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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学时代的梁漱溟，除了思考人生问题外，还因中国问题的强烈刺激，使他对政治理论、革命与改良等当时中国知识界最关心的话题发生浓厚兴趣。
那时，梁漱溟较一般同学更方便地获得梁启超在日本编辑的《新民丛报》、《新小说》，以及立宪派稍后出版的《国风报》、革命派的《民报》等。
这些刊物，特别是梁启超的文字，深深吸引了梁漱溟的注意力，对其思想的形成与转变产生了莫大影响，使梁漱溟在阅读中获知许多近代思想和理念，相信梁启超等人为中国所开出的君主立宪处方，确实看到了中国问题的症结，是整治中国问题的灵丹妙药。梁漱溟真诚相信梁启超的伟大与特异处，佩服梁启超的思想敏锐与行动果敢。他认为，梁启超所鼓吹的国会制度、责任内阁、选举制度、预算制度、国库制度、审计制度，乃至银行、货币等问题，都是中国应该实行的优良制度，中国如果按照梁启超的规划进行改革，就必然能够像西方国家一样，建设成一个近代国家。
梁启超的政治设计方案深深感染着梁漱溟，如同中国传统士大夫期待成为“王者师”一样，梁漱溟觉得这些方案才是现代知识人应该做的事情，才是创造历史、改写历史。当是时，立宪运动原本是清政府主导的一场政治改革，然而不知何故，尚未被开释归国的梁启超一派却莫名其妙地成为这场运动的领导者。这一事实使梁漱溟佩服得五体投地。他此后在政治上的许多作为，都可以从这里找到模仿梁启超的痕迹。至于思想脉络、知识传承，更是梁漱溟后来并不隐讳的。
不过，近代中国的政治变动实在太快，在这如此快捷的政治变动中，聪敏如梁启超自然不能始终如一信守自己的政治信念，总是在追随世界潮流，以今日之我非昨日之我。这实在是政治偶像之大忌。因此当梁启超已放弃旧观点转向新观点时，梁漱溟们依然在坚守着旧观念，久而久之，梁启超的这些“粉丝”如何能够始终如一拥戴偶像，成为铁杆？
梁漱溟对梁启超的崇拜、信仰与追随并没有持续太久，他就转而走到梁启超的对立面，追随孙中山闹革命。梁漱溟的这个转变固然有政治上的背景与原因，有清政府官僚体制病入膏育，整体性腐败日甚一日。另外一个最直接的原因，就是因为他遇到了能说会道的革命党人甄元熙。
甄元熙，字亮甫，广东台山人。作为孙中山的忠实信徒，甄元熙具有较为强烈的革命思想。在梁漱溟十六七岁时，甄元熙带着发展革命力量的使命从南方考入顺天中学堂，并编入梁漱溟所在的班里。甄元熙较梁漱溟年长二三岁，他们彼此都对时局格外关心，且在大的方向上比较一致，都倾向于中国社会改造、政治变革，只是在如何变革、如何改造上有所不同，因此他们很快成为好朋友。
梁漱溟从甄元熙那里读到由东京出版的《立宪派与革命派之论战》一书，书中收集了以梁启超为首的立宪党人和以胡汉民、汪精卫为代表的革命党人两派论战文字。梁漱溟认真研读了这些文字，仔细分析了两派理论上的是非得失，思想上受到很大震动。但由于他原来自觉倾心于梁启超的君主立宪主张，因而不可能在一夜间由立宪党人的追随者而遽然变成一个革命党人。他只热心政治改造，而不同情于排满。在政治改造上，梁漱溟又以为英国式的君主立宪政体为最理想的政治形态，否认君主国体、民主国体在政治改造上具有什么等差不同。基于此种政治理念，梁漱溟转而指责民主国，以为不论是法国式的内阁制，抑或美国式的总统制，皆不如英国的君主立宪制显得完善、完美。在政治改造运动上，梁漱溟认为为了达到目的，可以使用各种各样的手段和方法，而其中最便捷、最有效的方法，莫如学习俄国虚无党人的暗杀办法。政治暗杀一方面可以很有效，另一方面对社会层面的破坏性也不是很大，不会引起怎样的国际干涉。
甄元熙是绝对的共和主义者，他当然不能赞同梁漱溟的这些主张；而梁漱溟自幼年时代开始就是一个非常有主见的人，凡事都经过缜密思考，如果不能说服他，就很难使他改变主意。于是他们二人为了相互说服，就仿照梁启超、汪精卫们在东京论战的样子，秘密为长文进行辩论，并设法各以文章示人，请人批评。经过辩论，梁漱溟常常为甄元熙的革命激情所感动，加上后来的事实教育了他，使他对君主立宪的主张彻底失望而转向革命。
当时的情况是，戊戌维新失败之后，清政府在革命党人武装起义以及群众自发反抗斗争的震撼下，不得不作出立宪姿态，于是国内一度蛰伏的立宪党人逐渐解除顾忌，重新议论起开国会、立宪法等问题，使立宪运动形成一股潮流。1905年7月，直隶总督袁世凯、两江总督周馥、湖广总督张之洞联衔上奏，请定十二年后实行宪政，并奏请简派亲贵大臣分赴东西洋各国考察政治。不久，清廷批准了袁世凯等人的这一建议，指派亲贵五大臣分赴东西洋各国考察宪政。清政府的举措无疑激励了立宪党人政治热情，在国内，从中央到地方各种立宪团体纷纷成立，大规模的请愿运动接二连三。
