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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黄伟林
刘硕良，何许人也？
我相信，知道刘硕良的人并不算多，至多以千计。
然而，读过刘硕良策划和编辑的书的人，一定不少。
像漓江版的“外国文学名著丛书”“域外诗丛”“艺苑人物”“世界中篇名作选”“获诺贝尔文学奖作家丛书”“外国通俗文库”“法国二十世纪文学丛书”
“法国现代当代文学研究资料丛刊”，接力版的“世界小说名著系列”“世界童话经典插图珍藏本”，河北教育版的“世界文豪书系”，云南教育版的“人与自然文库”，长江文艺版的“背影丛书”，湖北教育版的“世界文学大花园”，广西师大版的“广西政府参事文史馆员丛书”，以及多家出版社出版的“外国文学名著名译丛书”，这些丛书的图书品种多达数百种，发行总数量高达千万册。
还有漓江出版社的《漓江译丛》《青年外国文学》《国际诗坛》，广西新闻出版局的《出版广角》，云南教育出版社的《人与自然》，广西文史研究馆的《广西文史》，这些丛刊、期刊总数一百多期，发行总数量亦可百万计。《外国名作家大词典》《外国妇女文学词典》《世界名诗鉴赏辞典》《诺贝尔文学奖辞典》《诗海——世界诗歌史纲》《彩色插图世界文学史》，这些辞典类图书，发行量或许不大，但适合图书馆收藏，阅览量当以百万计。
还值得关注的是以上丛书涵盖或未涵盖的畅销书，如《海盗船长》《战争与爱情》《假若明天来临》《情盗》《西方爱情诗选》《荆棘鸟》《移民》《暗沟》《苍茫的时刻》《生活和爱情》《凄艳一生》《李小龙——功夫巨星》《白夜》《保尔和薇吉妮》《家族复仇》《钢铁是怎样炼成的》《我的野生动物朋友》等，这些畅销书单本发行量少则十万册，多则上百万册。
还有刘硕良青年时代在《广西日报》《广西文学》上发表的文章，还有刘硕良晚年回顾他新闻出版历程的文集《三栖路上云和月》，还有刘硕良主持撰写的《中国地域文化通览·广西卷》《广西地域文化要览》《广西现代文化史》。
这些由刘硕良策划和编辑的书、撰写和编辑的文章，以及众多作家、翻译家、学者、记者、官员、出版人发表的有关刘硕良所编辑出版图书的书评，其读者至少可以千万计。
这是一个多么庞大的数量。
更重要的，还有质量。“获诺贝尔文学奖作家丛书”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出版最具影响力的大型丛书之一；《诗海》获第四届中国图书奖一等奖；1991年首届全国优秀外国文学图书评奖，评出96种优秀图书，漓江版图书10种获奖，获奖总数和一等奖数量在全国各文艺出版社中均排名第一；2008年，中国出版集团主办的“改革开放30年最具影响力的300本书”，入选的27种外国文学作品，漓江版《老人与海》《麦田里的守望者》《假若明天来临》《意象派诗选》《日瓦戈医生》《洛丽塔》《在路上》《挪威的森林》等8种入选，入选数量居全国出版社之首。
如果说1981年刘硕良编辑的第一批图书《白夜》《保尔和薇吉妮》主要影响了五六十年代出生的中国读者，新世纪以来刘硕良策划编辑的图书《我的野生动物朋友》《迁徙的鸟》主要影响了世纪之交出生的中国读者，那么，刘硕良40多年出版生涯所编辑的图书，至少影响了从20世纪50年代到21世纪初出生的新中国三代读者。
我就是刘硕良策划编辑的图书的读者。从大学时代读《西方爱情诗选》《麦田里的守望者》，到大学毕业读《美国通俗文化简史》《最新西方文论选》，人到中年读《母亲杨沫》《1949年：中国知识分子的私人记录》，这些书或伴随我度过青春岁月，或帮助我打开文化视野，或具象化我对中国当代历史的认知。毫无疑问，这些书对我的情感和思想都产生了影响。
2003年，刘硕良以71岁高龄，获第八届韬奋出版奖。韬奋出版奖是中国出版工作者协会设立的文化出版奖项，代表着中国出版界个人的最高荣誉。韬奋出版奖的获得者必须是“在出版工作中有特殊成就和做出重大贡献者”。如此，我们或可以回答本文开头提出的问题：刘硕良是一个“在出版工作中有特殊成就和做出重大贡献”的人。
然而，这个答案道出的迄今100多位韬奋出版奖获得者的共同特质，并不能精准说明刘硕良的个人业绩。那么，具体到刘硕良个人，究竟应该用什么词语来概括其出版成就呢？
