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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一次价值链重构，都是一种经济形态的毁灭和新生。
——郭鑫记
全球经济合作的主要表征在于全球生产合作和贸易往来。近年来，世界贸易格局的快速演变和全球生产分节化和区域化的逐步深入，使得产业和经贸领域的政策研究者、制定者希望寻找一种全新的经济及统计框架，并以此来代替基于最终品贸易的传统贸易模型。基于这种需求，面向全球价值链领域的研究逐步成为热点。但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全球价值链研究主要面对的细分方向集中在供应链与物流管理、全球价值链治理、经济发展及基于管理科学的理论和定量方法辅助企业决策等领域。近年来，从经济学和统计学角度进行全球价值链的定量化研究开始逐步兴起，展现出强劲的理论张力和实用价值，并带动全球价值链研究向基于经济学和统计学的定量及宏观分析层面拓展。
随着信息技术的不断发展，各种新产业、新业态的逐渐迸发，围绕信息技术构建的数字经济体系开始广泛影响传统经济模式。数字经济条件下，商业活动的各个参与方比以往更紧密地参与到价值创造中，过去相对独立的各个环节相互连接，商业活动和商业系统比以往更复杂了。与之相对应，整个经济贸易行为体系中的各个角色间的交往更加频繁、联系形式更加多样、利益分配逻辑更加复杂，日益繁复的相互交织完全改变了工业时代的简单联系，形成了许多基于全球价值链的新的形态。研究者、实践者们从不同角度对这些形态进行阐述，形成了各种新的理论。
价值链理论、价值网络理论、价值生态理论……近年来，各种不同的有关产业经济的新兴理论被提出并不断发展完善。本节将重点研究和阐述价值链和价值网络理论，这是因为在基于价值链的量化分析后，价值网络是一种能够通过数据和模型来开展量化研究，且能够对目前全球产业价值链条之间的缠抱关系进行特征描述的理论名词。
价值链是什么？要想回答这个问题，需要先从实践角度来观察一个产品的前世今生。在工业时代到来之后，直到数字经济时代来临之前，一个工业产品从需求确认、研发设计、生产制造到运输销售，是一个完整的线性流程，这个流程中的每一个环节所承担的分工是明确的，输出是标准化的。首先，由市场部门面向潜在用户开展市场需求调研，并将调研后形成的具体需求转移到研发设计部门；其次，产品完成设计后将转移给制造部门进行中试或小批量生产，通过试生产后，产品进入量产阶段；最后，通过运输、销售环节，产品将交到最终的消费者即客户手中。这条清晰的链路是一条不可逆的、首尾不相见的链条，像是“君住长江头，我住长江尾”，虽然共饮长江水，但“日日思君不见君”。
根据价值链理论，企业的经营活动可以根据其对企业经营价值的影响分成若干个小的活动，它们被称为价值活动。企业所创造的价值是由其产品或服务的购买者愿意支付的价钱多少来衡量的。企业之所以盈利，是因为企业创造的价值超过了企业从事该价值活动所支付的成本。企业要取得竞争优势，超过竞争对手，就必须做到以更低的成本从事价值创造活动，或者从事的经营活动会导致差异性的结果，抑或创造更多的价值，从价值的提高中取得更多的盈利。
上述基础工业品生产流程示例中的价值链，本质上是企业进行的一系列符合特定模式的活动。或者说，价值链是企业生产的产品或服务增值的环节或链条，价值链中的每项活动都增加了产品或服务的价值。
价值链的形成一般具有几点标准。一是企业各项活动之间都有密切联系，如原材料供应的计划性、及时性和协调性与企业的生产制造有密切的联系。二是每项活动都能给企业带来有形或无形的价值，如售后服务这项活动，企业如果密切注意用户所需或做好售后服务，就可以提高信誉，从而带来无形价值。三是价值链不仅包括企业内部的各链式活动，还包括企业外部活动，如与供应商之间的关系、与用户之间的关系。
