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柏拉图（Plato）认为，哲学始于好奇（wonder）。而以哲学为根源的其他所有科学，包括心理学，它们的产生和发展，也同样基于对未知世界的好奇。几个世纪以来，大量科学门类陆续从哲学中独立出来，其中，心理学是最后一门从哲学母体中独立出来的学科。事实上，直到19世纪，心理学仍属于哲学的一个分支。心理学的奠基者们都拥有哲学家和心理学家的双重身份，他们发展心理学的原始动机在于为哲学问题找到科学依据。
问题1
“心理学”的英文单词是psychology，由psyche（灵魂）和logy（逻辑或理性，后演化为通用学科后缀）两部分构成，其字面意思就是“对灵魂的理性研究”，尽管这个专有名词出现于17世纪，但直到19世纪才被广泛使用。 全世界的哲学家和宗教人士都在苦苦探求关于灵魂的问题：灵魂真的存在吗？它的本质是什么？它的功能是什么？它与身体之间有什么关系？哲学家通常拒绝使用“灵魂”一词，转而使用宗教意味较少的“心灵”，但他们面临的问题换汤不换药；就算是声称自己的研究对象是行为而非意识的心理学家，也只是试图从不同的角度解答同样的问题。
自古希腊时代起，哲学家就开始探索人类是如何认识世界的。对这个问题的探究，被称为“认识论”，“认识论”的英文单词是epistemology，来自希腊语词根episteme（知识）和logy（学科后缀）。认识论专注于探寻人类是如何认识世界的，涉及感觉、知觉、记忆和思维等方面，而这些领域的集合正是心理学家所说的认知心理学（cognitive psychology）。
伦理学（ethics）是哲学家（包括宗教思想家）与心理学家共同研究的另一领域。虽然表面看来伦理学主要关注人类的行为规范，但究其本质，却逃不开对人性的追问。人之初性本善吗？人们有哪些动机？哪些动机是健康的，哪些应该受到限制？人天生就具有社会性吗？是否存在人类普适的幸福生活法则？这些思索都涉及深层次的心理学问题，可以通过针对人性的科学研究来了解。心理学中很多领域都会涉及伦理问题。在科学心理学中，动机和情感、社会和性行为等诸多领域都涉及伦理问题。在应用心理学中，无论在工商业、行政管理，还是临床心理学或是咨询心理学等领域，都深刻地涉及人类伦理。人们寻求心理学家的专业指导，希望得到更愉快更有效率的解决方案。心理学家关于动机、情感、学习和记忆的专业知识，可以为来访者带来行为调整的方法，但心理学家绝不能无底线地满足来访者的需求。一个从事商业咨询的心理学家可能需要勇敢地告诉来访者，他本人正是公司的问题所在，没有一个有道德底线的心理学家会教一个骗子如何提高他的自我展示技巧。就传统而言，科学在探求自然奥秘时是价值中立的，但是，正如弗朗西斯·培根（Francis Bacon）所言，知识就是力量，应用科学家必须懂得正确使用其专业力量。
虽然心理学的概念基础源自哲学，但将心理学创立为一门独立学科的灵感却来自生物学。
当威廉·冯特（Wilhelm Wundt）宣布心理学学科独立时，他说这是哲学心理学和新生理学“联姻”的结果。尽管这一野心当初一度被证明为时过早，但如今，它正在认知神经科学领域开花结果，该领域正尝试用冯特做梦也想不到的方法连接思维与大脑。
自古希腊时期起，哲学家，包括其他知识分子，就开始逐步接受人的心智活动依赖于大脑功能这一观点，但直到19世纪中叶，这种观点才真正占据主导地位。心理学的开创者们希望打通一条探索心灵的生理学途径，尝试将曾经的思辨哲学和宗教引向自然科学。生物学的一个年轻分支——进化论，也促进了科学心理学的创立。特别是在英国和美国，哲学家和心理学家开始探讨，在基于优胜劣汰的进化生存斗争中，大脑的作用是什么？人类为什么要拥有意识？动物也有意识吗？这些问题的出现让心理学家感到困惑不安，但却充满活力。因此，站在心理学的角度，我们不仅要关注来自哲学的抽象问题，更要关注脑神经系统的科学领域，这一远溯自古典时期的猜想，如今正高速发展。
从19世纪开始，人们普遍认为，心理学是（或者至少应该是）一门科学。科学的本质——也是心理学渴望拥有的属性，可以让我们很好地理解这一点。人们期待从科学的视角解释世界、思想和身体运作的规律和原理。科学哲学（philosophy of science）则专门致力于理解科学的本质（Rosenberg，2005）。现代科学解释始于艾萨克·牛顿（Isaac Newton）和科学革命（scientific revolution）（见第5章）。
实证主义（positivism）是一个自发的现代运动，因此，甚至在这个术语被使用之前，它就已经是现代主义的一部分了。实证主义源自一个叫奥古斯特·孔德（Auguste Comte，1798—1857）的离经叛道的法国人，他创立了实证主义哲学。相对于心灵鸡汤来说，实证主义心理学显得不那么“积极”，但从哲学角度来说，实证主义的出现起到了十分积极的作用。与实证主义相对立的是思辨哲学（speculative philosophy），思辨哲学中充斥着虚无缥缈的内容，比如神灵和形式，孔德试图用一种基于可直接观察的，或基于事实的，也就是实证化的哲学来取代思辨哲学（如果这种哲学存在的话）。他认为人类历史经历过三个阶段，前两个阶段都是基于思辨哲学的。第一阶段是神学阶段，在这个阶段，人们认为人类事件是由上帝或诸神安排的，因此社会的自然统治者是神职人员，这是一群所谓通灵的人，通过对神灵的祈求或某种控制来造福百姓。第二阶段是形而上学阶段，在这个阶段，人们（或者至少是精英）不再相信人格化的神灵控制世界，而是相信看不见的规则和力量。因此，自然统治者变成了理解这些隐藏真理的国王和贵族，也就是精英阶层。我们将在下一章谈到这些“柏拉图的守护者”们。
最后一个阶段，是现代的科学阶段。在这个阶段，神灵和形而上学被以牛顿为代表的科学抛弃了，牛顿式的科学能够探索事物的内在规律，从而真正造福人类，不像那些假公济私的神棍或贵族。因此，在这个阶段，自然统治者应该是科学家，特别是那些专长于社会本身的科学家——社会学家们。心理学家也属于新精英阶层的一员，正如应用心理学先驱詹姆斯·麦基恩·卡特尔（James McKeen Cattell）所写的那样：“从事科学研究的人应该占据属于自己的位置，成为现代世界的主人”（Herman，1996，p.55）。
法则论方法：按照自然规律解释 牛顿将他自己的科学事业定义为，寻求通过少量的数学公式推论自然界中所能观察到的一切规律。在运动物理学领域，他提出了运动三大定律和万有引力定律，并向世人展示了这些定律如何精确地解释太阳系中的天体运动。以万有引力定律为例，牛顿式的定义方式是这样的（Cohen，1980）：在任何两个物体之间都存在一个相互吸引的力量，其强度与它们之间距离的平方成反比。牛顿因未能提供任何机制来解释引力是如何运作的，而受到同时代人的批评，在他们看来，说两个不接触的物体之间有力的作用简直是天方夜谭。然后，就有了牛顿那句著名的回应：“我不杜撰假说。”换句话说，牛顿拒绝对万有引力本身进行解释，对他而言，可以通过万有引力预测天体运动就足够了。
牛顿开启了一种理解自然的新哲学，这种哲学后来被奥古斯特·孔德及其实证主义追随者们（见第7章）以一种极端的形式编成法典。他们认为，科学之核心奥义在于遵循牛顿主义，即尽可能接近可观察的事实，尽可能远离假设和解释，因此，科学的基本工作是描述而不是解释。科学家应该密切观察自然，寻找事物的规律和可靠的相关性。科学家应该基于观察提出科学定律，就像牛顿的万有引力定律一样。实证主义哲学家继承并发扬了牛顿不作假设的传统，认为科学定律是对已观察事物的数学总结，而不是自然的真理。
科学的首要功能是描述事实、总结定律，由此衍生出第二功能：预测。 通过牛顿的万有引力定律还有三大运动定律，科学家可以推测未知事件，比如日食的出现或者彗星的回归。 最终，这种基于客观规律的预测，使得控制自然成为可能。 利用牛顿定律，工程师可以精算出将卫星送入地球轨道所需要的推动力，甚至可以向遥远的行星发射探测器。实证主义哲学认为，“控制”就是科学的终极目标，正如弗朗西斯·培根所言，知识就是力量。孔德希望将科学的法则应用于社会领域，他所引领的科学化的心理学思想，在20世纪的心理学发展中扮演了举足轻重的角色。
描述、预测和控制，是第一批实证主义者赋予科学的仅有的三种功能，他们认为，过度追问“为什么”，是使人沉溺于形而上学和神学思考的危险诱惑。然而，1948年，两个逻辑实证主义者卡尔·亨佩尔（Carl Hempel）和保罗·奥本海姆（Paul Oppenheim）发表了《解释的逻辑研究》（ Studies in the Logic of Explanation ），标志着当代哲学进入关注“解释”的时代。他们“划时代的”（Salmon，1989）论文展示了一种将科学的解释功能纳入实证主义框架的方法，而且，尽管这套理论方法年代久远且并不完美，亨佩尔-奥本海姆解释模型（Hempel-Oppenheim）仍然是后续所有关于“科学解释”的研究基础。
亨佩尔和奥本海姆提出，科学解释可以被视为一种逻辑论证，在这一论证中，被解释的事件或对象，可以基于原始观察素材和相关科学规律推导得出。 所以物理学家解释日食的方法是，给定日食前太阳、月球和地球的相对位置，就可以用牛顿的运动和万有引力定律推断出它们会排成一列形成日食。由于亨佩尔和奥本海姆认为解释是从科学定律中推导而来，因而他们的理论被称为“演绎-律则”解释模型，也被称为“覆盖律”模型，因为基于这一理论，解释的本质就是要揭示某个观察对象如何归属于某些科学定律之中。