刘硕良在全国范围内为人所知是从漓江出版社开始的。他是漓江出版社的创办者之一，也是漓江出版社崛起的扛鼎人。早在1990年，就有记者对漓江出版社进行了如此评价：“这家地处偏隅、成立才五年的小出版社，通过自己的努力，在外国文学出版领域已经可以同北京的外国文学出版社和上海译文出版社这样的老牌出版社抗衡媲美……”
这一年，我也在《广西日报》发表《人文风景亦漓江》一文，传播漓江出版社外国文学出版的业绩。
漓江出版社异军突起，与外国文学出版社、上海译文出版社在外国文学出版领域三足鼎立的现象，后来被概括为“漓江现象”。因此，我们可以这样说：刘硕良是“漓江现象”的创造者。
然而，刘硕良的出版业绩并不局限于“漓江现象”，“漓江现象”之外，他还创办了《出版广角》《人与自然》，他不仅打造了“获诺贝尔文学奖作家丛书”这样的漓江出版品牌，而且打造了“世界文豪书系”这样的河北教育出版品牌，打造了“人与自然文库”这样的云南教育出版品牌，打造了“背影丛书”这样的长江文艺出版品牌。
诚如新闻出版署原副署长刘杲所言：“刘硕良是很多人熟悉的老出版人。他不是完人。在我的印象中，他是一位出版能人。”而这位自改革开放以来打造了诸多中国出版品牌的出版能人，不仅造就了中国出版界众望所归的“漓江现象”，而且也成就了如评论家白烨所说的“刘硕良现象”。
许多人注意到了外国文学出版的“漓江现象”。
对“漓江现象”关注较深的人，则会注意到“漓江现象”的背后，那个造就“漓江现象”的刘硕良。
刘硕良为什么能够创造如此辉煌的出版业绩？这个打造了多个中国出版品牌，造就了“刘硕良现象”的刘硕良，究竟是一个怎样的人？
刘硕良曾经为长江文艺出版社打造了一套“背影丛书”，这套丛书品种不多，已经出版的大约四种，分别是《长河孤旅——黄万里九十年人生沧桑》《一代报人王芸生》《不该遗忘的胡先骕》《光旦之华》。
关于这套丛书的策划理念，刘硕良有个说法：
在历史生活里面，有很多人正面都可以留下很多印记，但“背影”更长，里面有更多值得发掘的有价值的史料和文化……
这是刘硕良对一批在中国近现代历史上留下印记的人物的理解。我们同样可以把这段话放在刘硕良身上：刘硕良在中国出版史上留下了很多印记，但“背影”更长，里面有更多值得发掘的有价值的史料和文化。
正是基于这样的想法，从2012年开始，我利用出差南宁的机会，开始做刘硕良的口述实录。这项工作一直持续了十年，正应了“十年磨一剑”，终于完成了目前呈现在读者面前的这部《与时间书：刘硕良口述回忆录》。
我认识刘硕良已经30多年，从刘硕良最初开始出版生涯，我就是他所编辑出版图书的读者，在很大程度上，我是刘硕良出版业绩的见证人；近10年，为做刘硕良的口述历史，我无数次往返南宁和桂林两座城市。于我而言，《与时间书：刘硕良口述回忆录》许多内容口述了两次，有些内容，甚至口述了三五次。刘硕良讲述的故事、阐明的道理、抒发的感情，我都听过、领教过、体会过，而且不止一次，甚至不止两次。这些内容对我而言，已经耳熟能详。
如此看来，《与时间书：刘硕良口述回忆录》这部书，对我而言，应该不再新奇、不再新鲜、不再新颖。我阅读它的时候，应该有审美疲劳。然而，很奇怪，当我逐字逐句阅读《与时间书：刘硕良口述回忆录》时，我还是时时被震撼、刻刻受启发、常常被感动。
它如此引人入胜，让我想起《世说新语》所记录的王献之游山玩水的感受：“从山阴道上行，山川自相映发，使人应接不暇。”
它又如此精警透彻，虽然是口述，但绝不随意、漫无边际，而是审慎、深思熟虑，整部书稿条理清晰，结构缜密，耐人寻味。
阅读《与时间书：刘硕良口述回忆录》，我既为刘硕良的博闻强记所钦佩，又为刘硕良的鞭辟入里所折服。我仿佛是在读一部新奇、新颖、新鲜，于我而言全新的书，它胜景层叠，美不胜收；同时，我也是在读一部回忆、反思、探究，于我而言深思的书，它发人深省，启人至深。
当然，我相信，对所有读者，《与时间书：刘硕良口述回忆录》也是一部别开生面的、给人启迪的书。
《与时间书：刘硕良口述回忆录》虽然才20多万字，但它的内容，从1932年讲到2020年，接近90年。整部书稿，波澜曲折，跌宕起伏，山重水复，柳暗花明。
在全书的首章，刘硕良称他所讲述的，是他“这个高中生几十年的传奇故事和所见所闻”。读完整部书，我觉得“传奇”这个词非常准确。《与时间书：刘硕良口述回忆录》确实是一部传奇，一部刘硕良个人的传奇，一部新中国成长起来的出版人的传奇。刘硕良的一生可以说是深度地嵌入了新中国新闻出版业的历史，因此，《与时间书：刘硕良口述回忆录》堪称一部新中国新闻出版业的传奇；又由于刘硕良与其同时代众多新闻出版人有深度的交集，他回忆到许多与其同时代的新闻出版人，《与时间书：刘硕良口述回忆录》亦可以说是一部刘硕良同时代新闻出版人的传奇；再往大里说，新中国经历了仿佛沧海桑田的文化变迁，因此，《与时间书：刘硕良口述回忆录》也未尝不可以理解为一部新中国的文化传奇。
