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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纷繁中洞明新世界的演进方向，就占据了战略的高地。
——郭鑫记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当前，世界之变、时代之变、历史之变正以前所未有的方式展开”。准确理解和把握世界之变、时代之变和历史之变的形势、内涵与趋势，是我们研究判断经济的宏观趋势走向、中观产业布局、微观要素供给的重要出发点。纵观人类历史，各种力量与矛盾的交织斗争是世界变化的核心动力。从经济角度来看，世界经济力量对比正在发生深刻变化，发展中国家的迅速崛起将从根本上改变长期以来西方国家在世界经济中占据主导地位的历史现状。从政治角度来看，单极秩序的失序将带来世界政治力量的变化，世界多极化趋势不可逆转，这一变化将推动世界政治版图的重构。从发展角度来看，以传统工业化为导向的发展范式正受到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猛烈冲击，国家间产业合作和国际治理模式正在深度拥抱区域化、多元化趋势，中国式现代化等新发展范式正在为其他发展中国家提供新的发展道路选择。
着眼当下，基于数字技术高速发展和广泛应用而兴起的数字经济既为世界范围内产业变革提供了强劲动力，同时也为各国实现跨越式发展带来了历史机遇。一方面，数字经济较传统经济更具有交易成本优势，能够极大地降低交易壁垒和摩擦，提升信息生产效率，培育新增量。另一方面，数字经济发展对生产要素、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带来的变革将对世界经济格局带来颠覆性影响，帮助新兴经济体更多地参与全球生产分工，重塑全球制造业价值链。
国际形势中，政治、经济形势密切联动，近年来地缘政治博弈成为影响经济全球化发展的突出因素。尤其是过去几年间，地缘政治因素呈现上升势头，热点与潜在冲突点增加。大国博弈、地区武力冲突等一系列热点政治问题都是地缘政治博弈的突出表现，可以预见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它们还将会不断演进、持续存在。
如何理解并概括目前全球地缘局势的“不确定性”？至少要从三个维度来进行思考。
一是东欧地缘政治危机将在什么时间、以什么形式结束。 从区域经济角度来看，这场危机对欧洲经济和能源格局产生了重大影响。从全球经济角度来看，这场危机不仅导致了全球粮食、能源安全受到严重冲击，其造成的供应链受阻等因素也极大拖累了全球经济复苏。东欧地缘政治危机不断升级导致港口堵塞、领空关闭，使海运、空运和陆路交通压力持续升高，长期依赖跨境运输的汽车零部件、半导体、粮食、能源等行业的产品短缺问题持续加剧。因此，东欧地缘政治危机的尽快解决对全球经济局势有着重要意义。
二是亚太地区地缘政治情况的演变。 从经济来看，亚太地区占世界人口三分之一，占世界经济总量逾六成、贸易总量近一半，是全球经济最具活力的增长带。亚太地区各国的经济增长对全球经济走出新冠疫情阴影具有极强的信心增强作用。显然，由美国政客提出的“印太战略”为亚太地区的经济交流与产业链互补制造了明显的阻隔和障碍。
三是次级地缘政治热点仍有可能激化。 亚欧大陆作为全球政治、经济活动的舞台中心，历史上各种矛盾冲突几乎从未停歇。近些年世界政治、经济格局变革加速，亚欧大陆从西到东、从南到北，都存在不同程度的地缘政治热点，随时引发紧张态势，世界大国在热点地区的角力会导致地区矛盾存在升级的可能。总体来看，一些热点地区小规模冲突对地区经济活动交流和区域地缘格局的影响不可忽视。
近几年，贸易保护主义再次给全球贸易带来了极大的负面影响。尤其是作为世界最大的经济体和最大的消费市场，美国习惯于在每次经济不振来临时，就举起保护主义的大旗，这丝毫无助于世界经济走出泥潭，反而给全球经济贸易带来致命性的打击。在互联网技术日益成熟、各类数据和信息要素传递效率快速提升、各国之间的交流空前便利的今天，要想理解看似不可能重现的保护主义和逆全球化潮流，需要先抓住一个本质，即“逆全球化”表面上看是经济问题，实质上反映了新兴市场国家不断发展后与欧美发达国家之间的利益分配问题。要理解这股潮流，可以从以下三个角度来看。
一是国际贸易投资衰退明显。 全球经济增长的放缓是对全球化和自由贸易进行反思的导火索，是贸易保护主义情绪的催化剂。分析保护主义和逆全球化潮流应以全球经济形势的衰退为起点，为避免疫情影响国际交流这一情况扰乱理性客观的判断，我们需要重新审视疫情暴发前国家间的贸易投资情况。
从贸易来看，根据联合国发布的《2019年世界经济形势与展望》报告，在全球贸易摩擦加剧的情况下，2018年全球贸易增长放缓，从2017年的5.3%降至3.6%，预计2019年将继续下降。事实上，2019年又进一步降至3.0%。这些数据与2007年、2008年的数据不可同日而语，彼时全球贸易增长约在7.5%的水平，超过当时全球GDP增速的一倍，因此全球贸易情况不容乐观。
从投资来看，根据联合国贸发会议发布的《2019年世界投资报告》数据，受美国税改政策及部分经济体加强外资项目审查的影响，2018年全球外国直接投资（FDI）同比下降13%，降至1.3万亿美元。同样，这些数值也远低于2007年的峰值。美国作为全球最大的外资流入国，虽然因其税改而导致部分资本回流美国，但数据并不乐观，美国2018年外资流入量为2520亿美元，低于2017年的2770亿美元，相比前两年的数据也有所减弱。
