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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在柳比歇夫生前，其文献档案之规模便令所有观者感到震惊——那些编了号码、装订成册的资料多达几十册、数百册，其中包括学术通信、事务信函、著作纲要（生物学、数学、社会学）、日记、论文、手稿、回忆录、其夫人奥莉加·彼得罗夫娜·奥尔利茨卡的回忆录（她对这些资料的整理花费了不少时间）、记事本、札记、学术报告、照片……
他的所有信件和手稿全部机打备份，装订成册，但这并非出于虚荣或者传诸后世的打算，完全不是。大部分档案资料都是他本人经常要用到的，包括其个人信件的副本，因为这些信件十分独特，我们之后还会讲到。
柳比歇夫的档案资料从各个角度定格并记录了他的工作和生活。将数十年间的全部文件、资料、通信、日记通通保存下来，这我还是头一次见。对一位传记作者而言，再没有比这更大的奢望了。柳比歇夫的一生可以得到全方位的复现，每一年，每一天，甚至每一个小时都能够还原。从1916年开始记日记以来，据我所知，柳比歇夫从无一日中断，无论是在革命期间还是在战争年代，无论是躺在病床上还是坐在外出科考的火车上，总之，竟然没有任何原因、任何事件、任何情况能够阻碍他在日记里写上几行。
被列夫·托尔斯泰和陀思妥耶夫斯基共同奉为俄国天才思想家的尼古拉·费奥多罗夫
，曾经幻想过人类复活。他不愿接受哪怕一个人的死亡。在众多科研中心的帮助下，他试图收集分散在各地的分子和原子，以“组合成先辈的身体”。在这种异想天开的仁爱思想中，包含着对于死亡的狂热抗议，他不愿与死亡妥协，不肯臣服于大自然这一盲目的消解性力量。若按照费奥多罗夫的理论，那“复活”柳比歇夫不仅是完全可能的，而且比“复活”任何一个人都要更容易、更精确，因为对此我们拥有海量的相关材料，或者说拥有海量的参数。柳比歇夫在时间与空间中的一切坐标几乎都能复原——何年何月何日他在何地，干了什么，读了什么，见了什么人。
在他的全部档案资料中，最令我感兴趣的自然是他的日记。
日记总能对作家构成吸引力，因为它能够触及他人心灵的隐秘存在，追踪其历史，以其目光注视时间。任何一本日记，只要是年复一年用心记下来的，其本身就是珍贵的文学事实。赫尔岑
曾说：“每一个生命都是有趣的，或是因其个性，或是因其所处的环境、国家，或是因其生活……”日记所需要的仅仅是诚实、思考和毅力。文学才能甚至会妨碍目击者的客观见证。但不知为何，朴实无华、普普通通的生活日记如此之少，往往要到很多年后，人们才蓦地发现，对于那些历史性的、全民性的、在所有人眼皮子底下发生过的、曾经主导了成千上万人命运的重大事件，同代人的记述竟如此贫乏、如此简略。就拿列宁格勒大围困
来说吧，最不可或缺的日记文献只有屈指可数的几部。当然，肯定有些日记被损毁或者遗失了，但记日记的人本身就少，这才是不幸所在——日记永远是不够的。
柳比歇夫的日记同样未能全部留存，他1937年以前的大部分文献资料都在基辅战役中散佚了，其中也包括日记。仅有第一卷日记得以幸存，那是一个大记账簿，里面是漂亮的机打稿，红蓝两色字体，始自1916年1月1日。1937年以后直至临终前的日记则被装订成了厚厚的几大本，但用的不再是账簿，而是作业本，先缝合，再装订，都是自己动手做的，虽不美观，却很结实。
我前前后后地翻看着那些日记，1960年，1970年，1940年，1941年——千篇一律。唉，这哪是什么日记！无一例外的是对当天活动的简要列举，而且每一天都以小时、分钟和一些令人费解的数字做了评估。再去翻看战前的日记，同样如此。没有描写，没有细节，没有思绪——通常构成日记血肉的那些东西通通没有。
1964年4月7日，乌里扬诺夫斯克
系统昆虫学：
绘制两幅不明种类袋蛾图片——3小时15分钟
鉴定袋蛾——20分钟
（1.0）
附加工作：
给斯拉瓦写信——2小时45分钟
（0.5）
社会工作：
植物保护工作组会议——2小时25分钟
休息：
给伊戈尔写信——10分钟
《乌里扬诺夫斯克真理报》——10分钟
列夫·托尔斯泰《塞瓦斯托波尔故事》——1小时25分钟
主要工作合计：——6小时20分钟
1964年4月8日，乌里扬诺夫斯克
系统昆虫学：
袋蛾鉴定收尾——2小时20分钟
袋蛾报告开写——1小时05分钟
（1.0）
附加工作：
给达维多娃和布里亚赫尔写信，6页——3小时20分钟
（1.0）
路途往返：——0.5
休息：
刮胡子，《乌里扬诺夫斯克真理报》——15分钟
《消息报》——10分钟
《文学报》——20分钟
