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顾过去的历史，绝大多数服装是家庭自制的，或者是从几间铺子买来织物或辅料后再由本地裁缝和制衣师制作。到了17世纪末，一些裁缝，尤其在伦敦萨尔维街一带，开始以技艺最为纯熟、款式最为时髦而闻名，人们会从其他国家赶来在亨利·普尔等比较知名的几家定做西装。尽管某些裁缝公司确实在特定时期代表着时髦的风格，但男装设计师们在20世纪下半叶之前始终未能企及与其同业的女装设计师们的地位与名望。“裁缝”这个字眼意味着协同操作，不管是参与西服制作不同环节的各个工匠之间，还是与顾客就面料、风格及剪裁方案选择所进行的深入讨论。与此相反，到了18世纪晚期，女性时装的开拓者们则开始衍化出自己个性化的气质。这反映了女装中的创意与奇想有着更宽广的空间，它还取决于贵族阶层时尚引领者们与她们的制衣人之间逐渐形成的不同关系。尽管哪怕最知名的裁缝师也要与他的顾客非常紧密地就服装风格进行沟通，女装制衣师们却开始强力推出自己的风格。

尽管时装就参与其制作的人数而言一直保持着基本的协同工作流程，但它开始与个人的设计实力和时尚洞察力密切关联起来。这一转变的早期著名典型要数罗斯·贝尔坦了，在18世纪晚期她为路易十六王后玛丽·安托瓦内特以及众多的欧洲、俄国贵族创作服装与配饰。她被称为“款式商人”（marchandes des modes），意为她给礼服加上不同的装饰。不过，“款式商人”这一角色开始转变，部分原因在于贝尔坦在打造时尚造型方面拥有强大的实力。她从当时的重大事件中汲取灵感，比如，她精心制作了一件融合了热气球元素的头饰，以此向孟高尔费兄弟1780年代的热气球飞行致敬。她靠这些金点子为自己带来知名度，虽然同期的埃洛弗夫人与穆亚尔德夫人这些“款式商人”名气也很大，但当时巴黎时装鼎盛之势的最佳诠释者始终是贝尔坦。

1776年，法国以新型公司体制替代了原来的行会制度，提升了“款式商人”的地位，允许她们制造服饰，而不再只是装饰点缀。贝尔坦成了这一公司的首位“大师”，这大大增强了她在时装领域的声望。她为“大潘多拉”制衣，给这具人偶穿上最新款的时装，然后送往欧洲各地市镇和美洲殖民地进行展示。这是在定期出版的时装杂志出现之前进行时装宣传的一种主要方式。通过这种方式，贝尔坦助推了巴黎时装的传播，确定了它在女装界的主导地位。她发展出的广泛客户群以及她跟法兰西王后间的密切关系都确保了她在时装界的地位。有一点值得注意，当时的评论家们惊恐地发现，从贝尔坦的言行举止来看，好像她与她的贵族客户地位相等一般。她的阶层跃升也完成了一次重要的变革，为更多设计师们掌握话语权提供了平台。她很清楚自己的影响力，也笃信自己作品的重要性，她在创造时尚，也在为自己的顾客们打造时尚形象，后者将自己的时尚引领者地位托付给了贝尔坦。的确，她位于巴黎的精品店“大人物”（the Grand Mogul）大获成功，然后又在伦敦开了分店。她革新的风格搭配以及对于历史与时代热点的绝妙借用充分显示了她的设计实力，同时也说明她对于打造宣传攻势的重要性早已了然于胸。她因而成为高级时装设计师的先驱，她们将在19世纪的时尚主导群体中获得一席之地。

法国大革命短暂中断了巴黎时装的相关资讯往全球各地的传播。不过，革命甫一结束，法国的奢侈品贸易便迅速重建起来，而各家制衣师都开始力证自己的服装才最为时髦。路易·伊波利特·勒罗伊一手打造了约瑟芬皇后和其他拿破仑宫廷女性，以及一大批欧洲贵族的时装风格。1830年代，维多琳等人开始声名鹊起，其地位远在那些默默无闻的制衣师阶层之上。勒罗伊和维多琳，一如在她们之前的贝尔坦，都致力于创造新款设计，开创新的时装风潮，并不断巩固自己的杰出地位，同时帮她们那些有头有脸的老顾客维持显赫声名。但是，绝大多数制衣师，甚至是那些不乏贵族顾客的人，都没能实现设计原创。实际上，她们只对既有款式进行重新组合排列，以适应不同的顾客穿着。各种款式则从最知名的制衣字号那里或者从时装图样上抄袭而来。

