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近代中国知识人中,梁漱溟一直拥有很高的声望,其原因显然与其1950年代敢于犯颜有关,这是时势使然。被批评者或许蒙受了当时的短暂羞辱,但在历史上的声名差不多也就因此注定。
其实,仔细分析1950年代梁漱溟与毛泽东言语冲撞的来龙去脉,我们也不难发现梁漱溟的本意并没有要与毛泽东冲突的意思,他坚守的政治立场只是补台而非拆台。这从其思想主旨中不难寻出蛛丝马迹。
梁漱溟的思想非常庞杂,在过去二十年间,包括笔者在内的许多研究者都对梁漱溟的思想进行过不同程度的阐释,发表过不少论著。梁漱溟思想的大致脉络已经比较清晰,但其主旨似乎始终没有一个比较简洁明了的概括。或以为他是一个文化保守主义者,所以被誉为中国“最后一个儒家”;或以为其深研儒释道三家学术,所以又被推崇为东方学的大家,视为学术中人。其实,按照梁漱溟的个人想法和内在追求,他真的是“无聊便读书”,他和中国历代士大夫、知识人一样,最高的追求与生命境界是“内圣外王”,是“修齐治平”,只是他的“外王”道路走不通时,不得已,像孔夫子晚年一样退而著述,不经意成了一个思想家、学问大家。这其实并非主观企求。
在“内圣外王”、“修齐治平”的政治道路上,梁漱溟信奉的是“非暴力”的和平主义,也就是大陆学术界在1950年代批判梁漱溟时所说的“改良主义”。
按照学理解释,所谓改良,就是在事物原有基础上祛除其缺点,主张以温和的手段在细枝末节上对原有体制略有修正,使之适合新的要求,而不是采取革命手段推倒重来。当改良成为一个主义,就是反对一切暴力革命,反对从根本上改变事物的本质。
看到梁漱溟思想本质的不独1950年代思想界的批判,早在1940年代国共冲突最紧张的日子里,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和负责调停国共冲突的美国代表马歇尔等,不止一次称赞梁漱溟是“中国的圣雄甘地”,其实就是赞扬梁漱溟的非暴力和平主义。
梁漱溟的故事当然不止这一个,只是任何一种表达方式都不可能将梁漱溟的所有故事和活动放在一个故事框架里,本书只是在笔者已有研究基础上,尝试着对梁漱溟的思想进行新的阐释,尝试着接近其思想本质。
梁漱溟的非暴力和平主义思想并不凭空而起,而是其生存环境、知识背景各方面因素促成的,所以要说清梁漱溟非暴力和平主义思想来龙去脉及其价值,可能还要和一般的人物传记一样,从其家庭背景说起。
梁漱溟生于1893年,也就是甲午战争的前一年。甲午战争是近代中国历史的转折点,几乎也是五千年中国历史的转折点。
在甲午战争之前,中国经过三十年的洋务新政,致力于经济发展,基本上使大清王朝重振盛世雄风。中国经济总量快速上升到世界前几名,在亚洲仍然是第一流的强国大国,中国人的感觉似乎又回复到“万国来朝”的“中央大国”,所以当日本人有意在朝鲜在东北亚向中国挑衅时,一大批不明就里的所谓清流派依然主张予以严惩,似乎大清王朝还像过去为亚洲的盟主,肩负着维持亚洲和平的责任。
不料,经过明治维新的日本早已不再是中国文化的拥趸,明治维新的一个重大举措就是“脱亚入欧”,远离中国文明,转身向西,与西方先发国家建立新型的兄弟关系和同盟。经过一番政治改造,日本虽然与西方老牌资本主义国家的民主化程度还有很大差别,但西方国家能够感到日本的真诚,相信只要再拉日本一把,就能够将日本改造成一个现代民主国家,成为在远东在亚洲的一个重要盟友。
所以,甲午一战导致了中国五千年历史的根本转向,三十年的经济发展像泡沫一样破灭。甲午战争使中国举国之力建造的北洋海军毁于一旦,严重挫伤了中国人的自信心;割让台湾、澎湖列岛和辽东半岛以及巨额战争赔款,使中国人丧失了自尊心。然而这都不是问题的关键,问题的关键在于,甲午之战不是败给西方某一大国,而是败给中国人素来瞧不起的东邻蔓尔岛国,也就是中国人时常蔑称的“小日本”。这个刺激对于向来自尊自大的中华帝国,对于向来以老大自居的中国人,显然太过于强烈,因而甲午战败在国内知识分子层面引起的反弹也就出其不意的激烈,以至谭嗣同用“四万万人齐下泪,天涯何处是神州”这样悲怆苍凉的诗句来表现人们的不安、悲伤、失望和愤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