在逻辑视角上，价值链可以分为三种描述。从企业内部来看，价值链所描述的是各部门单元之间构成的价值关系，是服务产品全生命周期的各种活动集合。从上下游产业链来看，价值链所描述的则是各环节企业与企业之间在生产流通环节产生的价值关系。而价值链与价值链间的实力对抗，已成为当今全球市场竞争的主流。从全球分工来看，全球价值链所描述的是当产品或服务的价值创造活动已经突破了地域限制，实现了全球范围内的分工，企业根据自身资源和能力嵌入到价值链的某一环节，同时为了不断强化和提升竞争优势而进行战略调整的过程。
在研究视角上，价值链一般有两个角度，这两个角度的视角不同、所处的层面不同，进行研究的目标也不同。一个是宏观层面，称为系统价值链，这类价值链研究主要从产业经济层面对世界各国在全球链条中的位置和价值分配展开研究，主要目的是为政府提供产业经济政策建议。全球范围内的产业链转移问题是近年来此领域研究中的热点。另一个是微观层面，称为企业价值链，这类价值链研究通常是基于管理科学的角度展开的研究，主要目的是通过管理学的量化研究为企业在降低成本等方面提供决策建议，如企业由重资产向轻资产转型、自由产能的跨地区迁移等方面的建议。
虽然视角众多，但全球价值链研究的落脚点和本质都是产业环节。对企业而言，产业环节的微观研究能够帮助企业优化组织结构和资源调度倾斜机制，宏观研究则能够帮助企业在全世界范围内思考和迁移自己的环节定位。对各国而言，产业环节的微观研究能够判断本国产业在各产业链和价值链条中的控制能力，服务国内产业政策的制定；宏观研究则能够前瞻性地规划本国产业发展方向，考量国家在全球范围内的资源整合和外交方向决策。
从直观的图形角度来看，相对于单向度的“链条”，网络最突出的特点是节点与节点之间的关系更为多样化，从“华山一条道”变成了“条条大路通罗马”。继续从图形角度来看，“链条”变成“网络”的关键要素是具备两种催化条件。
一是节点能力从单一走向多元化，孕育出网络核心。 从微观层面看，价值链条上的节点大部分是由企业所扮演的，在工业时代，企业在产业链条内部的分工主要是工业制成品设计、生产和销售流程中的固定环节。每一个企业只能在微笑曲线上充当一个点状角色。然而随着互联网的普及应用和信息技术对实体经济的加持，企业原有价值链上的各环节变得更加错综复杂。企业开始有能力基于价值创造和价值传递的过程探索，实现商业模式的创新，将“点状”能力扩展到“点群”能力，具有这种创新能力的企业最终会成为周边网络的核心，将业务模式转变为通过调动和整合网络中周边节点资源，提升自己收割其他普通节点剩余价值的能力。
二是网络技术的快速发展，不断提升协同效率。 价值网络的演化成型并非偶然，很大程度上得益于信息技术的推动。这个论断可以回答一个很现实的问题，即“为什么很多价值网络核心节点（或者称之为运营商）是新兴企业，而且其对外业务的开展往往都是借助网络通信技术来实现的”。通常这类核心节点企业要先创立或场景化一种技术基础，然后通过信息技术不断优化，最终实现资源调度能力的最大化和成本的最低化。这种技术基础大都建立在标准化的信息协议之上，标准化协议上营造的网络能够通过模块化、标准化的互联实现平行、动态和低成本的协同。
以小米公司为例，自诞生至今，小米一直号称自己不是一个手机厂商，而是一个“互联网企业”。这个定义和属性本质上就是否认自己只是价值链条上的一个只具有单一化能力的节点，即自己不是手机（移动终端）的制造商，而是一个网络的核心节点。事实上，从其后期业务开展模式及企业扩张战略来看，小米公司确实是如此执行的。此外，小米标榜自己是“互联网企业”，也正是因为其用户群体培育、产品线规划、产品设计、销售运营乃至供应链管理都是基于其内部的标准化技术接口，而其产品智能化方面更是依赖于自己标准化的网络协议。所以，从另一个角度来说，小米公司在创始初期就将自己的商业战略定位在了价值网络的航道之上，它相信只要顺从历史的趋势就能够取得一定意义上的成功。
根据上述分析不难发现，价值链理论是一种独立的产业逻辑思维，而价值网络理论则是基于并顺从网络技术经济的一种融合逻辑思维。从一台手机的设计制造和销售来看，传统价值链思维中，只有最终的组装销售部分是直接面向消费者的，为消费者所提供的价值也是相对单一的。而在价值网络中，任何节点和环境都会面对消费者，整个体系为消费者带来的价值也是综合和多元化的。其实，基于此，我们可以畅想：未来的价值模式，比如“价值共创”理论，是否真能普及到各类产品和商业模式中？我想，这是可以期待的。