二是全球产业链遭到阻碍和破坏。 在分析保护主义和产业链的联系之前，首先需要理解产业链演进的内在机制是分工与协作的不断拓展与深化，当分工跨越国界，成为国际分工，协作就不可避免地演变为国际贸易。当跨国公司把分工拓展到全世界，贸易自由化、投资便利化加速全球市场的形成，全球产业链格局也就建立起来了。
一切看似完美的逻辑总会有致命的缺陷，即分工与协作之间并非总是相互促进的，也存在相互制约，分工环节增多必然要求市场范围扩大与交易效率提升，如果市场交易效率无法满足与之相匹配的要求，分工深化过程就会受阻，进而市场扩张也会停滞。当经济不振时，贸易保护主义来袭，提高交易成本、降低交易效率必然对全球产业链造成阻碍与破坏。从产业链角度来看保护主义，需要理解三个递进的动因：首先是产业链利益分配格局不利于发达国家传统制造业，其次是发达国家“再工业化”与发展中国家产业升级形成竞争，最后是发达国家全球产业链上的技术霸权受到挑战。
产业链发展依赖于市场范围扩大、交易效率提升、技术创新与扩散等因素，而贸易保护主义提高了交易成本，降低了交易效率，阻碍了技术进步，对全球产业链发展带来了消极影响，不仅破坏了产业链的完整性，还阻碍了产业链技术的进步，更导致了全球产业链资源配置的扭曲。
三是全球贸易持续寻求新的再平衡。 当各国维持自身产业优势的“自保”想法成为一种思维潮流后，保护主义、逆全球化与世界经济衰退就开始逐渐演变成一种明显的恶性循环。虽然贸易保护主义和逆全球化成为裹挟一些国家的主流思潮，但各国经济政策的研究者们都很明确，寻求全球贸易的新平衡，缓解当下贸易态势是当务之急。
目前主流思潮通常集中于两个方面，一方面是既有的全球贸易框架虽然在近三十年中一直处于修修补补的状态，但随着世界经济发展状况和产业要素的巨大变革，新状况、新形势、新问题越来越多，基于旧框架做再多修补也难以适应新的时代要求。因此，对过去既有的全球贸易框架进行改革变得迫在眉睫。在一定程度上，当下全球贸易框架改革的难度和意义不亚于新生产力下生产关系的变革。比如，在对WTO模式的改革争论中，一些国家在产业政策、行业补贴、治理模式等各方面的分歧引发了极大的争论，相较于过去简单地对关税、原产地、贸易平衡等问题的谈判，解决这些分歧要复杂得太多。另一方面则是在持续恶化的全球局势下尽可能寻求区域性多、双边合作。虽然双边合作和多边合作给各国带来的收益结果可能有所不同，但加强多、双边合作是面对单边主义的几乎唯一的正确路径。多、双边合作各有优势。在双边合作中，各国可以根据对手的不同特性制定不同的谈判策略，力图在每一组谈判中都获得最优收益，且双边合作中彼此的承诺水平往往更高。相对而言，虽然多边合作的达成要比双边合作困难得多，但同时处理多、对双边关系，成本通常更高。从现实来看，一些积极的消息不断传来。多边方面，亚太地区规模最大、最重要的自由贸易协定谈判《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2022年1月1日正式生效，该协定覆盖了全球近一半人口和近三分之一的贸易量。双边方面，2023年2月，中国—东盟自贸区3.0版谈判已启动首轮磋商，这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自由贸易区，也是由发展中国家组成的最大的自由贸易区。总体来看，我国的“一带一路”建设和一些双边合作等机制，在全球贸易下滑的逆行周期中，起到了一定程度的缓冲作用。
Tips：保护主义的前世今生
为了能够清晰地阐述保护主义和逆全球化与政治、经济的联系，首先需要阐明的是，历史上贸易保护主义总是伴随着国际金融危机的出现。一般随着危机的不断蔓延，在全球经济增长放缓的背景下，贸易保护主义的倾向变得更加明显。作为最善于采用贸易保护主义措施的国家，也是从贸易保护主义中获利最大的国家，美国之所以能从1814年《根特条约》签订之后迅速成长为世界工农业强国，实施全面而完善的保护主义政策是重要原因之一。这种政策导向学说被包装成一种思想学派——政治经济学中的“美国学派”，直至今天，这一学派在美国乃至全世界依然具有重要意义。美国学派并不是第一个公然对抗起源于亚当·斯密的古典自由主义经济理论的政治经济学术流派，却是在实践中对近代世界政治经济格局影响极大的一种理论体系。起源于亚历山大·汉密尔顿的美国学派，不仅促进了美国的崛起，还被带到了德国。德国古典经济批判家弗里德里希·李斯特发展了美国学派的理论，构建了“国家体系”（National System）理论，并用该理论指导了德国统一后的国家宏观经济政策。当我们开始走近美国学派，将其特征进行梳理后会发现，偏向保护主义的产业政策、政府主导参与的大规模基础设施投资、政府引导金融体系导向、财政通过教育补贴等手段投资创新等政策要点（见表1-1），放在今天依然耳熟能详、似曾相识。
表1-1 美国学派理论的部分主要政策要点
当世界处于地缘冲突不断加剧、全球经济合作迅速降温的阴霾中，人们对经济发展的预期就更为悲观。2023年6月6日，世界银行发布了最新的《全球经济展望》报告，相比于2023年1月的上一版报告，新版报告大幅下调了2023年的全球经济增长预期。其中，美国经济增长预期，由2.4%下调至0.5%，中国经济增长预期，则由4.9%下调至4.3%。这组数据看似并不过分悲观，但需要深刻理解预期所处的“小背景”。美国方面，由于疫情突发，美联储重启“零利率+量化宽松”组合，引发M2高增，从根本上导致了2022年美国出现高通货膨胀，同年东欧地缘矛盾引发全球能源、粮食价格快速上涨，进一步放大了通货膨胀的作用，导致2022年全年美国CPI同比涨幅达到6.2%，较上一年大幅增加了2.6%，创下近40年来的新高。而美联储为缓解通货膨胀，从2022年3月开始持续大幅加息，即使在触发了以硅谷银行倒闭为代表的中小银行危机后也依然没有停歇，这些都是国际社会在美国经济将继续放缓上达成共识的原因。中国方面，2023年国内经济明显复苏，尤其是服务业对GDP增长的贡献将急转直上。但在全球经济不振的大背景下，受到美联储加息影响，不少国家为抵挡美元回流被迫跟随，进一步加重了全球消费的下降。中国作为全球最大的商品出口国和贸易顺差国，也无法独善其身，而住房、汽车等大宗消费市场的低迷也使得内需拉动效果存在不确定性。