《与时间书：刘硕良口述回忆录》中，刘硕良迄今为止的90年人生旅程共分成十个部分：第一部分是1932—1949年，是刘硕良接受人生启蒙和基础教育的回顾；第二部分是1949年，讲述刘硕良在新闻干部训练班的学习经历；第三部分是1949—1965年，讲述刘硕良在《广西日报》任职16年的新闻记者履历；第四部分是1965—1980年，讲述刘硕良15年的劳改劳教经历；第五部分是1980—1993年，讲述刘硕良从参与创办漓江出版社到造就“漓江现象”的全过程；第六部分是1993—2000年，讲述刘硕良创办《出版广角》的过程；第七部分是2000—2004年，讲述刘硕良创办《人与自然》的过程；第八部分是2004—2007年，讲述刘硕良在北京创办硕良文化公司的过程；第九部分是2007—2016年，讲述刘硕良主持《广西文史》的过程；第十部分是2017—2022年，讲述刘硕良近五年编书、口述历史的业绩。
我阅读《与时间书：刘硕良口述回忆录》，感觉到有一个特点：这是一部新闻记者口述的回忆录。记者的回忆录，与作家的回忆录有所不同。作家的特点是个人叙事，个人为主体，以个人见时代；记者的特点是时代叙事，时代为主体，以时代见群体。因此，《与时间书：刘硕良口述回忆录》的价值不仅在于它讲述了刘硕良的个人传奇，更重要的是，它讲述了造就刘硕良传奇的这个新中国的时代传奇，讲述了造就刘硕良传奇的新中国新闻出版人的群体传奇。
不妨这样说，《与时间书：刘硕良口述回忆录》就是刘硕良的“背影”，通过刘硕良个人，拉出了一个新中国的时代背影、新中国新闻出版人的背影，这是一个漫长的背影。因为这个漫长背影的存在，改革开放时期出版界的“漓江现象”“刘硕良现象”才不再平面，不再浅表，才立体丰满，才入木三分。
刘硕良出生在湖南宁乡和湘乡交界的一个叫河堤上的小村子，他因此认为自己秉赋宁乡和湘乡两个地方的文化性格，他这样概括：
湖南人有一句土话，说宁乡人讲“看一看”不说“看”，说“kuàn”，声音好像狗叫一样，“去看看那个地方怎么样”，我们就讲“去kuàn kuàn”；湘乡人讲话就喜欢讲“嗡啊嗡啊”，像牛叫。这两句话恰好象征性地代表了宁乡人和湘乡人的性格：宁乡人像义犬那样忠毅、灵敏，湘乡人有股蛮劲，像牛一样，坚韧又能够吃苦耐劳，有顽强的韧劲。
像义犬一样忠毅、灵敏；像蛮牛一样，吃苦耐劳又坚忍不拔，有顽强的韧劲和蛮劲。这是刘硕良与生俱来的地域文化基因，也是刘硕良秉赋传承的地域文化性格。
人的文化性格不仅受制于地域文化的影响，更受制于时代文化。刘硕良是新中国的新闻出版人，但他的基础教育完成于旧中国。这个旧中国的基础教育也有新的元素。从小学到中学，刘硕良先后就读于湘乡金薮小学、宁乡汤泉乡中心小学、宁乡友仁中学和长沙清华中学。小学毕业之后，中学学习之前，刘硕良有一段时间在家自修，阅读了茅盾的《子夜》、邹韬奋的《萍踪忆语》和《萍踪寄语》，这些图书为刘硕良的精神世界打下了新文化的底色。
长沙清华中学，在当时的长沙，是一所进步的学校。教导主任旷璧城是闻一多的学生；刘硕良的语文老师施无己是鲁迅研究专家；音乐老师宋扬是中共地下党员，《古怪歌》的作者。其他老师，大多是在专业学术领域出类拔萃的人物，如教历史的易仁荄、教数学的杨邕鸣、教生物的傅柏、教英语的唐炳亮，等等。刘硕良回忆说：
长沙清华中学是我人生的一个关键时段。两年多的锻炼和学习，真正起到了基础教育的作用。……对我的性格、心理和人生价值取向的形成都起了关键作用。具体来说，表现在几个方面：一个是眼界放宽了，看到了世界的宽广，看到了这个世界是什么样子的，也看到了某种走向和大趋势。二是我们的国家是什么样的国家？在这个世界处在一种什么样的方位？处在一个什么阶段？……吸纳了新的世界观和人生观，也懂得社会发展，懂得一些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知识和思想。……那时候的学习、锻炼和想法，是我的一个出发点，让我人生有了某种动力。
我想，长沙清华中学打造了刘硕良的精神基座。这个精神基座是属于新中国的，诚如刘硕良所说：
在长沙清华中学，我基本完成了思想上、文化上、知识上的打基础的阶段。在那里，我接受了新的事物，重新认识了世界，重新认识了历史，走上了革命道路。
