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天在河边的旧书摊，有本书的书名吸引了我：《相遇时节》。我也一样，在很远的从前，我也有和人相遇的时候。那时我常害怕虚空。独自一人还好，和几个刚认识的人在一起我会头晕。我宽慰自己说，等一下就有机会不声不响走开的。这些人中总有那么三两个，你不知道他们可能把你带往何方。那是冒风险的事。

我可以从星期天晚上说起。星期天晚上让我心生惧意。冬天午后，天将黑的时候，一个人回寄宿学校。星期天晚上让每个有这种经历的人心生惧意。稍后这会紧跟到梦里不放过他们，有时一生也不放过他们。星期天晚上一群人聚在玛蒂娜·海华德家。我也在那些人里头。那年我二十岁，不太自在。我有一丝负罪感，仿佛做回了中学生，没回寄宿学校反倒离家出走。

我是不是应该马上说到玛蒂娜·海华德，说到那些晚上围在她身边纷纷扰扰的那群人？或者，我应该依循时间的先后从头说起？我不知道。

十四岁左右，我习惯一个人在街上走。那是在假日，校车把我们捎到奥尔良门。我父母不在身边。父亲忙他的事。母亲在皮嘉尔的一家剧院演戏。那一年，一九五九年，星期六晚上母亲上戏台，我则头一回见识皮嘉尔街区。接下来的十年里我常回那个街区。等我有勇气时还会透露更多细节。

刚开始我害怕一个人走。为了安心，我每次走同样的路线：喷泉街、白广场、皮嘉尔广场、弗洛肖街和维克托-马歇街，直到皮嘉尔街角的面包店。那里通宵彻夜开门，挺不寻常的店，我在那里买一只羊角面包。

同是那一年的冬天，星期六不用上学时，我守在斯彭蒂尼街的一栋楼前。住在那里的人我忘了名字，我就叫她“斯蒂奥帕的女儿”吧。我不认识她。我从斯蒂奥帕那里知道她的住址，我父亲和斯蒂奥帕在星期天带我去布洛涅森林散步。斯蒂奥帕是俄罗斯人，和父亲是朋友，经常见面。他身材高大，一头发亮的棕发，穿一件毛皮领子的旧大衣。他当时运气不佳。傍晚六点左右，我们陪他走到他住的家庭公寓。他告诉我，他女儿和我一样大，我们不妨交个朋友。他好像不再去看女儿，她和母亲、继父一起住。

那年冬天的星期六下午，在去皮嘉尔的剧院化妆室找母亲以前，我守在斯彭蒂尼街的那栋楼前。我等待那扇通车辆的黑铁镂花镶玻璃大门打开，等待“斯蒂奥帕的女儿”，那个和我一样大的女孩走出来。我肯定她会是独自一人，她会主动走到我面前，我会很自然地和她说话。可是她一次也没有从那栋楼里走出来。

斯蒂奥帕给了我电话号码。有人来接电话。我说：“我找斯蒂奥帕的女儿。”一阵沉默。我自我介绍是“斯蒂奥帕的朋友的儿子”。她的嗓音清澈友好，仿佛我们已认识很久。她对我说：“下星期再打给我。我们约个时间见面。情况有点复杂……我现在不和父亲一起住……我会跟你解释的……”但是下星期以及那年冬天的其他星期，电话打过去再也没人接。有两三个星期六坐地铁去皮嘉尔以前，我还会守在斯彭蒂尼街的那栋楼前。毫无结果。我本该按门铃的，但我肯定没人开门，就像没人接电话。然后，到了春天，我们不再和斯蒂奥帕一起去布洛涅森林散步。我也从此不再和父亲一起散步。

