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载掌阅APP，畅读海量书库
立即打开
桂林山川明秀，自宋代以来就有“山水甲天下”之美称。桂林历史悠久，文化源远流长，文物遗存丰富，尤以历代石刻为甚，自清代以来亦享有“唐宋题名之渊薮，以桂林为甲”（清叶昌炽《语石》）之赞誉。
桂林石刻包括碑刻和摩崖，由于历史原因，保存至今者以摩崖为多，而碑刻则留存甚少。摩崖石刻又可分为文字题刻与宗教造像两类。根据历年来野外考古调查所获得材料的不完全统计，在今桂林市区内的34座山峰间，保存有唐代至民国及年代未明的摩崖石刻2000余件：石刻共1420件，其中唐代石刻28件，五代石刻2件，宋代石刻469件，元代石刻26件，明代石刻327件，清代石刻441件，无纪年石刻127件；造像217龛642尊，其中唐代造像172龛520尊，五代造像2龛5尊，宋代造像26龛97尊，明代造像1龛5尊，清代造像3龛5尊，民国造像1龛3尊，年代未明造像12龛7尊。桂林石刻于2001年由国务院办公厅公布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此外，在芦笛岩和大岩内的钟乳石岩壁上，还留存有南朝至民国时期以墨笔题写的壁书168件。
桂林是目前国内保存古代摩崖石刻数量最多的地区，故清末叶昌炽于《语石》卷五《卧游访碑记》中称道：桂林“诸山无一处无摩崖，唐宋石刻莫多于此”。桂林石刻是桂林这座历史文化名城的一份珍贵的文化遗产。
相对于中原地区而言，桂林石刻出现的时间较晚。据现有的历史文献记载和考古调查材料，在南朝以前，桂林迄未见有石刻出现。又目前所见南朝时期的石刻实物，也仅有出土于墓葬中的滑石制作的买地券，并有芦笛岩内钟乳石岩壁上的一则永明年间题写的墨书题字，而未见有碑刻与摩崖。碑刻与摩崖在桂林历史上出现的时间大概是在隋唐时期，而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则与桂林历史发展进程有相应之关系。
桂林位于南岭山脉之西南面，地处由越城岭与海洋山之间的山间谷地自然形成的“湘桂走廊”之南端，自新石器时代晚期至先秦时期，即为由中原通往岭南的重要门户。秦始皇三十三年（前214年），灵渠在今桂林北面的兴安县境内开凿，连接湘江与漓江，进而沟通长江水系与珠江水系，从此，桂林成为南北联系的重要交通枢纽。早期桂林发展较为缓慢，自汉元鼎六年（前111年），武帝平定了割据岭南的南越国，在今桂林地建始安县，为桂林有行政区划建置之始。三国吴甘露元年（265年），升置始安郡。南朝梁天监六年（507年），桂州迁址于此，定居不移，桂林的政治、军事地位逐渐得到提升。
唐宋时期是桂林政治、经济、文化快速发展的时期。武周长寿元年（692年），相思埭在今桂林南面的临桂会仙镇开凿，沟通漓江与柳江，使桂林的政治、军事影响力向中国西南地区延伸，桂林“控制南交，屏藩中土”（清龚柴《广西考略》）的地位，由此真正形成。唐开元二十二年（734年），置岭南五管，桂管经略使驻地为桂林，并一度兼掌岭南道采访使，史称“五管之地桂为大，被山带河，控制数千里”（宋唐弼《安远楼记》）。唐光化三年（900年），升桂管经略使为静江军节度使。北宋至道三年（997年），分岭南为广南东路和广南西路，桂林复为广南西路经略安抚使驻地，从此成为广西政治、文化中心和“遥制海疆，旁控溪峒，宿兵授帅”（宋李彦弼《八桂堂记》）的军事重镇。随着桂林城市的建设、山水的开发，桂林石刻也就应时、应运出现于周边的山水间。
