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哦，鲁基里乌斯，一切都不是我们的，而是别人的，唯独时间是我们的私产。大自然交由我们掌控的只有这一样流动不居的东西，但即使是它，任何人只要愿意，随时都能从我们这儿拿走……人们毫不珍惜别人的时间，尽管它是唯一一样无论如何都无法找回的东西。你也许会问，我这样教导你，那我自己又是怎么做的呢？我要说，我就像个爱花钱却从不乱花钱的人，对每一笔支出都会记账。我不敢说一点儿都不会浪费，但总能做到心中有数，花了多少，怎么花的，为什么花的。
由塞涅卡
的上述记录可见，早在他所处的公元50年，科学工作者们（塞涅卡完全算得上科学工作者）就已经开始记时间账了，并且努力节省时间。古代哲学家们最早意识到了时间的价值，早在塞涅卡之前，他们便曾试图羁縻时间、驯服时间，了解时间的本质，因为时间的迅速流逝令其深感苦恼。
然而，今天的我们自负地坚信，古人的时间多得没处打发。既然古人的日晷、水漏、沙漏……通通无法精确计量时间，那么想必也不会去珍惜它。须知，在实干家们看来，进步的真谛就在于节省时间。为了节省时间，人们从马车跳上了火车，又从火车坐上了飞机。电报电话取代了书信，电视取代了剧场，拉链取代了纽扣，圆珠笔取代了鹅毛笔。电梯、电脑、百货商店、电传机、电动剃须刀——这一切的发明都是为了帮助人们节省时间。但不知为何，时间反而越来越不够用。人们提高了速度，引入了电子计算机，将百货商店变成自选超市，将报纸改为影印，连说话都尽量简洁，字也都不用手写了，时间的亏空却与日俱增。不仅对于实干家是如此，对于任何人来说时间紧缺都是一种普遍现象。没时间留给朋友，没时间写信；没时间陪伴孩子；没时间思考；没时间站在秋天的树林里，放空思想，倾听纷飞的落叶窸窣作响；没时间读诗；没时间给父母扫墓。小学生没时间，大学生没时间，老人也没时间。也不知道时间都去哪儿了，反正是越来越少了。手表不再是奢侈品，每个人都戴着精准校对过的手表，每个人都有闹钟，但时间并未因此增多一分一秒。时间的分配几乎仍和两千年前一模一样，就像塞涅卡所说的：“我们的一大半生命花在了错误和坏的行为上，很大一部分在无所事事中流逝，几乎整个生命都没有用在该做的事情上。”刨去花在工作上的时间，这句话同样适用于今天。两千年来，人们对于自由时间、物理时间、宇宙时间，对于如何节省时间、如何合理支配时间做了大量研究。我们既无法让时间倒流，也无法将富余的时间储存起来，随用随取。倘若时间可以储存，那倒是方便得很，因为人们并不总是需要时间的。有时候时间完全没处用，却又不得不打发，只好随便消磨，干各种无聊的事情。更有甚者，对某些人来说，时间成了无从搁置的负累。
众所周知，“幸福的人从不看表”
，以此而论，从不看表的人就是幸福的。然而，柳比歇夫却平白无故、自主自愿地挑起了“看表”这个不幸福的担子。
柳比歇夫的女儿说，小时候，每次她跟弟弟来到父亲书房问东问西，父亲总会一面耐心地回答姐弟俩的提问，一面不时在纸上做些标记，回回如此。很久以后她才知道，父亲那是在记录时间。他总在给自己计时。自己的任何举动，包括休息、看报、散步，他都会以小时和分钟为单位记录下来。他这么做是从1916年1月1日开始的。那年他26岁，在部队的化学委员会，师从著名化学家弗拉基米尔·尼古拉耶维奇·伊帕季耶夫。那天是元旦，正是人们发誓改掉旧毛病养成新习惯的日子，柳比歇夫便也就此立誓。
