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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期以来，中国商人给人一种宿命的印象：但凡大商，无不是政商，一旦涉及政治，他们又命运多舛。何故？没有一个政权不需要经济基础，政商需要协和，但边界在哪里？时至今日，中国甚少有百年商业家族，是外来侵略打乱了这一进程，还是中国社会本身的基因使然？
一部中国商帮史堪称一部政商关系史，如果不能够从政商关系的角度切入审视中国商帮乃至商人的历史命运，就难免失之偏颇，但历史业已形成的惯性会在多大程度上影响当下的政商关系演变，中国未来的政商关系会走向何方，能走向何方，这些问题，中国商帮史能给出怎样的启示？
但要真正参透中国商人的历史命运，如果仅仅关注政商关系，又难免有没有抓住要害之惑，怎样才更接近政商关系之本质？
种种问题，我们无法给出确切的答案，但基于对中国商帮起承转合历史的梳理，我们希冀通过对中国式政商关系的根源与逻辑的剖析，为当下中国新型政商关系的重构，以及探视中国商人的历史命运，提供一种思考路径、镜鉴抑或诠释的方向。
通读本书，古今对照，悉心揣摩，时空穿梭，你会对中国600余年的商业脉络及走向有一个整体印象。它赋予你的将是另一双眼睛，让你得以从更为广阔的视野去徜徉明清以来的中国商业史，而一旦你的时空观被打开，你对当下及未来的商业事件、走势，或许会生发并建立起属于自己的研判体系。
对中国商帮诞生的历史背景及其更替演变的内在逻辑的追寻，构成本书的主要脉络。为什么是明朝而非更早的朝代拉开了中国区域商人称之为“帮”的序幕，是本书首先涉及的命题。普遍的说法，明初的“开中”（一项重要的食盐专营制度）和军屯、商屯、民屯的存在，导致山西商帮的出现。问题是，宋元时期也实行了同样的政策，为什么没有催生商帮萌芽，而到了明朝，商帮为何就那么自然而然、不可阻挡地萌芽了？
历史总有其微妙之处，业已沉淀下来的林林总总的史料总是左右着人们的视线。哪些是表象的浮尘？哪些更接近于事实的内核？哪些是无关宏旨的具象？脉络与具象之间的逻辑又是如何构建起来的？
其实，中国商帮史的源起也是白银在明朝上升为本位货币的历史。这一过程折射的是中国与世界经济共振的全球化图景。白银到底如何改变了明朝历史，中国商帮的诞生与白银之间到底发生了什么？这也是本书要着力阐述的一个问题。
1424年，明仁宗做了一件改变整个明朝命运的事情：同意户部尚书夏原吉开放银禁交易的建议。尽管明仁宗在位仅一年，但他的这个决定影响了整个明朝。从之后的历史发展进程来看，此举成为整个明朝货币史的拐点，也是徽商取代晋商在盐业领域地位的时间拐点。当我们将一个个孤零零的节点通过商帮这一脉络串起来时，你会突然有一种恍惚感：历史的脉络竟然如此紧密地咬合在一起。
到了清朝，由四口通商到广州集万般宠爱于一身的一口通商，成就了广州十三行商人。为什么十三行商人中福建商人最为厉害？为什么第一次鸦片战争后北上上海滩，首先得势的是广东香山商人？为什么李鸿章主持洋务时最早对香山商人十分倚重？香山商人在中国近代史上扮演了重要角色，这一地位是如何形成的？
就浙商而言，为什么以甬商为代表的浙商稍后碾压粤商而在上海滩崛起？何以粤商又有卷土重来力压浙商之势？两地商人是如何角力的？
同是起义，为何太平天国运动将山西票号推向了巅峰，小刀会起义却风云际会地改变了整个福建人在上海的生存生态和命运？就这一脉络而言，为何近代海外侨商以福建、广东、浙江等地人居多？洞察了这段历史，你就可以明白为何邓小平主持改革开放时要率先在广东、福建两省创建四个经济特区，尔后又提出“把全世界的‘宁波帮’都动员起来建设宁波”的口号。
