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在前面

在2000几百年前，中国的思想领域曾发生过一个煌耀光驳的时代，产生过驰骋其想象、自由其意识、生发其学说、论辩其观念的百家诸子。儒作为一种观念学说，便是发祥于这样一个不同凡响的时代。

当然，儒之先贤们并没有想到的是，他们所执意于心的这样一种而不是其他几种甚至也没有其他任何一种观念形态，竟然对中国的思想领域持续了如此漫长的笼罩制衡，将2000几百年中文明传承、更迭经世凡累朝累代，幅员如此辽大，人口如此众多，文明脉络如此凝聚传衍的国度中人或曰人群的意识，基本收放于其虽云博大却不无偏颇的范畴中。

这样一个结果，虽然有统治阶层的权力控制和知识人士的良苦用心在其中发挥着不可忽视的作用，但也不可否认的是，儒，作为一种思想、观念、学说，除了含有帝王操纵术的功利成分之外，确实拥有适应于中国的自然与人文环境尤其是中国人思维、生存乃至自慰的合理内核。比如相对于其他各家各学说而言，它更与封建制度之下的小农经济、宗法制度以及大一统政治相适应，在等级秩序、伦理观念、氏族血缘等方面，同中国古老的社会传统有着现实的密切关系，因而具有其他各家各学说无法替代的社会功能。而且，所谓内核的合理，其实正体现于，在如此绵长的时间之维下，帝王、朝代风云变幻，可在你方唱罢我登场之后，却皆如萧规曹随般地对儒有一种不离不弃的盘桓情结。其间，虽然也有诸如焚书坑儒、黄老倡行的逆势，但儒却始终没有退出、淡却。个中的意义，的确是耐人寻味的。

战国末期，儒门大师荀况的门生，却是法家之显者的韩国诸公子韩非，曾在他著名的《五蠹》中说过：“儒以文乱法，侠以武犯禁，而人主兼礼之，此所以乱也。”关于“乱”与“不乱”的结论，这里不烦讨论，但这段话中透露出的信息，则是：第一，儒乃是以“文”（当然不是今天意义上的“文”）来使人主“礼之”，也即是用观念、意识影响人主，取得人主信任的，而非什么其他的“资源”。第二，如果说韩非所痛绝的“五囊”中，儒之外的游侠、纵横家、患御者、商工之民更多的是依恃于一种实用、实际的“技术”层面的介质的话，儒，则实际凭借的是，比之其他四者的“方技”胜出一筹的“术”。这种“术”对“人主”而言，是超脱于怡情悦目、口腹欲求之类的本能生理界面的，纯粹理念性、社会性的东西，是人主、帝王不能不需要的东西。儒，在中国的地位和价值，于斯已可窥见。

当然，从仲尼孔丘伊始，迄止于封建之末，儒作为一家之言，在如此漫长的阶段中，也确实必然要经历几多变化、调试和发展。学者黎鸣先生以为，从总体把握上讲，可以将儒的发展，归纳为三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先秦之儒，是为儒家，乃原教旨意义上的学说，是儒的本相；

第二个阶段，汉代之儒，是为儒教，是神学化了的儒，当然是伪神学，是儒的变相；

第三个阶段，宋明之儒，是为儒学，是哲学化了的儒，当然也是伪哲学，也是儒的变相。

这样的归纳，当然令人有耳目一新、提纲挈领的感觉，尽管从理论上说，这样的归纳也许会使人有某些异议。

先秦时代的儒，尤其是孔丘的儒，尽管他的本意不能不说有帝王以治天下的理想，但其周游列国并不得意的结果，使得他的学说或曰证明他的学说中，“人”的成分更为浓厚。因此，这时的儒，更有纯粹意义上的“学说”色彩，更有醇儒的感觉。这一点，从这个时期三个重要人物（孔、孟、荀），皆被后世无可争议地尊为“子”，而非像后代诸儒那般毁誉不一，“子”得不那么坚决，或许也可透露出若干端倪。

逮至汉代，中央集权的建立，当然已经迥异于先秦的诸侯割据，同时也完全不同于仲尼所向往的周朝。大一统的天下，确乎需要大一统的思想来提控。正如马勇先生所论述的那样：“在专制主义制度里，王权高于一切，要限制王权，只能借助于神权。所以，在中国，在西欧的封建社会里，凡在政治上有进步倾向的思想家，几乎无一不借助神权来表达自己的人权。”这时的儒，之所以能在思想领域里“君临”百家，其神学色彩不能不起着重要的作用。所以，从某种意义上说，汉代的儒，宜乎其之成为“教”也。

宋明时代，理学的强化，也许是儒作为一种学说、思想发育、发展的一个不能越过的阶段，即不能不有一个玄化的阶段或过程。在某种意义上，这也是一个邃密、严格的过程。当然，这种过程究竟对儒之发育、发展有什么正向或反向的重大意义，则是另外的问题。

当然，这样的勾勒，虽然便于把握脉络，却也不无偏颇，比如，在若干阶段之间，其实仍然存在重要的观念、重要的人物，勾勒之余，是不应当将其遗漏的。

至于所谓“新儒学”，当是结合西方哲学的产物，其实与我们这里谈的儒发生了游离，因此不再置喙。

当然，或许有人会说，中国之思想领域，向有儒、释、道三足鼎立之说、之实。此言或许不谬。但是，如果从一个新的角度看，所谓释、道，虽然一为舶来，一属本生，然归其本旨，其实不过只是儒在他界的补充、对应而已。

回到原点。有鉴于儒之对于中国其实也是对于世界的重大影响，以人物传记的形式来对其进行表述、描摹，将具体的儒者作为诠释儒之轨迹的符点，便是《旷世大儒》丛书的选题动机。据此，经过斟酌、讨论，确定在时间上截止于古代，在人选上以十种十一人的规模作为定位。这十一个人物是：孔丘、孟轲、荀况、董仲舒、程颢、程颐（此兄弟二人为一种）、朱熹、王守仁、顾炎武、黄宗羲、王夫之。具体的书名，则依传主最为通行的称谓。当然，这些人选其间具体的取舍定夺，也并非容易，而是颇费了一番殚思周折的。

丛书没有采用聘请某位学界前辈担纲主编的惯常定势，虽然这样做颇可省心和藏拙。最终的办法，是采用逐个地确认各传主研究的个中之人，然后酌定撰写作者。这当然是费力又未必讨好的办法，但于责任编辑的责任，则或许颇有会心的体验。

应当说，在丛书选题创始之时，原有统一的撰写体例和设想。但由于各个传主的不同境遇、不同时期史籍对不同传主记载的详略多寡，以及不同作者对各个传主的不同理解、阐释，于是在风格、处理、取舍、把握等等方面，十种传记之间是颇有一些差异的。前贤云：“物之不齐，物之情也。”也许，这种种不同，才或者能从诸多个侧面体现出斯儒的发育、发展经历，体现出这些旷世大儒的韵味、风采和人格吧。

编者
一九九九年十一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