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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徽州盐商兴起于叶淇变法，那么1617年纲盐制的实施则是徽州盐商发达的开始。如果说叶淇变法让徽州人第一次大批到达两淮流域，那么纲盐制则掀起了徽商成批到达两淮的序幕。
1415年，京杭大运河全线开通。到明朝中后期，徽州到扬州的标准路途大约在700里，水路成为徽州到达扬州最为便捷的选择。当山西商人把大同、张家口等地逐渐变成边区商贸重镇时，叶淇变法、纲盐制让扬州在明朝的区位优势蹿升。
与晋商不同，徽州人大多结伴、结姓而行，即晚清民国人陈去病所说的“汪、程、江、洪、潘、郑、黄、许”徽州大姓。其中，来自徽州歙县江村外村的江氏家族，是徽商崛起两淮的历史标本。
到万历年间，徽州在两淮的大商人超过山陕商人，江国茂就是那时来扬州的徽州人。他与四方名士结社论文，从游甚众，及至放弃晚明秀才的学业，来到扬州从事盐业。
对此，万历《歙志》记载：原来所谓大商人都是燕、齐、秦、晋之人，而今“莫有甚于吾邑”，“虽秦晋间有来贾淮扬者，亦若朋比而无多”。
同一时期的《扬州府志》也记载：扬州的盐商，“新都（徽商）最，关以西（陕商）、山右（晋商）次之”。对此，明人谢肇淛（福建人，明朝万历年间进士，官至广西左布政使，大概相当于今天的副省长）写道：“富室之称雄者，江南则推新安，江北则推山右。”
真正奠定江氏家族在两淮盐业地位的是江国茂的儿子江演。江演的历史机遇就在于他碰上了一个对于徽商来说近水楼台的盐业新政，这就是1617年由户部尚书李汝华（河南睢县人）和两淮盐政大臣袁世振（湖北蕲春人）等倡导并推行于两淮盐场的改革：纲盐制。
纲盐是食盐专商制度的开始，它的内涵是盐由老百姓生产，由商人收购、运输和销售。唐代中叶，刘晏创立了民制、官收、官卖、商运、商销的就场专卖制，在历经855年之后，至此被食盐专商制度所取代。
有一种说法，就场专卖归利于国，纲盐制利归于商
，但纲盐制的本质在于把官商的利益捆绑起来。官方拖欠盐商积引过多，盐商购买新引的积极性不高，盐税和财政就难以为继。官方把盐引分成十纲，商人要兑现官方拖欠的每单位积引，就要重新购买九单位新引。官方以10年为期，要把旧引完全疏清。
纲盐制意味着每个盐纲是一个管理单元，需要担负一定盐引的销售任务。为数不少的徽商举家迁往两淮盐区就等于组建了一个管理单元。较之山陕商人，徽州距离两淮近，举家或举族迁徙不仅便利，而且徽州具有这样的家族传统。
尽管在前一阶段的盐业竞争中，徽商还显势弱，但在新一轮的竞争中，徽商凭借地利，后发优势显著。1617年的盐业新政，让中国区域商帮的名次更迭，第一次有了翻牌的可能。
与晋商相比，徽商的崛起也夹杂着权势的行使和政商结合的因素。不同的是，徽商最讲究宗族联系。结族成纲，用族法宗规来凝聚和节制纲法，成为徽州盐商后来居上超越捷足先登的山陕商人的“撒手锏”。
事实上，明代以后，山西、陕西两省就已经成为中国人口迁移的主要迁出地，但举族迁徙的现象在山西商人家族中并不普遍，比较突出的集中迁徙发生在明中期叶淇变法以后，但之后山西商人更加强化了“安土重迁”的习俗。
山西商号早有明文规定，伙计无论职位高低，不准带眷，不准在外娶妻等。慢慢地，这种商规成为山西人约定俗成的一个传统：不娶外妇，不入外籍，不置外之不动产；业成之后，筑室买田，养亲娶妇，必在故乡。入清以后，晋商举族迁移的现象更少，这也与山西盐商被徽州盐商超越的时间节点比较吻合。
明朝万历年间，政府已经为到两淮的山陕商人设立“商籍”，以解决他们的子弟异地参加科举考试的困难，这是政府优待山西商人和山西商人政治影响力的表现。
尽管此时在两淮的徽州大商人已经开始超过山陕商人，但两淮徽商直到清康熙年间才取得商籍。
康熙、乾隆年间，两淮徽州盐商盛极一时，并超越晋商而执盐业之牛耳。以歙县的盐商而论，“两淮八总商，邑人恒占其四”
