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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初清静无为的黄老政治，持续了相当长的一个时期，中间虽有几次转变的机会，也都被统治者予以否决。及“孝文即位，有司议欲定礼仪，孝文好道家之学，以为繁礼饰貌，无益于治，躬化何谓耳，故罢去之”。
黄老学说出现的另一个原因，如果从汉初统治阶层的构成来分析，显然在于以“布衣将相”为主要成分的汉初统治者，面对新王朝出现的一系列棘手问题束手无策，而不得不采取的权宜之计。在西汉之前，秦王朝虽然建立了统一大帝国，但如何统治这一大帝国，秦王朝并没有来得及制定一套完整的政策和方略，便由于其他原因而被推翻。在一定意义上说，西汉帝国的建立，仍然是前无古人的事业。刘邦等一代豪杰能够打下天下，但对如何驾驭天下，实在说来并没有一部明晰的蓝图。
汉初相继的几位统治者及其统治集团，实际上是乐于守成，进取不足。这自然受客观历史条件的制约，同时，也与他们自身的素质密切相关。在当时相当长一个时期，西汉中央政府和各级政权的把持者，大都是那些虽有战功，但文化水平低、管理能力欠佳的“布衣将相”。他们中的大多数人恃功自傲，视知识如粪土，“介胄武夫，莫以为意”，
本能地讨厌知识和知识分子，自觉或不自觉地流露出对知识财富、智慧财产不屑一顾的蔑视态度。刘邦西入咸阳，诸将皆争金帛财物，惟萧何独先入收丞相府图籍文书，以此得俱知“天下厄塞，户口多少，强弱之处”。聪明如萧何者，所关心的也仅是最实际的物质问题，他人遑论！因此，用刘邦的话说：“乃公马上得之，安事《诗》、《书》！”
知识分子及智慧财产，在刘邦眼里的地位由此可知。
适宜的社会条件将黄老学说捧上统治阶级意识形态的宝座，反过来，这种意识形态又极为深刻地影响和刺激社会生活。在汉初的几十年里，西汉政权的各级官吏几乎都以学黄老之学为荣而相互标榜，这种现象一方面反映了他们面对新的社会条件的无能，另一方面势必助长不思进取、懒汉无为的社会风气，势必带来政治生活、社会生活等方面的混乱与紧张。
代萧何为相的曹参，早在“孝惠帝元年，除诸侯相国法，更以参为齐丞相。参之相齐，齐七十城。天下初定，悼惠王富于春秋，参尽召长老诸生，问所以安集百姓。如齐，故诸儒以百数，言人人殊，参未知所定。闻胶西有盖公，善治黄老言，使人厚币请之。既见盖公，盖公为言治道，贵清静而民自定，推此类具言之。参于是避正堂，舍盖公焉。其治要有黄老术，故相齐九年，齐国安集，大称贤相”。
“安集”百姓的办法，惟在于不理政事，只以饮酒作乐、醉生梦死为能事。
这种状况在汉初并非个别现象，另一位丞相陈平，亦“治黄帝老子之术”，“不治事，日饮醇酒，戏妇人”。
至于在各级地方官吏中，如曹参、陈平之辈的现象更是不胜枚举。如直不疑，“学老子言，其所临，为官如故，惟恐人知其为吏迹也。不好立名称，称为长者”。
上行下效，大家都以无所事为事，其结果虽然不扰民，但不思进取，势必带来政治生活、社会生活的混乱与日积月累的矛盾。
社会生活是一个极为复杂的运动系统，它无时无刻无不处在不断地运动、变化之中，旧的问题解决了，新的矛盾势必重新出现。在汉初特殊的历史背景下，为政之道固然首要在于不扰民，“贵清静而民自定”；但如果强调过分，或做得太过，其结果也势必适得其反。特别是经过汉初几十年的休养生息，生产发展了，社会条件变化了，如果仍一味谨守“无为而治”的原则，不在国家指导思想、施政方针方面适时进行战略调整，适时进入有为状态，那么，整个社会生活势必出现不协调，社会的进步与发展势必受到严重的滞碍。
很显然，面对业已变化了的社会条件，黄老学说难以担此重任，完成西汉社会历史的转变，因为不仅黄老学说本身思想贫乏，而且其内在结构不足以吸收和容纳其他积极有为的思想因素。因而，黄老学说让位于新的统治学说，就成了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
黄老学说到了景帝时代退出历史舞台已成为势之必然。不过，也应该看到，在黄老学说统治下，西汉几十年来所发生的巨大变化，因为，正是这些变化，不仅导致了黄老学说的如此结局，而且决定着哪一种学说登上统治阶级意识形态的宝座。