资本对经济趋势的嗅觉一向最为灵敏，近两年也积极“用脚投票”，一改过去多年来对外扩张的欲望和对全球投资的积极性，处于相对保守的状态。从金融市场角度来看，已多年未受到重视的黄金的避险功能在增强，这也表明全球对现有的金融体系有担忧。更主要的是，资本认为在贸易保护主义和对外投资约束的多重影响下，全球贸易和投资缺乏新的增长动力。当前全球投资在较低水平上徘徊，已经出现了一种碎片化的发展趋势。而全球贸易则进入产业链自我强化的过程，即产业链本身在向头部和区域集中，这对全球整体贸易将产生很大影响。
除去地缘政治、逆全球化和局部冲突的拖累，从宏观角度看，全球经济发展动力不足和预期减弱主要有三个方面的原因。
一是世界各国通货膨胀飙升、货币政策紧缩促使全球经济下行风险增大。 2022年，全世界处在地缘冲突和大国博弈加剧的背景之下，地区局势紧张、物流运输不畅、能源和粮食等商品短缺，进一步推高了全球通货膨胀水平。发达国家为了应对通货膨胀，不得不持续收紧货币政策，以压缩需求的方式为通货膨胀降温。到2023年二季度，美国、澳大利亚等国才逐步走出加息周期，在该周期中，美联储加息行为对全球经济的影响最大，这种影响将在一段时间内继续存在。在世界经济和各国政策不确定因素的影响下，投资者避险情绪升温导致全球资本市场呈现出紧张态势。由于多国加息幅度不如美国，从而引发美元回流，全球流动性紧缩，金融货币收紧和本币贬值使得部分新兴市场国家面临债务困境。对消费者和企业而言，飙升的通货膨胀率极大降低了消费者的购买力并损害了企业的商业信心，经济下行趋势已初步显露。
二是欧盟作为世界经济一极停滞趋势可能会加剧。 从总体来看，由于受东欧地缘冲突影响，在能源供应紧张的情况下，欧洲经济表现更加疲软，英国经济在2022年就已陷入衰退，2023年欧洲能源供给、欧元区与英国的通货膨胀压力将持续存在。此外，欧洲地区经济本身就长期处于低迷状态，而地缘冲突造成的能源危机又导致生产经营活动继续萎靡，商业活动持续低迷，欧洲企业与民众的信心短期内难以修复。面对高昂的能源成本和欧洲央行持续的加息动作，欧洲制造业的压力不断加大。一部分企业被迫大规模停产、减产，以应对能源危机和响应政府的节能政策。另一部分企业则选择转移生产场所，寻求安全稳定的供应链环境，开始加大对美国和亚洲的投资规模。
三是全球通货膨胀降温、恢复经济将会是一个缓慢的过程。 面对全球经济史上少有的大规模通货膨胀，其“降温”和恢复势必需要较长周期。除少数能源和粮食安全边际较高的制造业国家、部分长期陷入通货缩减的国家，以及一些大宗商品供应国外，其余国家都面临着较大的通货膨胀压力。从目前发展趋势来看，即使全球大宗商品价格已经明显回落，但全球长期通货膨胀中枢的抬升不可逆转，疫情之前中速增长与温和通货膨胀的“大缓和”时代短期内已经难以重现了。
技术革新的蝴蝶效应，往往是超乎想象的。历史上每次科技领域的新发现、新突破，势必引发传统产业的升级换代和新兴产业的蓬勃兴起，从而实现社会生产力的周期性、跨越式发展。
如果说蒸汽机驱动的机械化、电力和钢铁驱动的重工业化、流水线制造驱动的大规模标准化生产、数控技术驱动的柔性制造代表了前几次工业革命的主导技术范式，智能化、网络化、数字化技术的加速突破和应用则是当前蓬勃发展的新一轮工业革命的核心动力。智能技术和数字技术的连锁突破和大规模应用，不仅正在或将要催生一批新的先导产业，而且将与传统技术和产品融合，从根本上改变传统产业的技术基础、组织模式和商业形态，从而最终促进全球经济结构和发展方式的深刻变革及经济增长潜力的充分释放。
新技术变革对推动全球经济社会发展模式演进、拉动世界经济走出困境等方面有着重要的意义。尤其是对中国而言，本次产业变革为中国产业转型升级、社会经济发展带来了机遇，更是决定中国在大国博弈中能否掌握产业优势的重要考验。
从科技给发展模式带来的变革来看，近些年科技创新广度快速加大，深度显著加深，速度明显加快，精度进一步加强。以人工智能、量子信息、移动通信、物联网、区块链为代表的新一代信息技术加速突破应用，以合成生物学、基因编辑、脑科学、再生医学等为代表的生命科学领域孕育新的变革，融合机器人、数字化、新材料的先进制造技术正在加速推进制造业向智能化、服务化、绿色化转型，以清洁、高效、可持续为目标的能源技术加速发展将引发全球能源变革，空间和海洋技术正在拓展人类生存发展的新疆域。
从科技对世界经济的拉动作用来看，世界经济的行稳致远需要科技创新提供动力源泉。从过去多轮产业革命中可以看出，世界经济长远发展的动力源自科技创新。体制机制变革释放出的活力和创造力，科技进步造就的新产业和新产品，是经历历次重大危机后世界经济走出困境、实现复苏的根本。尤其是联系当下，世界经济走出泥潭的趋势和动力持续表现出不乐观、不确定性和风险上升，各国经济都面临艰难的“障碍赛”。要跨越种种发展障碍，必须向科技创新要答案。