。从此，徽商以两淮盐商为主体，崛起于中国商界，并把在盐业领域的领袖地位捍卫得固若金汤。“钻天洞庭遍地徽”“无徽不成镇，无镇不成街”，一时成为民间谚语。徽州盐商光彩四射，成为这一阶段中国盐业发展史上最具权势的商人，以至于史学家陈去病认为，“扬州之盛，实徽商开之”，扬州就是“徽商殖民地也”
。
纲盐制对盐业组织方式提出了较高要求，徽商族居的传统更加匹配这种组织方式，这让徽州盐商一步步夺得国内盐商的头把交椅。反过来，纲盐制又推动了徽商对自我宗族的认同，以及宗族制度的发展。
纲盐制的推行有其进步作用，但当行盐成为盐商专利的家族事业时，又开启了绵延200余年的专商独擅盐利的盐政弊端。
当时徽商在两淮盐场持有的旧引最多，在纲册上占据绝对的优势，于是就把徽商把持两淮盐场的特权固定下来。
所以，当一个徽商家族几代人都成为总商，或许某一代从事总商四五十年，也就不足为怪了。江演成为江氏家族的第一位总商，任职34年。之后，他的三子江承喻从30位总商中脱颖而出成为四大总商，一干就是28年。江承喻的儿子江春又继承父业，成为总商之首，一干就是52年。
江演家族所掌握的盐引数占两淮盐引总数的十分之一。他的老家，居住在扬州从事盐业生产的人，刨去江演家所经营的盐引量，也占到两淮盐引总量的十分之一。从江国茂到江春这一代，江家堂兄弟10人为盐商。江承喻的族兄承炳、承丰、瑞茜也都是扬州大盐商，瑞茜之子江进又为两淮四大总商之下的十二总商之一。
江承喻去世时，江春才18岁，母亲田氏继承丈夫遗志。明末以来，歙县盐商已经形成实力极为雄厚的乡邦集团，控制了淮盐生产、转运和销售的特权。家族的凝聚力有效保证了结族成纲的组织稳定性和组织效率，而同族之间的相互照应，对盐纲之权的传承同样意义重大。
所以，当江氏家族不得已由夫人继任丈夫的总商职位时，也在情理之中，家族力量发挥了重要作用，但田氏弱肩荷重，并不能支撑这一家业。当时江春正在准备参加科举考试。在族亲的帮扶下，他白天抽出部分时间外出应付盐务，晚上苦读，竟也没有耽误盐事，在此过程中，逐步成长为这一时代最为杰出的两淮盐业总商。
乾隆帝一生6次南巡扬州，每次都由江春负责操办接驾，这便是江春政商两栖地位和影响力的注脚。江春“以布衣上交天子”
，深得乾隆褒奖嘉许。江春三次入京为太后祝寿，极徽商之盛，而他为国家和社会捐输的银两也在两淮盐商中居首，多达白银1100多万两。徽商讲究对皇家的报效，与这个群体在扬州的崛起和皇权对于盐的垄断紧密相连。
因皇帝南巡，徽商出资修建了大量行宫。每次南巡，都促使扬州的市容市貌、城市道路、环境绿化等得到较大改善，扬州的城市格局也因此改写，形成以这些行宫为中心，以大盐商住宅、盐商书院、商业区、民宅逐渐扩散的城市空间。
在官本位的传统社会，晋商也讲究官商结合，但是他们公关手段的灵活性、主动性远不如徽商。徽班是清朝中期兴起于安徽、江苏等地的戏曲班社，以唱“二黄”声腔为主，兼唱昆曲、梆子等，以扬州一带为盛，因艺人多来自安庆府而得名。江春就是一个乐于征聘四方名旦入戏班的徽商。因徽腔声腔及剧目丰富，逐渐压倒了盛行于北京的秦腔与昆剧。许多秦腔和昆剧演员转入徽班，形成徽秦两腔融合的局面。
1790年，也就是江春去世的第二年，乾隆帝80大寿，由江春出资组建的春台班和其他三个同样出自歙商家族的三庆、四喜、和春班合称“四大徽班”，一起从扬州进京演出。四大徽班进京，被视为京剧诞生的前奏。
虽然徽商在盐业领域碾压晋商后来居上，但晋商逢山开路，遇水搭桥，在北边陆路贸易中实现二次转型，徽商却仍沉浸在盐业的窠臼里，动弹不得。政商体制所赋予两淮盐场的至高无上的特权，让腐败滋生，政商勾连，也进而成为徽州盐商的葬身之地。
早在1704年，江南总督阿山就对两淮盐场的各种浮费进行调查，发现多达13项应该禁收的浮费，譬如赏差役银、远送近别敬银、馈送官员及过往程仪杂费、盐院书差解带盐收银等项。以两浙盐场为例，1726年户部调查发现，两浙应纳盐课不到29万两，但每年收取的浮费却高达42万多两。在三年半的时间内，三任盐臣先后收取的浮费就高达71.2万两。其中，34.2万两落入三人的腰包。盐政官阿克当阿受贿100余万两，被称作“阿财神”。
