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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梁济的纵容默许下，梁漱溟向佛的意志更强，他常去琉璃厂文明书局、有正书局，翻阅、购买南京金陵刻经处出版的佛经及上海狄葆贤主编的《佛学丛报》，久而久之，对晦涩难懂的佛教典籍有了较强的自学能力，整日里所思所想，除了一心礼佛，一心成佛外，似乎别无他事，整个生命兴趣，也只有“佛”这一个字而已。
一心渴望成佛的梁漱溟过着在家修行的生活，闲来无事，梁漱溟也有意识地补充早先的知识缺陷，对先前没有仔细阅读或者根本没有阅读过的中国古典下了一番苦功。在这一阅读过程中，梁漱溟附带编了一本《晚周汉魏文抄》，选了一些周秦汉魏时期比较能够发挥思想理论的文章，这些文章并不是非常难懂，只是文字比较典雅，比较讲究，具有相当的可读性和思想性。
编撰选本是中国学术史上一个常见的工作，许多学者都做过这项工作，也都不同程度地受到过这些选本的影响。各种选本影响大小，主要取决于选家的眼光及其学术地位，而像梁漱溟这样尚没有什么学术地位的人，如欲编选这样的本子，一般地说总要请名家撰写序言或给予其他形式的提携、帮助。梁漱溟的这个选本编辑完成后，也就没能免俗地请著名记者黄远生撰写了一篇序言。
黄远生（1885—1915），原名基，字远庸，江西九江人。1903年高中中国历史上最后一届进士，那一年，他还不到二十岁。1904年，黄远生东渡日本，入中央大学习法律。1909年回国，历任邮传部员外郎、参议厅行走、编译局纂修、法政讲习所讲员等。公务之余，黄远生热衷于撰述，经常为京沪等地报刊撰写国际时事方面的评论与报道。后在出洋大臣李盛铎的启发建议下，在辛亥革命爆发后，退出仕途，转投新闻界，与蓝公武、张君励等于1912年创办《少年中国周刊》。
《少年中国周刊》只是黄远生记者生涯的开始，此后他还主编过梁启超创办的《庸言》月刊，担任过上海《申报》、《时报》、《东方日报》等特约记者，北京《亚细亚报》撰述，同时还为《东方杂志》、《论衡》和《国民公报》等杂志撰稿。
就新闻舆论的影响力而言，黄远生无疑是民国初年中国舆论界的佼佼者。他交游广泛，上自达官贵人，下至贩夫走卒，艺人学者，三教九流，无不结交，所以黄远生消息灵通，新闻来源广泛，加之他功力深厚，其政论纵横捭阖，深入浅出，剖微显著，发人深省，震动一时；其文笔流利畅达、幽默敏锐，引人入胜；其“远生通讯”成为民国初年中国知识界政治生活中的一道大餐，影响巨大。
而且，黄远生特别能吃苦，以能想、能走、能听、能写的“四能本领”驰名新闻界，与刘少少、丁佛言一起被誉为民国初年中国新闻界“三杰”。
就年龄而论，黄远生仅比梁漱溟大八岁，但在影响力上显然是梁漱溟的前辈，明显具有两代人的差异。只是由于同在新闻界供职，两人似乎早已熟悉，所以当梁漱溟将编定的《晚周汉魏文抄》送给黄远生，请其便中作序时，黄远生出于提携后进的关爱，欣然命笔。
梁漱溟的《晚周汉魏文抄自序》落款于1915年9月，据说这本书于当月交给商务印书馆，但因商谈发行条件未果而作罢，商务印书馆在支付了五十元费用后不了了之。
当此时，袁世凯帝制自为运动正炽，美国宪政专家古德诺、日本宪法专家有贺长雄等都应袁世凯幕僚邀请，就中国是否恢复帝制问题发表肯定性的文章。袁世凯的幕僚们不仅广泛网罗外国专家制造舆论，对于国内学术界、文化界的一些名流，也竭尽拉拢之能事，梁启超、黄远生等都在拉拢之列。梁启超没有接受袁世凯或者说是其幕僚们的建议撰写支持文章，但为了逃避可能发生的危险，还是举家南迁，远离政治漩涡，然后寻找机会表达立场。