目前已知的桂林最早石刻，是由隋代著名高僧昙迁于开皇十年（590年）在普陀山七星岩洞内题刻的“栖霞洞”榜书，现久已不存，或已遭损毁。自此之后，直至中唐前的190年间，桂林石刻大多与宗教有关，如唐初显庆二年（657年）由著名书法家褚遂良流贬桂州（今桂林）时所书《金刚经碑》（见唐莫休符《桂林风土记》），显庆四年（659年）善兴寺立《舍利函记》（碑于清道光年间遗失，今存有拓本），又同年佚名于普陀山七星岩洞口题刻“玄玄栖霞之洞”榜书（由于岩体崩塌，石刻已损毁）等。而数量最多者，为遍布于诸山之佛教摩崖造像。
桂林唐代摩崖造像主要集中于今金山、西山、骝马山、伏波山、虞山等处，其中金山、西山、骝马山等处均为唐代早期造像，伏波山与虞山等处年代稍晚，大约在中晚唐时期。今见年代最早的摩崖造像位于金山龙泉寺遗址，造于唐咸亨三年（672年）。造像最集中的是西山，分布于西峰、千山、立鱼峰、观音峰等山峰间，此间山间谷地在唐初曾建有西庆林寺。西山最著名的造像为唐调露元年（679年）的《李实造像》，造一佛二胁侍菩萨，主尊佛像着轻薄的袒右式佛衣，结跏趺坐于金刚座上，手施降魔印。此为古印度佛教通过南方海路传入中国的早期造像实物，对于研究桂林、广西佛教历史，以及佛教在中国的传播，均具有重要的历史与艺术价值。
五代时期的佛教造像位于今金山与轿子岩，均为近几年来考古调查之新发现，其造像艺术风格与唐代一脉相承，由此填补了桂林乃至广西佛教五代时期发展历史研究的空白。宋代佛教造像多集中于今伏波山、叠彩山、龙隐岩等处，其中叠彩山造像是在“武宗毁佛”之后，在原唐代造像的基础上重新镌造。伏波山造像则从唐宋至明清时期都有镌造。而龙隐岩旧有宋至和二年（1055年）释迦寺僧义缘造像，所镌造者为“天台教主智者大师、擎天得胜关将军、檀越关三郎”像，这些造像既是佛教天台宗在广西传播的重要实物资料，又为今知“关羽显圣”故事与传说的唯一早期造像（温玉成《“关公显圣”与佛教造像》）。造像久已损毁不存，今唯造像记犹在龙隐岩洞内岩崖，仍具有重要的研究资料价值。
桂林石刻内容丰富，涵盖了桂林、广西乃至中国古代社会政治、军事、经济、科技、教育、文学、艺术、宗教、民俗、城市建设与民族关系等多方面的历史信息。其中，如记载历代封建统治者镇压边疆少数民族的《平蛮碑》，记载北宋年间党争的《元祐党籍碑》，记载宋人于游赏山水时考察岩溶洞穴的《乳床赋》，记载南宋桂林城市扩建的《静江府城池图》，记载南宋末年抵抗蒙古军队进犯的《纪功碑》，记载历代桂林教育发展的《鹿鸣宴劝驾诗》与官学、书院《修建记事碑》，以及记载地方民风民俗的《乡规民约碑》等，均为研究桂林历史文化的珍贵文物与原始资料。在桂林石刻中数量最多者，则为记载桂林山水开发、营建、游赏、吟咏等内容的山水纪游摩崖石刻。
