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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讨论什么是理由，理由与证成、真、知识等概念有何关联之前，我们要考察一种反驳证据主义的重要观点，这有助于进一步澄清我们要辩护的温和证据主义。哲学家与心理学家威廉·詹姆斯（William James，1842—1910）给出了我们能想到的最有力的反证据主义阐述。了解詹姆斯反驳极端证据主义的一种方法，是思考除了我们已经讨论过的认识性应然与道德性应然以外，会不会还有另一种与信念相关的应然。如前所见，你之所以不应该相信缺乏充分证据的事情，一个理由是好推理的规范不允许你这样做。另一个不相信缺乏充分证据之事的理由是，这样做可能会让你违背道德义务。但在这些相信或不相信某件事的认识性和道德性理由以外，或许还有一条要求第三种“应然”的理由。这种理由可以称为 审慎性 理由，而与之相关的那一种“应然”叫作 审慎性 应然。
审慎性应然背后的想法是：有时相信或不相信某件事可能是
审慎
的做法，意思是相信或不相信要么对你有正面的好处，要么能减少你受到的伤害。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可以说你在审慎层面应该相信或不相信。审慎性应然最著名的例子出自哲学家与数学家布莱士·帕斯卡（Blaise Pascal，1623—1662）。在虔诚的宗教反思作品《思想录》（
Pensées
）一书中，帕斯卡论证道，即使支持神存在的证据并不很强，你仍然应该相信神。
显然，严格的证据主义者会强烈反对这个结论。如果不能证成神存在，我们为什么要相信呢？这种信念与其他未经证成的信念，比如相信存在圣诞老人或喜马拉雅山雪人，有什么分别呢？帕斯卡推理道，相信神就好比一本万利的投资承诺。相信神的代价并不很大。如果神存在，会赐予相信神的人上天堂，享永福的奖赏，那么相信神就有了巨大的回报；如果神不存在，那么由于相信神的代价非常小，所以你也没有失去太多。另外，假设你选择不相信神，如果神不存在，那么不信神的决定只会带给你很少的益处。你可能会觉得自己没有把时间浪费在祈祷或其他形式的礼拜上，于是感到沾沾自喜。然而，如果你不信神而神又存在，而且神会惩罚不信自己的人——亚伯拉罕宗教中通常都会这样宣称，那么选择不信神会带给你可怕的后果：你会惹上很大的麻烦，而且是永远的。所以，聪明的下注方法（现在叫作“帕斯卡的赌注”）是相信神，因为这种信念所承诺的期望效用最大。因此，你应该相信神：不是因为相信神有最强的证据支持，也不是因为相信神最符合道德律令，而是因为相信神最有可能让你的福利最大化。相信神是审慎的做法。
帕斯卡的赌注自然是涉及了一种特殊的情境。并非每一个信念都会决定你将永远上天堂还是永远下地狱。但是，詹姆斯认为审慎性考量足以支撑许多其他信念，他还认为从审慎角度出发，我们甚至应该相信某些得不到证成的事情。
詹姆斯并不认为，证据性考量永远不应该是决定相信什么的主导性因素。但在某些严格界定的场合下，比如我们别无选择，只能相信某件事，或者选择相信可能会实实在在地影响信念的真假，我们就有权相信没有充分证据的事。我们很容易想到詹姆斯头脑中的那种例子。
假设你现在没有工作，并且幸运地收到了两份工作邀约，你必须决定接受哪一份邀约，因为你不能保持无业状态，你要付账单，要养活家人等，于是你“被迫”在两份邀约中选择其一。假设你想要获得更好的邀约，于是你必须证成邀约A对你更好，或证成邀约B对你更好。但是，你手头很可能根本没有足够的信息来证成邀约A好于邀约B，也不能证成邀约B好于邀约A，也许两份邀约各有利弊。邀约A的工作地点是一座你一直向往的城市，但生活成本相当高，你还听到了一些传言，说你的一些潜在同事斗志低迷。邀约B不要求你搬家，你对现在住的地方总体上是满意的，但晋升前景不如邀约A。此外，你听说邀约B的工作氛围相当和谐，员工满意度都很高。
