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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淇变法并未改变山西盐商累积的势头，山西盐商作为国内盐商老大的地位并没有发生变化。从明朝中期开始，山西经商之风渐已形成，经营各种商品的巨商大贾都涌现出来。这时，山西平阳、泽潞有“豪商大贾甲天下，非数十万不称富”
之说。
山西盐商家族所率先达到的权势在盐商敢于参奏户部尚书以及户部尚书辞职等事件中表露无遗。尤其是因开市所引发的政治大地震，更是让明朝盐商特权家族势力之大露出庐山真面目。
1518年，一场商官之间的较量显示了山西盐商作为一个群体的分量。
这场较量发生在吕铃等山西盐商和户部尚书石玠之间。如果说开中制和折色制是政府盐业运输、销售环节商业化的表现，吕铃等盐商就试图在盐业生产民营化上打开一个缺口。
叶淇变法的着眼点是增加政府的财政收入，并没有考虑到、事实上也没有配套解决政府拖欠商人的盐引问题。尽管1489年明朝政府出台政策，允许食盐生产者私自卖盐给商人，但由此加剧的私盐泛滥，让拖欠商人盐引问题的解决更加复杂化。弘治年间，河东盐一年半的盐课才42万引，到1509年，拖欠往年的正额盐
就达46万多引。
嘉靖以来，政府一直努力采取增加引目、提高引斤等措施增加官盐销量，以期提高盐税收入。可是人口相对固定，食盐市场有限，加之官盐税负重、成本高，价廉质优的私盐在市场竞争中胜过价昂质次的官盐，政府的种种努力终归失败。
16世纪20年代、60年代和17世纪初期发生过三次严重的盐务危机。在大部分的时间里，官盐在远离产盐地的省份供应不足，大量积压在盐场，最直观的后果是国家失去盐课收入而私盐泛滥。
正统年间以前，河南的河南（今洛阳）、汝宁（今汝南）、南阳（今南阳）三府及陈州（今周口）本是两淮盐的行销区，但之后改销河东盐。在宋代，河东盐年生产最高8000多斤，1604年时已达到2.8万多斤。河东盐产量的增加也推动了其行销区域的扩大，但私盐泛滥直到1609年也没有得到有效解决。
全国食盐需求量大约有18亿斤，官盐固定行销量只有5亿斤左右，食盐市场的三分之二为私盐独占，严重影响盐税收入。基于对灶户的鼓励，明朝规定灶户生产出的余盐可获得高于正额盐一倍的工本费，但问题是朝廷无力向灶户支付余盐的工本费。
在这种情况下，1518年，商人吕铃等上奏说，在河东盐池的东场、西场和中场盐池中，仅中池一区的生产量已经足够作为正额盐缴纳，其他盐池的盐产都被闲弃。他们恳请每一盐引定价一钱二分，“召商中纳，令其自雇夫役捞办关支，庶官民两便”
。
对于商人的说法，户部尚书石玠不仅不承认，还认为是奸商玩法，所以欲治其罪，但因吕铃等有权贵支持，最终作罢。石玠是今河北藁城人，与父亲、弟弟三人同为进士，父亲曾担任山东按察使。石玠因敢于直言，名列明代三大名宦之一。
这次较量没有明晰胜负。之后，对于是否允许商人自备工本雇人参加盐池生产，官方没有明确表态，但在正德、嘉靖后的隆庆年间，河东巡盐御史郜永春说过一番话，大意是，盐丁把盐业生产视为官事，贫民则把它视作家事，由此而产生的卖力程度也迥异：盐丁出力“十不得一二”，募夫则“一可以当十百”
。
来自民间的商业实践看来还是得到了官方的默许。明初废除中书省后，以六部分理天下庶务。六部之中，吏部的职位最尊，户部的权势最重。即便如此，石玠的不得不罢手似乎说明，晋商势力及政治靠山已经不容小觑。
这期间，大同镇积欠山西商人周全等粮草价银10万余两。因长期讨要不给，周全等屡奏户部催要，最后户部用拨付盐引及其他款项的办法予以融通补偿。另一个山西商人郭弼到河东盐场取盐却无盐可支，后奏准其改支淮盐22万引，折银四五万两。
甚至还有记载，1527年，官至户部尚书的秦金，因反对商人逯俊等奏要30万两淮盐引，遭到权贵打击，被迫辞职，这是山西盐商势力的预演。
