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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杨牧之
我知道刘硕良先生的大名，或者说“认识”硕良先生，确实很久了，但是了解并不多，知道他组织出版过“获诺贝尔文学奖作家丛书”，很不容易。印象更深刻的是他后来主办的《出版广角》杂志，一本偏居西南一隅的新办杂志，居然有这么大的影响，我很好奇。因为我也办过杂志，知道办杂志的不易。《出版广角》却能引得全国出版界瞩目，每一期刚出版，总想找来翻翻，看看有什么新文章，有什么高论。在出版改革风起云涌的时代，《出版广角》实在是一本有价值、有吸引力的杂志。
但那时我确实没有和硕良先生深入交流过。也许是因为他五十来岁，风华正茂，又曾经沧海，而我只有四十岁出头。加上他说的湖南话又混杂点儿广西的口音，听起来有些吃力，所以和硕良先生交流不多。责任编辑请我写点读后的感想，我踌躇着不知如何下笔。
但硕良先生毕竟是出版界的资深编辑，是出版家，组织出版了很多的好书，似乎不少书的出版还有些故事，就忍不住打开“回忆录”阅读。看了他的“回忆录”，特别仔细地看了他从事出版工作的后半生（或者说大半生）记述，我把过去知道的关于他的一些事，在“回忆录”中找到了原委和答案，便抑制不住自己的情绪，想把我读后的感想写出来。
硕良先生的前半生，确实是曾经沧海，后来又曾经因为这样那样的原因，被监管了起来。但他出来后，平了反，还仍然受着不了解实情或者不愿意了解实情的人的冷眼，他却不顾这些，立即投入到事业中来。他说“我感觉像刚参加工作的年轻人一样兴奋，每天起来得很早”，骑单车上班，“很有新鲜感”。
这情景，一下子让我想到最早提出搞《中国大百科全书》的姜椿芳先生。姜老在狱中就筹划搞《中国大百科全书》。他出狱后，单位领导来看他，工资啊，住房啊，身体啊，他什么都没谈，马上提出关于编辑《中国大百科全书》的构想。随后便紧锣密鼓地不断给有关方面写报告，提出实施方案。
硕良先生和姜椿芳先生入狱原因各有不同，但他们在坎坷后振作奋起的精神却是一致的。这使我颇为感慨。我深深感到，老一代中国知识分子，执着地追求国家的进步和发达，事业是他们一生的奋斗目标，这一点恐怕今天的年轻人理解起来会费点儿劲吧？不少年轻人也许会觉得，国家给了他们什么，他们遭了不白之冤还这么卖力气？
一页一页看着硕良先生的“回忆录”，我好像随硕良先生重新经历那个时代，走在那段历史的曲折、坎坷又让人努力前行的路上。
“回忆录”开头便说，他四岁便由父亲背着去上小学，学的第一个字是“油”，因为第一篇课文是《油菜花开了》。这可能是湖南油菜花遍地，小孩子容易理解的缘故吧？于是我回忆起我六岁读小学一年级时，天天由比我大两岁的姐姐拉着我上学，学的第一个字是“人”，一撇一捺的“人”字。比“油”字简单多了。然后是“一个（個）人，两只（隻）手，人有手，会做工”。这十几个字下来，已经是两三篇课文了。于是，我突然觉得和硕良先生拉近了，受着同样的教育，仿佛是同一代人了。
硕良先生转行从事出版事业时，已经快50岁了，也就是20世纪80年代，我也差不多是那前后在中华书局正式开始做编辑工作的。他被分配去做一份广西人民出版社从没做过的业务，负责外国翻译文学的出版。漓江出版社原来是广西人民出版社的副牌社，后来才转为独立社的，外国文学图书没人做过。当时前有人民文学出版社，后有上海译文出版社，漓江出版社刚刚转正，怎么突出“包围”，出些好书？按说硕良先生刚刚从管制他的地方出来，再度上阵应该是知道深浅了，但他仍然一往无前。