袁世凯的党羽也非常看重黄远生的那枝笔，他们开给黄的条件是以优厚待遇聘请他担任御用报纸《亚细亚日报》上海版总撰述，其真实目的当然是希望黄远生撰写一篇赞同帝制的文章。
黄远生是现代中国新闻界真正意义上的记者，他当然不会接受袁世凯政府的讹诈，不会接受违背职业道德的交换，他在不得已拼凑了一篇不成样子的文章聊以塞责后，为了彻底逃避，则远走美国，希望躲过一时是一时，待时局好转之后再说。
临行前，黄远生为了洗刷他先前不得已而命笔拼凑文章迎合帝制的劣迹，在上海各报具名发表《反对帝制并辞去袁系报纸聘约启事》，以示与袁世凯帝制自为运动彻底决绝。在办完这些事情后，黄远生于1915年冬自上海放洋远渡。
在漫长的航海旅行中，面对浩瀚无边、波涛汹涌的太平洋，为了自己的心灵安宁，黄远生在船上写了一篇非常沉痛的《忏悔录》，将袁世凯党羽逼其赞同帝制的真相以及自己的反省都如实记录了下来。在这篇《忏悔录》中，他并没有过多地将责任推给别人或社会，而是从自己的灵魂深处探究中国知识分子何以每遇政治高压则必然堕落或逃避的原因。这篇《忏悔录》是近代中国知识分子非常难得的重要文献，可惜的是，黄远生的忏悔并没有换来人们的同情、原谅和释怀，当他刚刚踏上美国土地时，就于1915年12月25日晚在旧金山被中华革命党美洲总支部负责人林森派员枪杀。
黄远生的死是当时中国一个不亚于导致第二次革命的“宋教仁血案”，这个惨痛事件给中国人以极大震动和警醒，特别是黄远生那字字血泪的《忏悔录》，使中国人尤其是那些了解黄远生人格、品质的人如梁漱溟等深以为痛，尤感悲伤。
在黄远生惨案刺激下，正在一心向佛的梁漱溟更感人生无常，对世间悲苦更多了一层了解，对于先前的所谓维新思想、革命理想、社会主义等，更觉得不值崇信，现实无奈与人生虚幻充塞胸中。郁闷而无法化解的梁漱溟肯定发生了严重的精神疾病，他两度自杀，寻求解脱，然而两次都没有成功。
黄远生惨案的刺激、两度自杀的生命体验，使梁漱溟对正在崇信的佛教有了新的认识，于是他写了那篇影响很大的《究元决疑论》，以佛法解释生命的意义和人生的价值，以为死本是事物发展过程中的必然现象，是任何一个生命都无法逃脱的自然选择。他并不认为科学的进步可以完全征服自然。宇宙不是一个东西，而是许多事情，不是恒在而是相续，是无常。今日人类之老死病可因科学进步而发生变化，至少能够设法延长生命，但无论如何，科学无法阻止生命个体从幼小走上成熟，从成熟走上衰亡。
基于这种认识，现实生活中的苦乐、贫富，似乎都没有多大意义，这些东西并不是东西，而只是人们的一种感觉。苦乐、贫富，与其着重在外境，不如着重在人们的主观感受可能更接近于真实。欲望是永远无法满足的，所谓欲壑难填，其实就是说欲望层出不穷，逐步推高。穷人慕千金之家以为乐，而不知千金之家且慕万金之家；万元户梦想成为百万富翁，而百万富翁梦想成为千万富翁、亿万富翁；故说千金之家为乐亦非，说千金之家为苦亦非，千金之家、万金之家，百万富翁、千万富翁，乃至亿万富翁，自始至终与苦乐之情、贫富之境根本没有多大关系。财富在富人的眼里只是数字，与苦乐等精神层面的感觉已脱离了联系。
财富的增加既然并不能增加人们的生命乐趣，相反，财富的单边增加更多时候带给人们的是无穷的忧虑，有钱人从来都比无产者心理负担更重，至少在现代社会中，有钱人的财富如果不能增值，那么必然贬值，必然缩水，由此而带来的焦虑可能是无产者根本无法想象的。
梁漱溟的这篇《究元决疑论》尽管并没有说出多少高深的道理，但这篇文章于1916年在《东方杂志》发表后，还是引起许多人的注意，发生一些深刻影响梁漱溟后来人生道路转折的重要人际关系。他后来之所以到北京大学担任哲学讲席，是因为这篇文章；而他与现代中国著名思想家熊十力成为莫逆之交，也由这篇文章穿针引线。先说与熊十力的关系。