为什么说山西商帮是中国商帮史上绵延历史最长甚至堪称最伟大的商帮？在张之洞将汉口打造成洋务重镇之前，汉口是晋商的大本营，晋商是在何种情况下弃汉投沪的？这段历史与香山买办有何交集？山西票号凭什么能够无以取代地与浙苏金融势力在上海滩相安无事？在向近代金融业转型中，山西票商占据先机又错失，这与晋商自身的特点有何内在关系？
为什么说江苏商人的根在苏州？苏商群体的角色包容度之大，做到极致的商人数量之多，何以是其他商帮无法比拟的？尽管浙商几将中国商帮推向顶峰，为什么却说苏商是中国最接近中正的商人群体？两大商帮各有哪些特点？历史留给我们太多疑问，这种追寻延展了本书的视野与容量，中国货币史、朝贡史、贸易史、社会经济史及明清不同身份商人的演变史等交织其中。我所尝试的，就是一一解开这些问题，为你还原一部真正完整的中国商帮史。
中国商帮史是多维度的，一部商帮史也几乎是一部中国开放与封闭的历史。无论是以晋商为代表的陆路外贸商人，还是广州十三行里的闽粤商人，抑或上海开埠后逐鹿上海滩的以香山买办为代表的海路外贸商人，无不是外向型的商帮群体。尤其山西百年商业家族比比皆是，为数不少者与对外贸易有关联。当对外政策开明时，商帮群起；当对外政策晦暗或封闭时，海盗横行。一开一封之间所致他们命运之悬殊，对比强烈。
在明朝，中国海商绝大多数时候以海盗商人的身份活跃在海外贸易中。他们甚至武装走私，公然对抗政府。从粤籍的陈祖义到闽籍的金子老、许光头，从徽籍的许栋、王直到泉州籍的李旦、郑芝龙，莫不如此。
这些中国海上走私商人集团的存在，不经意间结成一张遍及东亚、东南亚的贸易网络。他们与葡萄牙、西班牙、荷兰、英国、法国等西方殖民者的角力，成为这些国家肢解中国朝贡体系前最后一道强有力的屏障，但寄希望于海外贸易的开放而不得的他们，最后一个个身首异处，书写了魔幻般的悲剧人生。
历史上的中国海商似乎走不出某种宿命，这种宿命背后其实站着两股强大的政治力量，其间的较量和碰撞对中国海商命运乃至整个朝代的政局都产生了深远影响。郑和下西洋的逻辑是什么？为何后来戛然而止，甚至连档案都遗失了？随后，在事关开放的问题上，为什么身处北方的山西盐商家族内处于朝堂的官员在面对弹劾时能够引发一场政治大地震，而远在东南的以福建人为主体的海商家族在主战主和问题上能够逼死一个主战的巡抚出身的副都御史，甚至连四任首辅老臣的主战派人物也最终掉了脑袋？
这是开与封力量的此消彼长，也是中国海商走不出宿命的根源所在。整个国家的格局与命运也与此共振。及至西方殖民者用枪炮逐步洞开中国门户，朝贡与私商走私体系崩溃，西方殖民体系取而代之，并伴随租界从沿海沿江向内地辐射、海关管理权被英国所攫取，中国主权尽损，关税权尽失。
开放，意味着对内改革，通过改革，不断加快开放的步伐。1571年，山西官员王崇古在张家口广招四方商贩；1617年，户部尚书李汝华和两淮盐政大臣袁世振在两淮盐场推出“纲运制”盐业新政；1686年春，广东巡抚李士祯颁布告示，商人每年缴纳一定银两，可以官商的名义包揽对外贸易，及至洋务运动时期的“官督商办”，都是这种传统的延续。
但开放并非没有限度，鸦片战争后，茶、丝等曾为中国带来贸易顺差的传统外贸强势产业，逐渐因订单掌握在西人手中而假手买办，操纵于西方国家之手。胡雪岩的传奇是清朝本土商人与西方国家一次彪炳史册的商业对垒，中外勾结加之中法战争的军事干扰令胡雪岩一败涂地，从此中国丝业再无对抗西方渗透的商业势力，中国茶商、茶农损失惨重。
伴随汉口的开埠，以及对俄国的大力度开放，晋商在北方陆路丝茶贸易中的地位一朝中断。晋商是中国最具战略眼光的商帮，在撒手外贸时，已经找好票号的备胎。在逃亡国外十余年的维新派梁启超眼中，“对于外人批评吾国商业能力，常无辞以对”，但中国唯一有历史、有基础能“自夸于世界人之前”的也只有山西票业。