对中国而言，当今我们所处的世界是一个大发展、大变革、大调整的时代，人类社会充满希望，以数字化、绿色化、智能化为代表的新技术机遇层出不穷。全球科技发展60年周期循环往复，以信息技术为代表的新一轮科技革命正在蓬勃推进，尤其是全球政治、经济、科技结合日益紧密，错综交织。科技作为人类社会发展的原动力，正在以前所未有的动力驱动全球产业变革，进一步塑造和影响全球的产业布局、政治经济格局。哪个国家能够抓住技术变革的机遇，这个国家就能在未来几十年的全球产业链条和产业布局中占据高端地位，掌握优势资源。
总体来看，新产业变革本质上是新科技革命的结果。科技发展的方向通常会受到多重因素影响，一方面会受到人类好奇心和科技发展惯性等内在动力的影响，另一方面也会受到与经济、安全紧密相关的社会需求和投入因素的影响。
从时间周期来看，第二次科技革命和第二次产业变革爆发以来，从科学革命、技术革命到产业革命的时间越来越短。从特色来看，无论是重大科学发现和技术演进趋势，还是人类共同面临的可持续发展需求，快速发展中的新产业变革的爆发和扩散都将更注重多重技术的交叉融合。从影响力来看，目前最有可能催生新产业革命的几大科技领域，已经呈现出技术之间具备广泛关联性和全局性的趋势。从所处阶段来看，创造对人类社会生产生活的方方面面产生深刻、持续影响的重大科技突破和发明应用，可能还需要一段时间的积累。从总体展望来看，快速发展中的新产业变革将有可能从根本上改变技术路径、产品形态、产业模式，推动产业生态和经济格局的重大深刻调整，相比历次产业革命对制度的要求也将更为苛刻，更有可能率先发生在具备良好制度条件的国家和地区。
从科技史角度看，新一轮产业技术革命被认为是第四次产业技术变革。早期一些研究者认为，这次技术革命是一次单纯以新一代信息技术为标志的大变革。但随着近年来科技与产业融合发展趋势的愈发明朗，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此次变革涉及的技术领域之多是前所未有的，创新更是全方位的。
受制于当时科技发展水平和阶段，前三次产业技术革命的科技创新内容相对比较单一。如第一次产业技术革命以蒸汽机的发明为标志，主要由英国引领，表现为以机械动力替代人力、畜力，带来了大规模的工厂化生产，引发了纺织业的机械化和冶金工业的变革。第二次产业技术革命以内燃机和电力技术的发明和应用为主要标志，主要由美国和德国引领，以电力为动力实现了生产生活的电气化，催生出汽车制造业和石化工业，推动了铁路运输业、造船工业等领域的创新发展。第三次产业技术革命是信息技术革命，以电子计算机技术的发展和应用为标志，继续由美国引领，实现了生产生活的自动化、信息化和管理的现代化。而第四次产业技术革命则是一次综合性的革命，基因技术、量子信息技术、新材料技术、新能源技术、虚拟现实等都实现了全面迸发，推动了生产生活系统的全面智能化，使经济社会发展方式产生了快速的、智能的、融合性的变革。
以生物技术、新能源技术、新材料技术为例，重组DNA技术开始在医学上的基因治疗、药学上的疫苗生产、农学上的生物育种等方面被普遍应用。光伏技术围绕转化效率提升跨过了铝背场（BSF）电池片技术和PERC电池片技术，即将进入N型电池技术规模化普及的新阶段，技术变革将助力碳达峰、碳中和的加快到来。而碳纤维和以碳纤维为基体的复合材料领域的技术探索，正在逐步满足航空航天、清洁能源、智能装备等诸多领域长期以来梦寐以求的产品结构轻量化和高强度特性。
此外，我们也应该认识到，目前产业技术革命所发展、应用的多种新技术对人类的影响具有系统性、整体性。信息技术、生物技术、新材料技术、新能源技术等应用广泛推动了各新兴技术间的高度融合、相互渗透，形成了一个完整的技术系统，对人类社会改造有同步性、系统性和整体性特点。以被誉为人工智能终极形态的人形机器人为例，除了基于人工智能技术的人机交互等功能，在材料方面，人形机器人相较于工业机器人，通常需要密度更小的金属材料及碳纤维复合材料；在能源技术方面，人形机器人为满足其在不同场景的工作需求，需要在自动补能等方面有所创新；在电子元器方面，人形机器人对外界信息感知的核心就是依靠更高敏感度、更多类别的传感器。
从产业变革的历史来看，新一轮技术革命和产业变革对经济发展的影响，本质上是“三个替代”的过程，即新生产要素替代旧生产要素、新生产方式替代旧生产方式、新动能替代旧动能。中国目前所面临的经济现状包括劳动力要素逐步丧失价格优势、传统经济发展方式面临瓶颈、旧业态无法支撑经济继续增长等问题，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将在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优化经济结构、转换增长动力上提供机遇。
从传统发展方式转型升级来看，新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将改造传统生产模式和服务业态，推动传统生产方式和商业模式变革，促进工业和服务业融合发展。一方面，推动传统产业转型升级。新一代信息技术和智能制造技术融入传统制造业的产品研发、设计、制造过程，将推动我国传统制造业由大批量标准化生产转变为以互联网为支撑的智能化、个性化定制生产，大幅提升传统产业发展能级和发展空间；新能源技术广泛应用于传统产业，将直接降低传统产业能耗水平。另一方面，促进制造业、服务业融合发展。新一代信息技术、智能制造技术等全面嵌入到制造业和服务业领域，将打破我国传统封闭式的制造流程和服务业业态，促进制造业和服务业在产业链上的融合。随着产业高度融合、产业边界逐渐模糊，新技术、新产品、新业态、新模式将不断涌现，现代产业体系还将加速重构。