亨佩尔-奥本海姆模型有一些非常重要的特征。首先，它明确了解释的一个核心和关键特征，我称之为解释的铁律：被解释的对象不能或明或暗地包含在解释之中。违反这一规则将导致解释无效。我们借用法国剧作家莫里哀关于鸦片的笑话来看看什么是“循环解释”。想象一下这样的提问：“为什么鸦片烟让我昏昏欲睡？”回答：“因为它拥有催眠的力量！”乍一看，这似乎是用一个外部概念（催眠的力量）来解释一件事（困倦），尤其用广告般吹嘘的语气说出来，很容易让人忽略这样的解释只是一句废话的事实。当我们意识到“催眠”的意思就是让人“昏昏欲睡”时，就会发现这样的解释是多么空洞，这等于说：“鸦片烟之所以让你昏昏欲睡，是因为它容易让人昏昏欲睡。”作为被解释的对象——昏睡的原因，隐藏在解释之中，所以这样的解释是循环的。解释的铁律很容易被违反，因为当我们在给某事物命名的时候，比如“催眠的力量”，已经在进行解释了。由于精神世界的东西大多难以被观察，因此违反解释铁律在心理学中尤为常见。我们可能认为我们已经解释了为什么有些人比较害羞孤僻，我们把这样的人叫作“内向者”，但事实上我们只是给这个群体贴了个简单的标签而已。如果“内向”可以用来解释“害羞”，那么“内向”就不应该和“害羞”包含同样的含义，而是与其他内容相关联，比如遗传因素等。
其次，“演绎-律则”模型有一点极具争议，即它将预测和解释视作同一事物。在亨佩尔-奥本海姆模型中，对一个事物进行解释就表明它是可预测的。因此，一个天文学家可以对将在2030年发生的日食做出预测，而对1030年发生的日食做出解释。无论是预测还是解释，其逻辑都是一样的：将运动定律应用于太阳、月亮和地球的运行状态，并证明日食的不可避免性。然而，“解释和预测是对称的”这一观点，遇到了重大的挑战。想想旗杆和它的影子（Rosenberg，2005）。如果一个人知道了旗杆的高度和太阳的位置，他就可以通过光学定律和几何学规则推断并预测影子的长度，并且可以合理地说我们已经解释了阴影的长度。然而，通过同样的方法，如果我们已知影子的长度，尽管我们可以反推并“预测”旗杆的高度，但影子的长度显然不能解释旗杆的高度。
因果方法：仅仅有定律是不够的 用于科学解释的覆盖律模型，有意回避了自然界中的因果关系问题，而更加倾向于关注如何预测和控制自然。应用为本的知识当然不需要假装深刻或真实。虽然人们直到现在才了解阿司匹林是如何起作用的，但长期以来医生们一直在用它来缓解疼痛、炎症和发烧。牛顿从不纠结为什么他的运动定律是对的，他的实证主义追随者们也一样，他们对科学解释的要求，只是为了做出成功的预测，而不是为了解释“为什么”。一些哲学家被实证主义方法的缺陷困扰，他们希望科学能够探索得更深，不仅告诉我们自然是如何运作的，还能告诉我们为什么它会如此运作。
实证主义解释方法的主要对手是因果方法（Salmon，1984）。这一方法的出现源自对“解释”和“预测”之间差异的反思。尽管我们可以从旗杆阴影的长度推断出旗杆的高度，但是阴影本身不会导致任何事情，所以它不应该在解释中被引用。任何阻挡光线的物体都会留下阴影。用于预测的规律性本身并不等同于自然法则，不管这种规律性多么可靠和有用。“当气压计上的读数下降时，暴风雨就会发生”这一规律阐述了一种有用的相关性，而不是自然的因果法则。
更重要的是，对于人类行为的解释，人们可以凭直觉接受，根本不需要援引任何定律的解释。在侦探小说的最后一章，大侦探揭开罪行，解释凶手是谁、怎么干的、作案动机是什么，但他不会引用自然法则。相反，他将展示一系列特殊、独立的事件是如何环环相扣导致谋杀的，最终得知X勋爵的儿子为了偿还赌债而谋杀了他的父亲，我们对这个解释感到很满意，但绝对没有自然规律说“所有（或者大多）欠了赌债的儿子都会谋杀父亲”。日常生活和历史上的很多解释都是这种类型，在不涉及客观规律的情况下，事件以因果关系前后相连。并非所有令人满意的解释都符合覆盖律模型。
从因果角度来看，实证主义者由于害怕陷入形而上学，所以固守于可观察的现实，这反而让他们偏离了科学的要义。就科学解释的本质而言，他们忽略了直觉的重要性。因果方法并不回避形而上学，而是欣然接受，认为科学的目标是透过现实的因果结构“发现”而非“发明”自然规律。他们认为，科学之所以成功，是因为它能够在一定程度上描述自然的运行方式，并且，科学是基于事实而非逻辑获得预测能力和控制力的。科学通过严格检验每一个假设和挑战每一个理论来保护自己免于陷入实证主义者的迷信。
然而，因果方法也有其自身的弱点（Kitcher，1989）。例如，任何人都无法回避一个事实：在面对一个无法观察的对象时，我们要如何确定自己已经掌握了其因果结构呢？由于我们无法直接核实我们对事实的猜想，所以这些猜想很可能只是一些形而上的空想，这些空想无论看起来多诱人，都不应该被纵容。关于科学解释的因果和认知性争论至今仍在继续（Rosenberg，2005）。
解释是“真实的”抑或仅仅是“有用的” 科学解释的法则论方法和因果方法之间差异巨大，这种差异源自两者对于“科学的使命”持有截然不同的观点。法则论者认为，我们所能做的就是描述我们发现的世界；因果理论家则认为，我们可以更加深入，参透宇宙隐藏的因果结构。在科学哲学中，这一争论被称为科学的实在论之争。
这场旷日持久的争论可以通过19世纪晚期关于原子是否存在的争论窥见一斑。从18世纪末开始，原子论被广泛接受，这一理论认为，所有物体都是由被称为原子的极小粒子组成的，各种可观察的现象，比如气体的特征或化学元素的合成规律，都可以通过原子理论得到解释。但是，在当时，并不清楚如何对原子本身进行解释。针对原子理论的科学解释方法争论，其中的实证主义阵营代表人物是物理学家恩斯特·马赫（Ernst Mach，1838—1916）。他认为，由于原子是不可见的，因此，其存在只能是一种信仰，而不是科学。他说原子最多可以被看作一种虚构性的存在，其假设对数据模型的建立是有意义的，但这不是科学。原子阵营由俄罗斯化学家德米特里·门捷列夫（Dmitri Mendeleev，1834—1907）领导，他认为原子是真实的存在，其性质和相互作用解释了他发明的元素周期表的规律。
门捷列夫对于推论的实体和过程持有实在论观点：在可观察的现象背后，有一个看不见的客观存在，观察所见本身只是宇宙潜在因果结构的证据。而马赫持有的实证主义观点实际上是一种反实在论的科学观，这一观点认为，观察所见本身就是科学唯一需要解释的东西。反实在论者往往以不可知论者和无神论者的名义出现（Newton-Smith，1981；Salmon，1989）。反实在论最常见的形式是工具主义，反实在论者认为科学理论仅仅是人类用以与自然打交道的工具或手段。反实在论者认为：“如果一个理论能预测和解释事物，我们就认为它是有用的；如果它不能预测和解释，我们就放弃。”“我们不应该对理论要求太高。”“可能我们从科学中获得真理的想法是危险的。”实在论者认为科学应该尽力给人们呈现一个反映宇宙因果结构的真实图像；反实在论者则认为科学的使命是发明理论工具，使人们能够处理宇宙。简而言之，实在论者想要真理，反实在论者想要有用。
实在论和反实在论的分歧在于，科学解释的法则论与因果论之争的核心是什么，而这也触及了科学理论的本质。科学用理论解释世界，不管它们被认为是客观的真理（因果实在论观点）或仅仅是有用的工具（法则反实在论观点）。 萨维奇（Savage，1990）提出了三种有代表性的理论方法：（1）句法观（syntactic view），认为理论是句子的公理化集合；（2）语义观（semantic view），认为理论是与客观世界相对应的模型；（3）我们称之为自然主义（naturalism）观点，认为理论是思想、价值观、实践和范例的无定形集合。 在本书中，我将从中选择与心理学密切相关的三个方面进行探讨。首先，我们将讨论句法观的根源，那些深刻影响心理学发展的“关于理论的公认观点”（received view on theories）；然后，我将简要地介绍把理论当成一种思维模型的语义观，由此引出本节的最后一个主题：理论检验。自然主义的观点将在后面关于理性的章节中讨论。
句法观：理论是句子的集合 19世纪末，孔德和马赫的实证主义与逻辑及数学的发展相融合，催生了一场被称为逻辑实证主义的运动（见第11章），并主宰了科学哲学几十年。这场运动的影响如此之大，以至于其主导的观点被称为“关于理论的公认观点”（Suppe，1977）。然而，原子论者最终还是赢得了关于原子实际存在的辩论。因此，作为孔德和马赫继承人的逻辑实证主义者们不得不承认，尽管有哲学上的争议，还是应该把不可见的、假设的概念纳入科学的理论范畴，他们尝试在不陷入形而上的风险的前提下实现这一点。他们的这一尝试，对其后的科学理论构架产生了重大影响。
逻辑实证主义者将科学语言分为三组术语：观察术语（observation terms）、理论术语（theoretical terms）和数学术语（mathematical terms）。 毫无悬念，逻辑实证主义者给予了观察术语绝对优先权。他们认为，科学的基本任务仍然是描述；观察术语指的是可以直接观察到的自然属性，被认为是绝对真实的。科学的基石是“基础语句”（protocol sentences）——只包含观察术语对自然的描述。而由数据推导而来的结论称为“公理”（axioms），公理主要由逻辑或数学术语构成，附属于自然法则。
问题2
原子或磁场等理论术语的出现，引发了实在论思潮，对于逻辑实证主义者来说，这成了导致他们陷入形而上推理的危险诱惑。他们否认理论术语可以指向任何实体，而坚持早期实证主义的反实在论思想。他们认为，理论术语是通过明确的定义，或者更通俗地说，是通过操作性定义（operational definitions）来赋予其内涵或认知论意义的。操作性定义是逻辑实证主义者认可的第三类语句——包含一个理论术语和一个与其相关联的观察术语的混合语句。由此产生的科学图景如图1.1所示：底部代表着实证主义者认为唯一与现实相对应的观察术语；顶部是被组织成公理的纯假设性的理论术语；中间夹着连接理论和数据的操作性定义。
图1.1 逻辑实证主义科学语言的模型示意图
我们来举一个物理学的例子。经典物理学中有这样一个重要公式：
F=m×a
力的大小等于质量乘以加速度。其中力、质量和加速度都是理论术语，这些术语本身是抽象的，我们必须用我们确实可以观察到的东西来定义它们，这个定义通常需要通过一种操作方式来实现，这也正是其被称为操作性定义的原因。例如，质量被定义为海平面高度上物体的重量。因此，在公认观点中，理论的语句（或称公理）中涉及的术语要明确参照观察术语来定义。尤其要注意的是，对于公认观点，或者对于任何反实在论科学哲学来说，观察并不为推断对象的存在和属性提供证据，但其可以像字典定义单词的含义一样定义这些实体。
