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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报》创刊于天津，后迁到北京，社址在宣武门内路西，距国会大厦很近。《民国报》创办人和主要工作人员大多是同盟会京津保支部成员，所以这个报纸在本质上是京津同盟会机关报，主要宣传同盟会政治主张。社长甄元熙，总编辑孙炳文。
甄元熙是梁漱溟的老同学，也是好朋友；孙炳文长梁漱溟九岁，是一位老大哥。那时梁漱溟的职务是外勤记者，任务就是对外采访新闻，偶尔也写一点短评之类的文章。梁漱溟原名焕鼎字寿铭，但在《民国报》的署名没有一定，有时是写“寿民”，有时写成“瘦民”。这位孙炳文总编辑有一次在给梁漱溟写扇面时，在称呼上给他写了“漱溟”这两个字。梁漱溟一看，这两个字比他的“寿民”、“瘦民”两个字好，从此就改名为梁漱溟。
这位孙炳文可能因为去世太早，知道的人越来越少了，而他的女儿孙维世则是著名艺术家，周恩来的义女，被誉为“红色公主”，可惜在十年动乱中和他的哥哥、中国人民大学副校长孙泱被江青等人相继迫害致死。
孙维世、孙泱的母亲任维坤，也是梁漱溟在《民国报》的同事，与何素卿、杜宜君两位女同盟会员一起编辑妇女专刊，宣传妇女解放，提倡女权，倡导女子教育。任维坤与孙炳文正是在《民国报》时期相爱，1913年在北京结婚。孙炳文后来追随同乡朱德信仰马列主义，又在周恩来的介绍下加入共产党，可惜在1927年被蒋介石杀害。
任维坤有时写作任纬坤，是任芝铭的女儿，而这位任芝铭更是一位了不起的人物。任芝铭（1869—1969），河南新蔡人，清末举人出身，参加过辛亥革命、二次革命、北伐战争、抗日战争，受到毛泽东等中共领导人的敬重。
任芝铭膝下共有九个儿女，差不多个个有出息。长子任作周为中国远征军连长，不幸在缅甸对日作战时牺牲。大女儿任馥坤、二女儿任维坤、三女儿任载坤自幼都受到良好教育，相继毕业于北京女子师范学校。这可是当时中国最著名的女子最高学府。二女儿任维坤嫁给孙炳文，抗战时到了延安，更名为任锐，被毛泽东誉为“妈妈同志”。三女儿任载坤嫁给了大哲学家冯友兰，六女儿任平坤被任芝铭老先生亲自送到延安，后来改名为任均。这层层人际关系在不需要的时候或许无所谓，到了关键时刻或许也有某些用处，或者引发关系人的某种不一样的心情。梁漱溟后来在延安在重庆，都曾见到过任维坤，在他的回忆中显得很亲切，但是到了十年“文革”结尾，他却对任维坤的妹婿冯友兰追随江青表达非常强烈的不满。这些事实，不知能否从复杂的人际关系、丰厚的人脉资源中寻找到一些线索？
在《民国报》的日子里，二十岁的小青年梁漱溟以记者身份东奔西跑上下求索抢新闻，上至总统府、国务院，下至学校团体、街头巷尾，无处不去，无事不关心，无时不留意，因而涉猎颇广，既亲历过北洋军人为阻止袁世凯南下而发动的所谓兵变，也目睹过中华民国北京政府临时大总统袁世凯的宣誓就职大典；洞悉国会中各个党派之间的分化组合利益交换阴谋诡计，清楚民初府院之间的关系以及不停顿地政府重组，内阁走马灯一样地换来换去。所有这些时政新闻都引起梁漱溟的浓厚兴趣，也是他晚年无聊时最重要的谈资，只是他当时最关心的还是现实政治的走向，民主政治在中国的实践与未来。