很长时间里，我相信只有在街上人们才能真的相遇。所以我在马路边等斯蒂奥帕的女儿，我不认识她，一味站在她住的楼前等她。她在电话里说：“我会跟你解释的。”这句话在我梦中回响了好几天，声音越来越遥远。是的，我想见她，因为我希望她能给我一些“解释”。也许她会帮助我更好地认识我父亲，那个沿着布洛涅森林小径静静走在我身旁的陌生人。斯蒂奥帕的女儿和斯蒂奥帕的朋友的儿子，她和我必定有共同之处。我肯定她比我更了解内情。

那时我父亲总在办公室半开的门后打电话。从他口中吐出的只言片语让我好奇：“黑市里的俄罗斯帮”。四十年后，我无意中看到一份俄罗斯人名单，全是德国占领时期的巴黎黑市交易大佬。沙波什尼科夫、库里诺、斯塔莫格鲁、伍尔夫男爵、米什切斯基、季雅巴里捷……斯蒂奥帕也名列其中吗？还有我父亲，他也用俄罗斯人的假身份吗？我最后一次问自己，在这些谜团没有解开就遁入时间的暗夜以前。

我十七岁时遇见一个女人叫米莱依·乌鲁索夫。她的俄罗斯姓氏来自她丈夫埃迪·乌鲁索夫，绰号“领事”。他们住西班牙的托雷莫利诺斯一带。她是法国人，出生在朗德。那里有延绵的沙丘、松树、大西洋的无人海岸、九月的晴朗日子……但我认识她在巴黎。那是一九六二年冬天。我离开远在上萨瓦的中学，发着三十九度高烧坐火车去巴黎，午夜时分找到我母亲的公寓。母亲不在家，钥匙交给了米莱依·乌鲁索夫。她在回西班牙前借住几周。我按门铃，她来开的门。公寓像没人住似的。家具几乎搬空了。进门有一张桥牌桌和两把椅子。临河岸的房间正中有一张大床。隔壁是我儿时的睡房，有一张桌子、一些布料、裁缝用的人体模型，衣架挂着好些裙子衣服。吊灯散发昏暗的光，多数灯泡是坏的。

那是个不寻常的二月，公寓里是昏暗的光，反对阿尔及利亚独立的地下组织频发暴动。米莱依·乌鲁索夫刚滑雪回来，给我看她和朋友在某个木屋阳台拍的照片。其中一张有她和一个叫吉拉尔·布蓝的演员。她告诉我，布蓝十二岁时未经父母同意就开始拍电影，因为他当时就是自做主张的孩子。后来我在好几部电影里看见他。在我的印象中，他总是不停在走路，双手放进口袋，稍稍缩着脑袋，像要躲雨似的。白天大多数时候我和米莱依·乌鲁索夫在一起。我们不常在公寓吃饭。煤气断了，做饭要点酒精炉。没有暖气。不过壁炉里还剩一点木头。有天早上，我们到奥尔良门附近补交一张拖欠两个月的电费账单，免得接下来那些天点蜡烛。我们几乎每天晚上都出门。临近午夜时分，她带我去公寓近旁圣父街的一家小酒馆。歌舞表演早就结束。底楼的吧台前还坐着几个客人，好像互相认识，低声地交谈。我们和她的朋友约在那里，一个叫雅克·德·巴维埃尔（或得巴维埃尔）的颇有运动家风度的金发男人。她告诉我，他是“记者”，经常“巴黎和阿尔及尔两边跑”。有几次夜里她没回来，我猜她是和这个雅克·德·巴维埃尔（或得巴维埃尔）在一起。他住保尔-杜美街的单间公寓。有天下午我陪她去过一次，因为她把手表忘在那儿。雅克·德·巴维埃尔不在家。有两三次，他请我们到香榭丽舍大街附近吃饭。那家餐厅在华盛顿街，名叫沙地玫瑰。很久以后我才知道，圣父街的小酒馆和沙地玫瑰在当时的常客都来自某个与阿尔及利亚战争有关联的治安组织。出于这一巧合，我寻思着雅克·德·巴维埃尔（或得巴维埃尔）是不是组织里的成员。七十年代的某个冬天，傍晚六点前后，我在乔治五世地铁站口看见一个男人，我进地铁时他正走出来，我认出他是老了些的雅克·德·巴维埃尔。我转身跟在后头，打算上前和他说话，打听米莱依·乌鲁索夫的消息。她和她丈夫“领事”埃迪还住在托雷莫利诺斯吗？他朝圆形广场的方向往下走，走路有点儿跛。我在马里尼昂咖啡馆的露天座位前驻足，眼看他消失在人群中。我为何不上前和他说话？他还认得我吗？我回答不了这些问题。对我来说，巴黎城里散布着各种幽灵，和地铁站一样多，和你按下地铁线路图的按钮时那些发亮的小圆点一样多。