他安排出的第一本书是俄国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白夜》，接着是法国作家贝纳丹的《保尔和薇吉妮》、美国作家塞林格的《麦田里的守望者》，后来居然接受专家学者建议安排了“获诺贝尔文学奖作家丛书”……在当时，这些书都是很敏感的，尤其是“获诺贝尔文学奖作家丛书”，学术界对它看法不一。有的认为这个奖是资产阶级的；有的认为一些大作家因为观念不同就没有获奖，这个奖是有强烈政治性的，甚至是反共的；有的觉得作家多、书多，不好选，选出来，出不完如何收场，等等。当时我已经去做出版管理工作了，所以这些情况我也是略知一二的。一个曾经受过严厉处分的知识分子，为什么还敢接下这个大项目，敢去冒这个风险呢？他的“回忆录”中写道：“我只不过是想把窗口开得更大一点，让读者看到一些他们希望知道也应该知道的东西罢了。”
他的这个话让我好生感动。
我情不自禁地想到，是什么能让一个人刚刚平反，而且“反”平得还不彻底，就快快乐乐地走上出版之路呢？
是什么让一个人刚刚走上出版之路，就千辛万苦、东奔西走地努力去寻找好的书稿呢？
一个出版人的幸福是什么呢？
硕良先生的“回忆录”一开头就想到他启蒙的第一个字是“油”字，他带动我也想起了我启蒙所学的第一个字是“人”字，是“人有手，会做工”。这一小事，我们都记得那么清楚，可见学生的课本，课本上的内容，在年幼的儿童像白纸一样的心灵上，刻下的是多么深刻的印记。
那么，对每一个接受教育的人不也是如此吗？
一本好书它传播了科学的思想、优美的情操、高尚的价值观念，作为一个出版人内心的快乐无以言表。
这让我想起马克思关于寻求职业说过的一段话：“我们的事业并不显赫一时，但将永远存在，高尚的人们将在我们的墓前洒下热泪。”
硕良先生也许没有这样想过，没想过是不是“永远存在”，但一个有理想、有追求，正直前行的人，实际上不都是这么做的吗？
他们的人生，不在乎什么名利，只是为了“让读者看到一些他们希望知道也应该知道的东西”，把世界上美的东西挑拣出来，双手捧给读者。
硕良先生给我的第二点启发是出版社要有自己的“品牌”。一个出版人要为树立出版社的“品牌”而奋斗。
干了这么多年出版，现在出版社转为出版公司，有的还成为股份制上市公司，“品牌”就更加重要。“品牌”是什么？品牌是一个企业、一个出版社的无形资产，品牌是消费者对某类商品形成的一种观念存储和心理认同，是存储在读者脑子里的购买意向。比如，你要买马列的书，到人民出版社；买古籍整理和研究的书，到中华书局；买中外工具书，到商务印书馆；买中外文学图书，到人民文学出版社……读者为什么到那里去买书？因为读者认为那里出的那一类书质量好，其他出版社比不过。对出版社来说，这就是有了自己的“品牌”；对读者来说叫懂行，也就是“品牌”认同。
我联想到以硕良先生等人为主创办的漓江出版社。20世纪80年代中，一家刚刚成立五六年的出版社，地处偏远，出版外国文学翻译著作却已颇有气象。外国文学翻译图书的出版，北有建社数十载的北京的外国文学出版社
，南有成立于1978年的上海译文出版社，两家大牌出版社出书威震海内外，小小的漓江出版社怎么就能在两家的夹缝中，又成一军，而好书迭出，读者踊跃，被誉为“漓江现象”？《海盗船长》《假若明天来临》《西方爱情诗选》《麦田里的守望者》《荆棘鸟》《苍茫的时刻》《白夜》《移民》《挪威的森林》《日瓦戈医生》等，发行量少则十万册，多达五六十万册，直至“获诺贝尔文学奖作家丛书”，引起舆论热议、读者赞誉，而成为漓江出版社的标志性图书。
回忆那个年代，湖南的“走向世界丛书”、四川的“走向未来丛书”、广西的“获诺贝尔文学奖作家丛书”，在不同层次上轰动当时中国的思想界、文学界，引起人们思考、讨论和探索。他们的书，他们的名字刻在读书人、出版人的心中。应该说，成立不到十年的漓江出版社已在硕良先生手中形成了“品牌”。读者总想着到漓江出版社去找本新鲜的、别开生面的外国文学图书。