公认观点自然而然地将科学引向了亨佩尔和奥本海姆的解释模型。自然法则属于理论术语，人们可以通过这些理论术语推导出现象，或者准确地讲，是推导出观察术语。众所周知，从1930年到20世纪60年代，心理学的发展受到了逻辑实证主义的极大影响，并且其“操作性定义”的概念仍然发挥着强大的影响力。
关于理论的公认观点也面临着很大的挑战，其中最大的问题是它严格分离了理论和数据。实证主义者总是想当然地认为科学是建立在观察的基础上的，观察完全独立于理论。然而，实证主义对于“感知”的概念理解得过于简单了（Brewer & Loschky，2005；Daston & Galison，2007）。简单地说，人不可能同时观察一切。观察者对于观察对象必须先有一个概念或想法，由此决定观察的角度和优先度，也就是说，理论决定了对象的重要性。此外，心理学家也已经证明了，感知是如何受人们的期望和价值观影响的（Brewer &Loschky，2005），因而我们知道，知觉从来都不是实证主义者所认为的那样，是个完美过程。事实上，我们可以颠覆实证主义的观点，把理论对观察的指导视为一种美德而不是罪恶。夏洛克·福尔摩斯（Sherlock Holmes）的故事《银色火焰》（ Silver Blaze ）中有一段话很好地诠释了这一点。我们来看看由理论指导的侦探大师是如何战胜实证主义警察的：
福尔摩斯随即跳进洞里……俯身紧贴着地面，双手托着下巴，仔细查看面前被踩烂的泥巴。
“嘿！”他突然叫道：“这是什么？！”他捡起一根蜡制火柴，火柴烧了一半，上面沾满泥巴，乍一看像根枯树枝。
“我之前怎么没看到……”探长似乎有点恼羞成怒。
“你当然看不到，因为它埋到泥巴里了。我能看到是因为我找的就是它。”
“什么！你早知道要找这玩意儿？”
“大惊小怪。”
（Conan Doyle，1892）
通过这个小片段，我们看到了拥有一种理论的重要性，这种理论可以指导观察者应该寻找什么。福尔摩斯之所以能找到那根火柴，是因为他掌握了一种犯罪理论，这使他的观察有明确的指向，而缺乏理论指导的警察，尽管搜查很细致，却一无所获。对于一个纯粹的观察者而言，所有的事物既可以是有意义的，也可以是无意义的。而对于接受理论指导的研究者而言，每一个观察对象都在其理论框架中占据一定的位置和比重。
语义观：理论是世界的简化模型 语义观（Suppe，1989）以现代逻辑学的高度技术化的发展为基础。但从我们的研究视角看，语义观的重要性体现在它赋予了科学模型中心地位，由此而建立的学说认为，理论与其解释的世界之间是一种间接关系。语义观认为理论是一种抽象的数学结构，它并不是现实世界的映像，而是一个清除了无关因素的理想化模型。
所谓理论，就是科学家建构的一个模型，这是一个高度抽象化的模型，它可以部分模拟真实的世界。只有当某个理论本身是正确的，且囊括了决定事物某个行为的所有变量时，其对世界的描述才是真实的。例如，对于物理学理论中的质点力学而言，在“块状物体沿着斜面滑动”这一事件中，相关元素——块状物体、斜面和地球——都被看作无摩擦、无体积的“质点”，在这个理论模型中，所有不相关或复杂的元素都被剔除，所以，理论模型只是显示的简单化、理想化版本，这也是理论的功能所在。语义观强调科学理论的局限性，认为科学理论只能解释某些现象，以及这些现象的某些方面。科学理论不等同于我们所体验的真实世界，而是一个抽象化、理想化的模型。
现实世界比理论模型要复杂很多，无法完全通过理论来解释。举一个心理学的例子，比如配对联想学习法，这一理论将学习者描述为一个不会受到一天中时间或个人压力因素影响的个体。事实上，这些忽略的因素肯定会影响学习者的记忆表现。模型的建立可以让科学家更加专注并清晰地思考他们感兴趣的事物的某个方面。对于一个研究学习理论的专家来说，虽然压力的确是影响学习效果的一个因素，但却是一个需要减少其干扰甚至通过统计手段消除的因素。相反，对于一个研究压力的专家而言，压力就成了他的主要关注点，而配对联想学习法只是作为其压力研究的一个背景或手段。不同的理论专家会从不同的视角建构模型，尽管这些理论所关注的可能是同一个事实：人们在不同的条件下是如何学习的。
古希腊人将人类定义为理性动物，但这一论断越来越令人怀疑（Ariely，2008；Mele& Rawling，2004）。然而，科学却似乎是一个符合古希腊人理想的存在，其取得的成功显然宣告了它是理性的典范。科学的理性问题十分重要，因为理性和道德一样，是一种标准，是人类理应追求的东西。多年来，哲学家们一直试图建立理性的标准，让人们可以像参照道德标准一样遵循理性标准。放弃理性标准就如同放弃道德标准一样危险，缺少了这两个基石，人类何以指望走出无政府、暴政和无知的状态？我们是如何分辨是非善恶的？如果科学都不是理性的，那还有什么是？
传统的科学哲学，如实证主义和逻辑实证主义，相信科学的理性，并用形式化、逻辑化的结构阐述了科学的理性方法论。而且，实证主义者对科学的描述是试图超越内容（content-free）的，他们认为，对于任何时期的任何学科门类，科学都有唯一的逻辑结构。然而，当我们越是深入地研究科学的发展历史，就越会发现，它不像是一个绝对抽象、永恒不变、超越内容的纯理性方法论集合。科学家也是人，尽管是一群受过严格专业训练的人，但他们的感知和推理能力仍像普通人一样存在限制和误差。科学家们通常会在一个科学群体中接受训练和工作，不同的科学家拥有不同的目标、价值观和标准。科学领域也像生活中的其他领域一样，对某个人来说它可能非常理性，对另一个人来说却可能不值一提。
由此可见，逻辑实证主义被错误地看作了纯粹的科学方法论。20世纪60年代初出现的“元科学运动”（Daston & Galison，2007）一直在挑战这一错误的观点，即科学是由一种固有的理性所定义的，这种理性使科学有别于其他形式的人类活动。这场新运动带来了被称为“自然主义的科学方法论”的科学观，这一观点把科学看作一种用实践来检验理论的制度，而不是恒久不变的哲学真理。这场新运动得到了众多哲学家、历史学家、社会学家和科学心理学家的支持。自然主义科学方法论有很多分支，本节我重点介绍其中的两种，一是以托马斯·S.库恩（Thomas S. Kuhn，1922—1996）为代表的世界观理论，这一理论在过去的30年中对心理学的发展有显著的影响；另一种是达尔文主义，其认为科学方法的发展是一个达尔文式的智力进化过程。
还原和取代 当我们去对比两种理论对相同事物的解释能力时，会出现两种可能性。 一种可能性叫还原（reduction），也就是说，这两种理论是在不同的层面上解释相同的事物，用相对复杂的理论解释更加具体的对象；用相对基础的理论解释更加普遍的对象。 在科学家试图描述自然的统一规律时，他们会倾向于放弃更加“高级”和复杂的理论，将其还原至更加基础的版本，因为复杂理论都是从简单的基础理论中衍生而来的。“降级”后的理论仍然可以做出合理且有效的解释。另一种可能性叫作取代或淘汰，也就是说，所对比的两个理论只有一个是正确的，另一个错误的理论应该被抛弃。
关于“高级”理论的还原，我们可以通过两个例子来理解，一个是将经典气体定律还原为气体的分子运动论，另一个是将孟德尔遗传学（Mendelian genetics）还原为分子遗传学。18世纪的物理学家认定，气体的压力、体积和温度，可以通过一个称为“理想气体状态方程”的数学方程相互关联：
P=V×T
这是一个典型的符合覆盖律的例子——物理学家可以用精确而实用的方式描述、预测、控制和解释气体的行为。理想气体状态方程是“高级”理论的一个例子，因为它描述了复杂物体，即气体的行为。而原子假说的早期成功之一是气体分子运动论，它对理想气体状态方程做出了因果解释。分子运动论认为，气体（也包括其他状态的一切物体）是由像台球一样的原子组成的，这些原子的活跃程度或运动速率，是由其包含的能量，尤其是热量决定的。例如，从理想气体状态方程的角度看，如果我们加热气球中的空气，气球就会膨胀，如果我们冷却空气，气球就会收缩（如果把气球放在液氮中，体积甚至会收缩至趋近于零）。分子运动论解释了气体体积变化的原因，当我们加热空气时，组成空气的粒子更活跃，反弹到气球的表面，推动气球向外膨胀；当我们冷却空气，原子的运动减速，撞击气球的力度变小，如果减速的幅度足够大，就不会产生任何压力。
相比于理想气体状态方程，气体分子运动论所处的层面更加基础，因为它涉及组成气体的粒子，可以解释所有由分子构成的对象而不仅局限于气体，气体的行为状态只是所有物质性状变化规律的一个特例。气体分子运动论通过假设一个潜在的因果关系解释了理想气体状态方程的原理，因此理想气体状态方程可以还原为分子运动论。理论上，我们可以废除理想气体状态方程，但我们认为在一定应用范围内它是有效和有用的，它仍然是一个科学理论，只是被整合进了一个更加普适的理论体系中。
孟德尔的遗传学也有类似的还原故事。孟德尔提出了一种遗传传递单位——基因，这在当时完全是一种假设。孟德尔的基因概念为群体遗传学提供了基础，但是从没有人见过基因或者知道它的样貌。然而，在20世纪50年代早期，脱氧核糖核酸（DNA）结构被发现，并被了解到其是遗传信息的载体。随着分子遗传学的发展，人们已经认识到DNA模型上的编码序列才是真正的“基因”，其组成也远比孟德尔以为的复杂。尽管如此，孟德尔遗传学对于其主要的解释对象——群体遗传现象是有效的，但是，如同理想气体状态方程一样，孟德尔的遗传学已经被还原整合进分子遗传学体系。
