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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了大约不到一年的时间，中国的政治局面又发生了一次巨大变动，先是府院之争，继则张勋借机复辟，然后是段祺瑞马厂誓师，再造共和，政府改组，张耀曾下野，梁漱溟亦随之去职。
去职之后的梁漱溟因家事南游入湘。已经有几年没有离开京城的梁漱溟这一趟可真开了眼界，见了世面，对于中国老百姓的痛苦和对中国新老军阀的痛恨，都有了新的认识。
大约在宣统年间，中国的政治危机就已经显现，只是清廷统治者不愿面对现实，对于天下骚然、此伏彼起的群体性事件，不是从内部检讨自身问题，而往往避重就轻，总是以绝大多数不明真相的人被少数“坏人”所煽动而搪塞，结果闹到最后，连统治者自己都相信，并不是人民抛弃他，而是革命党人的造反。
人祸又总是与天灾相伴而行，宣统那几年，水旱频闻，民不聊生，伏莽遍地，哀鸿遍野，大清王朝确实到了最后末日。
辛亥以后，兵革迭兴，社会秩序遭到严重破坏，社会道德伦理也几乎荡然无存，社会经济在政治混乱的岁月中受到严重打击，吃亏的自然还是老百姓。这种状况在袁世凯统治时代并没有改善，在“后袁世凯时代”依然没有转好的迹象，尤其是下层社会苦不堪言，即便是京师首善之区，也无法保障人民的温饱和起码的尊严。严冬季节，街头乞丐累累相逐，每一触目，如饮苦药，令人心寒。
然而不到外地不知京师条件之优越。梁漱溟此次南下，正赶上一场南北战争，北洋旧部王汝贤、范国璋部溃走长沙，所见所闻，触目惊心。
10月某日，梁漱溟寓长沙，闻有打探战讯者乘石油公司小船以行，傍晚时分泊于岸边，忽闻山头一片哭号：“白天抢掠我们，晚上又来强奸我们，天呀！天呀！不能活了！”呼声惨厉，一船怆恻。如此直接强烈的刺激深深震撼了梁漱溟脆弱的神经，他从这个历史细节中领悟到这仅仅是人民痛苦的一点点皮毛，一场战争至少深刻波及六七个省份，其间的罪恶哪能这样简单？
梁漱溟的思考是，为什么民国六七年了，反而战乱不已。他的结论是，好人不出来做事，结果只能是坏人当道横行。吾曹其安之乎？吾曹不出如苍生何？这就是梁漱溟后来倡导“好人政治”的思想基础。
梁漱溟指出，中国目前的混乱并不是没有办法，而是好人不出头，好人不愿出面想办法，好人如果愿意出面想办法，目前中国的混乱局面并不难打破。
至于当时中国所面对的问题，梁漱溟并不难理解和认识，不知人人所痛心疾首的虽然只是一个时局，而实各人心中各有各的问题，各有各的痛心疾首处。明白地说，南方所持问题为“护法”，所痛心疾首者为破坏法律之局面；北方所持的问题为统一，所痛心疾首的是破坏统一之局面。分解成具体的问题，梁漱溟开列出这样一个清单：
按照梁漱溟的这个分析，上述这九个问题，皆为“政治上之武装的力量所作成”，这些军阀就是中国问题的病灶。所以，在梁漱溟看来，解决中国问题并不难，一言以蔽之曰非战，曰组织国民息兵会。
梁漱溟的这个想法是非常奇特的，这和他在抗战时期、国共内战时期调停国共冲突的思路非常相似，都是期望有一个中立的公正的政治势力出现，解除各方军事的武装的力量，听凭这个中立的公正的非军事的非武装的政治势力的指派。这个思路在二十世纪的中国显然难以行得通，然而正因为行不通，而梁漱溟又如此坚持，才更能看出梁漱溟的不容易、不简单，看出梁漱溟非战主义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