刘硕良恰恰是在新旧之交的时候就读于长沙清华中学，为此他深感幸运。因为，正是长沙清华中学引领他进入了新中国。当他回首往事，他有了自己对那个新旧交替的时代的理解：
现在回想起来，《李有才板话》《洋铁桶的故事》那些作品，还是比较浅的，并没有真正地反映太多社会本质的东西、人民本质上的东西。但为什么那么让人激动呢？我认为这是一种新的事物、一种全新的理念，完全不同于传统的一些看法和观点，完全进入自己的脑海以后，不由自主地会受到冲击，就不由自主地有这样一种奋起的力量和动力。这不光是我一个人，千千万万个青年学生当时都是这样。我想这不是偶然的现象，而是反映出了那样一个时代需要一种变革，是一种必然的发展趋势，那是一个大破大立的、可以有一番大作为的时代。
这个对新旧交替的时代的理解，非常重要。刘硕良叙述得感性、具体、实在，比许多教科书的结论更能打动读者，更能让读者接受。正如前面所说到的，刘硕良的口述回忆录，不仅是他个人生涯的回忆，而且是他所经历的时代的回忆，而这个时代，是亿万人身所共处的时代。刘硕良以他个人的视角展开对时代的理解，既真实感性，又深刻独到。
阅读《与时间书：刘硕良口述回忆录》，我们时时可以感受到刘硕良对他所经历、对他所身处其间的时代的理解和把握，尤其是感佩他对时代主流、时代趋势的理解和把握，感佩他具有某种“当局者清”的能力。刘硕良就像一个冲浪者，顺应于时代趋势，激荡于时代主潮。
但值得注意的是，作为一部刘硕良抵达90岁高龄才定稿的回忆录，他对时代的理解和把握，又多了一个回首的视角。这时候他不仅是当局者，而且是旁观人。作为旁观人，刘硕良在回首往事的时候，不仅能看到汹涌澎湃的时代主流，而且能看到静水流深的时代潜流；不仅能看到亮丽炫目的时代浪花，而且能看到昔日未曾注意的不为时代潮流所动的那些深扎的文化根脉，像这段回忆：
在清华中学，进步的、左翼的思想有很强大的气场，氛围也很不一样，但是还是有学生是很淡定的，只埋头读书。他也不反共，他还是觉得学好数理化是踏踏实实的。我觉得这不单是说明这些同学有他自己独立的观察，同时也体现了文化的力量，一种恒定的力量。它的吸引力看似无形，实际上是很强大的。这就是一个民族生存的根。
刘硕良在肯定对时代趋势顺应、对时代潮流呼应的同时，蓦然回首，能够发现这种趋势和潮流在荡涤旧时代的时候，也存在极端，存在失误，存在遗憾，他如此反思：
我在清华中学接受了左翼思想的熏陶，匡补了原来我不了解的方面，但是又开始走向另外一个极端，容易轻率地否定那些历史的传统的东西。
时代必然要前进，要动荡，因此，前进、动荡的力量必然最醒目，最需要理解和把握；但总有一种恒定的力量贯穿所有时代，对这种恒定力量的理解和承认，则需要有置身时代又超越时代的智慧。
晚年的刘硕良看到了这种力量，因此，《与时间书：刘硕良口述回忆录》是智者的回忆录，是历尽沧桑者的回忆录。
无论是“漓江现象”，还是《出版广角》，或者《人与自然》，以及《广西文史》，都是刘硕良创造的值得大书特书的文化成果。
这些都是刘硕良人生事业的正面。
但是，创造这么多“正面”成就的刘硕良，却有着多数人并不了解的“负面”。或者说，刘硕良人生历程中许多负面因素，与他的正面成就形成了某种悖反的关系。这是“刘硕良现象”的提出者也未曾想到的问题。
很难想象，刘硕良这样一位近百种“获诺贝尔文学奖作家丛书”的主编，这样一位编辑出版数百种图书的出版家，竟然没有上过大学，没有受过大学的专业教育。
学历低，没有上过大学；入职晚，48岁才进入出版界；地理偏，广西是文化边缘地区；权力小，创办漓江出版社、任职漓江出版社13年，从来未曾担任过漓江出版社的正职领导。
刘硕良的这些人生履历存在许多不利于其事业成就的因素。
然而，正是在这种形势下，刘硕良创造了令人叹为观止的出版业绩。
他是怎么做到的呢？
如果探究刘硕良的成功元素，我觉得，最重要的元素，是刘硕良对文史地理的阅读热爱。
从小学阅读《论语》《孟子》《诗经》《左传》《战国策》《史记》《中国分省地图集》；到初中阅读袁了凡的《了凡纲鉴》、周谷城的《中国通史》、钱穆的《国史大纲》；到高中阅读钱亦石的《中国政治史讲话》、沈志远的《新经济学大纲》、曹伯韩的《通俗社会科学二十讲》、李剑农的《最近三十年中国政治史》以及《观察》杂志、《民策周刊》等期刊；在《广西日报》工作的时候“看过外国文学史，看过很多中外的文学名著”，“这些‘黄皮书’《广西日报》都买了，像《在路上》，还有英国的、苏联的一些作品，我都看过”；甚至在劳改劳教的时候，“系统地看了《毛泽东选集》《毛主席语录》等书籍”，“把我能够买到或是借到的鲁迅作品全部看了，看得非常仔细”；到了晚年，为了主编《中国地域文化通览·广西卷》，刘硕良到广西人民出版社、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广西民族出版社、漓江出版社找了一两百本书，包括《新桂系史》《壮族通史》《广西通史》，“看了很多书，每个史料每个句子我都做了比较和考究”。要知道，这时候的刘硕良，已经年逾75岁，而当《中国地域文化通览·广西卷》出版之时，刘硕良已经年逾80岁，又马不停蹄地开始了《广西现代文化史》的主编和撰写工作。