当我们明确了价值链到价值网络形成的过程，我们就可以从逻辑特征角度归纳一下价值链和价值网络的区别。具体而言，可以从以下几点来进行思考。
一是效益取向有所不同。 价值链是一种单一的纵向链条，链条中的关系是单一的同企业内部、上下游企业的单向度联系，联系的枢纽和目标导向都是围绕着产品，最终效益目标是尽可能地扩大本环节和全流程的利润。而价值网络则是一种网状生态圈，其价值联络不是单向度的，而是由多个经济部门形成网状价值联结。
二是关注重点有所不同。 相较于价值链理论主要关注供应和制造环节，价值网络追求生态价值的放大，且能够让网络或网络周边节点实现多维度的联系。这方面的差异不仅仅是客观的理论描述，通常直接反映了企业自身的业务战略规划和管理优化目标设定。
三是价值认可有所不同。 价值链是由实物产品主导的，因此企业价值认可的核心是有形的实物经济价值，如原材料、零部件供应。而价值网络更认可的是信息的流通，这些信息既包括价值网络核心节点企业所掌握的市场需求，也包括影响产品变现效率的网络流量。
本节的最后，我们可以从以下三个角度对价值链向价值网络的演进进行总结，让我们可以试图从历史化、全球化、技术化的视角去思考未来价值理论的动向。
一是产业要素流动。 全球化作为驱动力，使资本、技术、产能等要素能够在全球市场中动态流动，实现一种平衡。这种平衡本质上是各类产业要素在全球价值链上再次优化配置的结果，改变了原有的生产、消费和管理模式，加速了企业融入全球价值链的进程。
二是产业网络整合。 以国际化的经贸关系为牵引，产业网络也开始通过要素在世界范围内的重新配置而快速全球化，世界各国的地方产业网络通过全球价值链而被连接起来。产业网络连接的结果就是产业关系出现体系化的重构，最终被整合成为全球产业的价值网络。
三是产业领域融合。 各地区产业网络的全球化带来的是不同产业价值链的跨界融合。这种融合，在地理上使全球价值网络覆盖的范围更为广泛，在行业上使越来越多领域的行业壁垒通过价值网络的形成而不断降低，推动了不同产业领域的交融，使得产业的价值创造方式和合作模式不断创新。
近年来全球价值链所发生的一些重大变化可以溯源到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在消费端，北美洲、欧洲等地区受经济影响，社会消费需求快速下降且一蹶不振。在市场端，经济下行促使贸易保护主义不断蔓延。在供给端，新兴经济体所参与的全球生产开始加速整合。这些因素不仅带来了全球经济格局和贸易联系的趋势性拐点，更加速了全球价值链的重构，使得产业空间结构、全球各国国际分工发生了趋势性转变。这种大变化中，各国、各行业企业的对策和行动对未来产业格局和国家发展战略有着极为重要的影响，在全球价值链体系内的突出表现就是各经济体在价值链中的地位此消彼长。
从现状和数据来看，从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开始，全球价值链地位变化趋势可以从以下三个方面来认知。
一是全球价值链的增长几乎停滞。 世界银行在2019年发布的《2020年世界发展报告：在全球价值链时代以贸易促发展》中表示，过去10年全球价值链（GVC）的增长已基本停滞。出现这种现象的原因可以从三个角度来理解。首先，在供给侧方面，金融危机带来的资本短缺导致跨国投资热度下降、发展中国家产能增长降速，而依托于信息技术的演进，传统发达工业国科技能力的提升形成了对发展中国家的技术优势，加之逆全球化带来的贸易保护主义使得一些传统发达国家出现了一定程度的产能回流。其次，需求侧方面，在经济下行情况下，欧美等传统发达工业国家的消费市场萎缩，居民的实际购买能力下滑。最后，中国等新兴工业国在寻求产业升级的过程中，或主动或被动地实现了部分全球价值链分工的内化，全球范围内的中间品贸易出现萎缩，进而拖缓了全球价值链在国际范围内的延伸速度。