前面说过，他的第一本日记保存了下来。里面的统计法尚显粗陋，日记内容也有所不同，充满了思索与观感。随着时间的推移，统计法逐渐成形，在1937年的日记中已经相当成熟。
从1916年直至1972年去世当天，整整56年的漫长时间里，柳比歇夫一丝不苟地记录着时间的开支，从无一日中断，包括儿子牺牲那天。正如时间之神克罗诺斯手中的镰刀从未停止过挥舞。
柳比歇夫如此恪守自己的方法，本身就是一种罕见现象。而这些日记的存在大概也是绝无仅有的。
数十年如一日地不间断追踪，无疑令柳比歇夫产生了独特的时间感受，在常人机体深处运作的生物钟，在他这里则变成了感觉和知觉器官。我之所以这么说，是因为我和他的两次交谈都被他准确地记录了时间——“1时35分”和“1时50分”，而在交谈过程中他当然并没有看表。当时我们一起散步，我为他送行，而他以某种“内视”看到了指针在表盘上的疾走。时间的流动对他而言是可触可感的，他仿佛站在时间之河的中央，感受着时间的冷流。
在翻阅《论数学在生物学领域的应用前景》一文的手稿时，我在尾页看到了这篇论文的“成本”：
准备（列提纲，查阅手稿及文献）——14小时30分钟
写作——29小时15分钟
总计——43小时45分钟
8天，1921年10月12—19日
如此看来，早在1921年他就已经在对工作用时进行核算了。
关键是他很擅长这么做。
有些人偶尔也会在手稿上标记完稿年月，却很少注明具体日期，注明起止日期的就更少了，至于计算花了多少小时的，我还真是头一回见。
柳比歇夫对每一篇论文都进行了“成本”核算。这一核算是如何进行的呢？其实，并没有什么专门的核算方式。他的方法像台计算机，自动为他输出这些数据，每写一篇论文，每读一本书，每写一封信，全部算得一清二楚。
……时间越来越少，其价格也越来越高。人最宝贵的是生命。倘若仔细分析我们的生命，则可以说，人最宝贵的是时间，因为生命由时间构成，是一分钟一分钟、一小时一小时累积而成的。今天的人们千方百计地计划着自己最宝贵的、最短缺的、哪儿都不够用的时间。和所有人一样，我也会开列工作清单，以便更合理地分配时间；我也会制订一周（有时是一个月）的时间计划，并标注完成情况。自律的、有毅力的人会分析自己度过的每一天，以期寻找最佳的时间开支。其分析虽仅限于工作用时，但在我看来也足够了不起了。我自己恐怕就没有这样的恒心。再说了，这不是自找苦吃吗！我怀疑，分析结果很可能会令人郁闷。何苦让自己瞧不起自己呢？责怪自己缺乏自律、不会规划人生是一回事，将论据精确到小时和分钟则是另外一回事。本来我们还由衷地相信，我们尽心竭力做得更多，全心全意地投入工作，结果突然有人拿来一张报表，说有益的工作我们总共只干了一个半小时，其余时间全被浪费了，溜走了，蒸发了，花在了奔走、谈话、等待，以及上帝知道还有什么上头了。可我们明明是珍惜每一分钟，杜绝了一切消遣的呀……
市面上涌现出了大批的时间管理教材和时间规划师。企业领导者对这方面的需求最多，毕竟，他们的时间是最“值钱”的。
美国经理人导师彼得·德鲁克
建议每一位领导者对自我时间进行精确记录，但事先警告说，这种记录相当艰难，大多数人难以承受：
我强迫自己请求秘书每隔9个月便对我最近3周内的时间进行核算……我对自己承诺，并向她做出了书面保证（她坚持要我这么做）：在她提交结果之后，绝不会开除她。我这样坚持了五六年，但每一次我都忍不住大叫：“这不可能！我知道我浪费了很多时间，但绝不可能有这么多……”但愿，有人能拿到和我不一样的核算报表。