1768年，两淮再发盐引案，两淮盐政高恒、普福，因受贿被判处死刑。前盐运使卢见曾死刑缓期执行，不期死在狱中。翰林院侍读学士纪昀（字晓岚）与卢见曾是亲家，因私通信息，被革职发配乌鲁木齐。此案中，一批两淮盐商也被整肃。显赫一时的盐商家族成员黄源德、徐尚志、黄殿春、程谦德、江启源等被夺去职衔。
高等三人先后收受近百万银两的贿赂，在过去20多年时间里，对商人的越轨行为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致使两淮盐商销售私盐，偷漏盐课多达1000多万两，而定额官盐，无商问津，无民愿购，出现滞销。
平时，徽州盐商对于朝廷用兵、接驾、赈灾等颇为舍得花钱，可以说大手大脚，一掷千金。仅就军需报效来说，在乾隆、嘉庆两朝，淮商就先后7次捐银2100万两，浙商捐银数额才540万两，但这些银两并非完全出自盐商腰包，而是通过摊高盐价或者将官盐以私盐渠道流入市场等方式，由两淮盐务总商在盐务实践中转嫁了这笔费用，以至于乾隆晚年也总结教训承认，早年6次南巡是“劳民伤财”
。
尽管江春被赦免，但也被抄家，晚年连基本生活也难以为继，乾隆念及旧恩，从库银中借了30万两，“令其作本生息，以为养赡之计”
。1789年，江春病死。他没有亲生儿子，唯一过继之子江振鸿生计窘迫。
乾隆去世的1799年，淮北盐务已难以为继，积压盐引多达30多万，而到1802年，商人主动请领的盐量才为400引，淮北盐场基本被盐商抛弃。
1804年，两淮盐市发生了一起歙县商人“抗旨误税”案。故事的主角是刚刚去世三年的两淮总商鲍志道的弟弟鲍芳陶。他一直在淮南业盐，1803年被两淮巡盐御史佶山强制派往淮北办理盐务。鲍芳陶并不看好淮北盐务，称病不愿听命。
史佶山大怒，就拿鲍开刀，上奏告发。此事惊动嘉庆帝，他责成两江总督、总理盐法大臣、新授兵部尚书陈尚文到扬州查办案情，并在一个多月内连下三道上谕。
很多淮南盐商出面为鲍求情，情愿摊付盐课，风波才算平息。也有人说，鲍家朝中有人为官
，此事才不了了之。无论如何，经历此事之后，鲍氏子弟基本绝迹两淮。
盐业领域的摊派等浮费太多，且淮南运费较高，增加了业盐的成本和销售价格。而私盐泛滥，价格低廉，对被摊高的官盐冲击很大。加上盐场售盐区划，并未斟酌得尽善尽美，像江南的镇江府，规定必吃浙盐，但两淮的盐就近可得，价亦甚优，却不准买淮盐，对淮商销售产生重大影响。一些淮商趁机钻空子，走私私盐到镇江府，致使市场混乱。盐商无利可图，自然不想干。1832年，两江总督陶澍再次改革盐政，将纲盐制改为票盐制，徽商已经风光不再。票盐制的实施，等于剥夺了两淮盐商的盐务垄断特权，盐商手中掌握的专卖凭证顿成一堆废纸。
陶澍变法之前，先以私书征求徽州盐商家族出身的重臣曹振镛的意见。曹点头后，改革才得以实行。曹振镛一生历经乾隆、嘉庆、道光三朝，为官长达52年，清代官宦几无人能及。当时，曹家亲属也反对变法，纷纷反馈至曹处，曹以“焉有饿死之宰相家”
，把亲属的声音挡了回去。
之后，清政府为追缴盐商历年所欠旧额盐课，采用抄家没产的办法，使得许多大盐商遭到前所未有的打击，或破产，或变贫户。过去的高堂曲榭，宅第庄园，“改票后不及十年，高台倾，曲池平，（盐商）子孙流落，有不忍言者，旧日繁华，剩有寒菜一畦，垂杨几树而已”
。
乾隆中叶，两淮盐商已见衰落，嘉庆年间，扬州“楼台倾毁，花木凋零”，道光年间“荒芜更甚”
。道光时屡次抄没各大盐商资财，以抵积欠税课，盐商更难立足，加上陶澍变革盐法，盐商无利可图，一蹶不振。
扬州因盐商而出名，扬州的繁华也因盐商衰落而成过眼烟云。乾隆末年后，有关扬州徽商的记载减少。1843年上海开埠后，相当多的徽州人移居以江浙为中心的各客商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