二是全球价值链逐步从欧美向亚洲转移。 从价值链参与度来看，世界贸易组织、世界银行等联合发布的《全球价值链发展报告2019》显示，2000年，欧洲经济一体化程度和全球价值链活动占比份额最高，北美洲和亚洲分列第二和第三。但到2017年，随着区域经济规模不断扩大，亚洲地区（尤其是东亚地区）全球价值链参与度呈上升趋势，如价值链的复杂前向参与度由2000年的38.5%上升到2017年的43.9%，价值链复杂后向参与度由2000年的39.6%上升到2017年的46.2%。这主要是由于亚洲特别是东亚地区区域内部分工更加细化和深入，区域经济一体化程度出现了明显提升。
三是中国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地位不断攀升。 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所发布的《2021年亚洲基础设施融资报告》显示，得益于现代基础设施体系的快速增长和升级、外商直接投资的增加、本国海外投资的加速、软基建的发展，以及政府对参与全球价值链的政策支持，中国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地位处于快速攀升状态。事实上，由于劳动力、土地等生产要素成本的不断攀升，中国在劳动密集型产业的优势逐步消失，极大地影响了中国作为世界工厂的优势地位，这也促使中国政府在产业政策方面偏向于加快技术转型升级。从效果上看，中国产业转型升级在信息通信设备、通用专用设备等资本和技术密集型制造业领域成效较为显著。
除上述总体趋势特点外，突如其来的新冠疫情，一方面从客观上阻碍了国家之间的经贸、人员往来，全球投资陷入低谷，全球范围的产业分工和配合陷入低谷。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发布的第38份《全球投资趋势监测》报告显示，2020年，全球外国直接投资（FDI）急剧下挫，从2019年的1.5万亿美元下降到8590亿美元，降幅达42%。另一方面，疫情对全球经济带来的冲击使得原本脆弱的全球化体系遭到重创，使得贸易保护主义更加盛行，单边主义市场不断扩张。这些因素使得全球价值链几乎被阻断。以美国为例，仅2019年3—6月就出台了4项贸易政策，且均是面向发展中国家（见表2-1）。
表2-1 2019年3—6月美国贸易保护政策列表
更值得注意的是，中国作为全球最大的发展中国家，新冠疫情对价值链的影响已经深入到结构层面，特别是疫情对全球价值链的中低端环节布局产生了明显影响。疫情中，一些在全球分工中处于中低端位置的企业出现了被替代的现象，面临更大的生存危机，这些企业通常能力单一，在整个产业链中扮演非核心位置的角色。一部分价值链结构单一、长度较短，依靠土地、人力成本优势从事初级加工业的发展中国家遭受严重冲击，在全球价值链中的份额逐步降低。目前中国正处于产业链攀升、“腾笼换鸟”的重要阶段，如果放任中低端价值链环节的份额快速降低，极有可能使得我国的产业跃升在较长时间内处于“青黄不接”的状态，对我国产业链韧性、产业链安全造成重大威胁。
随着经济发展模式、国际贸易方式的不断变化，全球价值链开始显露出一些新特征，如安全问题日益凸显、空间布局显著变化、竞争优势发生转变、绿色低碳化等。尤其是全球经济下行背景下，新冠疫情冲击、地缘冲突等突发因素更加剧了全球经济增长的停滞。总量增速的下降所诱发的贸易保护主义会进一步导致全球生产分工的减速，而区域经济一体化发展引发的全球价值链区域化发展趋势增强则会进一步加剧全球价值链增长放缓的趋势，形成典型的恶性循环。
一是全球价值链不再稳定。 从短期来看，疫情冲击全球服务业、金融业和投资增长，影响全球制造业供应链发展，令全球价值链失去增长动力。从长期来看，失业和经济动荡等问题将会使欧美地区部分国家反全球化情绪复燃，加剧贸易摩擦，冲击全球价值链的稳定和发展。疫情期间跨国供应链的中断使得各国的不少企业都留下了记忆伤痕。因此，各跨国企业都自发或在政府主导下开始将部分产业供应链转向本国境内，或寻求新的目标地区，进一步加剧了全球价值链的不稳定性。
