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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学上升为中国统治阶级的官方意识形态宝座，在董仲舒之前也有过好几次机会，然而都因种种原因而失败。人汉以后，陆贾一方面具有尊儒的内在倾向，但他鉴于当时的社会实际情况，还是果断地阻止了儒学走上独尊的道路，而奠定了黄老思想的统治地位。
在黄老思想的统治下，西汉社会有了恢复和发展，但也存在着一些问题，思想信仰的危机也随着黄老学说在社会生活中日趋缺少力量而发生，儒学地位的变动又一次摆在人们的面前。最为明显的例子则是贾谊的崛起及其努力。然而，由于贾谊不适当地夸大社会危机的实际程度，遂使本来可以实现儒学独尊的历史任务又一次被人为地推迟。
如果从原始儒学的立场来观察，贾谊算不上“纯儒”，因为如前所说，他的思想已经明显地杂糅了其他思想流派的内容。但儒学毕竟是发展中的运动，处在一个不断改变自身、充实自身的发展过程。因此，从汉代儒学的立场看，贾谊确又为当时儒学的杰出代表之一。
在儒家思想传统中，向来有一种执著乃至偏激的爱国热情，与西方知识分子或中国其他的思想流派相比较，这种执著的情感有时显得不可思议，甚至不可接受。西方知识分予一般是将知识作为谋生的工具或手段，他们虽然有时也不免讨论一些天下、国家等问题，但当他们的主张、建议不被统治者所理解、所采纳的时候，他们一般并不表现为无限的忧伤、悲哀，更不会绝望，而能以一种乐观的情绪泰然处之，既不悲天，也不悯人。
而儒学的思想传统则不然。历来的儒家学者以治国、平天下、为王者师作为自己天生的职业，他们虽然有时也不免要探讨一些天下、国家之外的知识，但那都不是他们思考的重点，他们的职业只是“以天下为己任”，故而时常显出一种超然自负的神情，用明末东林学派著名代表顾宪成的话说：“生平有二癖：一是好善癖，一是忧世癖。二者合并而发，情不自禁。”
就其价值判断而言，很难说上述差异孰优孰劣。但由于儒家学者太执著于此，因而当他们的理想、主张一旦不能实现、不被采纳时，则往往走向另一极端——对前途悲观失望，愤世嫉俗，超脱如孔圣者尚且哀叹：“道不行，乘桴浮于海。”
更何况少年得志，很少受到挫折的青年贾谊呢？
贾谊的忧患意识不是从一开始就产生的，而是有一个极其复杂的演变过程。在其生命的早期，似乎一直洋溢着一种生机勃勃的乐观主义情绪和自负意识，只是在他受到了挫折之后，他的忧患意识才与日俱增。因此，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贾谊忧患意识的产生与发展，是其个体生命的深刻体验，也符合传统儒学知识分子萌发、坚持忧患意识的一般规律。
如果套用一句成语来说，“少年得志”一词用在贾谊身上似乎是再妥帖不过了。据记载，贾谊“年十八，以能诵《诗》属书闻于郡中。吴廷尉为河南守，闻其秀才，召置门下，甚幸爱。孝文皇帝初立，闻河南守吴公治平为天下第一，故与李斯同邑而常学事焉，乃征为廷尉。廷尉乃言贾生年少，颇通诸子百家之书。文帝召以为博士。”
由此正式登上西汉政治舞台。
贾谊一帆风顺地厕身于西汉帝国权力中枢之后，一方面表现出青年才俊所特有的率直与纯真，另一方面也不可避免地含有青年诗人所特有的天真与幼稚。前者固然容易引起最高统治者的赞赏与回报，而后者则不免导致那些与他有潜在的利益冲突以及那些平庸无能之辈的嫉妒、不满，甚至怨愤。司马迁写道：“是时贾生年二十余，最为少。每诏令下，诸老先生不能言，贾生尽为之对，人人各如其意所欲出。诸生于是乃以为能，不及也。孝文帝悦之，超迁，一岁中至太中大夫。”
