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诸子的复兴，为统治阶级意识形态的变更准备了前提条件，那么，为什么汉武帝独钟于儒术，而至少在形式上、表面上排斥其他诸家？欲揭示这类历史偶然现象的终极原因，还只能从当时社会对理论的需求以及各派政治力量的对比，和各家学说的内在结构中寻求答案。
传统的解释差不多都是因袭司马迁的说法，即汉武帝好儒术，“招贤良”，“会窦太后治黄老言，不好儒术”，
帝党和后党两个集团进行了一番斗争，等到“窦太后崩，其明年，征文学之士”。
于是乎，儒术独尊。
诚如马克思所说：“如果斗争只是在有极顺利的成功机会的条件下才着手进行，那么创造世界历史未免就太容易了。另一方面，如果‘偶然性’不起任何作用的话，那么世界历史就会带有非常神秘的性质。这些偶然性本身自然纳入总的发展过程中，并且为其他偶然性所补偿。但是，发展的加速和延缓在很大程度上是取决于这些‘偶然性’的，其中也包括一开始就站在运动最前面的那些人物的性格这样一种‘偶然情况’。”
换言之，我们承认在一些重大历史事件的转折过程中，一些主要人物在某种时候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他们能够充分认识当时主客观条件，并懂得利用和改变这些条件，以促进或延缓某些历史事件的发生与发展。在这里，最重要的或者说终极原因，仍然是社会存在等客观条件。因此，“历史科学要想成为真正的科学，就不能再把社会发展归结为帝王将相的行动”。
儒家学说独步走上统治阶级意识形态的宝座，是涉及到汉王朝乃至整个中国历史的大转变，如果仅用个别帝王、皇后的好恶取舍不同来解释，显然失于肤浅。
顺便指出，所谓汉武帝“好儒术”这个问题本身仍是值得重新考虑的。他确实对儒家学说表示过好感，但在其政治实践中并不是完全按照儒家的伦理要求和道德规范，更不要说如后世儒者从儒家精义中寻求安身立命之所。儒家学说的基本特点在于积极用世，对未来世界持存疑态度，“不语怪、力、乱、神”。
而汉武帝“初即位，尤敬鬼神之祀”，
甚至真诚期望：“吾诚得如黄帝，吾视去妻、子如脱屣耳！”
这哪里有一点儒者风骨，完全是一种道地的神仙家气象。
因此，欲解开儒术独尊的真实原因，决不应局限于汉武帝、窦太后的个人好恶，而应当将儒术独尊的历史过程放到当时广阔的社会背景中加以考察。
当时的社会背景，就其现象而言，正是传统史家津津乐道的“文景之治”。确实，就某些方面说，西汉初年在黄老学说的指导下，社会经济文化等各方面都有了相当程度的恢复和发展，呈现出一种治世气象。但是，盛极必衰。由于黄老学说不足以容纳有为的积极因素，因此，从文帝末年终景帝之世，表面繁盛的西汉王朝也潜伏着深刻的社会危机，在内政、外交诸方面面临一系列棘手的问题有待解决。这种窘况在汉文帝后二年的诏书中就略有反映。诏曰：“朕既不明，不能远德，是以使方外之国或不宁息。夫四荒之外不安其生，封畿之内勤劳不处，……间者累年，匈奴并暴边境，多杀吏民，……。”
这道诏书虽有中国传统公文的自谦之词，但大体上反映了当时的实际状况。
在当时，与匈奴的关系是汉王朝内外政治的晴雨表。刘邦遭“平城之难”后，感到汉王朝的实力尚不足以抵御和反击狡悍的匈奴，因而采纳刘敬的建议，“赂遗单于，冀以救安边境”，并制定了“妻以汉女，增厚其赂，岁以千金”的“和亲”策略，希望以单方面的妥协换取边境的安宁无事。然而结果却适得其反，不仅未能使匈奴屈服，反而使匈奴愈加瞧不起汉王朝，“数背其约”，屡屡在汉王朝的边境进行骚扰，“终景帝世，时时小入盗边”，对汉王朝构成了相当的威胁。
在内政方面，西汉立国伊始，片面接受秦二世而亡的教训，大封诸侯。这些诸侯或因功臣，或因帝姓，骄恣淫肆，无所不用其极，不用汉法，“各自纪年”，培植势力，“自置官属”，
蔑视中央政权，形成尾大不掉之势，终于导致吴楚七国的大规模叛乱。
当七国叛乱之初，景帝不得不忍痛“斩御史大夫晁错以谢七国”，但仍未能阻止这次叛乱。
这次叛乱不仅给西汉王朝带来巨大的经济损失，而且更重要的是，它对西汉王朝的政治冲击，迫使统治者不得不认真思考如何维护和加强中央集权，防止分裂等问题。诸侯王尾大不掉已成为汉王朝的心腹之患，与此同时，由于地主豪族势力的恶性膨胀，土地兼并日益严重，加上大量的流民和投机取巧等商业活动太多，它一方面影响中央政府的财政收入，加重了农民的负担，甚至在文景盛世之时，相当多的地区仍处在“民不益富，盗贼不衰，边境未安”的状况之中。
难怪贾谊痛心疾首，悲呼“可为痛哭者”“难遍以疏举”。
另一方面，土地的大量兼并，流民的大量出现，都使西汉社会处于政治大动乱的边缘。
面对如此的内外窘境，西汉的统治者无法照旧统治下去，改变田有的统治路线和政策，遂成为西汉统治者别无选择的惟一出路。诚如董仲舒在武帝即位之初所指出的那样：“琴瑟不调，甚者必解而更张之，乃可鼓也；为政而不行，甚者必变而更化之，乃可理也。……当更化而不更化，虽有大贤不能善治也。”
换言之，西汉王朝的未来发展，有待于在指导思想上来一次根本性的变革。
经过景武之际现实的严峻考验和一段时间的酝酿，“更化”的迫切性与必要性已被最高统治者逐步认可。余下的问题，就是如何从纷纭繁杂、异说林立的诸子学说中选择一种最为合理的学说，作为黄老学说的替代品，并以此重新建构西汉王朝统治阶级的意识形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