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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当今中国，不同的城市给予有户籍的居民的社会资源，比如政策资源、教育资源，等等，都是不一样的，因此带来的户口问题，是现阶段社会发展的重要问题。
在我看来，面对户口难题，人们首先要考虑的是这辈子怎么活。我们说“安身立命”，但安身和立命是不一样的，安身是自然生命能够有基本保障，立命是自身的精神文化发展，有热爱和有价值的生活，活着不只是为了糊口，还要实现独特的追求，这样才是有价值的人。
很多第一代农村人进城是为了安身，能够拿到城市户口，跟当地人一样工作、劳动，但这个过程非常艰难。
我接触了不少从别的地方到上海来的外乡人，有的从浙江、江苏、安徽来到上海买房，买房不是为了房子本身，而是为了蓝印户口，再熬过几年之后，就能拥有上海户口。我有一个北方朋友，他在外资企业工作，工资并不高。他在嘉定郊区买房，又买了辆车，于是每天长时间通勤上下班。在这样被极度压缩的生活里，他什么都不能想，只想让下一代能安安心心地当上海人。很多人打拼了一辈子，安身立命无法兼容，只能先辛苦工作，等到安身后，人也老了。
上海还有一批人来自重庆山区，是当年三峡工程中一百万移民中的一小部分，他们移民到上海崇明岛。很多中老年人不愿意离开重庆，因为他们世世代代、祖祖辈辈都生活在那里。记者问他们为什么最后还是来了上海，他们说心里不愿意来，但为了下一代，觉得还是上海前景好，希望孩子在这个地方重新开始。
这就是争取户口安身的意义。如果你的原生家庭无法给予你从容的生活，而你想去大城市奋斗，只为这一个户口，那么你就要做好心理准备，你是来安身的，不要多想，没法多想。有的富二代是不在乎户口的，因为他有车有房，可以随心去听歌剧、上学校。普通人的生活是不理想的，这就是现状，我们必须熬过它，否则真的难过。
然而，倘若你是来城市历练的，只想怎样让自己这一生活出本色、活出精神，户口就不必多考虑了。多一个户口，无非多一点儿资源，你要相信自己会超越这些资源，活出更大的创造性。
复旦大学邓正来教授是科班出身，1982年毕业于四川外语学院（今四川外国语大学）后，准备去北京外交学院攻读硕士。按照这个路径，他本可以在大城市过得很好，但他研究生没毕业就退学了，因为他喜欢研究政治学，下定决心后准备做一个学术个体户。没想到退学后，他却成了一个学术流浪汉，没户口，没房子，没单位，没收入，是个漂泊的人。他身上背着铺盖卷、一个书包，里面有很多书，租过最廉价的地下室，有时还在地下通道里过夜，天冷就在地铁站里跑步取暖。这样的人，坚持每天读书，翻译国外著作，思考问题，就这样流浪了十三年，终于变成著名的学者。之后又把自己关了五年，他在这五年间读书、写作，成为国内顶尖的政治学研究专家，学术界的评价非常高。后来，吉林大学隆重欢迎四十多岁的邓正来去做特聘教授，过了几年，复旦大学又聘请他做高等研究院院长。
我很佩服这样的人，本可以享受很好的资源，但他可以一往无前，不怕任何艰难地去探索生活，思考问题，不让任何东西分散自己、瓦解自己，人生像燃烧的火把一样，照亮世界不同的角落。
年轻人要如何理解生命呢？作为普通劳动者，追求安身，勤劳工作，为后代提供良好的资源，因此渴望城市户口，这是很好的，这是传统的伦理，不惜一切为了孩子。而有的人，渴望通过劳动完成价值，这是现代的自由精神，这也是很好的。
户籍制度、社会变迁，它有太多的不理想，历史条件也不足。但再往前走，再发展一代人，等中西部发展起来了，东西差距越来越小，或许户口问题就不像如今这样紧迫了。所以，面临这样历史转型期的年轻人，真的很不容易。但我们一定要有清晰的认知，不能被复杂问题迷惑，变得左右为难。想想到底是安身还是立命，这才是关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