我曾经感叹道，一家出版社要出精品，出一本两本精品不难，出一系列精品就不容易了，这类精品出多了，出版社就形成了自己的风格，读者买这种风格的书就想到你，这就是形成“品牌”了。我觉得漓江出版社和硕良先生，正是走的这样一条路，它的品牌，就是通过后来人们赞誉的“漓江现象”形成的。我当过编辑，搞过出版管理，又做过出版集团的总裁，五十多年亲眼所见，能形成自己的品牌的出版社都是品位高尚、价值连城的，都是奋斗了几十年，几代人持续努力形成的。漓江出版社不容易。硕良先生不容易。
硕良先生回忆到这样一件事。
著名外国文学翻译家施咸荣家里有困难，家人生重病，住院治疗需要钱，他表示，如果能尽快出版他译的《麦田里的守望者》，能给他高些的稿酬，他愿意把这部书稿转让漓江出版社出版。
这部书过去作为“黄皮书”内部出过，总还是沾了重印的“光”吧，再印稿费就很难给太高，太高了出版社负责审核的部门是通不过的。硕良先生想办法让他再加修改，然后请人重抄，作为新书出版。书一出来马上按当时稿费的高标准每千字9元钱计算寄给他。施咸荣很感动，就把他多年积累的“外国通俗文库”转给漓江出版社出版。这套文库是他访问美国时，到处搜罗仔细选择买回来的，多是美国现当代的优秀作品，出版后在研究界影响很大，很受欢迎。施咸荣不只是一个翻译家，还是一个学者，有很多有见解的论文，硕良先生又给他结集出版了。
这样，漓江出版社在外国文学研究、出版界的名声越来越大。硕良先生很有见地，又能设身处地急人所急，自然也会得到作者的青睐，好的书稿越来越多，形成品牌的基础越来越雄厚。
好品牌的形成是与创新密切相连的，而创新必定是有风险的。我想到三点：（一）想要干成事，必定要创新。（二）创新是有风险的。（三）干事业的人要敢于承担风险甚至失败。
漓江出版社初期出的外国文学图书，出版的情况大体上我略知一二：《西方爱情诗选》《海盗船长》《白夜》《荆棘鸟》《苍茫的时刻》，等等。那时候，差不多每本外国文学作品的出版都会引起不同看法。比如在中国颇受欢迎、颇为知名的山口百惠，她的《苍茫的时刻》也有人认为不该出，说我们中国人年纪大了还要继续工作，继续革命，山口百惠才20多岁就洗手不干，回家相夫教子去了，这个导向有问题。《荆棘鸟》当时号称“世界十大畅销书”之一，有的同志说，里面有性描写，这属于色情淫秽内容，我们国家不能出。
关于性描写问题该怎么认识呢？该如何处理呢？回顾历史，会引出一些人物、故事，自然也会从中总结出些经验来。
我想起我国很著名的一本小说，出版后引起一些争论。在一次重要的会议上，有的人说它是一本夹杂色情内容的书，不好，得修改，不修改不能上市。如果再版，得删除这些描写。当时我对这本书的出版情况是比较了解的，这本书即将出版时，出版社的一位负责同志十分激动地跑来跟我说，这本书写得十分好，甚至可以说是中国的《静静的顿河》。我听后也非常激动。我认真读过《静静的顿河》，那是我最喜欢的书之一，听到说我们有一本书可以称作“中国的《静静的顿河》”，我怎么能不激动？真的是有这样重大文化价值的书吗？跟我说这个评价的是一位很有水平的老编辑，策划过很多好书，写过很多有分量的书评，我不能不信，便说：样书到时，请尽快送一部给我。书出版后，我第一时间就拿到了，一口气读完，确实是一部多年难得一见的好书，但说它是中国的《静静的顿河》，我还是觉得不好去比。后来，听到有的同志说它夹杂色情淫秽内容，不能上市，而且还不止一个人同意这个观点，我吃惊不小，便下决心在那次会上坦率谈了我的意见，替这本书负责，尽我做一个出版管理人员的职责。
我认为，这本书中的一些描写，是塑造人物性格和情节发展的需要，正如《红楼梦》里的“贾宝玉初试云雨情”，正如《水浒传》中关于西门庆、潘金莲的描写，就说《静静的顿河》阿克西妮亚与格里高利如火如荼的爱情，也会引起读者很多联想，谁都不认为它们是“色情描写”。我至今记得那次会议的情景——我一五一十地说完后，没有人再发言。