阿·托尔斯泰《吸血鬼》，65页——1小时30分钟
听里姆斯基-科萨科夫《沙皇的新娘》
主要工作合计：——6小时45分钟
几十页、数百页看下来，全是这种五到七行的流水账。这便是柳比歇夫的日记，至少第一次翻看时我这么觉得。
其实，看到这儿就该把它们放下了。没有任何理由再为此浪费时间，从这些乏味的列举中不可能提取任何情绪或者饶有趣味的片段，其语言单调无色，内容毫无私密可言，几乎完全剔除了悲伤、兴奋、幽默等一切感情色彩，偶尔闪现的一两处细节也像电报一样干巴巴的：
傍晚，舒斯托夫一家三口来访。
病后虚弱，整日在家。
下了两场雨，没去游泳。
再读下去已无任何意义。
末了，出于好奇，我又浏览了伟大卫国战争初期的记录：
1941年4月24日，基辅。与德交战第一天。13时许得知。
接下来，又恢复了流水账模式：
1941年6月23日。防空警报差不多响了一整天。生物化学研究所集会。值夜班。
1941年6月26日，基辅。9—18时在动物学研究所值班。研究诺模学，写报告。值夜班……总计5小时20分钟。
就连送儿子上前线（先是大儿子，再是小儿子）的记录，都同样不露声色。1941年7月，他携妻子及孙子搭乘轮船从基辅疏散。在轮船上，他以雷打不动的简洁记录道：
1941年7月21日。“科托夫斯基号”轮船遭遇德机轰炸和机枪扫射。船长和另外一名大尉军官牺牲，四人受伤。一侧明轮受损，故未停靠伯格鲁奇，直接开往克列缅丘克。
战争初期的接连惨败和1941年冬天的最初胜利，几乎未在他的日记中得到任何反映。牵动全国的事件似乎并没有触动他。1945年5月的胜利日、战后的生活恢复、票证取消
、农业困难……通通未被记入日记。在那些年，学术辩论及非学术论战接连不断，生物学战线上更是血雨腥风，柳比歇夫从未逃避或者躲藏，时常被卷入斗争中心。他被撤过职，挨过整，受过威胁，可另一方面，他也有过胜利、节庆和家庭喜事。然而，这一切的一切通通未在其日记中留下任何痕迹。别人倒也罢了，可柳比歇夫是最了解农业的呀，他深知战前战后的农村发生了什么，他还把情况写进了报告和论文，但在自己的日记中却只字未提。柳比歇夫本人极富同情心与公民意识，他的日记却数十年如一日保持着公文式的冷静和会计报表式的精确。从这些日记来看，似乎什么都无法破坏他所设定的工作节奏。倘若我并不了解柳比歇夫，我大概会觉得他是个心理上的聋子，完全不问世事，灵魂麻木不仁。但我恰恰了解他，因此就更加诧异，更想要弄明白，他一连数十年如此细致地记录这些有什么意义。暂且不论它到底算不算日记，姑且说它是时间和事务账目吧，可这样的账目又能带给他什么呢？凭借如此简短的记录是不可能复现回忆的。好吧，舒斯托夫一家来做客了，然后呢？这些记录的目的不在于提醒，其中也并无暗码密语。它们也并非用来阅读的，更不是给外人读的。而这恰恰是最奇特的。要知道，哪怕是最最私密的日记，也总会在潜意识的某个角落，在灵魂的地平线之外，期待着自己的读者。
假如这不是日记，那又是什么？又为了什么？
如今看来，当初那些苦思冥想的推理未免显得滑稽，连我自己都觉得自己是个榆木疙瘩。我相信，事情总是这样的：任何一个哪怕最最天才的发现，倘若把它诞生之前的推理一一罗列出来，那其中的种种愚蠢而荒谬的可笑揣测一定会多到令人吃惊。
记日记原本就没有一定之规，何况这还不是日记。柳比歇夫本人从没说过这是日记。他管它叫“时间核算”。就像会计账簿一样，他按照自己的方法，对消耗的时间进行核算。
我注意到，每个月末他都做了总结，绘制了图表和表格。同理，每年度末则以月度总结为基础，制定年度总结，绘制汇总表。
图表画在方格纸上，用铅笔横七竖八画了各种线，旁边还标注了一些数字，有加有乘。
这些都是什么意思？没人可以询问。柳比歇夫从未向任何人透露过自己的核算方法——这绝非他有意保密（他常把自己的年度总结寄给朋友们，但那里面只有结果和总数），大概是他认为具体操作无关紧要吧。
乍一看去，其核算方法可以理解为当日工时统计。晚上睡觉之前，坐下来，算算今天都干了些什么，各自花了多少时间，然后算出主要工作总共花了多少时间。按理说，这有什么难的呢？但问题随即接踵而至——什么算“主要工作”？何必还要统计其余耗时，并且如此精细？这种工时统计又有何用？不同事务后面标注的0.5和1.0又是何意？等等。
除此之外，还有一个问题：这一方法值得研究吗？有必要探究其种种微妙之处，寻找这些问题的答案吗？何必呢？……我一面心存疑虑，一面却又不能自拔，绞尽脑汁地试图破解个中奥秘。我隐约有种预感，这似乎关系到我自己的生活，这个预感让我无法将这些日记搁置一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