光绪《临桂县志》卷首《山川志序》称：“桂林山水名天下，发明而称道之，则唐宋诸人之力也。”自唐宋以来，由于桂林政治、军事地位突显，城市建设规模扩大，经济不断发展，文化日益繁荣，中原文人士大夫来岭南者也逐渐增多，他们或来出守，或因左迁，或兼程远游，面对桂林“环山洄江，四出如一，夸奇竞秀，咸不相让，遍行天下者，唯是得之”（唐柳宗元《桂州訾家洲亭记》）的秀美山水，纷纷寄情其间，在政暇之余，寻幽选胜，开启山林，俯仰兴怀，选石留题，桂林摩崖石刻由此而顿开风气。
今见南来桂林任官之文人士大夫对桂林山水的开发营建，大约开始于中唐时期，最早见于唐建中元年（780年）桂州刺史李昌巙所开发的独秀峰下读书岩，同时由其幕僚郑叔齐作《独秀山新开石室记》，并刻于洞口上方石壁，是为现存桂林最早的山水题记石刻。此后，继有王溆、僧人道树于贞元六年（790年）在同游虞山时刻石题名，复有李渤、李涉兄弟于宝历二年（826年）分别作《南溪诗》与《玄岩铭》合刻于南溪山玄岩，又有元晦于会昌四年（844年）为所主持开发的叠彩山、四望山及于越山作题记、题榜并摩崖刻石。于是，以记载山水开发营建、记录游赏踪迹、描写山水名胜、吟咏自然美景与文人情怀为内容，以题记、题诗、题名、题榜为主要体裁的山水纪游摩崖石刻，开始出现在桂林山水间，并经宋、元至明、清，历代传承，延续不绝。
桂林历代摩崖石刻之作者，皆为桂林历史发展过程的亲身参与者，他们在置身于山水之中感受自然之美的同时，尤能切身体会前人游赏之经验，即所谓“簇峰澄练与目谋，松笙涧濑与耳谋，而诗篆之幽丽奇绝者，又与心谋”（明张鸣凤《桂胜》），故其人所作诗文皆为即时即景，又其摩崖题字，亦多缘于即景即情。较旧时之立碑者——碑主为一人，撰文为另一人，书丹又另一人，其情景迥然不同，所撰文词更能直抒作者胸臆，其书法更能表现作者之艺术品格，因此具有很高的历史与艺术价值。
桂林摩崖石刻中的山水诗词可谓千章万句，甚至一些记载行政事宜的石刻，也常寓意于山水。如宋嘉泰元年（1201年），权知静江府事王正功作《鹿鸣宴劝驾诗》，即以“桂林山水甲天下”兴起，以勉励桂林学子，争做国家栋梁。由此，桂林乃以“既擅邱壑之美，特成碑刻之林，洵足雄视南天，蜚声艺海”（梁岵庐《粤西稽古录》）的山水石刻大观，蔚然而成国内一处摩崖石刻之渊薮。
桂林石刻在历史上一直受到世人重视。北宋年间，就已有不少学者收集其石刻拓片，并进行著录和研究。至清代，有关桂林石刻的研究成果层出迭现，相关文献已达数十种之多。
今知历史上最早对桂林石刻进行收集和研究的学者，为北宋时期的欧阳棐，其所编《集古录目》虽然久已不传于世，但据后人引录书中资料，可知其曾对三种唐代桂林石刻进行过编录。之后在南宋时期，先有王象之《舆地碑记目》，著录唐代石刻十种，并记录石刻作者与石刻地点；后有陈思《宝刻丛编》，著录唐代石刻七种，并加有按语。明代对桂林石刻的收集和研究，多见于地理类文献，如徐霞客《粤西游日记》，记其在桂林游览考察期间，抄录或椎拓唐至明代石刻六十余种，并记录有碑目；又张鸣凤《桂胜》记桂林山水胜迹，由于曾组织县学诸生“赍楮墨，拓岩壑文”，故于唐、宋石刻“搜采尤详”，历史上全文抄录桂林石刻文字，即以此书为最先。至清代，学者所著金石文献中，对桂林石刻进行收集和研究者尤多，如目录类有孙星衍《寰宇访碑录》、吴式芬《捃古录》等，通纂类有王昶《金石萃编》、陆增祥《八琼室金石补正》等，跋尾类有钱大昕《潜研堂金石文跋尾》、李光暎《观妙斋藏金石文考略》等，概论类有叶昌炽《语石》，其盛赞“唐宋题名之渊薮，以桂林为甲”，即出自此书。
