的日耳曼和斯拉夫部落入侵。这就是为什么查理大帝的统治具有军事色彩。我已经说过，他对撒克逊人的远征也是出于同样的目的。如果我们从他的战争转向他的统治，我们会发现情况大致相同：他的主要目标是在他广阔领土的每个部分引入秩序和统一。我没有说王国或国家，因为这些词在其意义上过于精确，与查理大帝所领导的社会关系甚微。然而，似乎可以确定的是，当他发现自己掌握了这片广阔的领土时，看到其中一切都如此不稳定和不确定，看到无处不在的无政府状态和野蛮行为，这使他感到沮丧和悲伤，他内心最初的愿望就是改善这个社会的悲惨状况。他首先通过派遣王使来努力实现这一目标，他们被派往他统治领土的每个部分，以发现和纠正滥用权力的行为；改善司法管理，并向他汇报所有不当之处；然后通过被称为马尔斯广场的普遍会议或议会，他比任何前任都更加有规律地召开这些会议。他让几乎所有重要人物都参加这些会议。这些会议并不是为了保护公民自由而召开的，与我们当今的讨论毫无相似之处。但是查理大帝发现通过这些会议，他可以了解到事实和情况，并且可以在他所统治的不安定和混乱的人口中引入一些规则和统一。
无论从哪个角度看，实际上，我们总是发现查理曼大帝的统治的主要特点是渴望克服野蛮状态，推动文明进步。这一点在他创办学校、收集图书馆、聚集各国学者、以及对教会影响的偏爱中表现得尤为明显。总之，他在可能对整个社会或个体产生积极影响的一切方面都展现出了这种渴望。
很快之后，英格兰也有同类的尝试，由伟大的阿尔弗雷德大帝所领导。
这些是从第五到第九世纪在欧洲各地采取的一些措施，似乎有望终结野蛮状态。
它们都没有成功。查理曼大帝未能建立他的伟大帝国和他希望用来统治的政府体系。教会在西班牙试图建立神权政治体系的努力也不尽如人意。尽管罗马文明在意大利和法国南部多次试图复兴，但直到十世纪末才真正恢复了活力。在此之前，每一次终结野蛮状态的努力都以失败告终：他们认为人们的进步程度比实际上要高。在不同形式下，他们都希望建立一个比当时社会精神准备好的更广泛或更完善的社会。然而，这些尝试并不白费。到了十世纪初，查理曼大帝的伟大帝国和托莱多的辉煌的教会议已不再可见，但野蛮状态已接近尾声。取得了两个重大的成果：
1. 侵略部落的运动在北方和南方都被阻止了。在查理大帝帝国解体后，形成在莱茵河右岸的诸邦对从东方前进的部落构成了有效的屏障。丹麦人和诺曼人是这一点的无可争议的证明。在这个时期，除了撒克逊人对英格兰的攻击之外，德国部落的海上入侵并不算很大：但是在9世纪期间，这种入侵变得频繁而普遍。而且之所以发生这种情况，是因为陆地入侵变得非常困难；社会在这一方面已经获得了更加固定和安全的边界；不能被压迫回去的流浪民族至少被迫改变了他们古老的航线，被迫转而海上前进。毫无疑问，这些海盗和掠夺者的袭击给欧洲西部带来了巨大的苦难，但它们远不及陆地入侵那样有害，并且对新兴社会的干扰也要少得多。在南方，情况大致相同。阿拉伯人已经在西班牙定居，他们与基督徒之间的斗争仍在继续；但这并没有引起新的民族迁徙。一些萨拉森人的团伙时不时地侵扰地中海沿岸，但伊斯兰教的伟大扩张势头已经停止了。
2. 在欧洲内部，我们开始看到游牧生活的衰落；人口定居下来；土地和财产得到稳定；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不再受到力量或机遇的影响而日新月异。人的内部和道德状况开始发生变化；他的思想、情感开始像他的生活一样呈现出更加固定的特征。他开始对自己居住的地方产生依恋；对他在那里建立的联系和联结产生依恋；对他现在计划留给子孙的领地产生依恋；对他未来的住所产生依恋，这个住所后来成为他的城堡；对那些悲惨的农奴和奴隶的聚集产生依恋，这些聚集有一天将成为一个村庄。小型社会开始在各地形成；小型国家按照人们的能力和谨慎程度被划分出来。在这里，社会逐渐通过一种联系相互关联起来，这种联系的起源可以追溯到德意志野蛮人的风俗习惯：一种不会破坏个人自由的联盟关系。一方面，我们发现每个重要的地主都在自己的领地上安顿下来，只与家人和仆人为伴；另一方面，这片土地上分散的军事地主之间存在着一种逐渐递减的服务和权利的等级制度。在这里，我们终于看到封建制度从野蛮社会中渗出来。在我们文明的各种元素中，德意志元素最先占据主导地位是很自然的。它已经拥有了权力；它征服了欧洲：欧洲文明将从中获得它的第一个形式——第一个社会组织。
这种形式的特征——封建制度的特征，以及它对欧洲文明产生的影响，将成为我下一堂讲座的主题；而在封建制度的怀抱中，在它的全盛时期，我们将在每一步中都会遇到我们自己社会制度的其他元素，君主制、教会和公社或自由城市。我们将有所预感，这些元素并非注定要被这种封建形式所摧毁，而是在与之抗争时使自己适应了它；我们可以期待他们最终取得胜利的时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