米莱依·乌鲁索夫和我，我们经常在卢浮宫站坐地铁到巴黎西边拜访她的朋友。我忘了她那些朋友的脸孔。但我清楚记得，我和她一起走过艺术桥，经过圣日耳曼奥赛尔教堂前的广场，偶尔穿过卢浮宫的四方庭院。最靠里的警察岗亭发着黄光，和公寓里的光线一样昏暗。在我从前的睡房里，紧挨右边高窗的架上摆着书。我现在还在寻思，当时什么都不见了，那些书却还在，被人遗忘在那里，不知是发生了什么奇迹。那里头有我母亲在一九四二年抵达巴黎时读的书，汉斯·法拉达的小说和弗拉芒语书籍，还有几册属于我的绿色文丛，《神秘的货船》《布拉热诺拉子爵》……

远在上萨瓦的中学开始担心外出的我。有天早晨他们打来电话，米莱依·乌鲁索夫去接了。学校的负责人雅南司铎希望了解我的近况，因为他将近十五天没有我的消息。

她告诉他“我身体略有不适”（得了流感），她会提前告知“我启程返校”的确切日期。我坦率地问了一个问题：我能不能和她一起去西班牙？未成年人过边境必须持有父母的亲笔委托书。突然之间，我尚未成年的事实似乎让米莱依·乌鲁索夫很是担忧。她甚至想去征求雅克·德·巴维埃尔的意见。

一天里我最爱的时刻是巴黎冬天清晨六点至八点半。天还是黑的。日出前的一次喘息。时间暂停，让人自我感觉比平常轻盈。

我光顾巴黎的各色咖啡馆，就在它们开门招呼头一批顾客的时候。我用黎明称呼这些咖啡馆，那还是夜的时候，人们还被允许存有希望。一九六四年冬天，其中一家黎明咖啡馆里，我总能找到某个热纳维耶芙·达拉姆。

那家咖啡馆位于十三区车站大道尽头的一栋矮房子底楼。如今那条大道已经改名，那些坐落在意大利广场前的奇数门牌号一边的房屋大楼已经推倒不在。有时我明明记得那家咖啡馆叫绿吧，有时记忆又变得模糊，仿佛才刚在梦里听见只言片语，醒来却怎么也记不住。

热纳维耶芙·达拉姆永远是头一个进咖啡馆的顾客。我一进门就能看见她坐在最里面的老位子，低头对着一本打开的书。她告诉我，她每天睡觉不超过四小时。她在位于同一条大道稍下坡处的宝丽多录音室当秘书，这也是为什么我们会在她上班以前约在咖啡馆见面。我认识她是在若弗鲁瓦-圣伊莱尔街的一家神秘学书店。她对这类知识很感兴趣。我也一样。我是出于单纯的神秘趣味，倒不是想去奉行某种理论或者成为某个宗教领袖的信徒。

那天走出书店，天就黑了。冬天的这个时刻和清晨天没亮时一样，有同一种轻盈感。从那以后，巴黎五区对我而言是和热纳维耶芙·达拉姆连在一起的，包括各个不同街区和车站大道一带更远些的市郊。 okHXZsiWPIbi9qKjg3Hmhkrpc9XhtzrAMhcJYDTK0rlPzoG1cURCiUtdrCFIU/K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