不过，除了出现行业领先的女装制衣师之外，时装产业还有另外一面对时装设计师这一概念的演变产生了影响。艺术史学家弗朗索瓦丝·泰尔塔·维蒂有过记述，一些艺术家的工作方式类似于今天的自由职业设计师，因为制衣师们会向这些艺术家购买非常详细的时装图样。这些图样将会作为服饰的模板被使用，甚至可能被当作样品直接送到顾客手中。各家制衣师的广告也会附在这些插画的背面，同时标出画中服装的价位。到了19世纪中叶查尔斯“，·皮拉特等艺术家开始以时装与服饰设计师”宣传自己，刊载在当时的巴黎黄页中的“工业设计师”目录中。

整个西方世界也开始形成这个观念，认为服装需要由时装的权威人士来设计，运用特定的技法来明确廓形、剪裁以及装饰。每个市镇都可能有自己最时尚的制衣师，当时装开始随着大众对新款式的渴望而越来越快地变化时，时装设计本身的商业价值也在同步增加。时装设计师这一概念的最终明确不单需要随时可以推出新时装的富有创造力的个人，还要依靠人们对新鲜感与革新不断增长的需求。19世纪见证了中产阶级和富有实业家们的崛起，他们刚刚建立的地位在一定程度上是通过视觉展示来构建的，不管是他们的居所，还是更为重要的他们身上的服饰。高级定制时装开始成为更大的女性群体获得专属与奢华体验的一种渠道，其中美国人在19世纪下半叶成为这个群体中最大的客户群。

在这些变化之外，还有时尚媒体、摄影的发展，以及19世纪末出现的电影，它们使时尚形象得到了空前的广泛传播，且激发了女性对更为丰富多样及更迭迅速的时装款式的欲望。当城市的巨大发展带来更多的个性泯灭，时装成为能够构建身份，并让社会、文化及经济地位一目了然的重要途径。它同时也是愉悦与感官体验的来源，而巴黎的高级定制时装就是这一幻梦与奢靡王国的顶峰。

当“工业设计师”为规模较大的女装制作行业提供着时装设计的时候，高级时装设计师的演化最终构建起时装设计师的定位与形象。尽管1850年代最为著名的高级时装设计师查尔斯·弗雷德里克·沃思的成功一方面是依靠他扎实的生意经营，但在其商业努力之外人们看到的更多是他在创新设计中的精彩表达，还有他作为创意艺术家的权威身份，人们选择无条件地追随他的时尚宣言。作为一个在百货公司女装制衣部打磨技艺出身的英国男人，他在自己的职业生涯之初得以出众，一定程度上归因于他是一个从事由女性主导的职业的男性。其实，在1863年2月的《全年》（All the Year Round）杂志里，查尔斯·狄更斯就表达过对“嘴上带毛的女帽师”这一现象的厌恶。身为男人，沃思能够以不适用于女性的方式来宣传自己，他也能另辟蹊径地接待他的女性顾客，不考虑她们的身份阶层。他最知名的设计中加入了象牙色薄纱制作的泡泡纱，让人穿起来犹如云绕肩头，各层之间的珠饰与亮片在烛火辉煌的宴会厅中折射出熠熠动人的光辉。

其他高级时装设计师的名望也在不断增强，通常还因他们的皇家客户而日渐声名显著。在英国，约翰·雷德芬针对这一时期女性的角色转变，制作了以男士西装为设计基础的高级定制礼服，还为帆船运动制作了运动套装。在法国，让娜·帕坎等女性高级时装设计师制作出能够修饰女性身体的服装，完美体现了理想中巴黎女人的形象。许多顾客来自美国，因为巴黎依旧引领着时尚。一方面为了提升设计师的地位，一方面为了提供一种具有辨识度的身份与个性以推介自己的品牌，各家时装店明确了高级时装设计师即是革新者与艺术家这一观念。塞西尔·比顿形容英王爱德华时代的女性在努力不使自己的制衣师名字泄露。这些女性希望因为自己的时尚感而受到肯定，并始终保持自己的知名度高于其时装师。不过，高级时装店已经发展出它们独有的招牌款式，这些服装赋予了穿着它们的女性以鲜明的时尚地位。