立宪党人的积极活动，本意在于催促清政府革新图强，稳定政局，消弥革命。然而大清王朝确实到了需要改朝换代的王朝末期，慈禧太后之后的清廷当权者深恐大权旁落，无法自保，不仅不愿履行诺言，推动改革，实现政治民主，反而在原来已有承诺基础上步步倒退。因此立宪党人请愿愈勤，活动愈力，清廷的疑虑反而愈增，愈益加紧中央集权，愈益加强满洲贵族的权力，无视两百年民族融合特别是汉人士大夫、开明官僚对大清王朝的贡献。这就不仅深深伤害了立宪党人，而且使大清王朝的统治基础迅速解体，许多立宪党人和开明士大夫、官僚阶层对清廷倒行逆施深感失望，当他们预感到真诚热爱大清王朝的爱心不仅得不到回报反而将受到清廷迫害时，他们的惟一选择是逐步放弃对立宪政治的追求，转而投身于革命，用原先竭力反对的暴力手段完成新旧王朝更迭，重建政治统治秩序与系统。梁漱溟也在这一大潮中选择了转变。
在梁漱溟由立宪党人转变到革命党人的过程中，起过促进作用的当然不止甄元熙一人。像张耀曾、章太炎、章士钊等人都不同程度地对梁漱溟思想变化发生过影响，促成这种转变加速度。
张耀曾，字蓉溪，又字镕西、庸希。他的父亲张士镳是梁漱溟外祖父张士铨的亲弟弟，他的母亲陆秀珊是桂林陆仁恺之女，而陆仁恺为梁宝书的长女婿，所以陆秀珊也就是梁济的表姐。更重要的是，张士镳还是梁济、张春漪夫妇的婚姻介绍人。基于这种复杂姻亲关系加上勤于走动，他们两家关系很好。1902—1903年，张士镳、陆秀珊夫妇不幸相继去世后，张家的三个孩子搬到梁家居住，由梁济夫妇就近照料。
张耀曾生于1885年，较梁漱溟大八岁，当梁漱溟十四五岁时，最敬佩的少数人中就有张耀曾。张曾留学日本数年，思想进步，人格亦高，后参加辛亥革命。张耀曾在民国初年政治中，不惟在同盟会及稍后的国民党中得到群情推重信服，而且深为异党所爱重。所有这些，不能不引发梁漱溟思想的变化。
至于章太炎，作为近代中国最为重要的思想家之一，他所发挥的影响既是在康有为、梁启超之后，亦是将主要矛头对着康梁，尤其在辛亥革命前那段时间，章太炎一度与孙中山等革命党人联手，鼓吹革命，反对保皇，同时也对西方近代政治体制中的代议制之类表达不满，凡此都对梁漱溟思想的形成与转变影响甚巨。
说到章士钊，我们会立即想到他的思想见解，尤其是他的文化保守主义主张与梁漱溟后来的文化主张相当一致。然而，如果说章士钊对梁漱溟的直接影响，恐怕更多的并不在于文化方面，而是章士钊的名士派头、独立性格及其早期政治主张，像章士钊当年讨论的宪政制度问题、国会究竟是应该采用一院制还是二院制问题等，在在都影响着少年梁漱溟的思考，成为梁漱溟思想演变、转型、成熟的一个很重要的思想资源。
梁漱溟之所以能在辛亥革命前夕由立宪政治的拥护者转而成为共和革命的积极参加者，除了诸位师友与思想家的深刻影响外，另一个重要原因无疑在于梁漱溟具有接受新思想的内在素质或者说潜质。换句话说，由于他长时期生活在一种开明家庭，他的父荣梁济以及梁济那些开明朋友的影响，在很大程度上培植了梁漱溟接受新思想，追踪新潮流的心理准备。
当此时，汪精卫、李石曾、魏宸组、赵铁桥等人正在北方组织成立京津同盟会。京津同盟会全称中国革命同盟会京津保支部。它有明确的政治纲领和组织机构，但限于当时的历史条件，加入组织的形式与手续并不严格，会员之间虽是单线联系，但其组织系统并不那么严密。他们开始只是从事小组织活动，正式组织约于1911年冬在天津成立，由汪精卫任支部长，下设参谋、军事、财政、交通四部，分别由白逾桓、彭家珍、胡鄂公等人负责。
京津同盟会在北京东单二条设有一个联络点，由甄元熙负责，表面上看这是一座沿街而门面很小的杂货店，里面的房子则常用来供会员们聚会和碰头。梁漱溟经常来这里多半是为了听消息，议国事，传递革命书刊，有时也替甄元熙守店面，为后面的聚会站岗放哨。他们的任务主要是配合南方革命军的行动，谋杀清廷显贵。他们的工作看起来好像很凶，玩手枪炸弹的把戏；同时亦儿戏得很，由于他们都是一群年轻人，并不知其中的轻重关系，拿手枪和拿小刀玩耍一样。好在辛亥年间的南北僵持在袁世凯、黎元洪、孙中山等一大批政治家的操作下很快化解，不仅使中国避免了法国大革命式的惨剧，避免了一场全国范围的生灵涂炭，而且及早结束了南北纷争，革命党人失去了斗争目标，也就只好解甲归田，从事建设，梁漱溟短暂的革命家生涯至此结束。
辛亥革命以后，南北议和，南方革命党人在清廷和平退位后，承诺前言，将政权和平移交给了具有“新思想和旧手腕”的袁世凯，中华民国定都北京，京津同盟会很快也就不再舞刀弄枪，而追随同盟会领导人，将全副精力投身于政治活动，整天所忙乎的不外乎是议会选举、扩大政党等。梁漱溟因京津同盟会之便，到《民国报》担任记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