在还原的情况下，旧的理论被认为在其应用范围内仍然是科学有效的，只是其在科学谱系中的序列变得相对次要。与之相对的是，一个被取代的科学理论的命运是完全不同的。通常情况下，一旦证明某个理论是错误的，就要把它从科学谱系中剔除。在这种情况下，旧的理论由更好的理论取代。例如，托勒密的地心说，将地球置于宇宙的中心，太阳、月亮以及其他恒星都在各自复杂的轨道上围绕地球旋转，这一理论被天文学家们接受了好几个世纪，因为它可以对天体运动做出有用的精确描述。通过这个理论，天文学家们可以描述、预测和解释日食之类的事件。尽管托勒密的地心说理论具有描述性和预测性，但经过长期的斗争，托勒密的理论最终被认为是个彻底的错误，被哥白尼的日心说取代。哥白尼的理论将太阳置于宇宙中心，而太阳系的其他星体围绕太阳旋转。作为一个过时的理论，托勒密的理论被彻底排除在科学体系之外。
理论还原或取代的问题在心理学领域显得尤其重要（Schouten & Looren de Jong，2007）。心理学家一直试图通过生理途径联系心理和生理过程。然而，对于我们现有的某个心理学理论，如果我们发现了其潜在的生理依据，那么这个心理学理论会被还原或取代吗？一些观察家认为，心理学注定会像托勒密的地心说一样消失；另一些人则认为，心理学将沦为生理学的一个分支，但他们中的一些乐观主义者也承认，至少某些人类心理学是既无法被还原也不能被神经生理学取代的。我们会发现，心理学和生理学的关系一直是不稳定的。
对于心理学，很奇怪的一点是，人们不确定应该把它划归科学体系的哪一部分。在大多数大学或学院里，心理学与“社会科学”混为一谈，尽管有时它也被认为是“生命科学”，与生物学混为一谈。在其他一些地方，心理学被分割成若干部分，例如，某个关于认知科学的研究部门会研究心理学的相关领域，其他部分也被切割归属于相应的交叉学科。同样地，尽管大多数临床心理学的研究生项目都安排在心理学系，但有时医学院的精神病学专业也会招收临床心理学研究生，咨询信息学的研究生则通常被安排在教育学院。
图书馆则不同。现代图书管理员喜欢以系统方式对图书进行分类，他们对待心理学与大学院系有所不同。如果一个图书馆使用美国国会图书馆的分类体系，大部分心理学书籍是放在BF区域的，这是包括哲学在内的B类大分类的一个子区域。当然也有部分心理学书籍会被放到科学所属的Qs区域、精神病学所属的RCs区域，或者教育学的LBs区域。你永远不要指望在社会科学区域找到心理学书籍，而且，如果你去看一本关于社会科学方法和理论的书籍，也根本别想找到心理学相关的内容！事实上，至少有一位作者明确否认心理学属于社会科学，如彼得·马尼卡斯（Peter Manicas，2006），尽管他在早期的一本著作（Manicas，1987）中提到过心理学。这不得不让人怀疑心理学是否有统一的主题，看起来把它归于任何现有领域都不合适。
具体的和普遍的知识 我们日常的关注点和知识大多集中在具体的人、地点、事物或事件上。例如，在选举投票中，我们会收集具体的竞选议题和有关候选人的具体信息，以便决定投票给谁。随着时代的变化，议题和候选人来了又去，我们又开始了解针对新问题的新事实并提出新的解决方案。在日常生活中，我们需要和特定的人相处，并像对待特定事物一样，逐步深入了解对方。我们倾向于寻求直观而实用的知识。
然而，科学要回答的是在任何时间和任何地点都适用的普遍性问题。例如，物理学可以告诉我们什么是电子，至于电子是否存在于我们的拇指中，是否存在于鲸鱼座τ星中，是否存在于宇宙大爆炸后的前6分钟，或者存在于数百万年之后，这些都不是物理学本身的任务。同样的，物理学会试图描述像万有引力这种在宇宙的任何时间和地点都普遍存在的现象。
虽然科学区别于人类的日常实践性知识，但它也并不是寻求普遍真理的唯一途径。虽然有争议，但哲学有时也被认为是致力于寻找普遍真理的学科。
科学是从观察具体的事物和事件入手，最终归纳总结出解释客观世界的一般性规律或假设。例如，心理学家针对民众对待某位政治人物的态度进行了归因实验（Jones &Harris，1967），他们不关心该政治人物其人，不关心实验对象对该政治人物的具体看法，也不关心如何改变人们对待该政治人物的态度。他们试图探索的是人类如何对某种行为进行解释的一般性规律，不管这种行为具体是什么：可能是某种政治态度、对朋友最近有点神经兮兮的猜测，或是对自己上次数学考砸的归因。心理学的研究任务是在复杂的环境中专注于人类的行为，以至于要屏蔽很多环境因素，从而揭示与人类思维和行为相关的普遍规律。由于科学关注的是获得普遍性的规律，而非人类的主观想法或需求，因而科学观点是一种“本然的观点”（view from nowhere）。
作为“本然的观点”的科学 这也许是自然科学中最奇特、最令人生畏的部分，但也正是这一部分赋予了科学纯粹、严谨和力量。科学寻求最纯粹的客观知识，避免任何人为干预和主观臆测。哲学家托马斯·内格尔（Thomas Nagel）在他的著作《本然的观点》（ The View From Nowhere ，1986）中将自然科学的这一特征描述为“客观的物理概念”：
（本然观点的）发展是分阶段的，每一阶段对科学的认知都比前一阶段更加客观。第一阶段是认识到，知觉是由客观事物对我们身体产生的某种影响而引发的，我们的身体本身也是客观世界的一部分。第二阶段是认识到，那些对我们身体产生影响并带来知觉的物理属性，同样会对其他客观事物产生各种影响，但这些影响未必产生知觉，也就意味着客观的物理属性与主观的知觉之间是相互独立的，其存在并不取决于主观知觉。第三个阶段是形成一个独立于我们自身或其他主观知觉者的客观概念。这意味着我们不仅不应该从个人主观角度去思考物质世界，甚至也不应该从更普遍的人类共同感知的角度去思考它：不要去思考研究对象看起来怎么样、感觉怎么样、闻起来如何或是什么味道。将这些主观属性从我们对外部世界的描述中清除，只保留诸如尺寸、形状、质量和运动方式等客观属性。
这已经被证明是一个卓有成效的策略，（它成就了科学）……虽然我们的感官为我们提供了初始的证据，但科学方法的独立性，让我们即便在感官缺失的情况下，也可以仅通过理性把握规律，并且能够理解物理客观概念的数学和形式属性。从某种意义上说，我们甚至可以和其他生物分享对物理学的理解，只要它们也具备理性和数学能力，即便它们在对事物的感知上跟我们完全不同也无妨。
这个客观概念所描述的世界，不仅是排除主观干预的，从某种意义上说，也是毫无偏见的。虽然有属性的描述，但这些属性都不是主观的。所以主观属性都被归于意识层面……物质世界本身并不包含任何观点，也不存在任何只能以特定观点出现的事物。
（Nagel，1986，pp.14-15）
科学的本然观最重要的历史渊源是勒内·笛卡儿（René Descartes）关于意识与世界关系的论述（见第4章）。和其他早期科学家一样，笛卡儿明确地区分了意识（他认为是灵魂）和物质世界。意识是主观的，它是我们每个人观察世界的视角，是我们每个人对世界的主观体验。科学在描述世界时排除了灵魂，也就是意识和主观性。科学站在绝对客观的立场上描述自然，就如同自然界中根本没有人的存在一样：这就是所谓的科学的本然观。
这样的观点看起来有点奇怪，但是我们赋予科学的其他具体特征都由此衍生而来。科学通过量化手段消除任何观察者或理论家的主观立场。同行审阅可以进一步清除原创科学家的个人观点。实验的可复制性确保了任何科学家得出的结论对其他人都是通用的。其所追求的宇宙普适法则甚至超越了物种的界限，人类可以发现的自然规律同样可以被其他拥有理性的物种发现。科学的本然观对于自然科学的成功至关重要，但是它对人类相关研究的适用性是有争议的，关于这一点，你将在本书随后的内容中了解到。
你现在正在读的这本书是一本与历史有关的书，因此它对心理学的研究方法与你所习惯的其他科目、应用领域或专业课程是不一样的。其他大部分课程的教学目的是告诉你心理学研究方法、心理学最新的研究和理论、如何利用心理学解决个人和社会问题，以及各专业心理学家的具体执业技能，比如临床心理学家或者健康心理学家的技能。
与之相反，本书要向你讲述一个故事，一个关于心理学如何发展到今天的故事。从这个角度说， 心理学史的内容就如同发展心理学研究人的身心成长过程一样，关注心理学是如何从早期的古代心理学阶段成长为体系更加缜密的现代心理学的。 心理学的历史是范围更加广泛的史学领域的一部分，我们的首要任务是把心理学史作为一个分支放在更大的学科背景中。如果我们不了解一个孩子从祖先那里继承了什么样的基因，不了解孩子在成长过程中所处的家庭和社会背景，就无从了解他的人生；同样地，如果我们不去了解现代心理学从古代心理学关于思维、身体和行为的观点中继承了什么，不了解它是如何被其所处的文化和社会环境塑造的，就无法真正了解心理学的发展路径。此外，我们需要了解在更加基础的领域的史学研究中出现的方法和问题。正如心理学有其独特的方法论和争议，历史学也是如此，我们也应该对其有所了解。本章中，我们要讨论的第二个主题是史学，作为史学子领域的科学史是我们关注的重点，心理学史属于科学史的一部分。
史学史涉及历史学领域的方法和问题。就本书而言，我们不必过多关注如何阅读古代文献，如何收集古人信息，如何使用大量的手稿或信件等。这些问题偶尔会出现，我们只需要在遇到具体问题时具体处理。在这里，我们将重点关注如何解释“人类在特定历史时期的行为”这一经久不衰的问题，因为这个问题将贯穿于本书讨论的所有内容中。心理学家致力于为行为提供解释，但从修昔底德时代（前460—前400）开始，历史学家就这么做了，而且他们有自己的古老方法。
主观动机与客观原因 在历史典籍编纂的过程中，尤其是科学史，史学家容易遇到这样的问题：在解释人类行为时会出现客观原因和主观动机的冲突。这就好比在一起谋杀案的侦破过程中，警察首先要确定导致死亡的客观原因（cause），也就是说，他们必须找出是什么样的物理过程（比如砒霜中毒）导致了被害人的死亡。然后，刑侦人员必须确定导致受害者被害的主观动机（reason）。他们可能会发现，受害者的丈夫与他的秘书有染，他给自己老婆买了一份保险，还买了两张去里约的机票，这表明丈夫涉嫌杀害了自己的妻子，以便和他的情妇过上奢华的生活。任何具体的历史事件都可以通过“原因”或“动机”进行解释，也就是一系列的客观原因和一系列的主观动机。在我们所举的这个例子中，一系列的客观原因就是，砒霜被加入咖啡中，咖啡被受害人喝下，砒霜对受害人神经系统造成损伤。而一系列主观动机是，购买砒霜，将它放进受害者的饮料中，制造不在场证明，并做好逃跑计划。
