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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8年，柳比歇夫从部队复员，来到位于克里米亚半岛的塔夫利达大学任教，开始专心科研。彼时的他已经设立了自己毕生的目标——创建有机体自然分类法。
他在那一年写道：
想要创建这样一种分类法，必须找到某种类似原子天平的东西，我打算通过借助数学方法研究有机体构造中无直接功能作用的曲线来达成……这在数学上的困难显然是极其艰巨的……为了着手这一关键性任务，我至少需要花5年时间把数学底子打牢……我决心按部就班地写出一部数学生物学，其中将融入一切将数学应用于生物学的尝试。
在那个年代，他的想法遭到了冷遇。要知道，当年的塔夫利达大学可谓巨擘云集：数学家尼·克雷洛夫、弗·斯米尔诺夫，天文学家奥·斯特鲁韦，化学家亚·拜科夫，地质学家谢·奥布鲁切夫，矿物学家弗·韦尔纳茨基，物理学家雅·弗伦克尔、伊·塔姆，林学家格·莫罗佐夫，自然科学家弗·帕拉金、亚·帕拉金、彼·苏什金、格·维索茨基，最后还有柳比歇夫的老师、他一生中最为崇敬的人——生物学家、胚胎学家亚历山大·加夫里洛维奇·古尔维奇。
发誓忠于科学（哪怕是自己最钟爱的科学）是一回事，为自己设定具体目标又是另一回事。
万一特洛伊并不存在呢？万一它真的只是荷马幻想的产物呢？那施里曼的一生岂不是白白浪费了吗？
万一柳比歇夫的目标是根本不可达成的呢？万一再过个20年，人们发现，创建所谓的有机体自然分类法是不可能的，又或是当代数学无法胜任这一任务呢？到那时候，所有这些年的努力将通通付诸东流，目标变成了虚妄，道路明确变成了误入歧途。
这是什么，冒险吗？不，这比冒险更可怕，他赌上了自己的前程、才华、希望，赌上了生命中最为宝贵的一切。天知道，有多少梦想家为了无法实现的目标赔上了性命！
狂热、偏执、禁欲——为了自己的梦想，科学家们什么代价没有付出过呢！
在科学中，沉迷是危险的。对具有特定气质的人而言，这或许是必要的、不可避免的，但代价实在太大了。沉迷其中之人会给科学带来不小的危害，沉迷阻碍人们对事情做出理性的评判，哪怕是牛顿这样的天才——只要想想他令胡克遭遇的不公就够了。
柳比歇夫青年时代的偶像是虚无主义者、理想主义者巴扎罗夫。在那个年代，他的很多同龄人都喜欢效仿巴扎罗夫。瞧，这又是一个文学作品主人公对俄国知识分子（还不止一代，而是很多代）产生强烈影响的例子。和巴扎罗夫一样，他们崇尚自然科学，贬低历史、哲学和文学。青年柳比歇夫只将文学视为学习外语的绝佳材料：《安娜·卡列尼娜》他读的是德文版，“因为译文比原文好懂”。
一切都服务于生物学，凡是没有助益的一概摒弃。他梦想做一名苦行僧，遵循英雄主义的常规套路：工作高于一切，一切为了事业，为了事业不惜牺牲一切。事业代替了道德，定义了伦理，成了道德，消解了存在与哲学的一切问题。为了事业，可以无视人世间的一切欢乐与色彩。取而代之的，是无条件的自我牺牲。
这便是我们所熟悉的“献身科学”。他所效忠的生物学任务太过重要，其余的一切都与他无关。
科学要求最大限度的努力，最为严苛的自我限制。非此即彼——常见的极端。要么是圣人和英雄，要么是俗人、吸血鬼、一无是处之人。俄罗斯人不承认中庸。假如不能成为榜样、楷模，那就再无所谓治学是否端正，对艺术是否了解……我们只承认完人，仅仅是为人正直正派，那是远远不够的。
起初的柳比歇夫和其他年轻人一样，也渴望建功立业，成为拉赫美托夫，成为超人。直到后来，他才逐渐触及与生俱来的人性弱点，并鼓起勇气继续前行，一步步逼近最为险峻的峰顶——平凡的人性。
他用了很多年才明白，最好的不是震惊世界，而是像易卜生所说的，活在这个世界。
这样，无论是对人，还是对科学，都会更好。
柳比歇夫的优势首先在于，他明白这些事比其他人早了一些。
帮助他想明白的正是他的工作。他的工作需要他……不过，那是后来的事儿了。至于在最早期，根据一切计算（柳比歇夫恰恰是喜欢并精于计算的），他的工作需要付出常人所无法比拟的精力，以及比一辈子更多的时间。当然，他相信自己能够克服，但为此他需要想方设法获取额外的精力和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