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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董仲舒出生之前，西汉王朝经过数十年的发展，诸侯封建割据的局面基本得到控制，中央专制集权的政治体制基本得以确立和逐步巩固，在黄老政治与民休息的无为思想指导下，人民得离战国诸侯相争、楚汉诸强相互残杀之苦，一个经济上渐渐由复苏到繁荣，政治上由分裂到统一的局面正在慢慢形成。
政治局面的稳定，经济生活的繁荣，使汉王朝于惠帝四年即公元前191年，痛下决心废除了秦王朝不得私藏诗书的禁令。时距董仲舒出生12年。这一禁令的废除，使得儒家经传、诸子杂说纷纷重现。加上汉王朝从建国伊始就重视人材的培养与选拔，如高祖十一年（前196年）下诏郡国访求贤才；文帝即位之初（前179年）要求地方政府选贤举能——这一年正是董仲舒的出生之年。所有这些都诱使当时的富家子弟又埋首经典，追逐于仕禄之途。
董仲舒正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登上历史舞台的。他的早年如同一切富家子一样，为追求功名富贵而发愤求学。
据比较可靠的传说，董仲舒在其青少年时代，即已博览先秦诸子，除专攻《公羊春秋》和阴阳五行学说外，对传世的儒家经典诸如《周易》、《诗》、《书》等均有深湛而独特的见识与研究。
其学习精神十分刻苦，“尝乘马不觉牝牡，志在经传”。
董仲舒的这种劲头一直保持到晚年，“专精于述古，年至六十余，不窺园中菜”。
对学问的追求达到了如醉如痴的境界。
关于董仲舒的师承渊源，司马迁、班固都没有明说而隐约其辞，这大概在当时是不言自明的事。司马迁与董仲舒是同时代的人，少年时曾从董仲舒问《春秋公羊》学，《太史公自序》等篇中“余闻董生曰”，便被学者认为是引述乃师董仲舒的话。
司马迁既为仲舒弟子
，其隐约其辞地描述乃师董仲舒的师承渊源线索应该大体可信。在《史记·儒林传》中，我们可以寻绎出董仲舒《公羊》学的师承脉络。简單地说，公羊高为子夏弟子，四传而至公羊寿，当汉景帝时始与胡毋生著于竹帛。其时，汉兴至于五世之间，唯董仲舒明于《公羊春秋》，而齐之言《春秋》者又多受于胡毋生。胡与董均以《公羊》名家，且同为景帝时博士。
《汉书·儒林传》说胡毋生“与董仲舒同业，仲舒著书称其德”。似乎二人仅为同事关系。然徐彦《公羊解詁叙疏》则明说董仲舒为胡毋生弟子。当然，不管他们二人是否有明确的师承关系，胡对董有一定的影响既为两汉学者公认的事实，那么我们也便没有什么足够的理由可以怀疑。
胡毋生关于《公羊》学的著作今不可见，而董仲舒关于《公羊》学的著作则有《春秋繁露》。这中间是否有什么因果关系呢？现代著名学者吴承仕推测说：“何休所隐括使就绳墨者，实略依胡毋生条例，则五始、三科九旨、七等、六辅、二类、七闕之义盖本之胡毋生，而寻求归趣，往往与《繁露》相参。窃意董、胡创通大义，科旨之条已有伦脊，后师转有附益，至《春秋公羊文谥例》之伦作而集其大成，此约略可知也。”
吴氏之说颇有见地，盖董仲舒勤于笔耕，将胡毋生见解融会贯通，故后人再也难以寻找到胡毋生氏的著作了。
也有人指出：“胡、董两家家法自别，亦犹齐《诗》、鲁《诗》、韩《诗》之类耳。”徐彦称董为胡毋生的弟子，与《史记》、《汉书》的权威说法皆不合，由此可知徐说之误。胡、董既非一家，其《春秋》之传宜各有书。何以戴宏、何休只言胡毋生著于竹帛而不提及董仲舒呢？曰：“休固承胡毋氏之传，其详于本师，宜也。戴宏之师承虽不可考，要其推尊子都，谓其确得子夏之学，则亦承子都之传者，故亦独详本师耳。”
要言之，即使董仲舒与胡毋生没有师生关系，但胡对董的影响——至少在《春秋公羊》学方面还是十分明显的。
在中国古代学术史上似乎有一个规律，那就是大凡名声显赫的学者差不多师承都不甚明了。因此，我们无需也似乎不太可能详细考证清楚董仲舒的师承渊源。
不过，我们知道，由于董仲舒学品兼优，名声日隆，在汉景帝时便成了博士。这时的博士虽然没有什么优厚的待遇，但它毕竟是知识富有的象征。只是由于此时最高统治者仍然醉心于黄老政治，对儒家学说没有太大的兴趣，因此，董仲舒也没有更多的事情可做，大概只是教书、著述，弘扬儒学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