主观动机和客观原因之争广泛存在于对各种事件的解读中。一个人选择学医，可能是追求济世救人的理想，也可能是想多挣钱，甚至可能只是出于一种希望证明自己和哥哥姐姐一样优秀的潜意识冲动。
在科学史领域，主观动机和客观原因之争同样长期存在。正如我们稍后即将看到的，科学通常被描述为一项理想化的理性事业。科学理论应该仅仅基于理性被提出、检验、接受或拒绝。然而，正如历史学家已经充分证明的那样，科学家们不可能不受决定人类行为的因果力量影响。 科学家和其他任何普通人一样，渴望名誉、财富和爱情，他们可能出于个人的内在原因或社会的外在原因选择一个假设而不是另一个，在众多研究中选择自己喜欢的方向，这样的选择可能是非理性甚至是完全无意识的。 在任何情况下，历史学家，包括科学史学家，都必须同时考虑主观动机和客观原因，权衡一种科学观点的理论价值、被提出的原因，及其被接受或否定的理由。
当下主义历史观
传统而言，科学史倾向于高估客观原因，这催生了辉格主义史观
和当下主义历史观。历史学的其他分支也有类似的错误倾向，但这一倾向对科学史学家来说最具诱惑力。对于辉格主义者来说，历史是通向我们当下启蒙状态的一系列步骤。因此，辉格主义的科学史观认为，如今的科学方向本质上是正确的，至少优于过去的科学。基于这一历史观，他们讲述了历代杰出科学家建构如今的科学大厦的故事，辉格主义者将错误视为对理性的偏离，认为那些思想跟不上时代的科学家，要么会被忽视，要么会被看作傻瓜。
辉格主义史观刚好迎合了很多科学家的观点，因此不可避免地出现在各种科学教科书中，这些教科书的部分任务就是让学生相信科学的正确性（Brush，1974）。
然而，辉格主义史观是一种童话式的历史观，正逐渐被专业的科学史学家用更为合理的科学历史观取代。不幸的是，新的科学史观由于考虑了科学家的个人因素，同时考虑到科学有时也会受到社会和个人的非理性因素的影响，因此被一些应用科学家们看作破坏了他们的科学信条，是一种危险的思想。我本人就是本着新科学史精神写了这本书，我和物理历史学家斯蒂芬·布拉什（Stephen Brush，1974）都相信，一部好的历史著作不仅不会伤害科学，还能帮助年轻的科学家，将他们从辉格主义的教条中解放出来，让他们更能接受不同寻常甚至激进的思想。类似本书一样的大规模历史调查，或多或少会有一点当下主义的印记，也就是要解释心理学是如何演化到如今的体系的。当然，这并不是说我就是辉格主义者，认为如今的心理学是最好的，我只是希望人们可以从历史的角度理解心理学现状。正如我们在随后的文字中将要了解到的，心理学原本也可以走向其他的方向，不过全面探讨可能的走向超出了本书的研究范畴。
内在主义-外在主义 内在主义和外在主义是科学史研究的另一个重要维度。辉格主义科学史观就是一种内在主义科学史观，认为科学是一门独立的学科，通过对科学方法的合理使用来解决定义明确的问题，不受同时发生的任何社会变化的影响。一部内在主义的科学史会很少提及国王和总统、战争和革命、经济和社会结构。 而最新的科学史认识到，虽然科学家都不希望受到社会和社会变化的影响，但没有人能够置身事外。科学是社会结构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其所置身的社会有着特定的需求和目标，科学家是身处不同文化的社会化个体，在不同的社会环境中追求各自的成就。 举个简单的例子，在美国，获得联邦资助对于一个科学家的职业生涯来说是至关重要的，以至于科研项目的选择更多的是由项目的“可资助性”而不是科学家的个人喜好决定的。因此，新的科学史倾向于外在主义，认为科学是更大的社会背景的一部分，并在其中发挥作用。本书中，我努力平衡了内在主义和外在主义倾向，用心理学标准判断理性辩论的同时也把心理学置于更大的社会和历史背景中。
问题3
思想还是人 过去的历史学争论，包括主观动机和客观原因之争、辉格主义史观和新科学史观之争、内在主义和外在主义之争等，都可以归结为两种不同的历史观之争： 一种认为历史是由伟人创造的（伟人史观），另一种认为历史是由超越人类控制的力量创造的。后者也被称为时代精神历史观，人类则被看作时代精神驱动下的傀儡。
伟人的历史通常是振奋人心的，因为它讲述了个人的奋斗和胜利。在科学领域，伟人的历史就是杰出科学家通过研究和理论揭示自然奥秘的故事。由于伟人的成就总是受到后世的尊崇，我们总是突出强调其理性和成功，而淡化与人类思想和行为相关的文化和社会因素，因而伟人史观通常偏向于辉格主义和内在主义。
德国哲学家格奥尔格·威廉·弗里德里希·黑格尔（Georg Wilhelm Friedrich Hegel，1770—1831）首次提出了与之相对的时代精神历史观：
只有对世界史本身进行研究才能看到它是理性地向前推进的，它代表了普世精神基于理性的必然进程，这种精神的本质是统一的，但这个统一的精神表现在世界的发展进程中……世界历史在精神的领域中向前发展……精神及其发展的过程是历史的本质。
（Hegel，1837/1953，p.12）
时代精神历史观倾向于忽略人类的行为，这一观念相信，人类的命运被一种潜在的力量支配，这种力量通过历史的进程来塑造自己。在黑格尔最初的表述中，隐藏的力量是贯穿人类历史的绝对精神（通常与上帝等同）。黑格尔关于绝对精神的看法虽然不再流行，但时代精神的历史观依然存在。
由于强调社会进步的必然性，所以从黑格尔的角度看，时代精神的历史是属于辉格主义的。黑格尔等人都把人类历史引向了某种终极目的：绝对精神或上帝的最终实现，或者最终进入社会主义，拥有完美的经济秩序。并且他们都把历史发展视作一个理性的过程。然而，他们的历史观不是内在主义的，因为他们认为历史的决定权是超越人类个体行为的。黑格尔等人的贡献在于提出了外在主义，将历史学家的注意力引向了人类行为所在的更大背景，并且发现这个大背景对人类行为的塑造方式，是这些行为实验对象，即我们自己也搞不清楚的。从这个广阔的视角来看，外在主义带来了对历史更深刻的理解。然而，历史并没有明确的方向。世界的历史，或者具体到心理学史，都是可能存在与当下不同的走向的。作为人类，我们的行为受到晦暗交织的社会因素和个人因素的影响，并不受控于什么外部力量。
科学及心理学史学史 关于历史学自身的历史和方法的研究称为史学史。科学史学史（心理学史隶属其中）经历过两个发展阶段（Brush，1974）。在早期阶段，从19世纪到20世纪50年代，大部分的科学史是由科学家自己编纂的，通常是年纪较大的科学家，它们已不再活跃在研究前沿。这并不奇怪，因为编纂科学史有一个特殊的挑战——编写者必须熟悉科学理论和研究的细节才能讲述相关的科学故事。然而，随着科学史编纂领域的专业化，一种“新”的史学研究模式出现了，科学史的编纂被训练有素的史学家接管，但这些史学家大多有科学背景，这一现象始于20世纪50年代，到60年代开始逐渐流行。
心理学历史也经历了同样的变化，尽管时间稍晚，而且转变得也不够彻底。埃德温·加里格斯·波林（Edwin Garrigues Boring）的权威著作《实验心理学史》（ History of Experimental Psychology ）是“旧”心理学史的经典之作，该书于1929年首次出版，1950年再版。波林是一名心理学家，内省主义者E. B.铁钦纳（E. B. Titchener）的学生。波林所熟悉的心理学正在因为行为主义和应用心理学的兴起而被取代。虽然波林并没有退休，但他转而以一名内在主义者的身份书写他的历史，以辉格派的方式为自己的传统辩护（O’Donnell，1979）。波林的著作在几十年内被当作行业标准，但是，从20世纪60年代中期开始，新的专业心理学史开始取代旧的。1965年，专业杂志《行为科学史》问世，美国心理学会（American Psychological Association，APA）批准成立一个心理学史学科分类（26）。1967年，在杂志创始人罗伯特·I.华生（Robert I. Watson）的指导下，第一个心理学史研究生项目在新罕布什尔大学创立（Furomoto，1989；Watson，1975）。“新心理学史”的发展在20世纪七八十年代达到高潮，直到1988年劳雷尔·弗洛墨托（Laurel Furomoto）宣布它完全成熟，并要求将其纳入心理学课程。同时我们应该注意到这一转变并不是绝对的。虽然你正在阅读的文字是少数受到新心理学史（Furomoto，1989）影响的内容之一，但我本人却是一个没有接受过专门历史学训练的心理学家。如今，心理学家和史学家的结合成了一种新兴的职业，可以将历史的专业知识运用到心理学的问题和方法上（Vaughn-Blount，Rutherford，Baker & Johnson，2009）。随着时间的推移，新心理学史已经成为心理学史的一部分，由历史学家而不是心理学家来编纂。
从旧科学史（包括心理学史）到新科学史的转变，不仅仅是编纂者身份的改变这么简单。这一转变与史学界从“旧史学”到“新史学”的转变相对应（Furomoto，1989；Himmelfarb，1987；Lovett，2006）。 “旧史学”讲述的是“上层的历史”，主要关注政治、外交和军事等领域，以及与伟大人物相关的事件 ，这类历史著作通常是以叙事的形式，描述关于国家和人物的故事，主要面向达到平均教育水平的大众，而不是专业历史学家。 “新史学”关注的是基于底层的历史，它试图描述甚至重现被旧史学忽略的无名之辈的日常。 正如彼得·斯特恩斯（Peter Stearns）所言，“当把少女初潮来临的历史看作与君主制历史同等重要时，我们‘新史学家’的时代就来临了”（引自Himmelfarb，1987，p.13）。新史学的形式是分析式而非叙述式的，通常会援引社会学、心理学和其他社会科学领域的统计和分析方法。
下面是弗洛墨托关于新心理学史的描述：