20世纪的前几十年里，保罗·普瓦雷和露西尔等设计师开始蜚声国际。他们为戏剧明星、贵族及富豪们制作服装，并且宣扬着他们自身作为颓废的社会名流的身份。普瓦雷此时已经是现代意义上的时装设计师。他以标志性的奢华风格以及他创造的那些廓形逐季变化且造型夸张的款式而闻名于世。乔治·勒帕普笔下的时装插画生动展示了普瓦雷那条1911年的著名帝政风高腰线礼服的廓形，这件设计作品背弃了英王爱德华时期紧身束腰的时装样式。他那些布满刺绣的晚礼服与歌剧院外套汲取了从现代主义到“俄罗斯芭蕾” 等各种当代艺术与设计灵感，那些强有力的高级时装形象的格调又通过他自己的香水产品销售传播得更为深远。普瓦雷同时代的从业者们同样熟稔于利用现代广告与市场营销手段来构造他们各自时装店的形象。大多数人都将自己的设计销售给美国批发商，由他们就买下的每一个款式裁制出数量严格限定的服装。除了为单人定制的各款服装的销售所得，这类销售也给时装店带来了收益，而前者才是高级时装的本义所在。

两次世界大战之间是高级时装的一次鼎盛期，这一时期的玛德琳·维奥内、艾尔莎·夏帕瑞丽、可可·香奈儿等人通过她们的创作定义了现代女性这一概念。她们的成就强调了这样一个事实：长期以来，时装一直都是为数不多的女性能够以创新者与实干家身份获得成功的领域之一，她们领导着自己的业务，同时为无数女性提供自己高级时装工作室的工作机会。确实，高级时装是一项集体协作的事业，大牌时装店由许许多多的工作室构成，每个工作室负责一款设计的不同内容，比如说裁片、立体剪裁或串珠与羽毛等各类装饰。尽管每一件服装都有很多人参与创作，设计师们的想法始终是与作为独立创意个体的艺术家的理念保持一致的。这在一定程度上是因为设计与革新是时装中最受重视的两个方面，毕竟它们是各个系列的基础，又被视为整个过程中最具创新性的要素。特别是，这种对于个体的强调同时也成了一件有效的宣传工具，因为它强调了一个时装品牌的身份，而且真正为时装店提供了一张“脸面”。

尽管不受巴黎高级时装业中施行的那些严格条例的管理，其他国家也发展出了各自的高级时装设计师与定制产业。例如1930年代的伦敦，诺曼·哈特内尔和维克多·斯蒂贝尔就强调自己是时装设计师而不仅仅是王室制衣师。在纽约，华伦蒂娜（Valentina）逐渐发展出一种极其简洁的风格，通过吸收现代舞元素来创造一种美式时装身份。而在1960年代的罗马，华伦天奴（Valentino）倡导了一种与众不同的意大利式高级时装，崇尚极度女性化的奢华风格。

进入战后时期，纺织品与劳动力成本上涨使得高级时装更加昂贵。克里斯汀·迪奥等设计师在经历了1940年代的艰难之后，开始重新沉迷于繁复铺张，他们重视传统的高级定制工艺，在之后的十年里引领着高级时装对全球时装潮流始终如一的统治。从1960年代开始，尽管抛弃型的青少年时装开始兴起，成衣设计师的全球声望也在增长，但高级时装仍然停留在大众的视野里。其重要性虽然有所变化，但迪奥的约翰·加利亚诺、浪凡的阿尔伯·艾尔巴茨、香奈儿的拉格斐等几个特别的设计师依旧能够创造出在整个市场所有层面广泛传播的时装。尽管客户数量在不断下降，但成衣产品线、配饰、香水以及为数众多的授权产品仍将高级时装推到了巨大的全球奢侈品市场的头排位置。虽然欧洲的高级时装消费者变少了，但其他市场一直处在此起彼伏的兴盛之中。石油财富让1980年代的中东高级时装销量大幅增加，美元正值强势且人人钟爱显摆的里根时代的美国也是这样，而后共产主义时代俄罗斯创造的巨额财富则贡献了21世纪之初更多的客源。再加上名流文化的显著与红毯礼服的兴起，高级时装设计师们继续制作着每一季的服装系列。即便这些孤品式的设计本身并不能创造什么利润，但它们带来的大量关注巩固着处于高级时装产业核心位置的设计师们始终如一的重要性。 M6zF2D3/w1GIfV5ouM6m8KOAljoxxWUvEpeU1/Cl98OufNnpdCWaDqTeIHShar9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