刘硕良始终是时代潮流的冲浪者，而他同时也是文化传统的传承者。或许这并不是他的自觉意识，而是他天赋的阅读爱好所使然。读书，使他终于能够相对安然地度过变幻莫测、险象环生的年代；读书，帮助他后来在出版界大展宏图，创造辉煌。
畅游文史，博览群书，是刘硕良能够成就其出版业绩的文化根柢；与此同时，新闻工作的历练，则是刘硕良能够成就其出版业绩的专业准备。
刘硕良虽然没有上过大学，但他上过湖南省新闻干部训练班，接受过专门的新闻工作培训，并且在《广西日报》有过16年新闻工作的历练。
湖南省新闻干部训练班由原《群众日报》社长李锐、总编辑朱九思创办，廖经天担任新干班主任，尹正义、梁中夫担任副主任，周小舟、谢文清、李龙牧、尚子锦等都在这个班上过课。这些都是新中国历史上的重要人物。从1949年9月至11月，正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后的两个月，刘硕良参加了新闻干部训练班的培训。学习包括了人生观的确立、世界观的改造、党的路线方针政策以及新闻业务基本知识，成为刘硕良走上新闻工作的前奏。
刘硕良总结自己在《广西日报》工作16年的意义时说：
我在省委机关报做新闻采编，从文教、政法、理论宣传领域到副刊部，在这一系列的历练中获得了一些积累，包括政治敏感力、职业精神和采写能力的养成，这些都是有利于做出版的。
在阅读“回忆录”中“党报生涯”这部分文字时，我感到，这16年，对于刘硕良后半生投入出版事业，确实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准备。这个准备至少包括三个方面。
一是刘硕良参与了许多重要政治大事和文化现象的报道。如受派采访毛主席在南宁人民公园接见各族干部群众，并参与了报社贯彻执行毛主席指示信的决策与实践过程；担任临时报道组组长，统一指挥广西壮族自治区成立的报道；代表《广西日报》主持召开彩调剧《刘三姐》座谈会，负责歌舞剧《刘三姐》赴京演出团宣传工作。这些重要的大型报道，对于刘硕良的新闻才能，自然是非常难得的历练。此外，这些大型活动一方面帮助刘硕良获得了对社会和时代的认知能力，另一方面帮助刘硕良获得了策划领导、组织协同的行动能力，使刘硕良在知与行的结合上达成平衡。
二是刘硕良因为采访近距离接触了许多重要的领导干部。如1951年随当时广西省委代理书记陶铸到平乐地区下乡采访，如跟随韦国清到武鸣锣圩做调查。可以说，在《广西日报》期间，刘硕良与许多广西地方领导打过交道，并与他们有良好的关系。以至于他的同事陆里曾说过一句话：“刘硕良这个人能干是能干的，但是是‘通天’的哦。”这种经历，既锻炼了刘硕良与领导打交道的能力，也为刘硕良积累了许多人脉资源。
三是刘硕良主持副刊结识了许多广西重要文化人。这些文化人有的本身就在《广西日报》任职，如吴颂平、张辛、饶韬、周中仁、张谷、饶华桐、李宁。更多的则是报社之外的文化人，如陆地、谢逸、陈烟桥、刘宇一、阮同、刘名涛，等等。这同样为刘硕良积累了许多人脉资源。
在《与时间书：刘硕良口述回忆录》中，刘硕良专门谈到：“对我们出版人来说，人脉资源比资金更重要。”这是刘硕良多年从事出版的体会。而刘硕良的《广西日报》工作经历，确实为他积累了宝贵的人脉资源。这个宝贵的人脉资源，为他后来在出版业的风生水起做了重要的铺垫。
实际上，以上三个方面的准备，对于刘硕良来说，绝不止于人脉资源的积累，而是帮助刘硕良深入了解了中国社会、中国国情，了解各行各业的领导，了解文化界各具个性的文化人，也可以说是了解了社会，了解了时代，了解了人性。这种了解非常重要，日后刘硕良能够在出版业创造业绩，大放光彩，与他对社会、时代、人性的了解有深刻的关系。
对人性的了解，帮助刘硕良正确地处理出版业不可避免的人际关系，帮助他明白文化人最看重的是什么：
