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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索寓言》是世界上历史最久、传播范围最广的作品之一，但对其作者，人们也像对荷马史诗的作者一样，所知甚少。目前，就连他的出生地都无法断定，因为有四个地方争取这一荣誉；至于他的出生年份，一般认为在公元前620年左右，而其主要活动的时期则为公元前6世纪。
据说他本是奴隶，前后有过两个主人，后一个主人因为他才智出众，恢复了他的自由，而在古代希腊，有了这身份，就可参加社会活动。后来，伊索逐渐摆脱默默无闻的卑微地位，变得越来越著名。
他广泛游历，据说来到一度称霸于小亚细亚的古国吕底亚，受到重视学术和知识的国王克罗伊斯的礼遇，在其宫廷里遇到梭伦（公元前630？—前560？）、泰勒斯（活动时期约为公元前580年前后）等当时的著名智者。
在这位君主邀请下，伊索定居于吕底亚首都萨狄斯，不时承担一些困难而又微妙的任务，出访某些希腊城邦，以他机智巧妙的寓言（例如《青蛙要求有国王》等），调停了雅典和科林斯的民众与当政者之间的冲突。
后来，他奉克罗伊斯之命，出使德尔斐，带了大量财货，准备去那里分发。但他觉得那里的人贪得无厌，便拒绝分发，把财货全送回他主公处。这激怒了德尔斐人，他们指责他亵渎神明，不顾他的使节身份，竟把他处决了。说来也巧，此后德尔斐灾祸连连，当地人觉得是报应，决定为伊索之死进行公开赔偿，以赎罪过。
当然，以上这些仅仅是传说而已。而另一种说法似较可信，即这位寓言作者死后，当时最著名的雕刻家为了纪念他，在雅典为他立了雕像；如此说属实，当可看出他在人们心目中的地位。到了17世纪，有位法国学者谢绝了要他当法国国王路易十三之师的邀请，埋头钻研古籍，搜集材料，终于在1632年写出《伊索传》，使人们对这位古代寓言大师的生平有了比较正确的了解。
而他整理出来的资料，也受到后世评家的肯定。
公元前5世纪末，伊索这一名字已为希腊人所熟知，于是许多寓言逐渐归在他名下。当时《伊索寓言》为学生必修，不熟悉这些寓言会被认为是无知。但在很长时期内，他这些寓言只在口头流传。据柏拉图说，苏格拉底在狱中等待死亡判决时，曾将他记得的寓言改成诗体。大约在公元前300年，雅典哲学家德米特里乌斯·法勒瑞乌斯第一次把这些寓言收编成集（已失传）。接着，在古罗马的奥古斯都（公元前63—14，公元前27—14在位）时代，同样是奴隶出身的费德鲁斯（公元前15？—50？）早年前往意大利，后在奥古斯都宫中获得自由，第一个用拉丁文写出全部寓言故事，以抑扬格的韵律把希腊的散文寓言改写为自由诗。公元3世纪时，巴布里乌斯则用希腊文写成诗体的寓言。后来，这些寓言诗也以伊索的名义流传于世。到了公元315年，一位叫阿弗托尼乌斯的修辞学家把其中有些寓言改写为拉丁文散文作品。此后，不论是修辞学家还是哲学家，都把《伊索寓言》给学生当练习，让他们讨论其中的道德教训，或要他们改写，提高他们语法和文学风格的修养。这方面的例子有拉丁诗人兼修辞学家奥索尼乌斯（310？—395？），他执教于当时几所著名学府，深受罗马皇帝瓦伦提尼安一世器重，被特召为皇储教师。他和他同时代一些作家，如阿维安努斯等，都有以诗歌或散文形式留下的拉丁文寓言。
14世纪初，拜占庭帝王们重视学术，人们又开始怀念伊索。君士坦丁堡的教士学者普拉努得斯（1260—1310？）不仅校订出版了《希腊诗文集》，还收集了150则寓言。尽管其中可能包含一些流行于他那时代的作品，甚至少量是他自己创作的，但这一寓言集颇为重要，因为这是《伊索寓言》印行本的源头或基础，也使这些寓言直接吸引了人们的注意。事实上，在随后出现的欧洲文艺复兴中，这些寓言是最早受到注意的古代作品之一，在当时饱学之士心目中，同《圣经》和其他古典作品一样具有重要价值。例如意大利著名人文主义者瓦拉（1407—1457），不仅把荷马的《伊利亚特》、希罗多德（公元前484？—前425？）的《历史》与修昔底德（公元前460？—前400？）的《伯罗奔尼撒战争史》译成拉丁文，也翻译了《伊索寓言》。