二是区域价值链认可度提高。 近年来，以《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ECP）为代表的区域贸易协定获得了众多国家的认可。这些区域贸易协定反映出区域经济一体化发挥职能浪潮已成为当下全球价值链合作的重要特征。而新冠疫情及其后遗症还将继续强化全球价值链区域化发展的趋势。一方面，区域合作是各经济体规避贸易摩擦和价值链冲突影响的重要途径。具有各类空间、政策和人文壁垒的跨洋产业链在疫情中受到了极大冲击，而疫情所带来的伤痕记忆为价值链核心企业收缩供应链提供了动机，推动了区域价值链的加速成熟。另一方面，相较于过去传统的实物经济价值链，全球价值链中产品的服务化和科技化发展趋势强化了区域价值链发展。这是由于以区域贸易协定为制度保障的区域一体化发展模式有利于满足服务型、科技型产业跨境配置资源的要求，且服务和科技型产业中产品的人文要素更加凸显。此外，与欧美传统的“剪刀差”合作宗旨不同，我国所主张的“一带一路”倡议更注重各国之间的公平合作，能够为构建和推动区域价值链发展提供重要机遇。
三是科技创新要素意义凸显。 在供给端，新技术革命愈演愈烈，传统产品向数字化、智能化加快转型。在需求端，由于服务型和科技型消费需求市场越来越大，全球价值链中基于科技创新带来的增量显得尤为重要，科技创新对于全球价值链的塑造作用愈发明显，其中数字技术占据了绝对比重。尤其是在疫情期间，数据流动跨境服务带来的新价值改变了一些人的生产生活方式，疫情后此类服务快速增长的惯性将得以延续。此外，互联网的发展带来了知识信息碎片化获取、定向化推荐和多形式消费，使得全球价值链知识密集度不断提高，全球价值链无形资产占比将会逐步提高。
立足于积极的现实主义，对待一切环境变化都需要以辩证的观点来综合审视。虽然复杂的历史和国际环境对全球价值链变化形成了较大的威胁，为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原有的发展赛道带来了极大冲击，但同时也为发展中国家进一步扩大开放、实现技术升级和经济结构调整带来了新机遇。全球价值链的增长是新兴市场国家发展贸易和减少贫困的重要驱动力。
一是新兴经济体的崛起扩大了全球范围内中等收入群体规模，为消费市场带来了新的空间。 金融危机的冲击和余震使得欧美等传统需求市场陷入长期疲软状态。而亚太等地区的新兴经济体由于消费市场的不断扩大，消费供给能力和层次也逐渐提升，已经成为拉动全球价值链增长的“火车头”。尤其是随着南南贸易联系逐步加强，新兴经济体相互间直接投资稳步增长。如近年来，在“一带一路”倡议的带动下，中国与其他新兴经济体国家的经济往来日益密切，为共建国家的产业发展带来了新的市场机遇。
二是新技术革命的到来使得许多行业发展模式出现了赛道转变，缩小了新兴经济体与发达国家产业技术积累的代差。 新技术革命正处于酝酿期，一些产业技术发展重点出现了迁移。在新赛道中，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的科技起点相差不大，为科技赶超带来了“可望又可即”的机遇。尤其是在新一代信息技术等新技术革命的典型领域，中国等新兴经济体依靠大量研发投入、丰富的应用场景，在一定程度上主导了数字科技的发展方向。如随着新能源汽车市场的不断成熟，中国企业避开了在机械、动力等领域的短板，在电气化、智能化的新赛道上实现了“弯道超车”。
三是新兴经济体内外部产业结构的双重调整，为新兴经济体打破固有环节分工、寻求新的产业赛道提供了机遇。 对内而言，由于经济总量和国内中等消费人群的扩张，新兴经济体的经济结构往往会从传统外向加工型出口经济占据绝对地位，逐步转变为第一、二、三产业比例协调发展，尤其是消费经济体量会加快提升，这为新兴经济体提供了新的发展机遇。对外而言，全球价值链的调整使传统国际产业分工发生变化，这为新兴经济体摆脱依靠单一劳动力资源的价值链低端，向依靠资本和技术密集型产业的价值链中高端攀升提供了机遇，如越南、印度等国开始从传统的纺织等产业领域向电子产品制造产业领域转型。
数字经济正不断改变和重塑全球生产分工模式。一方面，那些较难开展贸易且具备较强地域属性的传统服务，在数字经济的赋能下转变为几乎不受地理限制的贸易产品。另一方面，数字经济的广泛使用降低了全球价值链各个环节的互联互通成本，从而帮助更多企业参与其中。同时，新冠疫情使得人民生活、国际贸易、社会发展等多个方面出现了显著的数字化变革，加速了全球价值链数字化转型趋势。