从发展新动能挖掘来看，新技术及其广泛应用将促进生产效率提高，直接提升我国潜在经济增长率，而新技术的产业化和商业化则将打造出新的业务部门和新的主导产业，催生新的经济增长点。一方面，提升潜在经济增长率。新一代信息技术、智能制造技术等突破应用，将改造传统的资源配置和生产组织方式，促进全社会资源配置效率提高；智能机器人等广泛应用将替代低技能劳动、简单重复劳动，将缓解劳动力紧缺现状并提高劳动生产率。另一方面，形成新的经济增长点。随着新技术在生物、新能源、新材料、智能制造等领域取得突破，将催生出具有关联性强和发展前景广阔的生物、新能源、新材料、智能制造等产业，尤其是依托我国纵深多样、潜力巨大的国内市场需求，必将发展成为我国产业重要的新增长点。
机会之后也暗存一些隐忧，尤其是颠覆性技术的突破应用将促使全球价值链出现分解、融合和创新，对我国的比较优势、要素供给、制度供给等形成重大影响。一方面，有可能造成传统比较优势削弱，需要寻求新的比较优势。颠覆性技术的广泛应用将打破原有的规模化、标准化生产模式，推动全球从产业链式分工转向产业网络式分工，劳动等要素低成本比较优势和传统加工制造环节的重要性将降低，创新要素和研发设计活动在国际竞争中的重要性强化，而中长期内我国创新优势的培育却面临较大的国内外压力。另一方面，有可能造成生产要素供需结构失衡问题。由于我国人才结构的适应性、教育体系的前瞻性等不足，劳动者或将难以与信息人才、数字人才、智能人才的需求相匹配，可能出现结构性失业问题。新科技产业革命对传统的钢筋混凝土型物质资本需求降低，而对数据、知识等无形资本的需求加速上升，或将出现资本供需结构性失衡。此外，有可能使得制度供需结构矛盾更加凸显。新科技产业变革将摧毁旧生产力与旧生产关系，将加剧我国现行教育、科技、就业、社保、法律法规等传统制度体系与新的生产力之间的矛盾，原来瞄准发达国家的体制改革路线也不再适用。新科技产业革命突破式技术变革特征，还将激化我国传统产业政策与新科技产业发展之间的矛盾。
新技术变革一方面要起到提升社会生产效率的作用，另一方面要满足提升人类生活质量的愿望。判断本次产业变革的发展路径与方向，需要从两个角度来看：一是随着新一代数字技术的广泛应用，世界各国经济社会发展开始锚定数字化转型的目标不断深化；二是全球主要经济体达成了以应对气候变化为目标的全球倡议与行动，推动绿色低碳转型加速发展成为主流共识。
要想把握大发展、大转型中的机会，跳出技术层面，从宏观上认清当下和未来发展范式转型的社会和历史背景是极其必要的。本节将从数字化发展的基本现状、社会趋势等方面进行论述。
数字经济发展日新月异，正深刻重塑世界经济和人类社会面貌。对于全社会的生产生活等诸多方面而言，数字化转型已不仅仅是一种单纯的技术变革，更是一场认知与思维革命，给人们的生活方式、学习惯式和思维模式带来了巨大而深刻的影响，尤其是新一代数字技术迭代速度之快、融合度之高、渗透力之强、影响面之广，已经深刻影响并将继续影响全社会的运行服务机制和人类的生产生活方式。
以网络技术带来的变革为例，我们已经经历和正在经历从PC互联到移动互联的跨越，目前正处于万物互联的快速推进阶段。经过几十年的发展与竞争，我们可以客观地说，数字化时代已经到来。
生活上，数字技术推动了人们生活方式的深刻变化，快速智能化的各类终端变成了数据产生、数据接收、数据传输甚至数据计算的载体，改变了人们获取信息、利用信息的能力，数字货币、社交电商、智能家电等网络技术的体验方式改变了全社会的消费模式和生活方式。
生产上，核心生产要素、工业制造模式的变革带动着生产方式出现革命性变化，数据成为新的重要的生产要素，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融合的技术领域成为新的热点。得益于数字技术赋能，智能制造、服务型制造、数字贸易等新的生产方式或贸易活动一方面提升了生产交易效率，另一方面增强了生产柔性。
国际竞争上，数字技术革命推动了国际竞争范式的深刻变革，数字经济发展水平很大程度上决定着一国的国际竞争力。
数字技术的发展促进了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方式迈向现代化，数字技术的运用使政府在治理理念、平台、流程、标准等方面发生了深刻变革。近年来，地方的营商环境优化，各类“一网通办”等管理方式已经成为标准配置，智慧城市大数据平台极大地提升了公安应急等方面的效率，产业数据监测服务平台使区域内产业的活跃现状与活力变化趋势等信息呈现更加及时、精准。
当公共领域的数字化管理服务手段、平台出现在形形色色的领域，关于如何构建数字化治理体系的思考就随之而来。数字化治理体系的建设与成熟是一个社会具备现代化治理能力的重要体现。
任何数字化的体系中，数据都是核心驱动要素。公共数据资源是数字化治理的关键要素，新信息技术是数字化治理的主要工具，多主体协同是数字化治理的核心特征。数字化治理体系建设需要以完备的信息数据库为要素基座，加强政务服务业务联通枢纽建设，强化数字化政府客户端的服务效能。当下，对数字化治理路径的思考主要可以归纳为三个维度。
一是数字化治理为公共管理提升效率。 社会和公共管理的主流观点认为，政府机构借助信息技术等丰富的社会治理手段，能够有效提升公共服务效率。对公共管理体系内部而言，数字化治理手段的不断丰富能够极大地提升各公共管理主体之间的信息数据交互效率，“最多跑一次”等实践探索都得益于各部门之间的信息数据共享与互动。对被管理的社会主体而言，数字化政务服务会极大地减轻社会公众和市场主体获取政务服务的各类成本，如疫情期间快速普及的“不见面审批”等治理手段即为生动的实践。
