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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87年底，长子焕鼐出生。又六年即1893年，梁济的第二个儿子焕鼎来到人间。这个焕鼎就是我们所要说的梁漱溟。
梁漱溟出生后又一年即1894年，梁济的第二个女儿焕诰出生。又二年（1896），三女儿焕绅出生。至此，除去长女大元不幸早夭外，三十八岁的梁济已有两男两女，现实生活的压力显然已不允许他在科举道路上继续磋砣。
由于梁济通过甲午战争一系列重大事件的刺激，既无意也无力在科举道路上继续前行，而且他也越来越清晰地感到中国教育体制、文化体制不要很久一定会发生大的改变，科举体制很可能要让位于新式教育，所以他在自己义无反顾地放弃在科举道路上前行的同时，当然也就不愿意让自己的子女继续接受日式教育。所以，梁漱溟的哥哥梁焕鼐从小就接受西式教育，1903年入“京师译文馆”习外语，三年后官费至日本东京明治大学攻读商科。1911年辛亥革命前毕业，遂被驻日公使汪大燮引为中国驻日使馆翻译官，第二年即民国元年回国，先是至西北大学任教，1916年弃学从政，历任北宁铁路局秘书长、青岛统税局局长，甚至在七七事变后，梁焕鼐依然在日伪统治下的青岛、天津统税局继续担任局长职务，只是他于1943年病逝，所以后来并没有受到中国政府的追究。
梁焕鼐的成长道路显然是梁济设计的一条洋务路线，是中国传统教育体制向现代教育分科体制转变的必然结果。所以，如果不发生意外，比梁焕鼐小六岁的梁漱溟肯定也会沿着这条道路走，因为梁济早就意识到中国向西方向东邻学习的必然性，一再告诫亲朋要将出洋留学当做一件正当要紧之事去做，不要担心花费，即便是花掉大半家产，只要孩子能够学有所成，也是值得的。
然而，梁漱溟并没有走上这条道路，其原因主要是他生而瘠弱，整天生病，未到天寒，往往手足冰凉。到了五六岁时，又常患头晕目眩症，每当犯病，一时天旋地转，坐立不稳，必须安卧始得安宁。七八岁时，梁漱溟虽亦和其他的小朋友一起跳掷玩要做游戏，然总不如别的孩子活泼利索。一次效法别人盘杠子，不慎跌下地来，用药后方才苏醒。从此后，梁漱溟再也不敢轻易参加打球、踢球等活动。加上爱用脑子，小小少年其神情颜色俨然像个“小老哥”。家长亲朋都觉得梁漱溟或许不会长命，所以也就没有人逼他像哥哥梁焕鼐那样正经八百地读书向学。
幼年时代的梁漱溟在自由自在中度过，到了1898年，梁济为梁漱溟请了一位姓孟的先生在家开蒙授课。不过，梁济并没有让这位老师教梁漱溟科举科目，上来就是最西化的《地球韵言》。
《地球韵言》这本书为张之洞的门生张士瀛编著，是当年最为流行的一本世界大势教科书，1892年出生的郭沫若、1893年出生的梁漱溟、1899年出生的老舍，都在幼年时代精读过这部书，也都在后来的回忆中浓墨重彩地渲染过这部书对自己的深刻影响。
其实，《地球韵言》只是一本世界大势蒙学书。该书以国别为经，编织各大国政治、经济概况，并不以各国地理为主。不过，该书正文确如书名所示，是以四字韵语为句，介绍一些世界知识，这显然方便儿童记忆。为加深理解，《地球韵言》仿中国蒙学读物如《三字经》之类，于正文之外附有大量注释，对正文中疑点难点进行详细解释。如“日本第七”正文为：“日本传国，百廿二世；睦仁嗣统，纪元明治。汪洋四岛，普陀正东；三韩斜对，向如两弓。”如果仅仅背熟这些正文，并不一定明白意思，所以必须凭借注释去了解历史事实。
梁济之所以不让梁漱溟沿着科举道路前行，除了他个人认知外，主要还是时代使然。那一年，光绪帝主持的维新变法运动正轰轰烈烈地开展，其中一个最重要的主题就是废八股、改科举，光绪帝一度宣布三年后即庚子年开始停科举，这样一来，如果让梁漱溟这样的幼童继续操练科举考试的内容，显然非智者之举。