熊十力（1885—1968），号子真，湖北黄冈人，较梁漱溟长八岁。熊十力是二十世纪中国最有创见的思想家之一，他的一生也最为传奇，是一般读书人很难经历的。熊十力家族几代人治学守礼，孤寒励学，讲程朱理学于举世陷溺于八股的时代，其风范至今为乡人称颂。幼年时代，熊十力在家随兄读书，十四岁从军，二十岁时考入湖北陆军特别小学堂，在校期间，加入武昌“科学补习所”、“日知会”等秘密团体，奔走革命，狂野不学，秘密串联，谋划起义，不慎消息走漏，遂被清政府通缉而四处逃亡。
武昌起义爆发后，熊十力很快奔赴黄州，参与光复。然后前往武汉，任湖北督政府参谋。继而追随孙中山，奔走西南，参与护法运动。然而其后目睹党人竞权夺利，许多政治家的道德品质不过如此，以为中国政治之所以无法走上正轨，主要还在于众昏无知，遂退出政界，不再做革命运动，到一所中学教书，稍后虔诚向佛，专力于学术，研究中印哲学思想，导人群以正见。这些经历与梁漱溟有许多相似性。
就专心向佛的时间来说，熊十力大概要比梁漱溟晚了几年，不过由于家庭因素，熊十力接触佛教义理可能比较早，只是他对佛教义理了无觉悟。1913年，熊十力在梁启超主编的《庸言》杂志上发表读书笔记，赞扬《淮南子》的思想，而斥佛教义理为空谈，使人流荡失守。
熊十力对佛教义理的指责引起了梁漱溟的反感，他们二人此时并不相识，并不了解，于是梁漱溟在《究元决疑论》中评议古今中外诸子百家，独推崇佛法，以法国哲学家鲁滂“以太涡动说”比附佛教如来藏或阿赖耶识，以解释世界形成的道理，进而点名批评“此土凡夫”熊十力斥佛教义理为空谈，使人容易流荡为失守的说法太过荒唐，是对佛教义理的“愚昧无知”和妄说。
梁漱溟的批评并没有在熊十力那里迅即引起回应，或许是因为熊十力根本没有及时看到过梁漱溟这篇文章，因为当梁漱溟的这篇文章发表不久，熊十力正在忙于闹革命，奔走西南追随孙中山以武力为手段维护中华民国法统不坠；或许他即便看到了梁漱溟的讥讽与批评，那也是道不同不相为谋，他既然尚未遵信佛教义理，当然对梁漱溟的批评无法认同。
护法运动失败后，熊十力退出革命，转而向佛，或许在这个过程中终于看到了梁漱溟的批评。在经过几年潜心苦读和思考后，他于1919年从天津南开中学寄给梁漱溟一个明信片，承认梁漱溟在《究元决疑论》中骂他的话并不错。
同年暑假，熊十力到京借居广济寺，遂与梁漱溟把握快谈，就佛教义理进行激烈争辩，结果熊十力听从梁漱溟劝告，下决心用苦功研究佛学。这就是二十世纪中国两位最著名的思想家结交之始，他们的友谊自此延续四十年之久。
与熊十力结交，只是《究元决疑论》引发的一个故事。事实上，这篇文章对梁漱溟来说最大最直接的后果，是将其最终从向佛的虚幻生活拉回人间。
1916年6月6日，折腾一出帝制自为闹剧的袁世凯四面楚歌，忧愤而死。第二天，北洋系实力人物段祺瑞拥戴副总统黎元洪继任大总统，并筹组南北统一内阁，国内乱哄哄的政治局面开始改观，各项建设事业逐步步入正轨。12月26日，黎元洪发布总统令，任命蔡元培出任北京大学校长。
蔡元培是近代中国新教育的开启者，也是中华民国南京临时政府的教育总长。他既是中国文化所孕育出的著名学者，又充满西洋学人的精神，对西方近代教育现状有很重要的感悟，尤其是古希腊的自由研究精神。他的为学问而学问的信仰，植根于对西洋文化的透彻了解，这种信仰与中国学以致用的思想传统适成强烈对照。
当时的北京大学，已经死气沉沉，腐败不堪。蔡元培就任后，提出以抱定宗旨、砥砺学行、敬爱师友作为整顿治理北大的要求，强调大学是研究高深学问的地方，不是升官发财的培训基地。
经过蔡元培的整顿，特别是请来在中国思想界享有盛誉的陈独秀担任文科学长，北大面貌焕然一新，思想自由、兼容并包，各方面人才、各类人物，都能在一个比较平等的原则下进入北大。各种各样思想流派的自由竞争，终于激活了北大的创造力，北大很快成为中国新文化运动的中心，成为中国最重要的高等学府。