二是数字化治理为协同治理提供方法。 起源于韦伯式科层制的政府组织经过漫长的演变和本地化，各层级部门的分工细化逐步明晰。需要承认的是，这种分工细化虽然在较大程度上捋顺了各部门职责，在现实实践中以目标责任引导的方式强化了政务职能，但也普遍存在行政效率水平普遍较低等问题。数字化治理体系的形成与完善，一方面能够实现管理层级的缩小和管理幅度的扩大，有利于提升管理效率；另一方面能够加强部门之间的协同与合作，在一定程度上打破了科层壁垒。数字化协同治理指的是相关治理主体依托数字信息技术，实现更高水平的沟通和协作，进而有效提升协同治理的效能。
三是数字化治理为公众参与提供手段。 公众参与理论视角下的数字化治理，其核心表征之一在于社会公民与政府管理主体之间的交互渠道、过程和效果。公民是社会治理对象的基本单元和重要组成，公民意见发起与反馈渠道的建设和通畅能够极大地提升治理绩效。相对于传统的社会治理参与方式，数字化治理体系中的社会公众参与有着与众不同的特点。一方面，数字信息技术有效提升了治理参与的便捷度，降低了公众参与的成本。网上政务服务平台、12345政务服务便民热线、政务微博、公众留言板、政务应用程序、网上信访等信息化、数字化参与手段，有效拓宽了公民参与公共事务的渠道，降低了公共事务的参与成本，有效激发了公众参与的活力。另一方面，数字化治理下，公众参与敦促政府部门提升透明度和管理效能。公众参与给政府的信息公开提出了新的要求，互联网舆论也在一定程度上要求公共部门提升回应效率。
治理体系总是滞后于社会产物的诞生和发展。经过数十年的发展，我们的世界已经变成了数字化的世界。与此同时，我们必须认识到数字化在不断释放技术红利的同时，也衍生出一系列问题，其社会风险逐步凸显。这些风险既体现在社会伦理方面，又体现在合规合法方面，更有一部分安全性风险已经层出不穷地暴露出来。从这个角度来看，如何治理这个数字化的世界已经不仅仅是一个技术问题或者社会问题，更关乎全世界、全人类目前所处的数字化经济范式能否健康、持久。因此，要全面认识数字化社会中的各种风险问题，探索如何规避、治理这些问题，本质上是为数字化经济的进一步发展提供各类保障。数字化社会中的风险问题大致可以归纳为以下三个方面。
一是社会伦理方面。 数字技术的发展和应用，使得各种数字技术衍生物贴近人的物质环境和精神环境，从而易使人形成习惯性、趋向性依赖。在帮助人、物和组织积极传递信息的同时，数字技术带来的诸如明星“换脸”等一些伦理性风险问题也时常成为社会、学术界、法律界讨论的热点问题。如电影《流浪地球2》中，在基于大数据、人工智能技术进行模型建构、分析决策的过程中所展现出的克服和超越人性弱点的特性，是否会使个人在严密的数据逻辑分析和决策面前迷失自我决定的方向和能力，从而导致人类愈发依赖技术，享受其便利的同时沦为受技术控制的“奴隶”？又如，由于各类智能设备、信息采集终端分布密度的大幅度提高，人类生活轨迹、信息搜集、性格特征等非标准化信息几乎全部暴露在海量数据库与大模型的视野和控制之下，此时如何提前谋划规避风险的手段，又如何为数字技术设定发展和应用的伦理及法律边界？针对以上问题，依据社会道德导向做出相对公允的价值判断和选择，通过完善法律规范体系防范和规范社会秩序和个人行为，是眼下较为重要的任务。
二是技术合法方面。 数字技术对社会整体运转、公民生活工作的全方位介入，一方面带来了便利性和使用惯性，另一方面使社会公民在被动同意接受技术服务的同时，存在基本社会自由和权益被数字技术限制或剥夺的技术性风险。如各种智能终端利用技术系统无限制地收集公民个人的基本信息和隐私信息，甚至以提供服务裹挟公民必须同意明显不合理的“隐私条款”，从事实上侵害了公民的隐私权及有关信息权益。数字技术无约束地介入人类生活，极可能面临一定的合法性风险。
三是应用安全方面。 数字化的社会，本质上已成为一张以技术为架构、以信息为流量、以人为节点的现代网络，数字技术的普及和平权化使得每一个个体都被包裹在这张无形的巨网之中，成为其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基于数字技术，个人的衣食住行等日常生活和社交行为日益暴露在公众视野中。遥感通信技术、大数据、云计算等数字技术的应用和推广，可能使个人的身份、位置、行为等信息被置于风险之中。人们在享受数字技术为人类生活带来便捷的同时，也可能受到数字技术的困扰。比如，在日常生活中，数字暴力、数字侵权时有发生，一些人对数字技术的负面情绪也在逐渐增多。又如，面对被违规收集的海量个人敏感性数据这样的安全性风险，是否有应对各类技术场景的法律规范和细则？相关企业或机构能否对公共敏感数据进行严格的物理、逻辑和权限隔离？
针对上述三个风险点，要治理这个数字化的世界，规避数字化可能给全社会运行带来的各种问题和风险，从本质上说就是要通过一系列完善的体制机制，保障数字空间的数字权利，完善数字空间的社会治理，明确数字技术发展的人权标准，以实现数字技术的良性发展。针对这个问题，我们可以尝试从以下三个角度来思考和探索。
一是数字权利保障体系的探索。 数字化社会体系中，各组织和个人的众多权利的正常行使都与数字技术和数字技术上的海量信息高度相关，这些权利包括且不限于上文提到的公众参与社会治理的方方面面，此类权利得以被保障的基础之一就是建立数字权利保障体系。建立数字权利保障体系，一方面能够维护数字人格、数字尊严、数字正义、数字财产不受任何企业、他人和组织的无理侵犯，另一方面也能够为数字社会的有序建设、数字经济的健康发展提供体系化的保障。这方面的探索包括且不限于以下几个方面：强化数字化社会环境建设，为更广泛的人群提供普遍化的数字产品、数字服务；培育数字平权、数字正义的数字化社会基本理念；加强公民基本数字权利保护意识，畅通数字权利的维权渠道。