叶淇变法之初，山陕富民也应时而变，纷纷内徙淮、浙，以与徽商“分庭抗礼”。仅在扬州经营盐业的山西太原府代州籍商人，就有阎瑶楚、杨继美、冯天棣等人。阎瑶楚以太原望族的身份在两淮从事盐业贸易，他的祖父和父亲纳粮报中于北方边镇。叶淇变法后，阎瑶楚由边商转为内商，“举家迁居扬州”。到清初，阎家出了个大学者阎若璩。
盐在古代是战略物资，在国家财税体系中占据举足轻重的地位。淮、浙盐场又在国内盐业市场中占据举足轻重的地位。作为全国最大的盐场，两淮盐场的额征盐课占到全国盐课总量的一半以上。可以说，淮、浙盐区的税收收入牵动着明清政府的神经。
淮、扬一带，山陕商民的势力很大。1558年前后，倭寇侵扰沿海，世居扬州的山陕盐商家属曾选送500名善射骁勇的精壮子弟组成商兵，驰骋于抗倭疆场。这种商兵组织比20世纪初国内商团组织的出现早了350年左右。
从开中制到折色制，山西商人一直积累着资本积淀背后的某种效应，那就是为改善生存和生活条件所表现出的闯劲、开拓意识和那股子执著劲，以及对商业机会与大趋势判断的敏感。当这些积累所形成的势能以政商结合的方式体现在某个商业领域时，晋商捷足先登的先天优势被发挥到极致。
嘉靖时，内阁大学士严嵩的儿子严世蕃曾以“积资满五十万以上，方居首等”，来描述他眼中的“天下富家”。他以此将全国17家富商列入“首等”，晋商占三家，徽商占两家
。
明代山西商人靠贩粮贩盐发家致富的事迹，散见于各类史籍。蒲州范世逵、洪洞李映林、临猗阎天杰、大同薛氏和李氏等都是代表人物或家族，但最为闻名者，当数蒲州的官商家族张四维家族和王崇古家族。
在明朝，盐业是反腐败的重点领域。明政府禁止监察官员、权势之家，公、侯、伯及四品以上文武百官及其家人、奴仆从事盐商业务。但在宣德、正统年间，这项禁令成为一纸空文。成化年间，原来在禁止之列的达官显贵居然直接奏请皇帝取得巨额盐引，然后转卖给商人以获取暴利。
到弘治年间，盐业已被这些官员垄断，要想获得盐引，必须依靠官家。
1571年4月，河东巡盐御史郜永春发起对王崇古和张四维的弹劾。他说，盐法之坏，在大商专利，势要横行，并称王的弟弟、张的父亲是大商，言下之意王张家族为势要，请皇帝“治罪崇古，而罢四维”
。
王崇古，今山西运城永济市人；张四维，今山西运城芮县人。在明时，两地均属平阳府的蒲州。前者时任宣大总督
，后者为吏部侍郎。两家都有盐商背景：王崇古之父王瑶、伯父王现、长兄王崇义、从弟王崇勋、舅父沈廷珍、姐夫沈江等都是商人；张四维的父亲张允龄、叔父张遐龄、弟张四教、岳父王恩等也都是晋商。
张家是元朝避乱永济的张思诚的后代。到张父一辈时，张允龄远游从商，西到兰州，贩货张掖、酒泉，数年后又南至淮、泗，往来楚、蜀之间。虽身在商界，但他视财利甚轻，笃信重义，南北所至，为众商所敬服。在遇到事情时，他往往判断正确无误，外人甚至怀疑他有异术。虽然张允龄足迹遍天下，但也拮据20年。
他的弟弟张遐龄也到过吴越、广州、南昌等地，但资本耗尽，穷困而归，并未成功。
王家第一代商人是王现、王瑶兄弟，他们的父亲官至主管教育的邓州学正。叔叔王珂曾中进士，任中书舍人，但早逝。哥哥王现为士不成，就外出经商，到过洮陇、张掖、敦煌及巴蜀、吴越等地，最后客死郑家口。弟弟王瑶也辗转多地，西到陕西、张掖、酒泉，东到淮浙和苏（州）湖（州）之间。王氏兄弟俩一生奔波在外，辛苦劳顿自不待说。“生财而有道，行货而敦义”
，是时人对这对兄弟的评价。
王崇古是王瑶的三子，在嘉靖二十年（1541年）中进士，历任刑部主事、陕西按察、河南布政史、右副都御史、兵部右侍郎、宣大总督。
郜永春弹劾的要害之处在于，王、张两家是姻亲，张四维之母是王崇古的二姐。也就是说，王崇古是张四维的舅舅。
不仅如此，王崇古的大姐嫁给了乔居蒲州的盐商沈廷珍的长子沈江。张四维的三个弟媳妇分别来自山西巨商王氏、李氏和范氏家族。张四维的一个儿媳妇是兵部尚书杨溥的孙女，张四维的女儿嫁给了内阁大臣马自强之子马淳，马自强之弟马自修是著名陕商。
北京工商大学教授梁小民认为，张、王两家经商第二代能够远远超过第一代的根本原因，就在于政商合一。
姻亲关系将两个家族豪势上升到前所未有的程度，如此政商家族产生的影响，在中国商帮史上可谓后无来者。
