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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识论（epistemology）是哲学的一个分支，关注和证成与知识相关的问题（episteme是一个希腊语词语，意思就是“知识”）。当我们用“认识性顽固”来形容一个人时，我们就凸显了一种特殊的坏思考。我们都知道，顽固牵涉到抵制或抗拒理性。顽固的小婴儿拒绝放弃棒棒糖，尽管它已经掉在了沙滩上。当一个人面前有现成易得的证据——甚至或许就在他鼻子前面——表明其信念是虚假的，但还是拒绝放弃信念时，他就是一个认识性顽固的人。另一种情况是，他虽然认可了证据，但没能从中推导出应有的理性结论。认识性顽固与教育程度低下，也就是无知有很大区别。一个教育程度低下，或者说无知的人可能不知道巴拉克·奥巴马是美国公民，理由仅仅是他从来没有见过任何一项证明巴拉克·奥巴马出生地的证据。而一个认识性顽固的人尽管看到了奥巴马的出生证明副本，也听取了表明他出生于美国夏威夷的证词，但还是会继续否认奥巴马是美国公民。类似地，用单纯的无知或许能解释为什么某个人不理解演化论。然而，创世论者通常有的是另一种缺陷。创世论者熟悉演化的证据，但要么否认证据的意义，要么拒不接受证据的推论。他是认识性顽固。
我们引述过的认识性顽固实例或许看上去与特定的社会阶层有关，确实，共和党人相信“奥巴马出生阴谋论”的可能性远远高于民主党人，宗教保守派群体成员也比宗教进步派群体成员更可能否认演化。然而，认识性顽固并不局限于具有严重政治或宗教派别之见的人群。每一个人都会在某些时候，至少在自己的一部分信念上容易受到认识性顽固的影响。许多体育爱好者在赛季败局已定的时候，仍然相信自己支持的队伍能够“走到最后”。我们都遇到过这样的人：尽管有大量相反的证据，我们仍然想认为对方是把我们的利益放在心上的。查理·布朗从来没有失去露西会把橄榄球摆好，等着自己去踢的希望。认识性顽固无疑是普遍存在的。我们之后会看到，在某些情况下，认识性顽固甚至可能是有利的和可取的。
然而，尽管认识性顽固常见，在许多情况下也是无害的，但也可能是危险的，比如否认气候变化和疫苗怀疑论。认识性顽固的另一些负面后果或许不那么直接，却同样险恶。相信一名有明显缺陷，显然既没有做好准备，也不适合参选职务的政治候选人会是一位有能力的领导者，这可能会将国家引入歧途，或者阻止国家走上正轨。听信美国政府参与了“9·11”事件悲剧的阴谋论不仅会妨碍对真凶的调查，还会扰乱或许能预防恐怖袭击的外交政策。当人们相信一种令人痛苦的观点，即桑迪·胡克小学枪击案等著名校园枪击案是为了侵犯他人的持枪权利而捏造出来的时，关于枪支控制等重大议题的理性讨论就会变得更加困难。
19世纪的数学家和哲学家W.K.克利福德（W.K.Clifiord，1845—1879）曾对一种源于认识性顽固的更可怕的威胁发出过警告。他担心，允许自己具有未经充分证成信念的人处于一条滑坡之上。“我们每一次允许自己没有恰当理由就相信时，”他告诫道，“就是在削弱我们自我控制、怀疑和审慎公允权衡证据的能力。”
克利福德认为，认识性顽固，也就是坚持未证成信念的倾向就像一种不知餍足的传染病。它会占据一个人，削弱他的辨识力，让他变得“轻信”，即准备相信几乎任何事情，不论是多么毫无依据的事。接着，他的认识性顽固会传给其他人，就像一颗烂苹果坏了一桶苹果。克利福德说：“社会所遭受的危险不仅仅是人们会相信虚假的事情，尽管这已经很严重了，还是人们会变得轻信，失去检验和探求事物的习惯。此一来，社会就必然会回落到野蛮。”
即便害怕存在认识性顽固的社会将堕入野蛮的想法有一点过头了，但是在一个对合理信念的珍视程度不高于对无端信念的珍视程度的社会中生活是危险的，这肯定是正确的。我们依赖社会来抵御敌人，提供教育和充分的医疗服务，保持环境洁净，确保我们服用的药品、摄入的食物、居住的房屋、工作的场所是安全的，等等。我们最不想要发生的状况就是这些必要事务建立在不值得信赖的信念的基础之上。理解证据、证成、知识等概念之所以重要，理由正在于此，它们能帮助我们抵抗认识性顽固的散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