1439年，欧洲出现了印刷机。于是，在1475年至1480年间，普拉努得斯的寓言集印制成书并广为流传。1476年，在科隆刻苦学习了两年印刷术的卡克斯顿（1422—1491）回到英国，在威斯敏斯特创办印刷所，并译出《伊索寓言》英语本，于1485年出版。而荷兰人文主义学者伊拉斯谟（1466？—1536）于1513年推出拉丁文新译本，在当时被广泛用作教材。
另一方面，这些寓言也迅速从意大利传往德国。宗教改革家常以这些寓言作譬，讽刺和谴责罗马教廷的丑行，扩大了这些寓言的影响。对此做过翻译的人包括著名的卡梅拉里乌斯（1500—1574）与马丁·路德（1483—1546）等。前者为他任教的图宾根大学的学生译了个集子，后者则译了20篇，数量虽不多，但据说，《伊索寓言》在宗教改革家眼中，重要性仅次于《圣经》。
1546年，普拉努得斯的集子中增加了一些来自手抄本的寓言，出了一种新版本。1610年，瑞士人奈夫勒特推出的第三种印行本极为重要。他收集的寓言空前丰富，除了普拉努得斯写下的那些，还包括136篇新寓言（来自梵蒂冈图书馆收藏的手稿），40篇归在阿弗托尼乌斯名下的寓言，43篇归在巴布里乌斯名下的寓言，以及费德鲁斯等人的拉丁文寓言译文。正是因为这本书的出现，伊索在当时确立了睿智的道德家和人类伟大导师的地位，并获得广泛好评。此后三个世纪中，除了《圣经》，也许没有一本书传播得比《伊索寓言》更广。这些寓言不仅被译成许多欧洲文字，而且传入亚洲，早在1625年就有一些译成汉语。从此，它们不仅为各种宗教信仰的读者所熟知，被文明世界的文学所吸收，其中一些故事和用语甚至还家喻户晓。尤其重要的是，它们对法国的拉封丹（1621—1695）、德国的莱辛（1729—1781）、俄国的克雷洛夫（1769—1844）等人的寓言创作产生了很大影响。
奈夫勒特这本书虽然集寓言之大成，使《伊索寓言》的知名度达到空前的地步，但是在此书前言中，他提出一种观点，即《伊索寓言》这种表达形式的真正作者可能是巴布里乌斯。这引起欧洲学者的多方面考证和辩论，各方显示的学术水准和机智辩才，使这场辩论成为17世纪英国文学史上引人注目的事件。
到了1844年，有学者终于在希腊圣山的圣劳拉隐修院发现一个手抄本，据研究，这就是巴布里乌斯的本子。这抄本分为两部分，分别含125篇和95篇诗体寓言。这一发现既证明了《伊索寓言》的古老和真实，也表明巴布里乌斯是真正《伊索寓言》的可靠收集者。
这一抄本也暴露出以前英译本中的一些问题。为了更忠实地反映希腊文原作面貌，美国哈珀兄弟出版公司（哈珀与罗出版公司前身）于1927年推出了新译本。
从以上简介，我们可约略看出《伊索寓言》源远流长的历史，不同时代的人们对它的珍视和影响，以及它在人类文明史上的地位。这些寓言虽十分短小，情节也不复杂，却真正做到了言简意赅、耐人寻味。如今，这些寓言常被作为少儿读物，让中外少儿从这些小故事中获知某些人间大道理。即使是有相当阅历的成年人，面对五花八门、错综复杂的世界，有时也会想起以前读过的有关寓言，从而加深对事物本质或世态的认识。至少，我本人对此深有体会，并从中汲取了经验和力量，而这也正是如今促使我翻译寓言的一种动力，因为我感到自己得益于寓言之处甚多，尽管以前阅读时未加细细咀嚼。
这个汉译本以及这篇前言中的很多资料所依据的，就是上述哈珀兄弟出版公司的英译插图本，因为这个英译本特别强调忠实于希腊原作，注意原作的神韵和紧凑（例如，同希腊文原作一样，几乎所有的寓言都不分段，只有最后的警句才另行起），而且所收篇数较多。我感到，这个英译本也许比较权威或比较受重视，因为我手边另外三本《伊索寓言》，除一本写明是供少年读者使用的插图本（Ginn and Company出版），其他两本虽然出版单位不同，但仅排列顺序及所选篇数略有差异，各篇的文字几乎完全一致。
黄杲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