山西票业是中国草根独立成长起来的金融业，在1904年以前几处于无政府管理状态之下，也是中国本土唯一可以与西方抗衡的产业。在中国门户越加开放、西方银行业长驱直入的情况下，票号分布区域之广、数量之多，仍为国内外银行、各大钱庄所不及，这就是山西票商得以“汇通天下”的秘密。
及至辛亥革命，诸多票号因被抢劫导致存贷失衡而逐渐失去往日声势，日本侵华又进一步挤压票号发展空间，中国经济失去最后一道闸门。至此，中国完全沦为西方商品加资本的跑马圈地之所在。只是香山侨商在上海百货业的强势崛起，中国才借此在零售等产业挽回些许颜面。
以此，你可以一目了然中国之所以坚持改革和开放的历史逻辑。从特区、沿海到内陆、沿边，从自贸区、航空港经济综合实验区、内陆开放型经济试验区到中欧班列、国家跨境贸易电子商务服务试点城市，从以引资为主的开放到“一带一路”倡议下的“走出去”，中国昂首开放，成为世界发展的引擎。
有关中国商人，最广为流传的一个观点是，商人的社会地位低。其明证是，在古籍里“士农工商”的排序中，“商”居于最后一位。众口一词的说法是，这是抑商的体现。
在笔者看来，抑商恰恰证明商人势力过于强大。士农工商，不可否认在古代存在这种排序，但远难言是常态。为什么中国历史上往往是农民闹革命，而不是商人或地主，这里面没有宏大的道理。在整个社会中，处于社会最底层的，基本是农民而不尽可能是商人。
义与利、士与商，在传统中国向来格格不入、泾渭分明，但到明朝，给商人写墓志铭不再事关体面而成为务实的象征。曾任河南知府的萧元吉、心学大师兼官员的王阳明、官至南京礼部尚书兼太子太保的李维桢，都要么为商人撰写碑记，要么写墓志铭，要么立传。以李维桢为其立传的李汝衡来说，李家世代经商，靠长途贩卖丝绸和四方珍奇而致富，几乎垄断了湖北一省的丝绸市场，拥有舟车百余。李汝衡拥资巨万，同时乐善好施，极为慷慨，这一点为李维桢所推崇。
如此局面也体现在晋徽商帮的县志中。明朝徽州《歙风俗礼教考》称，“商居四民之末，徽俗殊不然”。万历《徽志》称，明中叶商人在徽州“昔为末富，今为本富”。徽州、山西商业发达地区均在史志中出现有关商人在社会排序变化的描述。
王阳明靠批驳朱熹之说而自成一统，有半个圣人之说。作为浙江余姚人，他倡导“致良知”和“知行合一”，对后世影响较大。在王阳明眼中，士好利，比商贾有过之而无不及，只不过是异其名而已。
在明朝，宦官专权及低薪制度让整个文官集团也有代言商人的倾向，而明末从精神上承袭了王阳明一脉的东林党，表面看是一个士绅集团，实际却是具有政治倾向的商人利益的传声筒。
到鸦片战争前，广州十三行商人甚至充当起连接清政府与外国贸易商人的中介角色。作为政府授权的商人—十三行行商尤其是公行总商就有代表清政府行使集大清国外交、税务、治安、民政等诸多事务于一身的权利，这或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
到洋务运动时期，在各方掣肘下，与洋人打交道熟稔的商人被各方推到了上海知县的位子上，以中兴大臣李鸿章等为首的洋务派大臣倾力招徕民间买办及其他来自船、丝、茶等行业的商人入股办理近代工业事宜，这些风云际会之下的事实几前无古人。状元张謇被两江总督兼南洋大臣张之洞看中而奏派去做实业，也成为时代的最强音和风向标。
清末民初，士商边界模糊，在代表中国社会精英阶层的士绅逐渐瓦解之时，从士绅中孕育出了绅商。1904年，在旷世官商盛宣怀授意下，近代意义上第一家打破区域之限的商人组织—上海商务总会成立。以此为标志，中国商人第一次以一个阶层的方式出现。随后，各种商会组织如雨后春笋，并在辛亥革命中事实上扮演了清朝掘墓人的角色。
士商结合在特殊、少见的历史节点具有积极意义，但当士商合流掌权，将农工置于一边，特权横行，就意味着社会灾难。如果未能有效、及时地阻止，他们往往脱胎而成新的特殊利益集团。
