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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7年10月，梁漱溟自长沙回到北京，一路所见，惊心触目，遂有感于内乱战祸之烈而作《吾曹不出如苍生何》，呼吁有心人出面组织“国民息兵会”，以“非战主义”作为解决中国问题的方案，养成民主势力，永不许战争见于国内。梁漱溟的这篇文章并没有交给报章杂志发表，而是自己出资印制数千册分送友朋，又放若干本在北大教员休息室，听任教员翻阅或自取。北大最有性格的名教授辜鸿铭见到这本小册子之后也翻阅一遍，然后摇头晃脑自言自语表示该文作者算得上是一个有心人。
梁漱溟回到北京后，恰逢许丹生病，北大哲学系印度哲学一课自新学期开学以来就处于停课状态。北大校长听说梁漱溟已经离开司法部，且从南方回来了，遂促其到校接替许丹上课，于是梁漱溟自1917年下学期正式成为北大一员。
1917年12月5日星期三，梁漱溟开始为北大哲学门三年级学生讲授“印度哲学概论”一课，每周三学时。年仅二十四岁的梁漱溟与诸同学年齿相若，且有比其大两岁者，如后来的知名教授冯友兰、顾颉刚、孙本文、朱谦之等，当时都是梁漱溟的学生。
许丹在佛学上有很深的素养，且长于西文，他在北大讲印度哲学，一面取材西文典籍，一面兼及佛教经典，并参考日本学者的著述，编有讲义一种。梁漱溟初到北大，因时间仓促，无法完全重新编写新的讲义，只好从吴承仕那里借来一些日文的印度哲学书籍作为参考，在许丹先前讲义的基础上，但事增订，未及重新改作。到了第二年乃根本更改，编著《印度哲学讲义》一书。其第一篇《印度各宗概略》、第二篇《本体论》先成，当年即在京印行。1919年，梁漱溟得暇续成后半部，将全书定为《印度哲学概论》，交商务印书馆出版。其时，梁漱溟对前半部分如佛教历史的研究过于简略而深感不安，颇思改正而不及改，只在有关章节之末略加说明。到了1920年再版时，梁漱溟因病而不能动笔，仍将原稿付印。然内心更感不安，遂向商务印书馆要求第三版之后不再印刷，计划抽时间别编新本。无奈后来忙于其他著述，《印度哲学概论》一书一直未能静心修订。
1921年在北大哲学系任教时的梁漱溟
从目前所见《印度哲学概论》第三版看，该书共分四篇二十章。第一篇《印度各宗概论》共五章，主要讲述印度宗教与历史、各宗与哲学，大体上说，这一部分是作者知识之所短，不仅自己缺乏深入细致的研究，而且对当时西方与日本学者的研究也很少留意，只是就佛教典籍所传而以为信史。不过，在此梁漱溟也表述了一些颇有价值的观点。他认为，印度各宗的宗教可谓哲学的宗教，因此印度的哲学都应该从宗教上研求，而不是西方意义上的哲学；另一方面，印度各宗的哲学又为宗教的哲学，即其哲学自宗教出，一是哲学方法出自宗教，一是问题出自宗教。印度宗教恒有一种出世间的修养，这是其他地方的宗教所没有的，于印度本土通行的，即是所谓瑜伽，即是所谓禅定。要言之，印度哲学思想与其禅定互为因果，先是因为有这种思想而修禅定，后则思想乃从禅定中得；更后，则其思想高下完全取决于禅定，禅定高下取决于思想。这就将印度哲学与宗教的关系彻底道明。
印度佛教哲学就其本质而言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哲学，后世研究其哲学者也只不过从留传下来的佛的宗教教训中搜得，在佛之初并无哲学的概念。当然，如同儒家教训一样，佛教教训中也包含有丰富的哲理，是全人类共同的精神财富。因此，梁漱溟以现代哲学思想为依归，重构印度佛教哲学的思想体系，发掘印度哲学的现代含义。
梁漱溟的印度佛教哲学课程在北大讲了大约两个学年，至1919年下半年新学期，梁漱溟新开一门唯识哲学，编写出版《唯识述义》三册。然而仅仅讲了一个学期，梁漱溟就感觉有点讲不下去，感到有许多内容不是那么清晰，不是那么自信，于是建议校长蔡元培聘请南京支那内学院的高人。蔡元培同意了梁漱溟的建议，梁漱溟初意打算请对印度佛教深有研究的吕激，未成事实，遂改请熊十力。
熊十力的到来，使梁漱溟摆脱为释迦牟尼“打抱不平”以及为佛教“说法”的思想压力，从而使他有机会重新回到儒家立场上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