不过，梁济的这一做法太过绝对，至少在那个年代，很少有家长像梁济这样大胆彻底不让子女用心于儒家经典诵读，结果正如梁漱溟后来所回忆的那样，至成年，他除了能够诵读朱子编定的蒙学韵文读物《小学》外，对四书五经根本不曾寓目。
戊戌年的变法仅仅进行了一百天，就因种种原因而中止，各项变革大都停止，归复旧制，不过在新教育方面似乎依然沿着先前的道路走下去。第二年，福建人陈録在北京创办了中西小学堂，据考订这是北京第一个洋学堂。
中西小学堂创办后，梁漱溟成了这个洋学堂的第一批学生，他在那里读了两年，既念英文，又念中文，很有味道。可惜的是，到了1900年春夏之交，义和团起山东，不到三月遍地红，特别是袁世凯出任山东巡抚后，强力镇压，迫使义和团向京畿地区转移，大闹京城，稍后八国联军入京，两宫避走陕西，举国振动，国将不国。留在京城的新旧学校一度被迫关门，梁漱溟这班少年也只好将《英文初阶》、《英文进阶》等课本一齐烧掉，休学回家。
经过庚子事变刺激后，慈禧太后决心变法，新势力重新抬头，学堂复兴。梁漱溟遂于1901年转入南横街公立小学堂读书，翌年转入蒙养学堂。
蒙养学堂创办人彭诒孙号翼仲，苏州人。苏州彭氏为江南名门望族，原籍清江，明洪武年间移徙于长州。康熙十五年（1676），彭家子弟彭定求会试第一，夺得会元桂冠；殿试复第一，膺状元桂冠。长州彭氏从此名闻天下。
彭定求的孙子彭启丰，雍正五年（1727）会试第一，殿试时重演五十一年前的故事，复夺得状元桂冠。此后长时期供职南书房，承旨起草诏令，应制撰写文字。为雍正、乾隆两朝元老。
彭启丰的孙子彭蕴章字咏莪，道光年间进士，历任工部尚书、文渊阁大学士、兵部尚书等，足见在清廷决策层面所处的重要地位。
长州彭氏经过长达两百年的发展，已经成为一个很有名的政治世家，然而到了彭蕴章的孙子彭诒孙的时候，时代条件使然，使彭诒孙对官场不再有兴致，以豪门望族、世家子弟的身份背景转而立足于民间，创办报纸，开民智，倡民强，提倡维新与社会改良，成为晚清北京爱国志士维新先锋。
彭诒孙创办的报章有《启蒙画报》、《京话日报》和《中华报》三种，这三种刊物都与梁济和梁漱溟有着很深的渊源。
《启蒙画报》最初日刊一张，后改为半月刊，又改旬刊，每册约二三十页。画图主要出于晚清名画家刘用烺之手。
刘用烺（1866—1924），字炳堂，河北永清人。他天资聪颖，酷爱绘画，精研古人画技，又不故步自封，能参照西洋绘画原理，融会中西，自成一家，既得西洋画法写实之妙，又能保留中国绘画意境。
除了刘用烺的作品使《启蒙画报》一纸风行外，《启蒙画报》的文字全部用白话，内容有天文、地理、博物、格致、算术、历史掌故、名人轶事以及“伊索寓言”之类的东西。这些作品以通俗语言讲述科学道理，娓娓道来中往往在人的精神志趣上有所启发有所鼓舞，成为当年老少咸宜的畅销读物，很受梁漱溟这样十几岁儿童的欢迎。
《京话日报》是以白话写作的小型日报，创办于1904年。每天除头版有国内外“紧要新闻”外，主要报道发生在北京的社会新闻，畅销京津，远销东北、西北各地。这些社会新闻，不仅一度成为民间说书人说讲的依据，而且受到清政府青睐，享有“两宫御览”待遇。每期都由专人送往宫中，对北京乃至广大北方地区都有很大影响。
《京话日报》设定的目标是开民智，所以在这个报纸创刊后几个月，彭诒孙又创办了一份《中华报》，其预设目标为“开官智”，以典雅文字进行写作，议论朝政，专门供上层人士阅读，销路较小。
于办报之余，彭诒孙又适应当时新形势，在前门外五道庙路西报馆内创办蒙养学堂，教以新知，启迪童蒙。