山西八大商人，因在明末战争中暗中接济清军而在清初成为皇商。盐业是明清时的主要税源，到清朝中期，两淮盐场越发成为特权者的游戏场所，腐败滋生，盐价高企，百姓怨声载道，恶化为社会毒瘤，以致执掌此地的官僚及代表性商人被肃整。主导此地盐业的徽商兴于盐，也败于盐，而八大商人中被“赐产张家口为世业”的范氏家族，因亏欠户部银两，最终没能逃脱被抄家的命运。
清朝洋务运动虽以“师夷长技以制夷”为宗旨，打着自强的旗号，但综观洋务派，自身却蜕变为不折不扣的既得利益者，与其商业代言人及幕后西方殖民者上下其手，成为大清国的蛀虫。
这一现象最明显地体现在李鸿章和盛宣怀两人身上，两人与殖民者及其代言人眉来眼去，甚至与虎谋皮，策划并导演了后来让清廷颜面扫地的“东南互保”。这两人，一个被人讥讽为“宰相合肥天下瘦”，另一个被人描述为“一手官印，一手算盘”，身后留下的财富之多，都到了需要用三四年时间统计的程度。
盛宣怀隐忍持重，能屈能伸，游刃在旧氏沙船商人、买办商人以及官场的不同派系之间，以实干家的角色演绎了中国商业史上的传奇。但在商业伦理上，他又极尽能事，成为政商边界不清的最大受益者。他亦官亦商，官商不分，以公营私，化公为私，亦公亦私，与胡雪岩一样大发国难财，酝酿而出的是整个商业体系乃至社会规则的大溃退，由此结出的恶之花将整个社会带向崩溃的边缘。户部尚书阎敬铭称，胡雪岩“最善交结官场，一身兼官商之名”，晚境凄凉，盛宣怀则背负着“误国首恶”的骂名留在《清史稿》中。
洋务派本代表着冲破传统的新兴势力，他们有志于打破一个旧世界，建设一个新世界，但他们一边打破，又一边沦为既得利益集团。从公的角度说，授予洋务企业以专利权，使其开始即为仅惠及少数人的“私家花园”，民间资本的投资渠道为之阻塞，洋务在短时间内难以普及，进而错失近代工业发展的机遇期。从私的角度说，洋务派将政策最大限度地利己化，披着官督商办的外衣，将洋务事业固化为效忠一个人、一个集团而非一个国家，这是不可思议的，也是洋务派无力挽救清朝于水火的根本原因。
作为这种惯性的延续，北洋政府时期，中国的问题表面出在军阀割据上，深层次则是整个社会游戏规则的大混乱，一家或几家之私俨然凌驾于整个社会之上。国民政府没有能力遏制这种局面的发酵，四大家族顺水推舟，俨然明朝晋商政商家族、晚清席氏及盛氏等政商家族的放大版，由此所造成的社会失衡，最终由共产党出手团结工农、以公抑私而终结。士商势力过大，唯有工农结合，方可以与士商形成新的平衡。
在中国，公与私是平衡社会的两大经纬，谁能够把握这种平衡，谁将执掌江山。民国时，蒋经国在上海“打虎”，但投鼠忌器，最终因不敢拿自己人动手而不了了之。新中国成立之初，对商业抑制过甚，及至公私合营、消灭私有制，社会再度陷入失衡。公私合营是对晚清、北洋政府和国民政府时期积聚历史的反正，用力可能过猛，但与此前的积重难返或是对应的。或者说，公私合营及消灭私有制缓冲了公私不分在中国的弥漫。
如今，商人的社会地位空前提高，各地商人大会方兴未艾。要像尊重科学家一样尊重企业家，是中国当下对待企业家的基本格调。激发、保护和弘扬企业家精神，不断强化对企业家的爱护和尊重，成为时代的主旋律。但中国远不满足于此，正在以“亲”“清”为核心，致力于把权力关进铁笼子，简政放权，重塑政府职能部门的职权、边界，建立高效、廉洁的执政监察队伍与体系，以建立新型的政商关系，为双方往来建立防火墙，这注定是开创性的。
无论中国社会阶层如何演化，士商或官商勾连历来都是中国潜在的最大社会风险。农民起义是显性的，官商勾连是隐性的，隐性的社会影响与恶果往往比显性的更甚。对个体商人的命运而言，士商勾连是中国商人的牢笼，历朝历代与权势走得过近的人，不出事则罢，一出事就是关系人命或声誉的大事。所以为商要远视，要以走远路的心态，不谋一时之利，自动远离权钱交易，不偷税漏税，行正路，方能长久。