在中学时代，梁漱溟就是议会政治、政党政治的追随者，他和当时中国大多数进步知识分子一样，渴望中国经过一次政治变动后，也能够像西方近代国家一样建立起民主共和政治框架，将国内一切政治冲突都纳入议会中进行和平的、非武装的辩论、斗争与较量，以便遵循民主政治原则，以多数票决定重大政治事件的基本走向。在宣统二年、三年，资政院开会时，梁漱溟总是通过各种关系，辗转托请希望能够被介绍到现场旁听。现在经过辛亥革命大变动，他已经成为一名新闻记者，持有民元临时参议院、民二正式国会参众两院的长期旁听证，他不需要任何人帮助，就可以自由出入国会两院、国民党、共和党党部以及国务院等政治场所，见过许多当年想见而根本不可能见到的政治人物。这些政治人物当年可能并不熟悉梁漱溟，不过作为记者的梁漱溟却非常熟悉他们。这些实际知识和经验，有助于梁漱溟对中国问题的认识逐步加深，促成其思想的演化与发展，也在检验着梁漱溟梦寐以求的政治理想是否能够在中国行得通。
梁漱溟的政治理想毕竟只是理想，理想无法照进现实，而现实政治中的黑幕、权谋、操纵、收买，乃至出卖灵魂与暗杀，在在强烈刺激着年轻人脆弱的心灵。
经过一年多的新闻实践，梁漱溟对少年时代的政治信仰几乎彻底绝望。这一年多的时间，工作虽说还算有意思，但基本上是读书少而活动多，书本上的知识未见长进，而以与社会接触频繁之故，渐晓得事实不尽如理想。对于“革命”、“政治”、“伟大人物”等，皆有不过如此之感。特别是在采访越深入，了解的内幕越来越多时，梁漱溟对于官场上那些下流行径、鄙俗心理，以及尖刻、狠毒、凶暴之事，既无法自甘堕落，同流合污，更无法洁身自爱，处污泥而不染，世人皆醉我独醒。血气方刚的梁漱溟拥有年轻人特有的正义感，龌龊的世界每每引起其无穷的厌倦和憎恶。
1913年春，同盟会改组为国民党，《民国报》变成国民党的机关报，国民党总部派临时参议院议员汤漪负责。汤漪到任后，从总编辑而下，换了一批新人，梁漱溟也就在这个时候乘机辞去在《民国报》的工作。
在清末民初中国思想界，各种主义委实不少。在晚清民主政治大潮的深刻影响下，梁漱溟信奉议会政治，原本期望经过辛亥革命这样大的政治变动后，中国政治能够逐步走上正轨，能够以议会政治、政党政治为主导而健康发展。无奈，民初的政治环境毕竟太不成熟，各色政治人物就其本质而言，也实在缺乏现代政治的基本理念。因而作为新闻记者的梁漱溟，虽然原本具有纯真的政治热情，然而当他一旦了解那些政治黑幕和那些政治人物的丑恶面目时，在他内心深处所引起的激荡如何强烈便不难想象。由此，他从议会政治信奉者一变而成为社会主义追求者，以为中国问题的最大根源不在政治，而在中国经济成分的构成。
梁漱溟本有的良知是导致其转而信仰社会主义的根本原因，而那本《社会主义之神髓》则是促动这一转变的直接因素。
《社会主义之神髓》是日本著名社会主义运动先驱幸德秋水的一部理论著作，由老革命党人张继翻译成中文，1905年在上海出版。这部著作基本上根据《共产党宣言》和《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二书精神，表述幸德秋水所理解的社会主义。幸德秋水的理解和表达在当时已稍嫌陈旧和浅薄，优点是通俗易懂，简单明了，因而受到政治激进主义者热捧，在二十世纪初期流行于中国。
这部书之所以能够引起梁漱溟的阅读冲动，并引发他进一步思索的内容，主要在于幸德秋水关于财产私有制度的分析。幸德秋水认为，人类社会罪恶的根源主要的在于财产私有制度，这个私有制度使人类社会成为一个竞争不已的世界，有本领的抢饭吃，没本领的往往等着饿死。所谓警察、军队、司法，乃至国家等，理论上是维护社会秩序，其实只是维护有产者的利益和既成秩序，维护有产者的资产不被无产者哄抢。
幸德秋水的分析深深打动了梁漱溟，梁漱溟内心本有的正直、良知、同情心，很容易与幸德秋水的分析相衔接，引起共鸣与回应。梁漱溟认为，既然资本私有是一切罪恶的根源，那么人们就应该起来推翻这种私有，重建财产公有制，也就是幸德秋水所说的社会主义。