新技术革命的本质是信息革命，新一代信息技术又是新技术革命的支柱。随着信息技术深入各行各业，数字经济的概念被广泛认知，数字经济的冲击使得全球生产分工格局呈现出了新的特点，与此同时，全球产业链、价值链的形式和结构也发生变化。尤其是数字化进程影响了全球价值链空间布局，新一代信息技术的融合发展加快了全球价值链缩短与回流趋势，逐步打破了原有全球价值链生态模式。
从总体上看，数字化对全球价值链的影响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一是降低了全球价值链运行的总体成本。 从宏观经济角度来看，数字经济能够对全球价值链中增加值的分配产生影响。在具体实践中，随着数字技术对传统产业不断改造，全球价值链中的研发、设计、运营、生产和贸易等一系列过程环节都将被信息化加持——研发、设计环节使用数字化工具，运营环节借助大数据画像，生产环节实现自动化和柔性化，贸易环节使用各类金融技术工具，都极大地降低了全流程内的各项成本。
以具体的生产和贸易环节为例，生产工厂的数字化、智能化改造能够低成本地实现“柔性制造”，即兼具一般性产品和个性化产品的生产能力。而个性化产品制造又可以借助批量化的规模效应，满足更大范围消费者的需求，极大地降低生产环节的过程成本。而在连接全球价值链各环节的国际贸易中，一方面信息技术的普遍应用打破了地理、语言和制度差异所导致的信息传递、实物交易的成本壁垒，另一方面信息技术对金融行业的辅助极大地降低了全球价值链内各环节的交易风险。
二是加深了产业链内各环节的融合程度。 企业生产与服务成本的降低及贸易过程的成本降低只是观察数字技术改造价值链的一个角度。数字经济的到来对全球价值链的影响不仅体现在微观企业层面，还将大大影响产业链各环节的凝聚和融合，借助产业链内的分工体系、运行方式的进化来增强产业间的功能互补与跨界协同，最终实现价值链的整体增值。在产业实践中，数字经济时代最突出的数字智能技术以其高度融合性催生了制造业服务化，数字产业与制造业的融合发展激活了产业内的分工效率及技术创新效率，产业链各节点之间的高度协同及不同产业链间的高度协同使产业附加值不断增加。尤其是在制造业与服务业的边界日益模糊的发展态势下，生产性服务业在数字经济时代得以突飞猛进。此外，数字信息技术使得传统产业链内的分工个性化与规模化并存，能将传统的高度模块化与集成化的产业链分解为多个产业链，且分解与扩张边界延伸出全新的创新生态，最终基于产业链的价值链得以增值。
三是对全球价值链的出口增加值产生放大效应。 数字技术通过数据传输及对信息系统的标准化运作，大大提高了商品与服务的标准化程度，并提高了全球贸易与全球产业分工过程中价值链的灵活性。比如，传统的国际贸易过程需要经过海关各类程序的审查，国际贸易的通关时间限制了整个价值链活动的传递效率，甚至在一定程度上存在较大的人为交易成本。在数字互联网技术下，贸易过程能够实现线上与线下协同，能够通过数字平台将各类审查纳入统一的框架内容之下，实现审查的条块分割标准化与统一化；且在贸易的终端环节——支付过程层面，运用数字技术能够缩短贸易时间、改善贸易过程效率，以及弱化地理空间距离带来的不确定性，进而加大出口增加值。总体来看，数字经济时代下的全球价值链相较于传统价值链，其各个环节及衍生的附加值效应都呈现出全方位的变化。
本轮新技术革命中，信息技术成为核心。不同于以往几次产业变革的是，信息技术发展的核心驱动要素是无形的数据，而不是以往的电力、机械、能源等，它最大的特点是流动快，表现出平权化倾向。
