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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一天晚上6点左右，巴士在休息站停靠时，她吃了个奶酪汉堡，喝了杯柠檬水，此后就再也没吃没喝，她很饿。她在电视休息室一直坐到大钟的指针转到4点，觉得最好是去吃点东西。她走到售票窗口附近的小餐厅，一路上踩到了几个睡觉的人。其中很多人都蜷起胳膊，护着鼓鼓囊囊的塑料垃圾袋，很多袋子都用胶带修补过。等罗西拿到咖啡、果汁和一碗麦片时，她已经想明白，自己完全没必要担心被警察赶出去。这些睡觉的人不是要在这里赶车的旅行者，而是无家可归，只能在车站露宿的人。罗西为他们难过，但也感到一种不太寻常的安慰——如果实在需要，明晚她自己算是有地方过夜了，知道这一点让她很高兴。
还有，如果他到了这儿，到了这个城市，你觉得他会最先去哪里找你？你觉得他的第一站会是哪里？
这么想太傻了——他不会找到她的，他绝对不可能找到她——然而，光是这么一想，她背上也依旧冒出一股寒意，顺着脊椎骨蔓延开来。
吃了东西她感觉好些了，有点力气了，也更清醒一些。吃完以后（本来还拿着咖啡慢悠悠地在喝，结果发现餐馆的拉美裔杂工正看着她，毫不掩饰不耐烦的情绪），她缓步回到电视休息室，半路上看到租车亭附近的一个摊位上有一个蓝白相间的圆圈。圆圈外围的蓝色条纹上写着“旅客援助”的字样，罗西产生了一丝略含幽默色彩的想法，如果世界历史上真有那么一个需要援助的旅客，那就是她。
她向那发光的圆圈走了一步，看到圆圈下的摊位上坐着一个人——一个中年男人，头发日渐稀疏，戴着角质架眼镜。他正在看报纸。她朝他的方向又走了一步，然后又停下来。她不是真的要过去吧？苍天在上，她到底要跟他说些什么呢？她离开了她的丈夫？除了自己的手提包、他的银行卡和身上穿的这身衣服，她什么都没带。
告诉他又有何不可？“现实理性女士”问道，而且声音中没有丝毫温柔同情，如同扇到罗西脸上的一记耳光，既然你已经鼓起勇气离开他了，难道没有勇气承认这个事实吗？
她也不知道自己究竟有没有勇气，但她知道，要在凌晨4点钟对一个陌生人讲清楚自己生活的概要是很难的。而且，无论如何，他很可能只会叫我滚蛋。也许他只负责帮人们补办丢失的车票，或者通过扩音器发布走失小孩的消息。
但双脚仍然不由自主地朝“旅客援助”的方向移动，她明白自己的确是想和那个头发日渐稀疏、戴着角质架眼镜的陌生人说话，而且这么做的原因再简单不过：她没有其他选择。在未来的日子里，她很可能不得不告诉很多人，她离开了丈夫；她曾在一扇紧闭的门后恍惚地生活了十四年，她这个废人几乎没什么生活技能，工作技能更是绝对为零；她需要帮助，她需要依靠陌生人的善意。
但这一切其实都不是我的错，对吧？她想着。她自己的冷静真是让她吃惊，几乎是目瞪口呆。
她来到摊位前，把暂时没有攥着包带的那只手放在柜台上。她满怀希望与恐惧地垂眼看着那个角质架眼镜男低着的头，几缕稀疏的头发整整齐齐地排在头上，露出布满色斑的褐色头皮。她等着他抬起头来，他却忘我地钻进报纸里去了，那是一份外语报纸，看着像希腊语或俄语。他小心翼翼地翻到下一版，看着两个足球运动员争球的照片，皱起了眉头。
“打扰一下。”她小声问道。摊位上的男人抬起头来。
拜托，他一定要有一双和善的眼睛啊，她脑子里突然冒出这样的想法，即使他什么也做不了，也一定要有和善的眼睛……让这双眼睛看着我，真正的我，那个站在这里，除了凯马特购物袋的带子，什么都抓不住的人。
她看到了，他的确有一双和善的眼睛。在厚厚的镜片后面，这双眼显得虚弱无力，游移不定……但很和善。
“不好意思，但你能帮帮我吗？”她问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