归根到底，我们还是靠项目、靠书、靠文化、靠事业吸引人，其他的人际关系的手段都是很有限的。我们没有那么多钱请那么多的专家来桂林吃饭、旅游，而且我们很忙，根本顾不上这些繁文缛节。把书出好，项目好，选题好，他们感觉可以参加，手上的材料有出路，可以给我们用，被我们看重，他们才愿意和我们建立关系，否则那些关系都是不可靠的。
对社会时代、中国国情的了解，帮助他顺利出版有可能遭遇障碍的图书。比如，刘硕良晚年主编的《广西现代文化史》能够顺利出版，就得益于这种了解。《与时间书：刘硕良口述回忆录》中有这样一段回忆：
后来广西文史馆有些人事变动，好在做《广西现代文化史》的时候，我果断地把握了时机，《广西现代文化史》这个项目启动初期就抓紧时间，以最大的努力在2015年完成初稿，之后顺利出版。
为此，刘硕良指出：
在中国做出版，只懂得出版规律是不够的，还要懂得中国国情，要懂得很多的周折和意味，要善于回避和化解，才能达到预期的效果。
因此，如果我们只看到创造“漓江现象”、创办《出版广角》《人与自然》的刘硕良，并没有看到刘硕良的全部，那么只有将《广西日报》的刘硕良与漓江出版社的刘硕良合在一起，才得以看见完整的刘硕良。如果说，“漓江现象”之后的刘硕良，呈现的是刘硕良的正面，那么，“漓江现象”之前的刘硕良，呈现的是刘硕良的背面。正面的刘硕良令人景仰，背面的刘硕良予人启迪。
其实，在这个部分，我更想说的是，《与时间书：刘硕良口述回忆录》回忆的不仅是刘硕良本人的生命历程，更是刘硕良同时代许多领导、文人的人生片断，这些领导人、文化人的人生片断构成了刘硕良生命历程的背景、背影和背面，它们的集合，就成为刘硕良经历的整个时代。《与时间书：刘硕良口述回忆录》，不仅是刘硕良个人的回忆录，而且是刘硕良所经历的这个大时代的回忆录。只是，这个时代的回忆是以背景、背影和背面的形式呈现的。
《与时间书：刘硕良口述回忆录》有叙事、有说理、有温情。
它将个人叙事融入时代叙事、群体叙事之中，具有历史的价值；它将理论思辨融入历史背景、个体人生之中，具有示范的意义；它将脉脉温情隐藏在历史时代和个人经历的后面，具有感动的力量。
在我阅读《与时间书：刘硕良口述回忆录》的过程中，在被那个时代、那个造就了一个时代的人物群体所震撼的时候，我更常常感喟于刘硕良蓦然回首其所经历时代、所经历人生、所成就事业的感悟。
其中，我觉得刘硕良最重要的感悟就是文化感悟。
时代千变万化，社会气象万千，我们置身社会时代之中，仿佛盲人摸象，神龙见首不见尾。然而，经历了诸多时代变迁、社会变化的刘硕良，于各种变幻莫测的思潮时尚之中，发现了文化的恒定力量。正是因为这种文化感悟，刘硕良才能重新发现他的清华中学时代那些同学貌似超脱于时代的文化选择的意义，而具体到对出版业的思考，刘硕良做出了他的选择：
要把对经典性、艺术性的追求作为一个不动摇的、永恒的目标。
有些有价值的东西可能现在看起来它冷了，但过一段时间它还是会红起来，因为它有永恒的价值在里面，一旦遇到适当的时间、适当的机会，一发酵就马上散发出魅力。
畅销书不是“天外来客”，不是无法捉摸、全凭运气去碰的东西，它的追寻、发现和获得，尽管有时存在着某种偶然性，但总的来说，还是有迹可循、有路径可求的。我的一个观点就是，所谓畅销书，无非是把畅销潜质释放出来让大家接受。
确实，于千变万化之中发现不变的因素，于变幻莫测之中发现恒定的力量，这不仅需要理论的洞见，而且需要经验作为铺垫。
对专业和专家的尊重，是刘硕良从事新闻出版的一个重要认识。从《广西日报》到漓江出版社，刘硕良见证了许多失误，经历了许多成功，他因此认为：
办报除了政治上要强外，很重要的一条就是要有很扎实的功底，要有很好的文字能力，要有很好的历史文化素养，要有相当的学术水平和学术鉴赏能力，还应该有一定的写作能力。一个副刊的编辑，一个报社的编辑，如果文化基础差，在报社，光是政治进步，光是政治上表现坚定，那么在新闻事业上要想发挥一定的作用是很难的。
编辑、出版工作，在正确方针的指导下，更多时候是单兵作战，人多意见很难统一，个人的智慧也不一定能够充分地展开，有些事情是要有人去实施、实践，用实践的效果来证明对还是不对，而不是开个会表决，按多数人的意见办事就行。
工作不能靠人海战术，不在于人多，而是要有执行力强的班子。
这些观点，不是周密严谨的逻辑推理，不是复杂高深的理论演绎，而是刘硕良经过实践验证的通俗易懂的结论，是在实践中形成的真知灼见。
作为一个创造了诸多令人瞩目的出版业绩的出版家，刘硕良对出版的思考显然最有价值，最具有示范意义。那么，在整个出版系统中，究竟哪个环节最为重要，刘硕良有自己的思考：