二是数字空间社会治理的探索。 社会治理通常基于法律的制定和执行。目前，《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中华人民共和国网络安全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电子商务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信息保护法》等法律法规和政策都对保障公民的隐私权、个人信息权益等作出了要求。但数字技术发展和治理问题出现的速度远快于法律界发现问题、讨论问题、总结问题、完成立法、宣贯法条的速度。此外，现有法律能够覆盖的一些问题，在具体操作层面也面临着网络安全责任规范体系不够健全、各方主体责任不够明晰等问题。该方面的探索一般包括且不限于以下几个方面：深入推行网络“实名制”，规范网络安全等级保护制度；通过关键信息基础设施保障体系的建设和规范，提升网络安全态势感知能力；完善数据分类识别和管理体系，规范数据获取、存储、传输、使用、共享、销毁等全生命周期公共管理等。
三是数字技术发展应用导向的探索。 伴随数字技术的发展而诞生的问题总是快速且海量的，因此“补窟窿”只是一种被动的应对方式。全社会还应该思考的是，能否探索和总结一种引导范式，在数字技术发展或应用的酝酿阶段为其提供一种良性的应用方向引导，用以保障数字技术沿着服务并造福于人类社会的方向发展，降低数字技术的发展给人类社会生活带来的负面影响。这就要求业界乃至全社会能够在一个更宽广的视野下以更长远的眼光来看待数字科技的发展，提前研究、谋划技术发展的规则框架和主干赛道，如强化数字技术发展领域的道德伦理探索，利用道德手段弥补法律法规作为一般性、回应性工具的先天缺陷，完善前瞻引导；加快推进技术风险研究向法律法规转化，引导布局数字技术发展边界的形成等。
从历史经验来看，重大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是推动国际格局大调整的重要因素，一个国家如果能够把握由此产生的战略机遇，就能脱颖而出；反之，则可能落伍。因此，美国、欧洲等主要经济体都早先提出信息技术和环境领域的发展目标，打出“碳中和”“数字战略”等口号，希望牢牢把握数字化与绿色化两大转型蕴含的战略机遇，以结果导向指引本国产业发展的方向，鼓励本国企业占领产业转型升级的先手棋。本节将对当下绿色化发展的宏观背景和社会趋势进行介绍。
从客观背景来看，发轫于18世纪的工业革命不仅给西方发达国家带来了财富的迅速积累，同时也给人类赖以生存的生态环境带来深重的灾难，大气、水、土壤等方面的污染公害事件频发。20世纪60年代，英、德、法等国开始掀起绿色与环保运动。随后各国纷纷立法，加大环境治理力度，不断提升环境质量。
近些年，基于煤炭、石油等化石燃料排放的温室气体逐步成为人类发展的又一大威胁。人类活动产生的温室气体排放成为引发全球气候变暖的主要原因，随着排放量不断累积，海平面上升，热浪、野火及低温等极端气候事件发生的频度和强度不断增加。在此背景下，全球气候问题成为各国之间合作的核心议题之一。
面对全球气候变化的挑战，没有任何国家可以置身事外，加强国际合作是应对气候变化的唯一正确选择。尤其是发达国家对于全球气候变暖负有更多的、不可推卸的责任。对发达国家而言，其必须承认历史排放责任和现实排放责任，履行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对新兴发展中国家而言，则需要发挥其在新能源等领域的发展基础，共享现代化建设中的绿色发展经验，推动全球气候合作。
从我国发展战略来看，加快发展方式的绿色转型既是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中体现大国担当，也是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必然要求。推进美丽中国建设，就需要加快发展方式的绿色转型。推动高质量发展过程，也是统筹好经济社会发展和生态环境保护之间的关系，走绿色发展之路的过程。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绿色化、低碳化是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关键环节。”这是基于中国式现代化根本要求，以及加快发展方式绿色转型所作出的重大判断和战略部署。高质量发展是体现新发展理念的发展，是使绿色发展成为普遍形态的发展。
从我国发展实践来看，近些年我国发展方式绿色转型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一方面，绿色转型正在深刻改变以要素低成本优势为特征的传统生产方式，推动产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形成了许多新的增长点。例如，人工智能、大数据、区块链、量子通信等新兴技术加快应用，智能终端、远程医疗、在线教育等新产品、新业态培育形成，风电、光伏发电等可再生能源产业发展迅速。另一方面，我国传统产业转型升级需求和绿色消费需求正在催生巨大的绿色市场，各类生产更加注重以优质资源性投入产出更高质量、更具多元价值的产品。
总体来看，在全球经济下行压力骤增，我国产业转型升级需求紧迫的背景下，将绿色发展新范式作为引导和推动我国产业转型与升级的重要方向，已经成为各界的基本共识。事实上，可再生能源的开发和利用、绿色环保技术升级、数字经济和科技创新这些关键因素已经或即将成为推动我国经济转型与增长的关键引擎，将助力我国实现可持续发展的目标。