中国是一个讲究“中”和“度”的社会，凡事谋求平衡、和谐。尽管阿里巴巴创始人马云讲，地主被消灭，农民也富不起来，有其道理，但地主富起来，如何为富也仁，同样是一个宏大的历史命题。
一个能培植中气的社会，才能周身协和而接近理想状态。从这个角度而言，京东创始人刘强东2017年有关中国有几千万人生活在极端贫困的状态下，“这是整个中国人特别是已经富起来的人的耻辱”的一番话，虽然听起来刺耳，又何尝不是这个道理？当然，2021年2月中国宣布脱贫攻坚战取得全面胜利。
社会本是一项系统工程，每个人都是这个系统的一分子，如果贫富分化问题过于严重，一旦有所变故，损及的是整个系统，富人也不可能独善其身。中国最大限度地让更多人走出贫困线，就是对改革开放成果及富人的最好保全。
中国面临种种的共同问题，譬如环境污染、食品安全等，但重中之重还是贫富不均及社会失衡问题。有人指望于中国培育出一个中产阶层来，思路没错，但贫富分化并不会借此自然解决。解决贫富问题不应只是政府的工作，有大历史观的商人要有力所能及的担当。
李嘉诚讲，他追求的境界是要“建立自我，追求无我”。冯仑对此的理解是，在发展事业时要让自己强大，在做人时要让自己矮下来，矮到无我，让周边的人感觉不到自己存在的压力。在维系社会均衡发展的问题上，商人不能将自我矮化到人群中，要站起来有所担当，才能融入社会，真正消除贫者与富者之间彼此的压力感。
马云也有所进化，在恒大、碧桂园、万达等企业俯下身子参与到中国消灭贫困的社会战役之后，2017年12月，他宣布成立脱贫基金，准备用5年投入100亿元，组建一套组织保障体系，用公益的心态、商业的手法，全面参与到脱贫攻坚战中去，并将此确定为阿里巴巴的战略性业务和战略性目标。他说：“没有邓小平就没有我们，但我们应该先富帮后富，我们的员工可能是中国最有钱的员工，所以我们不能为富不仁。”
马云的这番话是妥帖的，堪称表率，这是匹配他在中国商界地位的历史担当的。但凡大商都要有站在政治的立场考量商业的敏感和情怀。
中国共产党是极具理想主义的，一是反腐，二是扶贫，都很有理想主义色彩。我们决定为2020年全面脱贫的目标贡献力量。
前几年李嘉诚跑路传闻甚嚣尘上之时，社会上盛传他的一种观念，商人不要觊觎政治，“不要试图让商人去承担国家的政治责任，也不要试图用政治去影响商人的经营理念。上帝的归上帝，恺撒的归恺撒，商业的归商业，政治的归政治”。这种说法又未免将政治与经济的关系撇得太清。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李嘉诚曾稳居华人首富的宝座，这本身也是他审时度势、顺应国势的产物。如果没有对国势的顺应，没有政治加持，何来其在大陆囤地、坐收时代发展之红利的好事？
商业是有其政治道义的，不可能需要时为自己搽脂抹粉，不需要时就变脸。政治也是有其时代性和人性的，如果无从把握政治的时代性和人性，也就不可能精准把握蕴含其间的商业时代性和人性。政治的时代性不能过于突兀，不然可能会造成商势的顿挫与政商关系的紧张。无论政治还是商业的道义，都以顺应时代为要，都讲究艺术效果。
“中”字思维不仅体现在维系士、农、工、商四个阶层的平衡之中，也深刻烙印着把握公与私平衡的命题。只是在不同的历史时期，这种取舍有着与时俱进的审视维度。从全面脱贫走向共同富裕，是中国社会发展的全新里程碑。资本横冲直撞与无序扩张，与这个时代的鲜明属性格格不入。要瞒天过海掀起资本的盛宴与狂欢，会显得格外唐突。蚂蚁金服、联想、滴滴都是活生生的例子。
做企业，要有关切国家经济、科技、数据等各个层面利害的自觉，不能有携大自重、携洋自重的侥幸。尾大不掉，于社会终是毒瘤，于人于企注定是一出悲剧。