胡乔木同志在1988年7月写过一封信，信是谈他对《查泰莱夫人的情人》和《金瓶梅》二书出版的想法的，我想对我们理解漓江出版社和硕良先生的出版理念应该有帮助。信中说：
关于劳伦斯的《查泰莱夫人的情人》一书在西方文艺界评价的历史，请参看最近出版的世界文学名著丛书《儿子与情人》一书的译后记，该书似是外国文学出版社所出。
关于中国的《金瓶梅》，我想看看人民文学出版社所出的删节本（该本比郑振铎节本删节更多），如还能找到，也可和郑节本作一比较，以便对此节本做出公正的评价和妥善的处理。当然，即使有控制地发行节本，也会为全本推波助澜，这是件难办的事。但是从长远说，这样一部开《红楼梦》先河的文学名著，国外争相翻译，学者争相研讨，出版方面决不能只当作淫书一禁了之，都得想出一个恰当的方针。为此，请设法把两种节本找给我。
所以，我体会到要想做好一件事情，尤其是涉及内容、涉及思想观念和意识形态的问题，首先要有科学的、实事求是的精神。不能先入为主地下个定义去套，或者多数人一说就作出决定。乔木同志的谨慎态度是个榜样。
另外，还得有些勇气。既然我们是为读者出书，出好书，就应该敢于说理，敢于辩论，我看硕良先生是做到了的。毛泽东主席曾经说过，不如马克思，不是马克思主义者；等于马克思，也不是马克思主义者；只有超过马克思，才是马克思主义者。说“不如”“等于”没有人说什么，要说“超过”那还了得？马克思主义是顶峰，毛泽东思想是当代的顶峰，居然敢于“超过”？传达上述毛主席这段话的原湖北省委第一书记王任重，在“文革”中被“红卫兵小将”揪出来批斗，这段话是他挨斗的一个重点，小将们非说他篡改毛泽东思想，篡改毛泽东的讲话。可见创新之难、超越之难。不超过旧有的东西怎么能叫创新呢？
硕良先生在外国文学图书刚刚复出还有许多禁锢的情况下，能够坚持科学精神、实事求是精神，没有点勇气，怎能做到。
尤其是他这个人。他这个曾经受过处分，在劳改农场中待了15年的人。虽然多经周折，终得平反，但有些人的心里是不是就给他平反了呢？有多少经历挫折的人就“安分守己”，“平安”过日子了，有多少人劳改时间到了都不愿意返回原单位，而甘愿继续留在劳改之地。像硕良先生这样，不但回去，还要干，不但要干，还要干出点名堂，他面对一切，坦坦荡荡，这种精神力量是何等的强大。
硕良先生的“回忆录”，是一面镜子，照出一个人一生的品貌。
硕良先生的“回忆录”，同样是一部“史记”，让我们回忆起很多事、很多人，不论风云雷电，不论春风杨柳，都是美好的。
硕良先生的“回忆录”，印证了我所了解的一件件往事，让我认识了一个人，了解了一段历史。我真切地感到硕良先生是一个勇敢的人，一个高大的人。
最后，我还要谈谈这本口述史的贡献。2016年6月，中国新闻出版研究院申报国家社科基金课题“中国出版人口述史研究及数据库建设”获得成功，出版人口述史项目得到国家层面的支持，这为出版史研究开辟了一个新领域，打开了一个广阔的世界。
出版人口述史与出版亲历者的“个人回忆录”不尽相同，是一门专门的学问，既有个人的回忆，也有记录者的核实、矫正。出版研究者通过注释、核实、矫正，就有可能真实地复原历史。同时，通过对出版亲历者个人记忆的发掘、研究来呈现当年的状况，也记录了诸多重要出版工程的细节，是优秀的出版实践经验和出版精神的传承。
我从出版社了解到，刘硕良先生的口述记录工作起始于2012年，这充分显示了工作团队的前瞻性，也体现了硕良先生作为一名资深出版工作者对出版史传承的自觉。在此，我致以深深的敬意，也期待这本书到达诸多身怀出版理想的同人手中，让我们在领受刘硕良先生出版激情的同时，在出版的田野里收获更多硕果。
2022.2 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