从当时中国政治结构看，各派政治力量对中国政治未来都有自己的设计、设想，有的认为北洋实力就是国家实力，不发扬北洋实力平定西南，则不可能奠定中国和平发展的基础。这个看法显然倾向于认同北洋政权的合法性，认同北洋的力量。
而站在西南或南方革命党人的立场看，西南为共和保障，非由西南兴兵护法，中国政治怎么能入轨道呢？
第三种看法是调和南北，以为民间疾苦，外侮日逼，南北两大政治势力如果不能放弃自己狭隘的政治立场共谋国是，那么中国真的是希望不大了。
第四种看法认为当时的中国战无可战，和不能和，只有重新建构中国政治架构，以联邦制泯除旧嫌，别开新局。
对于这些看法，梁漱溟都无法认同，以为全是一些不相干的想法。不仅不相干，可能还是时局进一步恶化的根源和动力。根据梁漱溟的分析，第一种说法站在北洋立场上认为西南是问题的根源，不知道西南问题的存在，其实就是北洋自己所导致的。至于第二种说法，当然是站在西南的立场上指责北洋肆意破坏法律和法统，而梁漱溟认为坚持这个说法的西南人士都忘了北洋势力之所以肆意破坏法律，可能还是因为西南政治势力所诱导的。因为现代民主政治本不许存在武装的势力，而西南拥有武装力量，这就给民主政治注入极大风险。此种势力一旦出现在现代民主社会，就必然发生劣币驱逐良币的效应，运用宪政的民主轨道内势力就无法解决这些问题了，民主宪政也就不复存在，天下从风，席卷以去。
梁漱溟指出，民国肇造未久，本来大家都很担心民主宪政的习惯如何养成，不幸民国缔造者先抱以武装的势力左右政局的想法，且以武力解决政治问题相倡导。袁世凯拥有北方，孙中山、黄兴等南方革命党人结联皖赣，遂有宋教仁案之后的二次革命。从此以后，南北对峙，各自拥有私人武装，不管他们打着怎样好听的名义，其实同为罪首，何有曲直？如果南北各方都能有一自我反省，都能站在对方立场、对方利益上考虑、体谅，就都应该放下武器，痛悔武装的势力之为乱本而共舍之。没有武力，谁还敢负隅顽抗，坚持分裂？没有武力，谁还敢肆意破坏法律和法统？所以对于西南孙中山等人的所谓护法，对于北方北洋系段祺瑞等人的所谓武力统一等政治方案，梁漱溟一概无法认同，认为从本质上说都是凭借武力谋求自己的私利，根本无助于中国问题的解决。武力之为物，根本的与法律相刺谬。武力若张，法律必亡。奖励武力即是奖励破法。武装护法即此所护之法实破坏于武装，即此护法之兵实是非法。总而言之，梁漱溟认为南与北为一丘之貉，他们手中所拥有的武装是一切动荡混乱的根源，中国问题的真解决，就是他们都必须放下武器，徒手进行民主的交涉、和平的对话。
这样说，当然也不意味着梁漱溟赞成调和南北的第三种说法。恰恰相反，梁漱溟认为此时调和南北，恐怕并不能解决问题。他指出，当时的中国，犹如斗室之内而操戈挟刃之夫环立相向。他们之间必然格斗、经常格斗，乃是常态；和平共处只是一种短暂的状态，是一种力量的平衡，只要这种平衡被打破，争斗立即发生。在争斗各方拥有武器自重的前提下，调停者赤手空拳怎能说服这些拥有武力者？所以，中国当时的问题不是调停南北，调停各方，而是南北、各方必须无条件地一律一起放下武器，放弃武装的力量。只有这样，中国的和平才是可能的。