按照强证据主义的要求，你永远不应该相信没有充分证据的事情。如果你接受了这个要求，那么你就会拒绝相信邀约A优于邀约B，或者邀约B优于邀约A。你掌握的证据无法证成任何一个信念。在这种情况下，你可能会发现自己无法做出任何选择，但你又非选不可。詹姆斯还认为，与其抛硬币，坚持一个信念会对你更有利。举个例子，你应该“自愿”地相信，邀约A更好。这样做可能会对你的未来产生有益的影响。现在，你搬到一座新的城市，接受一份新工作，确信邀约A的职位更好。这样一来，你甚至可能让邀约A 成为 更好的选择，因为你可以说服自己相信，邀约A相对于邀约B的特点更符合你的心意或者价值观。尽管邀约A优于邀约B的信念并未得到证成，但你还是应该这样相信。这会让你更容易做出决定，或许也会让你的决定更可能成为正确的决定。审慎可以是证成信念的依据。
在一些情况下，出于审慎理由的信念似乎是合宜的，也就是你必须在两个信念中选择一个，但哪一个都没有充分证成。一旦你明白了这种情况的基本结构，其他的例子便不难找到。假设你交往多年的伴侣终于向你求婚，你必须回答，不能保持沉默。但是，不管是应该嫁给他，还是不应该嫁给他，这两个信念可能都没有证成。你说出“我愿意”的时候，心中并不确定你们会不会像许多对夫妻一样以离婚收场。但是，正如互斥的工作邀约一样，你必须有所相信。此外，从审慎角度看，相信婚姻会美满显然是有益的。如果怀着婚姻是正确选择的信念步入婚姻殿堂，婚姻就更可能真的 是 正确选择。几乎可以肯定的是，怀着信心而非疑虑进入的婚姻更可能长久。
另一些例子更清楚地表明，哪怕没有认识性证成，自愿相信某件事也会带来审慎意义上的回报。假设一个人确诊为癌症晚期，医生向患者耐心而充满同情地解释说，癌症已经转移，患者正在做的化疗效果会递减，还有其他癌症晚期患者的预期寿命等，这些证据证成了患者会死于癌症的信念。如果患者问一位严格的证据主义者，他“应该”对自己的未来有怎样的信念，他得到的回答会是跟着证据走，他应该相信自己将不久于人世。
但从詹姆斯的视角来看，追问依然是有意义的：患者果真就应该有这样的信念吗？当然，如果纯粹从认识意义上理解“应然”的话，那么证据主义者就是对的。患者应该相信自己快要死了。然而，如果承认在我们应该相信什么的问题上，审慎考量可能扮演着一定的角色，那么患者就应该相信自己能战胜病魔的想法似乎就是合情合理的。假设这种信念会带来积极的心态，而积极心态会提高癌症缓解的可能性，如果是这样的话，相信证据反对的情况——患者会存活下来——会让患者更有可能存活下来。
同样的模式也出现在其他不那么惨淡的情形中。如果你相信自己能完成一项之前失败过的困难任务，你就更可能会成功。一名撑竿跳运动员从来没有达到某个高度的成绩，因此他跳不到那么高的信念是得到证成的，而如果他相信自己 能 跳到，那么跳过去的机会肯定会更大。一名烹饪学校一年级学生可能相信自己无法完成苛刻的课程要求，但相信自己能读完肯定会提高他的成功机会。
在所有这些情况中，即便未证成的信念是虚假的——癌症患者没能战胜病魔，撑竿跳选手总是跳不过，烹饪学生最后退学了——接受这些信念仍然可能有积极的影响。与直接接受癌症会杀死自己的情况相比，接受这些信念的患者或许活得更久一些。又或许因为患者拒绝接受得到证据证成的信念，所以其尽管恰好在医生预测的时间离世，但在人生最后的几个月里也过得更加快乐。或许撑竿跳运动员总归是发挥了个人的最好水平，而要不是他相信自己能跳得更高的话，他根本不可能充分发挥；烹饪学校的学生觉得自己能够毕业的信念尽管是假的，但毕竟提高了他制作酱料的本领。
简言之，强证据主义不允许有除了认识考量以外的任何信念理由。你永远不应该相信证据不足的事情，哪怕你别无选择，必须要相信，比如工作邀约或求婚，哪怕相信行为本身会让信念更可能成真，或者会带来其他的好处。
这不是我们赞成的证据主义。在某些情况下，你（在审慎意义上）应该相信没有充分证据的事；未必 每一个 信念都必须充分证成。类似地，没有充分证据的信念并不总是违背道德的。按照一种恰当合理的证据主义来看，当认识性顽固——拒绝让认识性理由塑造你的信念——中纵容的信念造成了伤害时，认识性顽固才是错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