做好出版工作，首先得有好的想法、好的眼光，要能抓住好的选题、好的作品，还要设计好，形式要新颖、美观。但是光是做好这些工作，还远远不够，还得做好印刷、发行、营销等工作。
有什么样的思路，就走什么样的道路；开什么路子出来，就会有什么样的过程和结果。
好的想法、好的思路、好的选题，才是出版制胜的法宝。那么，如何才能获得好的想法、好的思路、好的选题，刘硕良亦有具体的操作路径：
我觉得从事外国文学出版，必须要熟悉三本地图，要对世界文学的大格局了然于心，要对外部世界有所了解。一个是世界历史地图，一个是世界文学史地图，一个是外国文学翻译出版地图。
其实“获诺贝尔文学奖作家丛书”里面，好些在桂林文化城时期就出版过，解放初期倒向苏联，西方的东西就完全隔绝了，只有少数西方的古典作品在中国有介绍，西方的现代文学都被认为是反动的。做出版，要了解这些出版领域的历史情况，知道什么时候一些工作断了，要判断什么时候还能恢复起来。漓江出版社上手的时候为什么选《白夜》和《保尔和薇吉妮》？当然是填补空缺，你要想填空补缺，你就先要熟悉文学地图、出版地图，知道还有哪些空缺。
这个具体的操作路径虽然存在，但并不可能一蹴而就，而必须经过长期的专业训练和专业积累，说到底，出版人必须有深厚的文化素养和专业素养，这又与前面的文化感悟殊途同归。
具体而微的想法、思路、选题，多在抽象的思想基础上形成，从宏大的思想中孕育，于深刻的思想中产生。刘硕良虽然是一个行动者，但更是一个思想者，他的行动是以思想为准绳的。我们看到的是一部部厚重的获诺贝尔文学奖作家的作品，但刘硕良贯注这一部部作品后面的却是这样的思想：
“获诺贝尔文学奖作家丛书”让人们知道20世纪的人类社会精神生活、精神世界是什么样的。像以前我们在一些作品中看到的人性没有那么复杂的，都是比较简单的，比较单一。但是在福克纳等很多获诺贝尔文学奖的作家作品里面，比如说西蒙“新小说”里面的，那不仅是一个技巧上的突破，而且是对人类世界，对人性的理解、挖掘。它的文学意义自不待言，它的社会学意义、人类学研究意义也是很大的。这套书对社会思想文化有着启蒙作用，振聋发聩的作用。
正是因为有“获诺贝尔文学奖作家丛书”这样厚重的外国文学出版工程，刘硕良的这些思想才能有所凭借；正是因为有刘硕良的这些思想，“获诺贝尔文学奖作家丛书”与中国土地的相遇才能水乳交融，与中国文学的交流才能水到渠成。
我们看到的是一本本漂亮的《人与自然》杂志，但刘硕良赋予这一本本杂志背后的理念：
人与自然，关键在“与”，关键要在“与”字上做文章，表现人与自然的关系，正确地体现人与自然的关系。这个关系应该是以人为主导的，但在自然面前人要放下架子，要热爱自然、学习自然、敬畏自然、保护自然，不要动不动就要改变自然、改天换地，强调人类主导一切。如果人为所欲为，人与自然的关系就肯定搞不好，就会颠倒。
《人与自然》就是要在精神观念上施加影响，使得人们对自然的观念发生革命性的变化。因此，刊物就要在各方面展现自然的伟大、优美、永恒、不可抗拒、不可随意改变，以期将人们对自然的态度端正过来。
正是因为有《人与自然》这本杂志，刘硕良的这些理念才有了依托而不是空洞的夸夸其谈；正是因为有刘硕良的这些理念，《人与自然》杂志才有了灵魂而不是赶时髦追时尚的浅薄读物。
其实，《与时间书：刘硕良口述回忆录》许多思考都超出了新闻出版的范围，比如这段话：“过去我们国家有一些失误，当然有很多原因，但是至少有一条，就是忽视多样性和不尊重多样性。”这样的思考，称得上掷地有声，振聋发聩，给我们启迪，令我们深思。
《与时间书：刘硕良口述回忆录》不仅有历史，有思想，而且有温情。
其中有对故乡、对家族的温情。
刘硕良谈到故乡的刘氏宗祠：
祠堂城分三四个大的部分，每一部分有前后两栋，甚至有三栋，每一栋都有戏台、骑楼，还有很多放墓碑、放神主牌的地方。宗祠大门进来有个比较大的广场，是一个集会的场所，左右都有骑楼，骑楼上面下面都可以住人、站人，规模相当宏大，办一个完全小学只用了其中还不到五分之一的地方，有宿舍、有礼堂、有操场，还有戏剧舞台。抗战的时候害怕日本人的飞机来轰炸，就用锅底灰涂在墙壁上面，躲过了日本人的轰炸。20世纪60年代大炼钢铁，破“四旧”，就把这些房子全部拆毁了，几百年的建筑，非常可惜。
“非常可惜”几个字，道出了刘硕良晚年对故乡、对宗族的温情。