至于第四种看法，以为既然分裂之势终不可弥合，不如因势利导，建立一种新的政治架构，以一种联邦体制替代先前单一政治架构，这样或许能够弥合各方利益，使各方不至如此拥有武装进行经年不息的战争。这个说法在当时几乎成为思想界的主流看法，成为中国问题解决的根本之道。但是对这个看法，梁漱溟依然不能同意。他指出，根据民主国家已有经验，联邦制国家也是一种法制国家，但凡法制国家，都不可能容忍地方拥有武装。地方拥有武装，就是军阀割据，以这种军阀割据去实行联邦制，并不能使中国政治走向清明，并不能真正化解国内政争，不过是化大纷争为多数小纷争，其混乱的中国在本质上并没有改变。梁漱溟认为，既然认识到武装势力就是中国动乱的根源，乱源不除，联邦何补？乱源既清，而后联邦或许可言。
在梁漱溟看来，当时社会层面普遍关注的四个方案都不足以解决中国问题，因为这四个方案都没有认清题目，没有认清中国问题的本质是军阀拥兵自重、拥兵割据。所以解决之道只有一个，那就是成立“国民息兵会”，以“非战主义”作为解决中国问题的惟一途径。
梁漱溟指出，主战论是当时中国问题迟迟不能得到解决的关键，不仅破坏统一，破坏法律，而且戕害百姓，扰乱地方。这一点是由于中国的兵源制度所决定的。中国军队招募来的兵员本为莠民，成军之后又鲜有训练和严格纪律，即便在京师这样的地方，一旦士兵滋事，警察犹不能禁止；何况那些以征讨为名，进攻他乡，则将为所欲为视为理所当然。平居无事，犹惧其哗变焚掠，况在战争状态下不更任其饱噬，任其为所欲为？进入民国以来的历次战乱已充分说明这一点，历次战乱的最大受害者就是百姓，就是天下苍生。
战乱的直接受害者除了百姓，还有那些可怜的士兵。梁漱溟根据自己此次与王汝贤、范国璋溃兵一道北归的经验和调查，以为战争对这些农民出身的士兵来说更为悲惨，战争期间的冻饿、战死、受伤等，姑且不说，而战争结束时的遣散，使这些内地农民两手空空，无装服械饷，无遣散经费，只能转死沟壑，或流为土匪。这显然不是士兵们的责任，而是战争主导者发动者的罪恶。
战争的直接损失还可计算，而战争的间接损失则无法统计。大致是，战争一起，百业荒废，教育停滞，市场动荡，物价飞涨，市面恐慌，投资收缩，失业扩大。反过来说，梁漱溟认为，只要不战，就可以保留元气，就可以使社会元气增多。元气不伤，则社会上自然之生息无限，原不尽待良政府之举措。况无论如何，犹必有多少之兴举乎？现在的政府在社会救济、经济建设等方面无所作为，不是他们不愿意作为，而是他们的精力基本上都用于战争的准备和筹划上了。所以，诚得不战，就是兴举之基。舍今日无政治之状态，即可入于有政治之状态。凭着当政者段祺瑞、梁任公诸公的智慧与能力，梁漱溟认为只要解决了战与不战的问题，中国的发展与秩序重建，就不是问题。
这就是梁漱溟的“非战主义”。
根据这个“非战主义”，梁漱溟提出“国民息兵会”的组织及进行方法：
一、“国民息兵会”的组成侧重于商民，最好即以各地商会、教育会为机关。
二、“国民息兵会”揭简单的“非战”二字以广结同情，取斩截之“息兵”二字为进行的标的。
三、“国民息兵会”的进行方式，一面传播“非战主义”，发布论文及白话小册子等，一面要求各方面罢兵，永不许战争见于国内。
四、“国民息兵会”以做到“息兵”为止，其余政治上的问题一概不去过问。
很显然，梁漱溟的这个构想是非常理想主义的，是赤手空拳的秀才与拥兵自重的军阀讲道理。直到后来，梁漱溟始终不明白毛泽东所揭示的“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道理，始终不明白“有枪就是草头王”的潜规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