在黄老学说的指导下，汉初的社会经济得到迅速的恢复和发展。“汉兴，接秦之弊，诸侯并起，民失作业，而大饥懂。凡米石五千，人相食，死者过半。……天下既定，民亡盖藏，自天子不能具醇驷，而将相或乘牛车。”
战争之后的凄凉景象跃然纸上。在这百事俱废，万事待兴之际，国家当务之急必然是恢复生产，发展经济，稳定秩序，使人民得以休养生息，安居乐业。作为统治阶级意识形态的黄老学说，其基本宗旨是“无为而治”、“贵清静而民自定”；其基本要求是“省苛事，节赋敛，毋夺民时”和“节用民力”。
而在小农经济确乎如同汪洋大海般的中国传统社会，人心思定以及厌恶过多的行政干预是带有普遍性的社会心理。正在这一点上，黄老学说的出现不仅是必然的，而且功不可没，确实促进了西汉社会经济的发展与繁荣。经过汉初几十年的努力，秦王朝的严刑峻法、繁徭苛赋基本得以废除，人民的负担减轻了，社会矛盾缓和了，“至武帝之初七十年间，国家亡事，非遇水旱，则民人给家足，都鄙廪庾尽满，而府库余财京师之累百钜万，贯朽而不可校，太仓之粟陈陈相因，充溢露积于外，腐败不可食，众庶街巷有马，阡陌之间成群，乘牡牝者摈而不得聚会，守闾阎者食粱肉”。
人民富了，国家强了，国强民富的前提和结果，当然要在文化方面有所表现。汉初文化繁荣的最基本的特征，是黄老学说松散的思想管制，使先秦以来的几家主要学说基本上都得以恢复和发展。
在秦王朝统一中国之前，是中国学术发展的最繁盛时期。言论自由，诸子勃兴，各种思想见解得到充分的发挥。然而，秦王朝统一中国之后，为了与中央专制主义政治体制相适应，实行独裁的文化高压政策，筘制舆论，统一意识，“诸有文学、《诗》、《书》、百家语者，蠲除去之”。
使中国的文化事业受到极大的摧残，最集中的表现就是人们常说的焚书坑儒。
但是，历史的实际进程从来不以任何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焚书坑儒的实际效果恰好与焚书坑儒者的主观愿望相反。结果不仅使那些儒士接受教训，学会变通，得以自保，等待时机，东山再起，而且各家学说的重要典籍几乎都以不同的隐蔽手段得以保存和流传。“于是汉兴，萧何次律令，韩信申军法，张苍为章程，叔孙通定礼仪，则文学彬彬稍进，《诗》、《书》往往间出矣。自曹参为盖公言黄老，而贾生、晁错明申、商，公孙弘以儒显。”
这表明，在黄老学说统治下的汉初几十年，基本挽回秦王朝文化独裁政策所带来的损失，秦以前的几家重要学说虽然有的被淘汰，而大部分则不同程度地得以流传并获得了一定的发展。
诸子学说的复兴，为统治阶级意识形态取黄老学说而代之，提供了广阔的选择余地。然而，究竟是哪一种学说具有这种资格，则取决于这种学说的内在结构和外在影响。
在诸子复兴的大潮中，影响最大的首推墨家。墨家是战国时的重要学派，《汉书·艺文志》列为“九流”之一。墨家为儒家的反对派，儒家学者对墨家的主张可以说深恶痛绝。孟子称“杨朱、墨翟之言盈天下。天下之言不归杨，则归墨”。
墨家主张兼爱、非攻、尚贤、尚同、天志、明鬼、节葬、节用、非乐、非命等，许多命题正好与儒家的主张相反。因此，在战国时代受到儒家学派的坚决排斥。孟子曾咬牙切齿地诅咒道：“杨墨之道不息，孔子之道不著。是邪说诬民，充塞仁义也。仁义充塞，则率兽食人，人将相食。吾为此惧，闲先圣之道，距杨墨，放淫辞，邪说者不得在作。作于其心，害于其事；作于其事，害于其政。圣人复起，不易吾言矣。”
到了战国末年，墨家学派在墨翟之后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据韩非子记载，“自墨子之死也，有相里氏之墨，有相夫氏之墨，有邓陵氏之墨”三大派系，这三大派系“取舍相反不同”，而皆自谓真传。
在三派之外，尚有以《墨经》为代表的墨家后学。这些墨家后学，克服了早期墨学中天志、明鬼等迷信成分，发展了墨子学说中的唯物主义因素，在认识论、逻辑学，以及数学、光学、力学等自然科学方面获得突破性的进展，为中国古代科学思想的发展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后期墨学虽然在许多方面都和原始墨学有着显著的差异，但它毕竟以墨学的旗号在战国末期继续活动和流传。