刘硕良回忆了许多领导、同事、作者、译者。这些领导、同事大都是新闻出版界的重要人物，这些作者、译者更是全国文化界的知名人物。刘硕良将自己与他们的过从往来与人生交集娓娓道来，字里行间，可以体会到刘硕良对故人、故友的缅怀和追思。
刘硕良多次谈到他的妻子黄丽清。黄丽清曾经与他同过欢乐，也与他共过患难。刘硕良有过长达15年劳改劳教经历，受他牵连，黄丽清被下放到宁明山区，带着孩子与贫农“三同”。《与时间书：刘硕良口述回忆录》定稿期间，黄丽清已经去世，刘硕良反复说到“我也不想去太多打扰她”，“我在这里有意回避很多事情，就是不想打扰她。让她安息吧，让她在另外一个世界里面能过得安然。终究我们要走到一起的”。
这样的话，确实有一种特殊的感染力。
这种感染力，不是因为刘硕良个人多么善于修辞，而是因为刘硕良本质上是一个有情之人，虽然表面上看他情感内敛，行事理性。
漓江出版社是刘硕良事业的高峰。虽然刘硕良在漓江出版社正式任职只有13年，但刘硕良全部40多年的出版生涯，都对漓江出版社念兹在兹。他说：“一有机会能帮漓江出版社做点什么，我就去做。”他说：“40年来，我好像一个幽灵似的在漓江徘徊。”他说的不过是事实，但这样的事实，包蕴着深厚的情感内容。
刘硕良17岁离开湖南来到广西，在广西生活工作了70多年，他的事业和生活完全融入了广西，广西已经成为他无法分离的第二故乡。到了晚年，他放下了他最为风光的出版家身份，重新激扬疏离已久的写作者热情，亲自主持撰写《中国地域文化通览·广西卷》《广西地域文化要览》《广西现代文化史》三部大书。这三部大书，不仅填补了广西文化史研究的空白，而且具有相当高的学术品质和文化价值，为广西文化学术史研究提供了典范之作。
值得注意的是，这三部大书出版的时候，刘硕良已经年逾80，他亲自撰写《中国地域文化通览·广西卷》的绪论、《广西地域文化要览》的绪论和《中国现代文化史》（四卷本）第九章“出版”等章节，个人承担的写作内容超过20万字。他是以行动表达他对八桂大地的深情。诚如他所说：
能把《广西现代文化史》这部书推出来，是广西文史馆对广西历史文化事业的一大贡献，也是广西文史馆的光亮点所在。这部书能出来，还是很幸运的事。想一想全国有几个省份有这样的现代文化史出版？
他欣慰地说：
叶落归根不单是指生活上、工作上，也可以包括文化、学术方面的“归根”。我最后还是回到了广西这片土地上，为广西做了一点事。
刘硕良是新中国培养的第一代新闻出版人，他从事新闻出版70多年，创造了诸多新闻出版业绩。
《与时间书：刘硕良口述回忆录》讲述了刘硕良70多年的新闻出版生涯，其中有个人的奋发作为，也有时代的因缘际会；有小舞台的匠心独运，也有大中国的春潮漫卷。它是刘硕良的个人史，记录刘硕良从童年到老年近90年的个体生命历程；也是中国新闻人出版人的共同史，涉及新中国新闻人出版人70多年的创业创新历程；更是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外国文学翻译史，因为刘硕良及其参与创办的漓江出版社，团结了几代中国最优秀的外国文学翻译家，共同打造了一个语种丰富、品质卓越、内容博大精深的外国文学译本世界。
刘硕良何以能创造如此骄人的新闻出版业绩？
我想，这既来自他作为湖南人的文化性格，有着兼容义犬与蛮牛的忠毅、灵敏、韧性和蛮劲，也来自他在八桂大地历练的宽容、多元、深情和朴厚。由是，刘硕良既有对改革开放的敏感，又有对出版事业的忠毅；既有开拓进取的蛮劲，又有持之以恒的韧劲；既有视野的兼容并包，又有情感的诚挚朴厚。
唯其如此，他才能在出版事业攻城拔寨，不仅拓展高原，而且攀登高峰；不仅有春夏的桃红李白，而且有秋冬的橙黄橘绿。
曾经有记者向刘硕良提问，是怎样一种信念和力量贯穿他的出版生涯。
刘硕良的回答是：
我只不过是想把窗口开得更大一点，让读者看到一些他们希望知道也应该知道的东西罢了。
回到本文开头，刘硕良何许人也？
我想，刘硕良就是那个把窗口开得更大的人，他希望通过他的努力，读者能够在图书中看到更真实多样的世界、更丰富复杂的人性以及更深邃广阔的历史和未来。
感谢刘硕良先生多年的支持与合作，我们共同完成了《与时间书：刘硕良口述回忆录》这部著作；感谢“刘硕良口述实录项目”团队的通力合作与付出，我们集团队之力、耗十年之功，才可能保存并如此呈现这部中国当代新闻出版的珍稀文献。
作为一群新中国出版事业的受益者，我们谨以这部《与时间书：刘硕良口述回忆录》向新中国出版人致敬！
2022年1月24日完稿于桂林漓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