新史学是批判性的，而不是形式主义的；是基于社会背景的，而不是简单的思想史。其更具有包容性，超越了对“伟人”研究的局限。新史学重视原始史料和档案资料，避免了轶事和传说等二手信息的以讹传讹。最后，新史学试图用历史同时期的思想去理解当时的问题，而不是用当下的思想生搬硬套，或者基于所研究领域的现状盲目反推历史。
（Furomoto，1989，p.16）
除了呼吁用更大的包容性来研究历史，弗洛墨托对新心理学史的描述实际上同样适用于传统史学领域。
那么，本书是属于新心理学史学还是旧心理学史学呢？的确，我在撰写本书时受到了新心理学史学的影响，并且使用了新史学的研究方法，但本书并不是一本绝对的新心理学史学作品。我对传统思想史有极大的兴趣，通常不会在心理学家的传记中寻找心理学发展的依据。我认为历史学属于人文科学，而不是（社会）科学，当历史学家过分依赖社会科学时，他们的方法论基础并不稳固。我同意马修·阿诺德（Matthew Arnold）的观点：人文学科应该关注已经说过和做过的最好的（也是最重要的）事情。最后，我认同英国历史学家G. R.埃尔顿（G. R. Elton）的观点，即历史“使人理性”。因此，我尽力在材料允许的情况下，以叙事的方式撰写一部历史，关注心理学思想中的主导思想，旨在让年轻的心理学家们在心理学实践中更加理性。
从19世纪开始，实证主义者就断言：科学是一种特殊的、超脱于历史的法则。他们认为，科学真理不受历史的束缚。对电子的推测从一开始就没改变过；牛顿的物理定律不会发展也不会改变。它们都超越了历史。所以，科学作为一种法则，似乎是，或者至少应该是超脱于历史的。实证主义者相信，一定存在一种普适性的科学定义或方法，就像电子或重力一样，超越时间和地点。对于实证主义者来说，最重要的是，弄清楚科学方法的本质，这样人们就可以将其应用于任何领域和学科，包括社会（社会学）、人类行为（心理学）和政治（政治学）等。从某种意义上说，实证主义者其实是希望终结历史学的，因为一旦找到关于“人”的科学真理，就可以解释一切旧的政治争端。通俗地说，实证主义开创了科学的哲学领域，其目的是寻找关于科学的、形而上的、普遍的和超越历史的真理配方。
科学哲学：对科学的静态定义 实证主义者理解科学的方式基于传统的哲学方法。正如我们随后会看到的，古代的第一个哲学家兼心理学家提出了这样的追问：“真理从何而来？”以及“我们如何得知某事是否真实？”这些问题是哲学认识论和心理学认知科学的核心。实证主义者支持基于经验主义的心理学和哲学，认为真理来自对世界的观察，我们之所以知道某事是真实的，是因为我们可以通过观察来证明它。实证主义对心理学的发展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尤其是在美国。我们将在第11章读到相关内容。但实证主义作为一种科学哲学取向，注定是失败的，因为它认为，科学能够且应该放弃对不可观察的实体的引用，比如原子。如同心理学家一样，实证主义者对“观察”的处理极其幼稚。
奥地利哲学家卡尔·波普尔（Karl Popper，1902—1994）提出了另一种科学哲学的方法，他没有用形而上学（讨论未被观察到的概念）或心理学（基于实证主义的经验主义）来定义科学。波普尔既没有追问科学的运作原理，也不关心政治、美学、伦理学或人类思想的任何其他领域，只是问，是什么造就了一个“科学理论”。作为一个年轻人，波普尔生活在欧洲历史上最具创造力的时代和地方——20世纪早期的维也纳，他接受了各种运动和思想的洗礼，包括包豪斯学派、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实证主义、爱因斯坦尚未证实的相对论，量子物理学的深刻谜题等。波普尔并不关注如何判断哪些理论是正确的，而是追问如何判定一个理论是否科学。这一举措意义重大。“什么是真理”这个问题困扰了人类几千年，所以继续纠结于这个问题毫无意义。此外，他认为，提出一个错误的理论并不是什么丢人的事。科学地解释客观世界本来就是一件艰难的事情，在科学史上，错误的假设随处可见。
波普尔认为，与其苦苦寻求新的真理标准，不如建立一套“科学标准”。首先，部分理论，比如包豪斯学派关于建筑设计的新颖想法，并没有吹嘘自己是科学。所以，波普尔把注意力放在了那些声称自己是科学，但未经证实的理论上，比如精神分析和相对论。波普尔开始关注伪科学，就是那些声称自己是科学但超出科学的可接受范围的理论，如占星术（Leahey & Leahey，1983）。如何证明它们不是科学？一个实证主义者会回答：“因为其理论是无法预测和验证的。”但占星家可以随意找出其成功预测的例子。“在我的实践中，”占星家可以说，“很多预测都是准确无误的。上个礼拜我告诉一个男的，周一他有财运，他跑去买强力球（彩票）就中奖了！我还跟另外一个女的说她周五会有桃花运，她果然迎来了一场约会。”
波普尔在1919年5月29日进行了一次至关重要的观测，当时发生了一场日食，他的观测检验了相对论。爱因斯坦预言，光在经过大质量物体附近时，比如太阳，会发生扭曲。当日食发生时，波普尔发现可以在太阳圆盘的边缘看到星星，众所周知，在阳光的映衬下这些星星通常是看不见的。天文学家由此得出结论，来自这些恒星的光确实像爱因斯坦预测的那样发生了扭曲，波普尔违反直觉的验证标志着相对论的一次重大胜利。
乍一看，这种证实虽然更加壮观，但似乎与占星家验证对爱情和金钱的预测并没有太大不同。但是波普尔看到了其中的区别。如果一个占星家的预测没有应验，他们会为自己的理论找出许多魔术师称之为“例外”的方法来解释其失败。首先，占星家的预测是模糊的，“财运”可能意味着在街上捡到1美元、丢钱包、还贷款、请朋友吃顿大餐，当然也包括中彩票。其次，占星术有无数的变量，随便找出一个就可以解释完全失败的预测。如果周一什么都没发生，任何事情都和钱扯不上关系，占星家可能会说：“你一定没有告诉我准确的生辰。”或者就算你告诉过他你的准确生辰，他也会说：“你出生证上的日期肯定不准确！”波普尔与类似占星家的精神分析学家们进行过深入的对话，他们会将任何行为、梦境或记忆作为精神分析的依据。
爱因斯坦同样面临着一场理论的冒险，如果经过观察，发现光线没有扭曲，那么相对论就有可能被证明是错误的。波普尔颠覆了实证主义。相对论起初并不是一个经过了验证的预测，虽然天文学家可以去验证，但它是一个可证伪的理论，这就意味着这个理论是科学的。我们应该注意到，波普尔正小心翼翼地避免把“真理”作为判断一个理论是否科学的标准。他的划分标准不像实证主义那样依赖于任何特定的关于认知的心理学论题，也不像康德的唯心主义（见第6章）那样致力于任何形而上学。这是一个纯粹的逻辑问题：这个理论是可证伪的吗？他最重要的一本著作叫《研究的逻辑》（ The Logic of Research ）。作为一个逻辑标准，可证伪性似乎也是超脱历史局限的。 人们可以在任何时候只需要问一个决定性的问题：这个理论可以做出可证伪的预测吗？实验是否已经完成，观察是否已经完成，甚至结果如何都不重要。只要一个理论最终是可检验的，它就是科学的，对错并不重要。
然而，波普尔也错了。一个理论的科学地位，取决于它如何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变化，特别是它如何应对明显的证伪。
库恩之后：动态地定义科学 如果有哪本学术著作配得上“重磅炸弹”的称号，那就是托马斯·库恩的《科学革命的结构》（ Structure of Scientific Revolutions ，1970）。它彻底颠覆了哲学和科学的历史，其影响力延伸到学术之外的文化领域。就算你没读过库恩的书，你也很可能听过库恩引入的“范式”（paradigm）概念以及“范式转移”（paradigmshift）这个术语。本书后续章节将进一步从不同角度讲解库恩颠覆性的科学理念，此处我们重点关注他的科学观之一：科学哲学中历史的中心地位。
库恩将隶属于上层科学体系和社会结构的理论称为“范式”。 一个范式的某些元素是被某个科学家有意识地持有的，其他部分是隐藏的。关于世界的深层背景假设，科学家只是模糊地意识到，或者认为其真实性是理所当然的。有些元素与科学中的共识性方法有关，也与某些特定假设必须被认真对待有关。例如，某个给定的范式可能坚持实验方法和定量理论，而另一个可能更倾向于自然主义的观察和完全避免量化。 范式一旦在科学共同体中建立起来，就会提出有待实践者解决的科学猜想，而这正是库恩的反波普尔历史观的关键之处，因为范式或理论如何随着时间的推移处理它的猜想，决定了这一范式或理论作为一门科学的成败。
为了完整阐述，我为读者整理了关于学习理论的内容，我们将在第10章和第11章回顾其混乱的发展过程。在18世纪，大卫·休谟（David Hume）等哲学家（见第6章）提出，学习是将一种观念与另一种观念关联起来的行为，并且遵循一定的关联规律。其中的一个主要规律是相似性：如果一个观念的内容与另一个相似，当我们思考其中一个的时候，自然会联想到另一个。举一个看人像的例子：如果你看到的肖像与某个熟人相近，就会想到那个人。另一个主要规律是邻近性：如果两个观念相继出现，就会被我们关联到一起，当一个观念出现时就会想到另一个。所以，如果我认识一对朝夕相处的情侣，某天我看到他们其中一人，就会自然想到另一人。
然而，这些规律虽然直观，却给心理学家带来了不小的难题。两个观念之间到底需要多大的相似性才能关联到一起？休谟没说。两个观念在空间和时间上到底要多接近才能产生关联？休谟也没说。然而，专业人士可以通过对这些小猜想的调查统计，完善哲学联想主义——一个被广泛接受的范式，使其成为一个科学理论或研究计划。伊万·巴甫洛夫（Ivan Pavlov）等人（见第10章、第11章）完成了这一任务。巴甫洛夫训练一只狗对某个刺激物分泌唾液，比如一个圆，然后给它呈现各种各样的椭圆，结果表明，椭圆的形状越接近正圆，刺激的效果越好。他通过控制中性刺激（比如狗皮肤上的震动）和自然引发唾液分泌的刺激（如食物）之间的时间间隔，发现时间间隔越短，中性刺激引起的唾液分泌就越明显，而且中性刺激先于食物呈现时，效果最好。