秦汉之后，随着中国传统社会的确立与统治秩序的巩固，特别是由于墨学自身的弱点，比如似乎由于厌恶思辩而对阴阳学说和气一元论也懒得加以理睬了，因而，它忽视了吸收最新的思想要素，忽视了当时同天文、历法、医学、农学等有密切联系的另一种朴素唯物主义自然观，也忽视了与阴阳学说有密切联系的朴素辩证法，结果，原本开放、多元的思想体系，变成封闭、一元的思想结构，遂使墨学几乎中断，成为绝学。
这是秦汉之后一千余年墨家学说的实际情况，不过，在秦汉之际，墨学作为学术集团似乎消失了，然而，从思想发展的实际进程来考察，墨家的思想成分并没有烟消云散，而是被当时或后来的一些思想派别所吸收。诸如尚同、尚贤和有平均主义色彩的思想内容被董仲舒等秦汉儒者所采纳，并借以构造成以天为最高权力象征，以天子为轴心的大一统的帝国理论模式，以及在《礼记·礼运》篇中所表现出的具有绝对平均主义色彩的乌托邦思想，和任人唯贤的中国传统社会的政治组织路线。至于墨家以功利主义为特色的伦理道德观念对汉初流行一时的刑名学派的价值标准显然也有深刻的影响。另一方面，汉代新儒学的开创者董仲舒还明显地吸收了墨学的天志、明鬼等思想内容，从而形成精致而又庞大的天人合一的儒家神学人本主义思想体系。
由于墨学集团成分的复杂，后期墨学的发展，或于辩、侠之际有所偏重，他们皆自谓“真墨”，相谓“别墨”，前所述墨家情况主要侧重于“辩墨”，而在社会实践领域，我们看到，秦汉之际为数众多的游侠之士可能就深受墨家学说的熏染，或者本身就是墨学的别派。他们或多或少地负起了墨家学说的传承使命。如景帝时人郑当时，为了赶时髦，一方面“好黄老言，其慕长者，如恐不称”；另一方面则以“任侠自喜”，“每五日洗沐，常置驿马长安诸郊，请谢宾客，夜以继日”，结果得到“其知友者皆以大父行，天下有名之士”的美称。
类似的例子还有不少。在这里我们不是可以朦胧地感觉到墨学集团中“巨子”活动的身影吗？太史公说，儒以文乱法，而侠以武犯禁。所谓侠，即墨之别派。秦汉人常以儒墨并称，或儒侠并称，足见墨家学说在当时仍拥有与儒学相埒之势力。
与墨学复兴的同时，法家学说在汉初也获得了相当充分的发展。以韩非为集大成者的法家学说，由于得到秦始皇的青睐和庇护，不仅李斯之辈官至一人之下，万人之上，而且使法家学说成为秦王朝的统治学说，使法家学说在秦朝获得空前绝后的大发展。
西汉建国之后，尽管有许多学者或有识之士不断地批评法家学说，尖锐地指出秦二世而亡是由于执行了法家思想路线的结果，希望汉王朝另外寻找新的统治学说，坚决摈弃法家学说；然而，在黄老学说宽大为怀、兼容并蓄思想的指导下，在汉初的几十年，法家学说不仅未被禁止，反而使之得以广泛流传，并改换成刑名之学的面孔，一度参与汉初政治。
即使仅从纯粹的学术传授系统看，法家学说在汉初的发展轨迹也历历可见。景帝时官至御史大夫的韩安国“尝受《韩子》杂说邹田生所”。
晁错也“学申商刑名于轵恢生所，与洛阳宋孟及刘带同师”。
景帝时，晁错用事，权倾九卿，法令多所更定，足见法家势力在汉初政治中的影响力。
在被称为“有汉第一儒者”的贾谊思想结构中，法家学说也占有相当的分量，这一点早为学者所指出。甚至“武帝虽重儒术，实好察察之明，任用桑弘羊辈，欲行李悝、商鞅之术以治天下，故儒法并立，而相水火于朝廷”。
质言之，在汉初几十年，法家学说不仅有专门传授，而且在广大知识分子甚至部分官僚层中拥有相当的势力，并一度具有新统治学说候选者的资格。
除了墨家、法家之外，在汉初的几十年，先秦道、名、阴阳、五行、农、杂等诸子百家都有一定规模的发展，如主父偃先学“长短纵横之术，晚乃学《易》、《春秋》、百家言”。
当时的人热衷于传承这些学说，除利禄的原因之外，恐怕更多地是时代条件使然。因为在黄老学说的统治下，学术自由的空气较为浓郁，“世之学《老子》者则绌儒学，儒学亦绌《老子》”。
自由空气促使了诸子的复兴，使中国学术的发展迎来了秦王朝之后的第一个黄金时代，也为后来取黄老之学而代之提供了充分的选择余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