梁漱溟从小就是一个十分顶真的人，他既然意识到私有的罪恶，便不能容忍这种罪恶，不能容忍这种堕落，更不能容忍他周围的任何不平等不公正的事情，他不忍继续坐人力车，不忍继续使用仆人和下人。
然而生活的经验也在告诫他，人力车夫就靠你去乘坐才能赚钱，才能养家糊口；仆人和下人就靠你去雇用，才能有那微薄的收入。精神本来就有点偏执的梁漱溟在这些问题上怎么都想不清楚了，他困惑，他矛盾，他不知道究竟怎样才能解开这个死扣。
有一天，梁漱溟在街上看见两个巡警用一根白绳牵着一个小偷走，他突然感到非常愤怒，以为小偷之所以偷东西，完全是财产私产制度的罪恶，并非小偷之过。假如财产公有，各求所需，哪里还有小偷呢？郁闷的梁漱溟愈想愈气，恨不得从这两个巡警手中将小偷抢夺过来予以释放。当然，梁漱溟最后并没有这样做，大概他的力量不足以做到这一点。
陷入社会主义思索的那几年，是梁漱溟一生中做人最真实最坦然的时候，他后来不止一次这样回忆这段难忘的经历。他在那几年，拼命阅读有关社会主义，有关财产制度方面的书籍，并作了一本《社会主义粹言》以抒己意，誊写数十份送人观看。只是这部已知其名的著作至今没有被发现，大概已经不在人间。
对社会主义理想的倾慕，原本出于一个纯真青年的坦诚，是一个思想尚未成熟的青年在目睹社会黑暗后而阅读社会主义理论的必然反应。如果沿着这个思路继续下去，那么梁漱溟必将成为一个社会主义者；或者，如果梁漱溟此时就是一个愿意积极介入现实政治的人，那么凭借他的信仰他的理想，他也一定会像一些革命家一样，起而去造资本家的反，为农工大众谋解放。
然而，由于民国初年中国思想界的混乱，特别是社会主义名头太大，许多人都在打着社会主义的旗号谋饭碗，各种冒牌的社会主义使梁漱溟大倒胃口，迫使他放弃对社会主义的倾慕。梁漱溟后来虽然没有走向社会主义的反面，但其毕生对社会主义抱有戒心与警惕则为事实。
梁漱溟对社会主义的放弃，如果一定要寻求直接原因，则是遇人不淑。他如果不是遇到江亢虎，或许还不会这样做。
江亢虎原名绍铨，江西弋阳人，生于1883年，较梁漱溟大了整整十岁。庚子国变后，江亢虎也是北京社会上提倡维新比较有力的人，因而与梁漱溟的父亲梁济颇有一些交往，梁漱溟自然知道江亢虎的为人底细，似乎很早就不太瞧得起江亢虎的人格、做派。
尽管江亢虎的人格或许不是很高，但其才干见识还是受到了袁世凯的赏识。1901年，江亢虎奉命赴日本考察，归国后遂被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袁世凯聘任为北洋编译局总办。
1902年，江亢虎再渡日本，结识日本社会民主党领导人片山潜和平民社领导人幸德秋水，开始接触社会主义。1904年回国，在京师创办几所学堂。1910年，江亢虎再度出国考察，游历日本、英国、法国、德国和俄国，接触各国大批社会党人和无政府主义者，开始在巴黎《新世纪》杂志发表文章，鼓吹无政府主义。在某种程度上说，江亢虎的确是近代中国第一个致力于宣传社会主义、无政府主义和新民主主义的人。当时，他的名头很大，大有在康有为、梁启超、章太炎等人之后，执思想界之牛耳的架式。毛泽东在和斯诺谈话时，表示自己是读了江亢虎的书后才慢慢了解社会主义的。这个说法大体可信，据统计，1909到1913短短几年，江亢虎就发表社会主义、无政府主义方面的文章近六十篇。
1911年春，江亢虎回国。8月在上海发起成立“社会主义研究会”，宣言提倡“绝对平等”，反对民族革命。
辛亥革命爆发后，江亢虎将“社会主义研究会”改组成“中国社会党”，自居党魁地位，宣布赞成共和，在各地发展组织，期望成为民国政坛一股政治势力。二次革命后，江亢虎的政治立场发生转变，转而投靠袁世凯，反对孙中山和革命党人。