作为最高统治者，汉文帝当然乐于见到这样的英才少年为我所用。然而，当反对者的意见足以危害最高统治者的根本利益时，那么，最高统治者就会毫不犹豫地牺牲这样的青年。“贾生以为汉兴至于孝文二十余年，天下和洽，而固当改正朔，易服色，法制度，定官名，兴礼乐。乃悉草具其事议法，色尚黄，数用五，为官名，悉更秦之法。孝文帝初即位，谦让未遑也。诸律令所更定，及列侯悉就国，其说皆自贾生发之。于是天子议以为贾生任公卿之位。绛、灌、东阳侯、冯敏之属尽害之，乃短贾生曰：‘洛阳之人，年少初学，专欲擅权，纷乱诸事。’于是天子后亦疏之，不用其议，乃以贾生为长沙王太傅。”
此点正如诗人所云：“贾谊上书忧汉室，长沙一去古今怜。”
贾谊与当权者的冲突，从表面上看，在于对当时社会形势的基本估价上。贾谊认为，此时的社会经济状况虽然有了相当的恢复与发展，但从总体上看，则潜藏着深刻的危机。“古之治天下，至纤至恶也，故其蓄积足恃。今背本而趋末，食者甚众，是天下之大残也；淫侈之俗，日月以长，是天下之贼也。残贼公行，莫之或止；大命将泛，莫之振救。生之者甚少，而靡之者甚多，天下财产何得不蹶！汉之为汉几四十年矣，公私之积犹可哀痛。失时不雨，民且狼顾；岁恶不入，请卖爵、子。既闻耳矣，安有为天下陆危者若是而不惊者！”
贾谊提醒统治者居安思危，防患于未然，以期唤醒人们的危机感、紧迫感，这无疑是一种清醒的认识，有着不容低估的现实意义。
但是，如果从思想深层来分析，贾谊对当时社会现状的基本判断，不仅对事实作了夸大性的描述与分析，而且其根本用意之所在并不在于就事论事地解决社会危机，而是期望以儒家思想取代黄老之学，使西汉政治彻底摆脱无为而治的政治路线的束缚，过渡到一种有为的状态。
据贾谊自己说，他对汉初以来政治情势的基本估计主要有九个方面，“臣窃惟事势，可为痛苦者一，可为流涕者二，可为长太息者六，若其他背理而伤道者，难遍以疏举。”
如果将这些问题重新归类，大体可分为三个方面，一是中央政权与诸侯王地方政权之间的权力分配；一是社会财富的公平分配；一是汉王朝与周边民族特别是匈奴族的关系如何定位。
对第一个问题，贾谊提出，“欲使天下之治安，天子之无忧，莫如众建诸侯而少其力。力少则易使以义，国小则无邪心。”
对于第二个问题，贾谊认为主要是新兴商人所导致的，因此欲解决社会分配不公的问题，必须重本抑末，“今驱民而归之农，皆著于本，使天各食其力。末技游食之民转而缘南亩，则蓄积足而人乐其所矣。可以为富安天下，而直为此廪廪也。”
对于第三个问题，贾谊主张大一统，吸纳与改造周边民族，建立真正意义上的统一帝国。他说：“古之正义，东西南北，苟舟车之所达，人迹之所至，莫不率服，而后云天子；德厚焉，泽湛焉，而后称帝；又加美焉，而后称皇。今称号甚美，而实不出长城。彼非特不服也，又大不敬。边长不宁，中长不静，譬如伏虎，见便必动，将何时已。昔高皇帝起布衣而服九州，而陛下杖九州而不行于匈奴。窃惟陛下不足，且事势有甚逆者焉。”
很显然，贾谊的这三点主张不仅正合乎传统儒家的思想原则，也是此后董仲舒等儒学大师所着力解决的问题。
贾谊欲以儒家思想取代黄老，其思想的敏锐程度自然是当时举世无匹的。但是，由于此事关涉到统治阶级意识形态和统治方略的根本转变，故而仅靠贾谊一人之力显然是难以完成的。而且，由于贾谊在手法上过于夸大社会的危机程度，无视乃至根本否定汉初以来几代人的努力与成就，这就势必加重其改革主张的阻力，难以获得统治阶层的共识。因而，尽管汉文帝个人并没有完全忘记贾谊其人，
但贾谊的政治理想不可能真正实现则是必然的趋势。更为重要的是，随着贾谊政治上的失势，上升中的儒学势力再次受挫也成为一种预料中的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