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载掌阅APP，畅读海量书库
立即打开
在中国古代的石刻大家族中，人们把依托于山崖岩壁雕凿出特定艺术形象的石刻类型称为摩崖造像。在桂林诸多名山胜处的岩壁上，除累累铭刻史迹、游踪和诗文的文字摩崖石刻外，至今还留存了217龛642尊摩崖造像，其中大多为佛教造像，也有道教、民间信仰等其他内容的造像。其年代上起唐代，下迄民国，尤以唐代居多，计有172龛520尊。现知最早有纪年的桂林摩崖造像是雕凿于西山的唐调露元年（679年）《李实造像》。唐代之后，桂林摩崖造像的规模和数量均日渐式微，五代现存2龛5尊，宋代26龛97尊，元代未见造像留存，明代1龛5尊，清代3龛5尊，民国1龛3尊，另有年代不详者12龛7尊。现存雕凿时间最晚的摩崖造像是1949年雕凿的道教真武大帝像，可见桂林摩崖造像历史之源远流长。这些桂林古代摩崖造像，历经千年的发展历程，遍布于桂林诸山，不仅是桂林石刻独特的历史文化遗存，在岭南地区首屈一指，同时也是我国南方地区石窟造像艺术的瑰宝。
桂林摩崖造像主要分布于桂林市区及周边的西山、伏波山、骝马山、虞山、芙蓉山、金山、轿子山、观音山、象鼻山、清秀山、龙隐岩等处，它们或刻于山脚至山顶的岩壁上，或刻于山间洞穴内的四壁上，或刻于摩崖石塔中；其中有体量较伟丽者，也有稍显小巧者。由于桂林摩崖造像所依托的山体均属于典型的喀斯特地貌，在亚热带季风气候的作用下，这些摩崖造像都历经了千年的风雨侵蚀，加上历代不同程度的人为损毁，所以造像的面部大多不幸被毁，甚至有整龛造像无存的现象。承受了千年以来自然和人为损害的双重考验，桂林摩崖造像能够保存至今，弥足珍贵。
早在先秦时期，桂林就是岭南连接中原地区的交通要道之一。自唐代以后，桂林更成为岭南地区与中原文化相互交流的重要地点，许多高僧大德都曾驻锡或云游于此。而桂林摩崖造像相比较于西北、中原地区的石窟寺以及南方其他地区的摩崖造像，在选址、造型及雕刻技巧等方面，都表现出鲜明、独特的地方特点。如其造像大多依山就势，随岩壁造龛，与所处的山崖岩壁融为一体，体量尤与空间环境相适应。可见古代匠人在兼顾宣扬佛教义理与满足信徒瞻仰需求的同时，能合理利用自然环境，以创造出最佳的造像艺术效果。又如所造佛龛的形制，并不常见有苛求开凿规矩对称的尖楣拱龛或方形龛等，而是顺应岩壁自然形成的、近似龛状的凹洞外廓，稍做随形雕凿，虽多呈不完全规则的形状，但却因此使岩体融为了佛龛的一部分，更增加了造像的庄重与自然。同时，大面积凿刻背光的现象也较少见，或者可以理解为，这是古代匠人为了避开石灰岩山体的一些天然缺陷，比如裂隙、植物根系以及渗水现象等，同时减少凿刻时产生的外力对岩壁可能带来的不确定性影响而做出的一种选择，体现了古代工匠认识、利用和保护自然的智慧。除了特点鲜明，桂林摩崖造像在中国古代佛教艺术史上也有着重要的意义，如西山《李实造像》“盖为初唐鸿物”，是目前所见有明确纪年的年代最早的施降魔印佛教造像，为佛教由南方海路传入中国的重要实物。此外，伏波山《宋伯康造像》、第25号龛造像和虞山第1号龛造像，题材类型均为菩萨像，造像服饰华美，呈跣足一字立于莲台的造型，对于研究古代佛教造像艺术有重要的历史与艺术价值。