江亢虎的投靠并没有换来袁世凯的回报，当南方革命党人的造反运动被大致平息时，袁世凯下令江亢虎解散中国社会党，只身出国赴美。五四运动后，江亢虎回国为其“社会主义”扬幡招魂，企图东山再起，但没有多少人响应。原因很简单，就是江亢虎的人格与政治操守不太可信。这既是江亢虎理论主张无法获取人们认同的原因，也是梁漱溟因讨厌江亢虎的人格而连带讨厌放弃社会主义的一个重要原因。
本是学者出身的江亢虎，在国内获取秀才后，赴美国攻读法律博士，也算是学有所成的早期留学生，可惜江亢虎研究政治而不懂政治，后来莫名其妙地追随汪精卫，成为汪伪政权的重要人物。所以越到后来，梁漱溟对江亢虎的评价越低，以为江亢虎毕生作为完全出于投机心理。
梁漱溟强调自己思想转变过程中的人事因素，固无大错，但我们果由此而忽视其思想发展的内在理路与内在逻辑，则显然无法认识梁漱溟思想转变的历史价值和思想轨迹。事实上，当我们明白梁漱溟素来不是一个人云亦云、鹦鹉学舌的人，我们便比较明白梁漱溟何以在信仰、倾心于社会主义后而再度改宗。也就是说，当人们都一窝蜂地追逐社会主义，以高谈社会主义为时髦时，梁漱溟便由于性格使然，理所当然扪心自问：社会主义真的能够包医百病，解决中国问题吗？
梁漱溟不仅开始怀疑社会主义是包医百病的灵丹妙药，而且开始怀疑人生的意义。当此时，梁漱溟本想考取出国留学，为了考取官费，他就必须回到原籍广西参加相关考试。在经过南京下关时，梁漱溟与同伴寓居于江边第一楼，房钱每人每天一元五角，饭钱另算，这样奢华的生活，并非出自梁漱溟的本意，因为举目所望，到处都是些难堪的境象。但是没法子，梁漱溟就去睡，而笙歌盈耳，闹得天翻地覆，又实在睡不着。这时候，梁漱溟心里烦恼得说不出来，就想自杀，幸亏有一个朋友把他救了，否则我们的故事就没有办法向下说。
从黄泉路上转回来的梁漱溟不再相信社会主义，也不再相信人生的意义，他以为那些东西都是骗人的，都是不切实际，没有意义的。至于现实生活中的功名利禄、富贵荣华，在经历了生死考验的梁漱溟看来也真的成为过眼烟云，浮云一片。他最直接的一次经验是，他看到家中的女工天天洗衣做饭，辛苦异常，但问女工是否苦，女工却答习惯了。辛苦与幸福并没有截然界限，更没有标准答案。
梁漱溟的家境虽不是非常富裕，但在乃父多年经营下，也算得上小康之家，梁漱溟本身由于自幼体弱多病，更是备受疼爱。然而，梁漱溟却从来没有感觉到家庭的富裕和亲人的疼爱在他生命中的真意义，或许因为他太喜欢思考，反而内心异常苦闷。
生命的经验告诉梁漱溟，人生苦乐不在于外界环境，而在内心世界。生命的快乐不在物质的享受和占有，而在内心世界的宁静清澈，洁白无瑕。所以一切外在的物质对于生命来说真的是一钱不值，真的是过眼烟云，甚至如生命的枷锁，不是带给人们生命的流畅与幸福，而是带来苦恼与烦闷。
当这一切都想清楚后，梁漱溟大彻大悟，不再为世俗烦恼而焦虑，既倾心于研读佛教教义，又开始以出家人的要求约束自己锻炼自己，开始遵从佛教戒律，只吃素食，不再食荤。这一习惯坚持毕生。
此时梁漱溟的哥哥梁焕鼐结婚十年而尚没有生男孩，梁济夫妇总觉得有点遗憾，因此待梁漱溟十七八岁时也曾劝他结婚成家，而梁漱溟此时向佛心切，根本无意于结婚生子，坚拒父母为之订婚，时时处处以出家为僧自励，语及人生大道，必归宗佛教，以佛教教义作为判断一切是非标准的依据。梁漱溟似乎在等待一个契机就可以脱离世俗羁绊，遁入山林，遁入佛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