就师资而言，蔡元培先后聘请了大量新派人物，如稍后宣讲马克思主义最热烈的李大钊、美国实用主义哲学大师杜威的高足胡适，以及鲁迅、陶孟和、顾孟余、钱玄同、高一涵等，对于旧派学人如辜鸿铭、刘师培、黄侃、陈汉章等，蔡元培也真诚邀请，在北大讲堂给他们留有一席之地，使他们发表已见，为传统旧学的传承保留读书种子，从而使新旧两派在北大学术自由的天地里各行其是。
邀请蔡元培出任北大校长的是教育总长范源廉，而在此届内阁中，司法总长张耀曾则是梁漱溟的表舅，而梁漱溟也被张耀曾从家里拉出来，引为司法部秘书。所以，当蔡元培抵北京后，梁漱溟经教育总长范源廉介绍，前往官菜园上街蔡元培的寓所拜访。
蔡元培对梁漱溟的来访欣然欢迎，表示他此番北上途经上海时，就曾在《东方杂志》上看过梁的《究元决疑论》，并感觉非常好。蔡元培表示，因他自己平素爱好哲学，也希望此次到北大着重办好哲学系，希望能够利用此番机会将爱好哲学的朋友聚合起来，共同讲习，因此希望梁漱溟能够到北大担任印度哲学讲席。
梁漱溟此番拜谒似乎并没有要到北大任教职的意思，遂辞谢，并表示听说欧洲、日本之谈印度哲学者，均指印度六派哲学如数论、胜论等派而言，佛学不在其内，我所好者独佛法耳，其他学派非所夙习，不胜此任。所以，即便想来北大教书，估计也很难胜任。很显然，没有留洋经历，甚至没有正经大学学历的梁漱溟真正的担心还是能否胜任印度哲学这门课。
蔡元培毕竟是二十世纪中国最了不起的大教育家，他针对梁漱溟的疑虑而反问道：你说你教不了印度哲学，或许你固然不甚精通印度哲学，那么你知道有谁能教印度哲学呢？我似乎也没有发现别的人比你更强。
梁漱溟答曰不知道。蔡元培接着说：我们也没有找到真能教印度哲学的人。横竖彼此差不多，还是你来吧！你不是也爱好哲学吗？我自己也酷爱哲学，还有其他不少爱好哲学的朋友。我这次回国办大学，就是要将这些朋友，乃至不甚了解的朋友都聚拢到一块来，彼此磋商，并同研究，为办好哲学系及其他各系而尽力。你是其中的一个，不可以不来。你也不必担心挑不起这副担子，你可以不要当作教师来教人，就当是来研究来学习好了。
蔡元培这一番诚恳谈话和弘论，尤其是他开宗明义地挑明我们亦没有寻到真能教印度哲学的人，只好退而求其次，没有“真能教”的，毕竟有能凑合的，有发自内心爱好的，尤其是只要爱好，便不怕教不好，共同研究就是了。这自然说得梁漱溟心服口服，深受鼓舞。蔡元培旋同文科学长陈独秀邀梁漱溟相会于北大二院校长室，正式聘请梁为北大哲学系讲师。
梁漱溟接受聘书后，并不能立即到北大任教。当时南北统一内阁刚刚组建，代表西南政治势力的张耀曾事情特别多，南北往来机密函电无日不有，身为司法部机要秘书的梁漱溟常常要忙到深夜，他既于印度佛教哲学夙无准备，况且要编出讲义，这如何可能？梁漱溟征得蔡元培同意，暂缓到北大任教，其印度佛教课程由梁推荐许丹暂代。
1916年梁漱溟与同任司法部秘书的沈钧儒（左）合影
许丹字季上，浙江钱塘人，为名门之后。生于1891年，较梁漱溟年长两岁，复旦公学第一届第一名毕业，旋入南京高等师范学校任教。民国初年，在北京政府教育部任职，与鲁迅同事，两人交往甚密，鲁迅1914年出资刊印《百喻经》，实由许丹居中促成。许丹在复旦公学所学为哲学，且其早年追随杨仁山习佛经，后又依天台宗大师谛闲为弟子，精通英、法、德、日等语文，兼习梵文，对佛教哲学、东西方哲学乃至马克思的《资本论》，都有相当精深的研究。所以，他代梁漱溟到北大讲授印度佛教哲学，应该说是最合适的人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