这种循序渐进的进程被库恩称为标准的科学揭秘方式。因此， 一个科学理论的科学地位，不是通过一次戏剧性的测试，如波普尔对日食的观测，而是通过几年甚至几十年逐步解决问题的过程建立起来的。 更有趣的是，与波普尔的界定标准相关的，是那些无法解决的难题，或者与主流理论或范式不一致的观察结果。按照波普尔的说法，这样的观察本身就是对其理论的证伪。但库恩观察到，情况很少如此。
通常，科学家都是非常保守的。他们更喜欢保留和保护那些经过几十年挑战屹立不倒的理论或范式。他们这样做通常是对的，因为偶尔出现的令人不安的发现——库恩称之为“异常”——一般可以与主流范式相协调。有时，异常只是意外或糟糕研究的结果，正如我们稍后将在认知科学的可复制性危机中看到的那样。通常，对现有理论的微小调整就可以适应异常情况。然而，异常有时会抵制这种防御性策略，并可能导致对主流范式的颠覆，这就是库恩书名中的“科学革命”（见图1.2）。科学革命的一个经典案例就是托勒密对太阳系的描述，他认为地球是宇宙的中心，而挑战者哥白尼认为太阳才是中心。科学家可能会抵制革命，但如果一个新的范式能够比旧的范式更好地解释世界，他们就会接受革命。这种保守主义和对激进变革所持开放态度的结合是完全合理的，也是科学作为一种机制成功的重要原因。太多的保守主义会产生僵化的教条，而太少的保守主义会削弱质疑精神，使科学变得不稳定。
图1.2 库恩的科学革命图示
问题4
心理学史所面临的一个中心问题是，什么是灵魂或心灵的本质？心智是一个像原子一样等待被发现的东西，还是一个像金钱一样由人类创造的东西？
1953年，德国语言学家布鲁诺·斯内尔（Bruno Snell）出版了《心灵的发现：欧洲思想的希腊起源》（ The Discovery of the Mind ： The Greek Origins of European Thought ），他在序言中举例说明了将心智定义为实体的困难。尽管他的著作标题表明了大胆的论点，但斯内尔并不完全确定，希腊人是否真的“发现”了某些已经存在的东西。尽管他声称“希腊（荷马之后）各种思想的兴起不亚于一场革命……他们打开了人类心智的宝库”，但他也写道，希腊人的“发现”与我们所说的对新大陆的“发现”不是一个概念（Snell，1953，p. v）。斯内尔在与心理学元理论中声势渐长的某种“可能性”做斗争。他明确否认了认知科学领域一些人支持的心智是人为产物的“可能性”（见下文）。斯内尔写道，心智“不是被发明的，像人发明工具那样……用以解决某一类型的问题。一般来说，发明是可以自主决定的，且服务于发明目的。在发现人类心智的过程中，既没有目标也没有目的”（p. viii）。斯内尔已经意识到，但没有完全阐明当今建构主义者所推崇的心智概念。他写道：“尽管我们声明希腊人‘发现’了智慧，但我们同时认定，这一发现对其智慧的发展是不可或缺的”（p. viii），这意味着在古典时期，希腊人的思想是由希腊哲学家、诗人和剧作家通过社会文化途径建构的。
对于心理学及其历史的学科认识，斯内尔提出了三种可能。第一种可能是，如果心智的确是被发现的（或者等待被发现），那么心理学，也就是所谓“心灵的学问”——关于灵魂的研究，就应该属于自然科学范畴，它的历史将类似于物理学或化学史。第二种可能是，心智是一种工具，一种人为产物，也就是说，心智是如同锤子或者调制解调器一样的存在，由此心理学就必须被重新定义为一种人造科学（Simon，1980）。自然科学关注研究对象的时空普适性，比如电子或夸克，在任何空间、任何时间都不会改变。科学的确解释了锤子和调制解调器是如何工作的，但它们都是工程的研究对象，不是科学。
作为人为产物的心智，还有第三种可能：它是社会结构的一部分。如果心智是由社会建构的，那我们就无法确定是否存在“心灵的科学”（通常被理解为科学）。也许，对心智的研究是属于历史范畴的，而不是科学。正如斯内尔（Snell，1953）所言，“然而，心智走进人类的视野，它是‘受影响的’，在揭示自身的同时，也处于历史性的发展进程中”（pp. vi-vii）。此外，建构主义理论给科学心理学带来了更加黑暗的前景展望。关于“人为产物”的解释，建构主义者认为，心智是真实存在的，但缺乏科学对象的普适性。心智可能是源自希腊众神传说的社会结构的一部分，是一种深刻的幻觉。如果关于心智的这些社会建构主义理论是正确的，那么心理学的历史就不是关于“发现”的历史，而是“发明”和“建构”的历史，说到底，也就是心智本身的历史。
当你刚拿到这本与心理学的历史有关的书时，你可能会认为这本书是在讲某个具体事物，但前文关于心灵本质的思考，应该会让你充满疑惑（Smith，2010）。可能你是为了完成某个科目的作业，必须读《心理学史》或者《心理学历史与体系》。你可以在图书馆看到一本名为《心理学史》的杂志，因此一定也能找到相关的专著、课程和期刊。但如果我们环顾其他领域，会发现情况大不相同。例如，在物理学领域，没有（至少我没找到）相关的历史课程和教科书。与物理学历史相关的书籍和资源一定有，但没有专门的教科书和课程。物理学史隶属于自然科学史。其他社会科学同样缺乏这方面的专著、课程和期刊。因此，我们可以发现心理学的又一新奇之处：心理学家比其他科学家或从业者更加关心他们的历史。
科学史通常可以分为两大块。例如，在自然科学领域，科学革命就是一个重要的分水岭。科学古代史（大约在库恩1962年发表他的著作之前）倾向于关注科学革命之前的物理世界，而建立现代科学的科学革命是其历史研究的终点。通过这类史学研究，人们可以了解亚里士多德（Aristotle）的运动理论和托勒密的地心说，以及这些理论是如何被牛顿物理学和哥白尼天文学所取代的。在科学革命之前，也有人研究与现代科学研究的主题相类似的主题，但没有将其专业化，也没有从事相关研究的专业机构。科学现代史倾向于将科学革命作为一个起点，也就是在某个特定学科拥有了自我意识并建立起专业的科学机构之后。我们可以说，科学古代史研究的是某个领域的“史前史”，也就是科学思想的渊源。而科学现代史则研究某个相对独立的、有独特自我意识的科学领域。
这样的二分法同样适用于心理学。心理学的古代史主要关注与心理和行为相关的思想，其时间跨度从有文字记录一直延续到19世纪后半叶心理学的专业化；而心理学现代史的研究范围是从1879年心理学正式作为独立学科起的150年左右。事实上，如果你翻一翻《心理学史》杂志就会发现，后者是你通常关注的焦点。然而，在社会科学，尤其是心理学领域，我们遇到了一些在自然科学领域没有遇到过的特殊问题。首先， 人们有各自的，可能是内在关于思维和行为的想法，可以称作民间心理学（我会继续使用这个术语）、常识心理学或思维理论，这是心理学作为一门科学的独特之处。 因此，在心理学的史前阶段，我们不仅可以看到亚里士多德或约翰·洛克（John Locke）等思想家有意识地提出的关于思维和行为的思想，而且会发现一套来自民间的大众解释自我和他人的强大而有力的思想，虽然通常是些不成体系的阐述。此外，与在科学革命后消亡的托勒密天文学（Ptolemaic astronomy）或炼金术不同，当心理学成为一门科学时，民间心理学并没有消失。每个人，包括心理学家，每天都会受其影响。民间心理学的存在和发展是认知科学中一个有争议的话题（见第12章）。
心理学的另一个特殊问题也是其他社会科学所共有的，被称为“反身性”
（reflexivity）
，这个概念是相对有害的。不管人们怎么想，太阳一直是太阳系的中心，天文学的发展对宇宙自身的行为毫无影响。然而，社会科学是关于人的，而不是关于物的，人的很多社会科学的概念都是后天习得的。你接受教育的过程，包括你阅读心理学家或菲尔博士（Dr. Phil）等人的书籍、文章和博客的过程，都会受到科学家所谓的“人性”的影响。因此，心理学可以改变其试图描述的“现实”，甚至可以“创造”那个现实（详见第9章精神分析）。
避免反身性的方式之一是参考人类学家的工作。人类学家会参与研究一种不熟悉的文化，研究的主要方式是田野调查，也就是与当地人谈论他们对医学、宗教、世界等如何运作的想法。人类学家会认真倾听和对待当地人告诉他们的内容，但他们不必接受民间关于疾病、上帝或自然是否有效的理论。他们认为这些信仰是真诚的，但不是真实的。站在心理学的角度，值得我们注意的是，他们并没有试图改变研究对象的民间信仰。人类学家选择尊重民间信仰，因为他们担心如果他们干预了这些信仰，可能会摧毁他们所研究的文化。事实上，整个外部文化都是由民间信仰的网络构成的。然而，不同于人类学家，心理学家宣称他们的发现和理论，可以形成甚至构成一种新文化，这种新文化植根于心理学关于思想和行为之科学理论，且隶属于一场更大规模的社会进程：现代化。
历史学家会将历史划分为各种不同的时期和亚时期（sub-periods）。最粗略的划分方式，也是本书最重要的叙事结构，是分为前现代（premodern）、现代（modern）和后现代（postmodern）。尽管我们随后将会看到，这些时期的划分界限是有争议的。标识和描述这些时期的另一个问题是关于我们刚刚讨论的“反身性”——身处对应时代的人是如何思考他们所在的时代的？显然，前现代的人不会认为自己处于“现代之前”，因为他们不知道“现代”即将到来，但后期的人确实会把自己所在的时代描述为“现代”或“后现代”，尤其是受过良好教育的知识精英。他们创造了例如“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等术语，用以描述和理解他们所在时代和历史的变迁过程。