从时间上看，在郜永春弹劾王张两人的前一个月，即1571年3月，一场持续了三年、对蒙古是战是和、是否对蒙古开放马市的争论，刚以议和派占据上风而告终。
这场争论，源于俺答汗与他的孙子把汉那吉的紧张关系。把汉那吉与俺答指娶的胥比吉之女，“不相能”而自聘兔扯金之女，但俺答夺孙妇与人。把汉那吉一气之下于隆庆四年（1570年）九月到大同镇败胡堡，投降明军。
接受还是拒绝把汉那吉的归附，事关明朝与蒙古族最强大的鞑靼部落的关系。此时俺答已经调兵向明朝索要把汉那吉，明蒙关系处于千钧一发之际。过去近30年间（1542—1570年），俺答多次提出通贡互市要求，遭到明朝拒绝，明朝甚至斩杀蒙古来使，传首九边。明蒙关系紧张到鞑靼部频年入犯，明朝北部边境“华夷交困，兵连祸结”
。
此时大同的最高军事首领就是宣大总督王崇古，王崇古认为，“此乃奇货可居”
！他深知此事可以游刃有余之处，就与时任大同巡抚的方逢时联名上疏，提出解决把汉那吉归附事件的上、中、下三策，并把封赏把汉那吉作为上策。
御史饶仁侃、武尚贤、叶梦熊，礼部尚书兼文渊阁大学士赵贞吉等坚决反对接受把汉那吉归附，主张对蒙古采取强硬军事手段。王崇古、张四维、张居正（湖北人）等则主张议和、开马市，两派观点针锋相对，以至于兵部尚书郭乾不知所措。
最终，隆庆皇帝采纳了议和派的建议。俺答换回孙子，将明朝叛臣赵全等送还明朝，并上书愿世代服从明政府。王崇古再次上奏朝廷，希望加封俺答爵位，将其作为属国，与俺答订盟通贡，开放马市。
隆庆皇帝从其议，与蒙古议和，封俺答为顺义王，其幕下皆授衔，是为“隆庆议和”。议和内容还包括允许与蒙古通商贸易，每年在大同、宣府、山西（偏关）三镇的长城以外开设马市一次，蒙古用马匹换取需要的布帛、皮货、服装、针、线等物品和杂货。
明政府以每年付出马价银10万两和抚赏鞑靼部银22000两的代价，获得该部每年上贡500匹马和在马市交易14500匹的承诺。此后，俺答汗四代世袭封贡至明末。
这是明蒙关系史上极具转折意义的一幕。在主和派看来，双方的敌对状态是因为明政府的闭关政策。如果双方各取所需，边区安宁足以维持。主战派更多从雪耻报国的角度来看待与蒙古的关系，主和派则更多从顺应经济发展的趋势出发。
王崇古是议和的主要推动者，《明史》记载，“贡市之议崇古独成之”。王崇古的外甥张四维也是议和的积极推动者。为实现议和及开马市，张四维曾设法联络内阁大臣高拱。《明史》载：“俺答封贡议起，朝右持不决。四维为交关于拱，款事遂成。”
时任内阁大学士的张居正也是议和派的主要人物。当年司马相如曾为西南夷事上书汉武帝，其中有句话意味深长：“盖世必有非常之人，然后有非常之事；有非常之事，然后有非常之功。非常者，固常人之所异也。”就隆庆议和而言，张居正曾借用这番话，用知己的口吻给王崇古写信说：“此所谓非常之事，非公孰能了之？”
虽然郜永春弹劾王崇古、张四维之事并不直接涉及隆庆议和问题，但从弹劾时间来看，显然是对议和派的不满。两派的分歧可谓牵一发而动全身，斗争错综复杂，随后引发了明朝历史上一场政治大地震：兵部尚书郭乾辞职，内阁大学士首辅李春芳辞职，高拱（河南新郑人，祖籍山西洪洞）、张居正先后出任内阁首辅，与张家有姻戚关系的杨博出任吏部尚书，反对议和的户部尚书张守直辞职，由山西籍官僚王国光就任户部尚书。
高（拱）张（居正）内阁继承了王张家族的执政理念，他们对内励精图治，整顿政府机构，督促公务，考核官吏，在与俺答议和通贡的同时，对外切实加强边地防务，不仅调用抗倭名将戚继光镇守蓟州镇，还重用各镇督抚总兵王崇古、方逢时、刘汉、马芳等著名将领，切实加强了沿长城各镇的防御。
王崇古、张四维等在议和、开市问题上发挥了重要作用，但背后影响和推动这一政策的是以晋商为代表的商人。在山西，靠盐业起家的很多商人，譬如号称天下首富的平阳亢氏、李因笃、王玺，代州的冯忠等，都依靠官府势力而成为晋商第一代富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