彭诒孙与梁济是年轻时便非常要好的朋友，且换帖订盟为兄弟。因为交好，后来彼此又做了儿女亲家，彭诒孙的长女彭清绮便是梁济长子梁焕鼐的妻子，也就是梁漱溟的嫂子。梁焕鼐、彭清绮婚后育有二男五女。基于这种特殊关系，彭诒孙的所有新事业和他所致力的社会改良运动，原都有梁济的一份赞助。所以，当彭诒孙创办蒙养学堂时，梁济自然命梁漱溟等前往受业。
蒙养学堂施行男女同班，采用商务印书馆编印的教科书。梁漱溟在这里接受了西方科学文化比较系统的知识。然而到了1906年7月间，追随康有为、梁启超流亡日本的吴道明、范履祥受命归国，试图与光绪帝取得联系，并且通过收买太监，试图谋杀慈禧太后。不料此事被清廷侦知，吴道明8月8日被逮捕；翌日，范履祥归案。这件事情不管怎么说都不太光彩，于是清廷无意声张，由提督衙门审讯后，递解至天津交给北洋大臣兼直隶总督袁世凯，准备秘密处决了事。
吴道明、范履祥案子由于牵涉到政治高层，处理得非常机密，非亲身经历此事者，即便政治高层也无法获知真实情况。当时新闻界对此事也有传闻，但谁也说不清楚，特别是鉴于案件非常敏感，情节扑朔迷离，新闻界即便有人知道一些真相，也大都噤若寒蝉，不愿过问，担心开罪朝廷，罹不罪之罪。
然而彭诒孙偏不信这个邪，他以为清廷预备立宪的诏书刚刚发布，怎么可能发生这样不经公开审讯，而暖昧的杀人案件？此事果真，立宪希望，岂非虚语？几经郑重考虑，他觉得即便牺牲全部事业，也应该出而揭露此事的真相，以杜绝其将来，维持其人道，以此推动预备立宪的发展。于是派员在京津两地秘密调查，在《中华报》系列报道揭露此案真相。
《中华报》的系列报道引起清廷及袁世凯的不满，袁世凯致电巡警部尚书徐世昌予以查处，巡警部命令外城警厅封报抓人，将《京话日报》和《中华报》报馆查封，将两报主笔杭辛斋、彭诒孙一同课罪，其罪名是“妄议朝政，捏造谣言，附和匪党，肆为论说”。杭辛斋的处分是即日递解回籍，交地方官严加禁锢；彭诒孙的处分更重，判处流放新疆监禁十年。
彭诒孙充军后，连带所及，蒙养学堂自然关门大吉。梁漱溟又被迫改为在家读书，由梁济联合几家亲戚，请一位奉天刘钠先生任教。不久，梁漱溟又在江苏旅居北京同乡会所办的江苏小学堂上了大约半年时间。
1906年夏，梁漱溟考入顺天中学堂，一口气在那里上了五年半后正式毕业。这算是梁漱溟少年时代最系统、最完整的一段教育经历。
顺天中学堂的创办人为福建人陈璧。陈璧（1852—1928），字玉苍，晚号苏斋，福建闽侯人。1877年进士。历任内阁中书、宗人府主事等职。陈璧毕生钟情于新教育事业，戊戌变法前就联络乡贤林纾、陈宝琛等在福州创办了一所兼习中西的新式学校“苍霞精舍”，1900年任五城御史时，创办有五城中学堂，据说是北京最早一家新式学堂。1901年升任顺天府府尹，在新政的热潮中继续致力于新教育，奏准开办“首善中学堂”，正式开学后命名为“顺天中学堂”。所以，顺天中学堂虽然不是北京最早成立的新式学堂，但却与最早的新式学堂有着很深的渊源。至于这所学校后来的演变，更是令人吃惊，它既是现在北京师范大学附中的前身，还是河北师范大学的一个重要源头。
顺天中学堂设在地安门外兵将局，其所用的房产由内务部从抄产官房中拨给，政府核定的招生计划为每年四十人，计划外招生二十人，这二十人主要是外省籍京官子弟。顺天中学堂的课程设计以西学为主，洋文总教习王邵廉，字少泉，天津人，北洋水师学堂毕业，后留学英国，习造船工程，归国后任北洋水师学堂数学、英文教习，为严复得意门生和助手。1900年庚子事变后，北洋水师学堂遭到严重破坏，不得已，严复去了上海充当自由撰稿人，而王邵廉去北京投奔陈璧，先任五城中学堂总教习，后参与创办顺天中学堂。
王邵廉这样的人充当顺天中学堂英文总教习，可以看出这所学校的教学程度比较高，而其最初的学生水平则参差不齐，高低不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