生产要素的平权化倾向对发展中国家是否不利好？这个问题应该是一个辩论题，难以给出绝对正确的标准答案。但从国与国之间的差异来看，数字时代的到来对全球价值链中发展中国家的影响具体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一是发展中国家在全球价值链转型中面临数字鸿沟。 在国家层面，数字经济时代带来的一个重要特征是，国家主导的数字经济政策将在很大程度上打破传统新自由主义发展范式，各国政府在推动数字经济发展中扮演着重要角色。除了顶层规划，数字经济发展通常需要大量财政资源投入来引导市场资源流向，此类行为显示出明显的干预主义特征。但与之相对应的是，数字经济具有典型的资本和技术密集型产业特征，需要在高速宽带、数据存储、算法应用等领域进行大规模的基础设施建设和研发投入。对于大部分国家尤其是发展中国家而言，数字化转型将面临严峻的资本与技术缺口。政策竞赛背景下，受到国家间技术和资本资源禀赋差异的影响，国家间数字政策竞争将进一步催生世界经济失衡。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发布的《2021年数字经济报告》显示，全世界的超大规模数据中心有一半在中、美两国，两国的5G普及率最高，拥有70%的世界顶尖人工智能研究人员及94%的人工智能初创企业融资。
二是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治理权力差异加剧。 各国间数字技术在研发、应用、拓展等方面先天存在不平衡，而这种不平衡对广大发展中国家极不友好。发达国家在技术研发演进中具有先发优势，不同发展程度的国家在数据等资源的分布、积累、掌控方面也具有马太效应。从具体实践中可以看出，从工业1.0到工业4.0，西方发达国家一直占据着技术创新的领跑者位置，各类数字协议、平台等也由这些国家发起并推动，久而久之，它们在国际标准、技术要素、数据资源、知识产权和源代码创新等方面长期占据领先位置，且垄断地位越发稳固。这就使得发展中国家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地位提升变得更加困难。
在数字经济时代，数字产业的领军企业具备了制定技术标准的技术话语权，能够对整个价值链的其他企业实施相应标准主导的技术干预或技术控制，且领军企业能够利用其强大的数据、算法等技术实现对价值链内其他企业的精准定价，最终通过算法技术实现跨行业的垄断，进一步强化“链主”国家中的领军企业与价值链内其他企业在价值分配上的不平等。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发布的《2019年数字经济报告》显示，在2018年，全球市值超过10亿美元的平台企业总市值中，美国所占比重为72%；谷歌在全球搜索引擎市场的份额超过90%；亚马逊在全球线上零售市场的份额约为37%。
三是全球价值链分工愈发不平衡。 数字化给全球价值链带来的重要影响之一是其造成了全球价值链分工环节的失衡，并进一步造成了世界范围内各国经济地位差异明显。在具体的产业分析中，数字化与产业结合的产物是产业数字化、数字产业化，这两类产业的内核其实是实体产业与数字要素的缠抱，从而形成了制造型服务业、服务型生产等新的细分业态和产业概念。在这种趋势中，数字化、自动化程度不断加深的工业流程一方面极大地提高了生产效率；另一方面颠覆了传统的全球价值链分工，一些发展中国家所承担的已经长期固化的分工被收缩，进一步加剧了全球范围内产业内和产业间分工的不平等。
此外，随着数字技术的蓬勃发展和广泛应用，其推动全球价值链向深度延伸的作用开始凸显。但值得注意的是，这种延伸也带来了一些负面作用，如加速了逆全球化。逆全球化的流行促使一些生产制造环节向传统发达工业国家本土回流，这种回流从一定程度上加速了全球价值链条的缩短，推动了全球价值链向区域化、扁平化、短链化方向的转变，给全球产业环节布局带来了较大影响。
这种逆全球化的影响离不开新冠疫情、当下全球范围内的地缘冲突等因素的影响，但究其根本，数字化可能天然存在逆全球化的特性。在新技术革命中，一些能对产业结构产生颠覆作用的技术层出不穷，且逐步成熟，如人工智能、区块链、分布式计算等。这些技术一方面为数据化、知识化的生产要素在世界范围内的流动带来了极大便利，另一方面也为全球化带来了显著的负面影响。
从企业角度来看，位于行业技术前沿的龙头企业更注重技术研发创新活动的内部化，目的是压缩技术成果外溢的风险，尽可能扩大技术领先红利窗口。事实上，信息领域前沿技术中数据、参数、人才等创新要素具有非标准化特性，也确实为这些企业带来了较长的超额收益窗口期，但这极不利于技术类产业的全球化布局。