现代化和现代主义的概念很容易让人困惑，因为这些概念缺乏统一性且充满争议，对于不同的学者来说可能意味着不同的东西。甚至想确定“现代化”是从何时开始的也很困难。某些学者认为现代化出现的时间很早，研究现代化的思想史学家迈克尔·吉莱斯皮（Michael Gillespie，2008）将现代化的起源归于14世纪的神学，从1326年开始纪元。政治历史学家C. A.贝利（C. A. Bayly，2004）和保罗·约翰逊（Paul Johnson，1992）都认为现代化起始于1815年左右，贝利认为结束于1914年，约翰逊则认为现代化在1830年就结束了。小说家和历史学家A. N.威尔逊（A. N. Wilson）戏剧性地给出了现代化开始的准确日期：“……在法国大革命（1789）中倾注的东西极具破坏性。这是现代的曙光。”还有因艺术运动而闻名的现代主义，乔伊斯·梅迪纳（Joyce Medina，1993）继早期批评家罗杰·弗里（Roger Fry，1909）之后，将其起点定位于1885年左右保罗·塞尚（Paul Cézanne）的晚期作品。
在本书中，我们将从“现代化”和“现代主义”的角度看待心理学历史和心理学史前史（prehistory of psychology）。我们先从区分思想领域和日常生活领域开始。吉莱斯皮（Gillespie，2008）认为，现代化的起源是一场关于概念的重要争论（详见第4章），这场争论甚至在14世纪就被看作“古典认知”（via antiqua）和“现代认知”（via moderna）之间的争论。当我使用像“白宫”这样的名字时，我的表述很清楚：美国总统的个人住宅。但是当我使用“房子”这个通用术语时，我指的是什么就不太清楚了。一个名字指向一个具体的事物，而一个概念却不是。正如我们将在第2章中看到的，对这一点的困惑几乎成了认知心理学的起点。
古人，包括古希腊哲学家和欧洲神学家，直到14世纪，都在努力尝试通过不同的方式给各种概念命名。他们说，每一个特定的房子、猫、石头、花或人，都是一个固定不变的“理想事物”的实例，所以我们所说的房子、猫、花或人，实际上是这些理想事物的命名。这种“古典认知”（现代人会觉得有点不可思议）被称为实在论，因为他们认为，如同“白宫”指的是真实的存在一样，“房子”也是，尽管这个理想化的“房子”我们不能住进去。此外，理解这些“理想事物”的能力，被视作区分人类思维和动物反应的关键。
而现代主义出于各种原因拒绝实在论。他们认为，像房子或猫这样的概念，只是一种便于人类理解的命名方式，人类具备归纳相似的事物的能力，因此他们的观点被称为“唯名论”（nominalism）。“理想事物”是一种有用的虚构，只存在于人类的意识中。
这与现代化以及现代主义有什么关系呢？人们普遍认为，现代生活的一个特征是世俗化，而不是宗教：今天占主导地位的权威是科学和政府，而不是神学和教会。当神学和“古典认知”盛行的时候，认识概念就是认识上帝神圣的真理，他创造了房子、猫、花和其他一切的理想事物。唯名论将关于人的知识与关于神的知识分离开来。唯名论者认为，概念是由人创造的，不是来自上帝的思想，和天堂没有关系。不能再通过是否符合神学思想来判断一个概念的真伪，于是哲学家们努力寻求一个新的基础来解释和证明人类思想的真假对错，最终提出了客观性、同行审议、统计等概念，简而言之，就是现代化的权威——科学（Gaukroger，2006）。
关于唯名论的争论始于思想领域，开始只有少数与世无争的学术神学家参与其中，对他们来说，赌注就是宗教和形而上学，比如对于上帝的权力是否有任何限制。然而，从神学的象牙塔中滚落的唯名论之球最终还是碾压了日常生活，破坏了宗教，创造了现代化，一种基于理性而非启示的生活方式。因此，现代化这个词，在本书中有两层含义，一是其学术性含义，二是指人类当下的生活方式。第一层含义创造了第二层含义的思想基础。借用认知心理学的方法，第2至第7章的大部分内容将自上而下地讲述人类心灵观和人类在自然中自我定位观的演变，这些演变同时改变了人们的社会生活方式。
仅作为一种思潮的现代化思想，不可避免地对普通人的生活方式产生了自上而下的颠覆性影响，将我们带入了现代主义时代。现代主义的生活方式引起了人们的注意，知识分子开始思考如何应对。由此，塞尚和其他现代主义者，包括弗莱等批评家，开始拒绝传统艺术，认为它们属于过时的生活方式，并重新思考艺术在现代世界中的存在方式。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代表了“现代认知”再次彻底否定“古典认知”，区别在于，这一次的影响来自基层——生活已经改变了，艺术（以及哲学和科学）也应该变得现代。因此，现代主义可以被看作一种现代化的意识形态，是知识分子对现代生活的反思，以及对它的赞美、否定、批判和改造。
我们研究现代主义，也受制于现代主义，正是现代主义促使心理学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1879年，伴随着塞尚和现代主义艺术，心理学学科宣布创立。正如我们即将看到的，在与现代主义交织发展的过程中，心理学扮演着特殊和关键的角色。实在论和唯名论的争议，也就是认知心理学中关于我们如何学习一般概念术语的争论（顺便说一句，这场争论从未止息）。本书大部分内容都是关于心理学是如何促成现代化的。
这里我要补充说明现代化的另一个方面——它带来了应用心理学并在现代生活中发挥重要作用。
图1.3（Clark，2007，p.2）显示，虽然法国大革命中倾注的东西在1789年并没有带来灾难，但带来了其他东西：财富。该图显示了从公元前1000年开始，考虑通货膨胀后计算的人均收入。注意，前面的几千年，人类都没有持续的收入增长。古人生活在所谓的马尔萨斯（Malthusian）条件下，这一概念由政治经济学家托马斯·马尔萨斯（Thomas Malthus，1768—1834）提出，对达尔文产生了重要影响（见第10章）。在马尔萨斯经济学中，财富的数量是固定的，人口增长只受可获得的食物数量的限制。当偶尔遇到好年景——丰收，由于唯一的财富来源是农业，而随着财富的增加，人口也会增加，这就抵消了人均财富的增加。人均收入增加的另一种方式是通过饥荒、疾病或战争，同样数量的财富分配给更少的人。古人，即便是相对富裕的人，也过着极其贫苦的生活，大多数情况下只有35岁左右的寿命。
图1.3 在有记录的历史中，世界人均年收入在2000美元左右，这种状态维持了近3000年
资料来源：CLARK, GREGORY; A farewell to alms, © 2007 by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Reprinted by permission of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问题5
从日常生活的角度来看，现代化源自工业革命，而并非源自唯名论甚至科学革命。关于现代化的源头，经济史学家仍在进行调查和辩论（Clark，2007；Mokyr，2009），但不可否认的是，工业革命是现代化出现的重要因素之一。每个人都拥有不同的技能，如果人人都从事其擅长的事情，而不是像古代农民那样试图自己生产一切，结果一定是生产力的提高。因此，要想提高经济产出，就必须找到适合自己的工作，这是心理测试最初的任务，也是应用和临床心理学的基石。因此，测试是现代主义的一个例子，是知识分子对现代生活方式的反思和寻求改进的例子。
你可能听说过“后现代”或“后现代主义”这个术语。和现代主义一样，后现代主义开始于艺术领域，尤其是建筑领域（Jencks，1981）。建筑师们厌倦了现代建筑中未经装饰的方方正正的结构，这种结构代表了一种简朴、干净、受科学启发的建筑观，与教堂和古代寺庙中发现的前现代建筑的多彩和装饰风格截然相反。顺便说一句，古希腊和古罗马艺术并不像我们今天看到的那样呈现出统一的纯白色大理石外观，它们原本是更加栩栩如生的创作。得益于建筑材料和建筑技术的发展，建筑师开始设计更有趣的结构，在他们看来，这更适合“后现代”的生活方式。最著名的后现代建筑之一是位于西班牙毕尔巴鄂的，由弗兰克·格里（Frank Gehry）设计的古根海姆博物馆。
那么，新建筑风格所表达的“后现代”生活到底是什么？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和考察现代主义的发展背景一样，我们应该先根据工作性质的变化来观察后现代主义的发展轨迹。再回到图1.3，发达国家的财富呈指数级增长的年份，大约有一半集中在20世纪60年代。这一数量上的变化，给日常生活带来了质的改变。我上大学的时候还没有个人计算机，至少在1982年之前，我一直是用打字机敲字，而不是透过屏幕做文字编辑。教室里没有iPod、iPad、苹果手机、互联网，只有粉笔和黑板。
工作的性质也发生了变化（Drucker，1994）。古代、前现代和现代，我都称之为“举重”（heavy lifting）时代。在机器出现之前，战争和农业需要强壮的肌肉，在很多工厂里上班也是一样。总体来说，人们主要使用他们的身体而不是他们的思想工作，重视体力，偏爱男性。然而，在发达的后现代世界中，人们是信息工作者（Drucker，1994），用他们的头脑而不是他们的身体进行生产。生产力的溢价转移到智力和教育上，更多的工作可以由两性平等地完成。请注意，我上文列出来的那些新鲜玩意儿（可能对你们来说不算新鲜）都属于信息工具。
心理学同样也发生了转变（Leahey，1997，2001，2008）。第二次世界大战
后，心理学家的数量急剧增加，并且呈加速趋势。美国心理学会的专业细分由成员的工作和研究兴趣决定。目前的大部分心理学细分专业，在我读心理学专业本科的时候都不存在，并且，大部分细分专业都与职业应用而不是学术有关。事实上，随着后现代主义在建筑领域的出现，美国心理学会也在1988年一分为二，分离出了美国心理科学协会。正如后出现的心理科学协会的名字所示，分家的主要原因是职业心理学家和学术科学家之间的理念冲突，心理学的职业分支和学术分支一直关系紧张。
在回顾完科学和历史的本质，并考察了心理学可能成为一门科学的各种可能性之后，现在让我们尽可能少地携带先入为主的观念，开始我们跨越数千年的心理学乐园梦幻之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