我国的能源体系本质上是一个高碳、高煤的系统，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化石能源占据我国能源消费的80%以上，这是基于我国自身的能源资源禀赋决定的。近年来，我国一直致力于调整能源结构，目标是提升清洁能源消费比重，降低煤炭消费比重。根据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发布的《新时代的中国绿色发展》中的相关数据，截至2021年底，我国清洁能源消费比重已经从2012年的14.5%提升到了25.5%，煤炭消费比重从2012年的68.5%下降至56%，能源结构的绿色低碳转型正在稳步推进。
但客观来看，我国以煤炭为主的能源结构尚未发生根本性变化，一方面，这是由于自身能源资源禀赋无法改变；另一方面，基础设施的锁定效应也决定了短期内我国的能源消费很难产生结构性颠覆。而碳中和目标的提出，需要在有限的时间内对现有的能源生产和消费结构进行调整和优化，这就要求我们安全有序地推动能源技术革命，推进能源技术与现代信息、先进制造、新材料技术深度融合，加快构建清洁低碳、安全高效的能源体系。要想达到这个目标，可以从以下两方面着手。
一是对工业能耗进行低碳化改造。 工业企业是能源消耗大户，单位产值工业能耗的降低对双碳目标的达成具有重要意义。近几年，各主要工业行业都围绕节能减排、绿色低碳高质量发展推动相关工业节能工程，如耗能大户钢铁行业，正在持续推进产能置换、超低排放和极致能效三大改造工程。这些工程各有侧重，但低碳化改造的首要任务，还应落脚在大力削减煤炭在工业领域的使用规模、降低在一次能源和终端能源消费中的使用比重上。
要实现比重降低，难以依靠行政力量一压了之。由于削减煤炭使用规模并非易事，长期使用煤炭所积淀下来的设施设备较难在短期内彻底更换，煤炭在实际中仍然较非化石能源更具备经济性，因此，短期内应着眼于提升煤炭的使用效率，对于高耗能、高排放的行业，除传统的关停并转外，还要增加对碳捕集技术及负排放技术的投入。如电力行业通过增加CCUS设施，捕集发电过程中的二氧化碳，并在后端应用到驱油或再产业化上等。这些问题的解决都需要依赖于各种节能技术工程化应用、工业流程系统优化、工业数据采集、智能化生产决策等系统性的技术创新。
二是推动能源供给结构调整。 能源供给结构调整的最终目标是通过低排放或无排放技术实现能源供给的“清洁化”“脱碳化”。目前，达成这个目标的路径是大力发展清洁能源。近几年，我国在大力挖掘水电资源的同时，“风光电”发电装机量一再提高。截至2021年底，我国可再生能源发电装机突破10亿千瓦，占总发电装机容量的44.8%，其中水电、风电、光伏发电装机均超过3亿千瓦，也都位居世界第一。
从长远来看，推动能源供给结构调整的具体路径至少可以分为中期和远期两个阶段。中期主要以天然气化、电网绿色化为特点，在市政、发电、部分工业企业等场景推进天然气清洁能源替代，扩大天然气利用规模，使其成为替代煤炭的重要能源；在电网绿色化方面，则可以通过加大储能技术、超导技术、制氢技术、碳捕集技术等应用，增加核电、非化石能源和可再生能源发电比重。远期则以“清洁化”“脱碳化”为主要方向，通过核电、太阳能、风能等可再生能源的进一步规模化应用，拉低其边际使用成本，以成本优势促进能源供给逐步“脱碳”。
总体来看，目前业界推动“双碳”目标达成的技术路线主要是增加对风能、太阳能、潮汐能及核能、氢能等的开发利用，逐步增加其在能源供给结构中的比重。但是，这些技术受制于技术进步速度等众多因素，如在当前储能技术还没有取得重大突破的情况下，煤电调峰依然是弥补风能和太阳能等间歇性能源的主要选择，这些问题将会在较长一段时间内伴随我国能源结构的低碳转型。但我们依然相信，未来的技术创新和技术融合将不断涌现，成为推动“双碳”目标实现的关键因素。
除促进能源结构转型外，绿色化转型对一国经济和社会发展方式带来的最大推动应当是脱离传统发展路径、依靠创新推动产业转型升级。在绿色发展成为各界对未来发展范式的共识后，顺应新一轮科技革命的趋势，抓住绿色变革的机遇，依靠科技创新支撑产业优化升级是践行绿色发展的必然道路。
长期以来，我国一些地区和行业在转变发展方式的过程中，依然走重化工业和低端制造业的老路，结果依然是高投入、高消耗和低附加值、低效率。而绿色发展对我国技术创新、资源利用、要素配置、生产方式和组织管理带来的深刻变革，能够有效提高资源和能源利用效率，提高技术水平和劳动生产率。未来，绿色低碳不仅是产业转型发展的技术方向，也势必会催生一个又一个新的行业。过去几年，新能源汽车、太阳能电池、光伏新材料等在推动我国经济增长和产业升级方面发挥了重大作用，这也是中国经济转型的重大信号。从长远来看，集成电路、大数据、人工智能、互联网、电动车、储能、生物技术等技术的快速演进，将支撑中国形成一系列蓬勃发展的新产业。
以光伏产业为例，紧抓绿色化转型发展机遇，通过政策引导提升国内光伏发电装机容量，利用国内市场竞争倒逼行业研发升级，以技术和规模化拉低边际成本，培育出了一个行业和一条先进且强大的产业链，实现了产业升级。回头看去，从2005年无锡尚德成为中国第一家在美国主板上市的光伏企业，到2012年席卷全中国的浪潮让90%以上的光伏企业倒下，再到十年后中国光伏产品产量和产能达到世界的95%，这看似戏剧性又存在必然性的波折正是以绿色化推动产业升级的生动实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