从政府角度来看，全球政治格局和地缘形势的持续恶化使得各国政府更加关注科技创新，尤其是数字化技术所依赖的软、硬件技术，且都在试图争取前沿科技领域的垄断优势。比如，美国不断提高对集成电路、人工智能技术的重视程度，并不遗余力地通过出台芯片法案，阻止中国相关技术领域的发展，试图将价值链中创新性最强、附加值最高的高端环节尽可能地保留在本国。因此，以信息技术为代表的各赛道的科技创新带来的机遇同时也附带着逆全球化特性，从而显著增强了全球价值链的内敛化趋势。
数字化浪潮席卷而来，不仅改变了人类生产生活方式，更加速了全球价值链重构。对于中国等发展中国家而言，要客观审视和预判产业领域的自身基础、时代方向、未来要素等，深入思考要把握什么样的机遇、补齐哪方面的短板、锻造什么样的长板。
基于这个方向的思考，我们需要对中国这个全球第二大经济体的一些特点进行区别化理解，即我们属于发展中国家，具有发展中国家和新兴经济体的一些突出特性，如内需市场不够大、人均经济水平不够高、在全球价值链上的位置总体处于中下游、产业创新能力和体系还不健全等。但在数字经济时代，我们在全球价值链中表现出来的特点又与其他发展中国家有很大的不同，如总体产业基础较好、规模较大，通信算力等新型基础设施总量较大，数字经济规模的全球比重较为突出，信息基础领域创新迭代速度较快，信息技术类龙头企业在全球表现较好等。结合这个现状可以判定，我国具有通过自主创新能力提升、政策引导转型等方式来把握区域价值链发展机遇的基础和条件，也正处于这样的一个窗口时间。这里，我们可以粗略地对未来要做的工作抓手进行方向性的展望与概括。
抓手一：夯实新型基础设施建设
“十四五”规划中明确将新型基础设施作为我国现代化基础设施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提出“统筹推进传统基础设施和新型基础设施建设，打造系统完备、高效实用、智能绿色、安全可靠的现代化基础设施体系”。
新型基础设施所包含的内容目前只有学界研究和行业共识，一般包括通信网络基础设施、新技术基础设施、算力基础设施、融合基础设施、重大科技基础设施等。目前，适宜于投资的具体领域一般集中于5G、工业互联网、数据中心、算力中心等。这些都是数字全球价值链赖以发展的基础，也是数据传输和计算的物质保障。建设新型基础设施，需要注意：一是做好统筹区域布局，避免无序规划和建设；二是统筹好市场和政府在基础设施建设中的关系，支持多元主体参与新型基础设施建设；三是提升建设后的管理运营水平。
抓手二：推动全链条数字转型
工业领域的数字转型突出体现在产业数字化。产业数字化是产业衍生附加值的重要实现方式，其本质是传统产业充分与信息技术进行缠抱融合，运用数字技术实现产业链运转效率的提升。
目前全链条产业数字化转型的模式主要有两种，一种是以传统产业中的龙头企业、链主型企业为主导，通过打造工业互联网平台来实现产业内各个分工环节的智能制造及数字化转型。另一种是以数字平台型企业为依托，利用数字平台型企业的数据服务能力、云服务能力及算法能力来实现传统制造企业的数字化改造，深入推动传统企业加工制造、工业模具、产品服务及研发设计等各个环节的智能化。
抓手三：布局数字贸易等赛道
数字贸易是伴随着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而来的一种全新的贸易形式，其主要特点包括以数据作为关键生产要素，以数字服务为核心，以数字订购与交付为主要特征。数字贸易是实现数字全球价值链的重要载体，也是构建数字全球价值链的基础。
从宏观来看，布局数字贸易赛道需要进一步明确数字贸易顶层设计，抢占参与数字贸易政策和全球规则体系制定的先机。从微观来看，要关注确权评估和定价这一核心问题的研究，关键还要依赖于对标准化数字产品的不断尝试。
此外，数据资源是数字化转型的关键驱动要素，在产业链、价值链的数字化转型中更是充当着重要生产要素的角色。如何打造标准化的数据资源贸易平台也需要提前布局，着重考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