收集和研究桂林石刻之专书，始见于清代。乾隆年间，曾先后有桂林人朱依真拟作《桂林金石志》，任官桂林之刘玉麟拟作《桂林岩洞题刻记》、李文藻拟作《粤西金石刻记》等，然皆仅存草稿而未能成书。嘉庆六年（1801年），广西巡抚谢启昆开局于秀峰书院，纂修《广西通志》，乃“命工遍拓诸崖洞古刻”，由其幕友胡虔主持，朱依真、张元辂参与编校，以刘玉麟遗稿为蓝本，仿宋代洪适《隶释》之体例，著《粤西金石略》十五卷，共计著录广西石刻“自晋以下，迄于元代，凡四百八十三种”，其中桂林石刻计有453种。所有石刻抄录全文，记录作者、地点、尺寸、年代与书体，并辑前人跋语，复稽考历代文献，以己意加按语于后，因成专书，被后世称为“善本”。此后，陆续又有杨翰《粤西得碑记》、况周颐《粤西金石略补遗》以及光绪年间的《临桂县志·金石志》等增补辑遗，虽仍不免“野有遗贤”，但桂林石刻之面貌与历史、艺术价值，由此得以比较全面地展现于世人之前。
桂海碑林博物馆，坐落于桂林市七星公园内月牙山西南麓的龙隐洞与龙隐岩前，为国家二级博物馆，是目前广西唯一的石刻专题博物馆，并为广西壮族自治区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摩崖石刻传拓技艺”保护机构，国家古籍修复技艺传习中心桂林传习所。
自20世纪80年代中期建馆以来，在做好龙隐洞和龙隐岩石刻保护、研究、宣教及本馆发展工作的同时，桂海碑林博物馆还特别注重对桂林石刻资料档案的收集与整理，尤其是对石刻拓片资料的采集，有计划地逐年、逐山地对桂林石刻开展系统、全面的拓片采集工作。迄今已经采集完成桂林市区内唐至民国时期的摩崖造像、摩崖石刻、碑刻、石雕等各类拓片计7000余份，为历史上采集桂林石刻拓片数量之最，初步建立起了比较完整的桂林石刻拓片资料档案库。
在采集拓片、建立档案的基础上，桂海碑林博物馆还组织专家与业务人员对历代桂林石刻文献进行了全面梳理，利用拓片档案与现存石刻进行了认真细致的石刻文字校对和抄录，纠正了历代文献中存在的错误与遗漏，并增补了建馆40多年来在历次野外考古调查中新发现、新征集、新出土的石刻材料，于2019年编辑出版了《桂林石刻碑文集》，这是目前辑录文字最全面完整、最准确翔实的桂林石刻文献专著。同时，桂海碑林博物馆还从馆藏档案资料中选择了具有代表性的石刻拓片，先后编辑影印出版了《桂林石墨菁华》（1993年）、《桂林石刻撷珍》（2013年）、《桂林石刻书法选集·唐宋卷》（2017年）等桂林石刻图录。
《桂林石刻拓片全集》，是桂海碑林博物馆在前期拓片采集、资料整理工作基本完成，并建立资料档案库、编纂石刻碑文集、影印部分石刻图录之后，久已计划开展的一项整理桂林石刻资料的大型文献工程。本书将以分卷影印石刻拓片的形式，第一次向社会全面、系统地展现桂林石刻的全貌，直观、形象地呈现桂林石刻的历史、艺术与科学价值，为学术界和广大石刻爱好者能够充分利用这份珍贵的文化遗产提供条件，并期望促进桂林石刻的研究和交流，为传承中国优秀历史文化遗产做出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