长久以来，关于桂林摩崖造像的源流和发展轨迹、风格特征、演变兴衰与传播路线等问题，虽然也有学者进行探讨，并取得一定成果，但总体而言，关注者仍较少，研究的广度与深度均显不足。1939年冬，陈志良先生在《广西古代文化遗迹之一探考》一文中，记载了对桂林西山留存的数十龛佛教造像的调查情况。1940年9月至11月，时任中山大学教授的罗香林先生到桂林寻访各处古迹，对桂林摩崖造像进行了详细的考察，并做了深入的研究，在1958年9月出版的《唐代桂林之摩崖佛像》一书中，以“唐代桂林摩崖佛像之发现”为专题，对佛教传入桂林的途径，以及西山、伏波山和叠彩山的唐代佛教造像进行了讨论，在与印度和印度尼西亚爪哇岛等地佛教造像做综合比较之后，提出桂林的唐代佛教造像“与中国西北各地及中原之造像，适成另一系统”的论断。自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以来，桂林摩崖造像逐渐引起国内外一些学者的关注，他们发表相关文章，从不同学科角度进行讨论。同时，部分桂林摩崖造像也在《中国西南石窟艺术》《中国石窟雕塑全集（第9卷）：云南、贵州、广西、西藏》等大型图录中影印出版。由此，桂林摩崖造像逐渐被世人所了解。
要对桂林摩崖造像进行深入研究，首先要完成扎实的基础资料收集工作。自21世纪初开始，桂海碑林博物馆全面开展了对桂林摩崖造像信息数据的采集、登录工作，建立并不断完善档案。在用文字和图像记录的同时，桂海碑林博物馆又于2013—2014年，在郑州仁清金石传拓艺术博物馆的帮助下，用传统的传拓技艺，对桂林西山、骝马山、金山龙泉寺遗址、伏波山、叠彩山、象鼻山等处的摩崖造像，进行了拓片采集工作；之后，又对轿子岩、清秀山、雉山、虞山和侯山等处零星留存的造像进行了采拓，至今共采集到181龛摩崖造像拓片，不仅丰富了档案资料记录内容，而且推出了新的呈现形式。
立体的摩崖造像传拓与平面石刻传拓在传拓技术上有许多不同，前者需采用拓制与修复两种技艺才能完成。造像传拓技术的关键在于施拓时不使用粘垫和打刷等硬质材料和工具，而是将浸湿后的宣纸轻敷于施拓对象上，用软巾贴实，使造像的线条凸显出来后，再以小拓包蘸墨或朱砂，轻扑凸面，令造像表面形貌完美浮现于宣纸之上。由于野外采集回的拓纸实为若干碎片，因此还需要经专业人员进行严谨细致的修复还原，最终方能获得完整而直接的图式记录资料—摩崖造像拓片。
桂海碑林博物馆在开展摩崖造像的传拓工作时，始终秉持严谨的态度。传拓开始前，必先评估造像本体和载体现状能否实施拓片采集，然后制定有针对性的工作方案，对选择用材、工具和采用的技术手法等，均要求在保护文物的前提下因势而动，在最大限度减少干扰的前提下施以采拓，这在桂林石刻保护和研究工作中尚属首次。通过对桂林摩崖造像进行拓片采集，在获取新档案材料的同时，也获得了一些新发现和新认识。如轿子岩造像，位居岩洞高处，洞内光线较昏暗，因其下方有一件宋代题名石刻，故一直以来被认为是宋代造像。但在采拓过程中，发现造像一侧刻有造像记，由此方知此造像为五代马楚时期镌造，纠正了过去的错误认识。又如叠彩山风洞也在传拓过程中新发现有唐调露二年（680年）造像记及造像遗存，同时还发现了部分宋代摩崖造像记上有早于造像记的文字，这些为研究叠彩山及桂林摩崖造像的发展演变提供了新的材料。同时，拓片能够清晰地反映出造像的细部特征，包括服饰、手印、法器等，这些技术特点即便是与现代三维数据采集技术相比，也具有不可替代的优势。
桂林摩崖造像的遗存已然向我们展示了宗教艺术流布桂林的文化景象，但它留给我们的思考还有很多。比如桂林摩崖佛教造像是由南方海上传入，还是由中原地区的高僧自北方带来？又如宗教以艺术的形式进入古代社会的传统文化，这对当时桂林的城市、人和社会产生了什么影响，带去了哪些变化，又如何获得长足发展？诸多疑问亦表明有关桂林摩崖造像的研究空间仍然十分广阔。希冀本书的出版，能对桂林摩崖造像和佛教文化，乃至地方史的研究有所裨益。限于某些客观条件，囿于编著者的水平，本书所存缺漏和不足，敬请读者不吝赐教。
桂海碑林博物馆
2022年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