把握行业之势是顺势而为，但最大的顺势是顺国之势，顺国势就要有国家和人民立场。没有国家和人民立场，将一部分人的利益凌驾其上，就难免摔跟斗，遭遇滑铁卢，轻则口碑尽失，遭遇顿挫，重则破产重组，物是人非。
这是一个资本与政治需要重新耦合、找准彼此尺度与火候的时代。真正的大商不可能伟大于一个孤掌难鸣的时代，他不仅是一个时代的商业代言人，更要是一个时代人性与风向的洞察大师。但凡大商，唯具有纵深的商业史观，才更容易知深浅、晓分寸地把自我安放在时空的某个坐标中，知道自己从哪里来，到哪里去，要前承何事，后启何向，进而才可能试着在商业史上为自我留下一席之地，对后世有一个交代。
在新型政商关系之下，商人对社会的贡献不仅在于容纳就业、依法纳税，历史将铭记那些在大的历史时期具有标志性的产业奠基人、开拓人，如果他们再有商业思想、家国情怀，那更是难能可贵。
广东十三行里的伍家，尽管富贵，但在大是大非问题上没有把持力，从事鸦片贸易，于民于国，终不光彩。盛宣怀在洋务运动中举办诸多实业及慈善，但他以官商身份游刃于公私之间，影响殊恶，尤其是在袁世凯签订的《二十一条》中渗透个人利益，将国家利益捆绑到个人利益的战车上，怎么批判都不为过。
解放战争，让中国重新走上独立、自主之路。改革开放，让中国迈向复兴之路。这是中国走出鸦片战争以来被欺凌历史和洋务运动失败渊薮的奋斗结果。
如今，中国国有经济在卫星导航、量子计算机、量子通信、高铁、核工业等高精尖技术领域，民营经济在5G、新材料，以及移动互联网、AI+电商、支付、物流、共享单车、无人驾驶、无人机、医疗、智慧城市等领域，实现从一路跟随到逐渐领跑的历史演进，令全球为之瞩目。
在第四次工业革命的起点，最高层眼观六路，耳听八方，从善如流，不断将有关新经济及各隅发展的建议上升为国家战略。中国自鸦片战争以来，第一次真正与全球站在同一起跑线上，并有领跑之势。
中国崛起的速度，史无前例。美国露出狰狞面目，不惜鼓动西方盟友围堵中国以华为为代表的高科技企业，更反衬出中国进步之神速。残酷的现实教育了中国人屏气凝神，团结一心，同甘共苦，而不是做带路党。
在明清商帮史上，开放和局部战争的大和平环境孕育了以山西商人为代表的诸多百年商业家族，只是鸦片战争、中日甲午战争等打乱了这一进程。是时，中国盛极而衰，开始走下坡路。改革开放40年，中国重启升势，正有望迈上凌霄。
从商帮史的角度来看，中国或处于600多年来堪称发展局面最为平顺的历史时期。我们需要反省，不能允许屈辱的战争再次打乱中国的发展进程。惩治贪腐、捋清政商关系、消灭贫困等，都是深谋远虑的长治久安之举，这是与晚清、民国截然不同的气象。
未来，百年商业家族在中国群起，只是时间问题。当这一天来临时，或许以下四个问题仍将拷问着整个中国商人群体：
你们会有摒弃无原则趋近权势、利害而走远路的自省、执着吗？
你们会有为富也仁、以其无私成其私的大历史观和大担当吗？
你们会以政治家的眼光审视社会均衡发展，实现商业利润与国家利益双轮驱动吗？
如果向你们提出上述三个问题，你们会认为这是一厢情愿、一派胡言吗？
每个有抱负的中国商业领袖都要有身后意识，知道自己的所作所为、所传承或开创的商业商脉，对于定格自我在中国商业史上的地位的潜在意义。
谨以此书献给那些在中国商帮史上留名的工商业英雄，每一次温故和分享他们在不同节点的起承转合，就像与他们进行一次穿越时空的对话。同时，也将此书献给那些推动中国工商业文明进程的现代商人，他们正在创造当下，并将凝固成50年、100年甚至更长时空背景下中国商业史的华章。
王俞现
2018年3月19日初稿
2019年7月11日再稿
2023年2月15日修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