彼得·德鲁克相信，没有人敢接受他的挑战。他是这方面的专家，也是个勇敢的人，对此他有着切身体会。很少有人敢于做这样的分析。这需要比忏悔更大的精神力量。对上帝坦白容易，对人坦白难。需要大无畏的勇气，才能在众人和自己面前袒露自己的一切弱点、毛病和空虚……德鲁克是对的，只有让-雅克·卢梭或者列夫·托尔斯泰这样的伟人，才能毫不留情地审视自我。
柳比歇夫年轻时设定的宏伟目标受到了来自权威专家的怀疑，但这并没有让他泄气。随着时间的推移，统计法日臻完善，某些具体任务被重新考量，但总体方向没变，一旦设定了目标，他便矢志不渝。
据说，施里曼
发誓要找到特洛伊时，年仅8岁。其事迹之所以为人所津津乐道，也是因为科学史上罕有这种贯穿终生的直线性目标。柳比歇夫在20多岁刚刚开始科研工作时，同样明确地知道自己想要什么。这真是幸福而独特的命运！他自主制订了工作规划，由此决定了其毕生行动的全部性质。
这样好吗？——如此严苛地设定自己的生活，自我设限，闭目塞听，放弃机会，干涸自我……
但毋庸置疑，柳比歇夫的一生正是丰盈与和谐的典范，而这在很大程度上恰恰归功于他对自我目标的不懈追求。他自始至终都忠于青年时代的选择、热爱与梦想。初心不改，矢志不渝，这样的生活不仅令他自己感到幸福，也令周围人觉得羡慕。
韦尔纳茨基
在23岁时写道，他立志“在智慧、学识、能力上变得尽可能强大，让自己的头脑为无限丰富的问题所占据……”在另外一处他又写道：“我深知，我很可能会被虚假或具有欺骗性的东西迷惑，一头扎进没有出路的学术莽林，但我没法不这么走，我痛恨任何对自我思想的禁锢，我不能也不愿逼迫我的思想走那样一条路，它或许很重要，却丝毫不能加深我对那些令我苦恼的问题的理解……这种求索和追求正是一切科研工作的基础，只有它能够防止我变成一只在废纸堆里乱刨的学术耗子，只有它能让我在科研工作中尽情地生活、痛苦和欢喜……去寻找真理。我有预感，我会在寻找的途中死去、烧尽，但我必须找到那个真理，即使找不到，也要尽力去找，无论它将是何等苦涩，何等虚幻，何等可憎。”
青春的誓言永远激动人心：赫尔岑、奥加廖夫
、克鲁泡特金
、梅契尼科夫
、别赫捷列夫
，一代又一代的俄国知识分子都曾发誓为真理奋斗终生。他们每个人都选择了不同的道路，但某种共性将这些独具个性的人联系在了一起。这一共性并非对科学的忠诚，他们中间也并无一人单纯为科学而活。他们所有人都会去钻研历史、美学和哲学。俄国作家的道德探索史众所周知，俄国科学家的伦理探索史同样精彩而深入。
当然，这里有一个最起码的问题：认清职业性的“自我”。但即使是这点，也少有人能做到。
柳比歇夫既非管理者，也非组织者，无论是他的职务，还是周围人都没有要求他这样做。他的时间统计只能亲力亲为，没有秘书可以代劳。除了每日的核算之外，他还要做出细致到不留情面的总结，丝毫不遮掩，从不打马虎眼。他还要制订计划，尽量提前一个月分配好自己的每一个小时。总之，这一方法本身就需要大量时间。我们不禁要问：他这么做图个什么？何苦要自判苦役呢？他的朋友们都感到不解。柳比歇夫总是泛泛地敷衍说：“我已经对时间统计法习惯了，没有它就工作不了。”可他当初为何要去习惯这一方法呢？又为何要发明它呢？换言之，时间统计法对一位实干家能有什么用处和益处？自然，泛泛的建议人人都懂，可为什么偏偏是他柳比歇夫发明了这种方法？到底是什么促使他这样做的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