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言
我们的认识论危机

出大事了。美国和全球各地的许多人都接受了疯狂以至危险的思想，多到令人警醒。他们相信注射疫苗会导致自闭。他们不相信科学界在气候变化上的共识，斥之为“骗局”。他们认为成群结队的罪犯（用某些政客的话说是“杀人犯和强奸犯”）正从南方边境入侵美国。他们将新冠疫情归咎于新兴的5G网络。一批打着“匿名者Q”（QAnon）旗号的阴谋论者宣扬说，有著名政客和电影明星加入了一个食人娈童的小圈子，这场运动的声势越来越大。同时，所谓的“出身怀疑论者”（birther）仍然坚持认为巴拉克·奥巴马是非法总统，因为他不是美国的“自然出生公民”。与此同时，坚持相信2020年总统大选的真实胜利者是唐纳德·特朗普的美国公民比例高到令人震惊。

这些信念没有证据支持，反面证据也很容易获得。然而，人们——常常是受过良好教育、聪明、有影响力的人——仍然相信它们。《纽约时报》专栏作家、诺贝尔奖得主、经济学家保罗·克鲁格曼（Paul Krugman）将它们称为“僵尸思想”，即尽管已经被证伪，被批驳，已经“死亡”，但仍然在流传的思想。更麻烦的是，不管政客自己相信还是不相信，相信这些观点的人都会支持反映了自身疯狂想法的公共政策，并投票给那些承诺会践行这些观点的政客。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坚持这些想法并捍卫相应的政策事实上是违背自身利益的。

这些都是坏思考的实例。我们还可以举出更多例子，还有外国的例子。全世界无数国家的选举、公投、政策、运动都是坏思考蔓延的证据，更不用说各种无辜或有罪的行为了。但是，本书会聚焦于我们最了解的国家，以及与我们共同生活与工作的公民们。

本书将解释为什么坏思考会发生在好人身上。我们会考察为什么那么多人会产生虚假的信念，从而做出错误的行为。他们形成和维护这些观点的方法是错误的，而且他们未能认识到践行这些观点的道德后果，这也是错误的。 认识论 （epistemology）和 伦理学 （ethics）这两门哲学学科能帮助我们理解自身当下所处的艰难、危险境地。认识论探讨的是信念如何证成，知识与单纯的信念又有何区别。伦理学研究的是应当指导行为的道德原理。我们还会提出一条借助种种哲学工具——哲学问题、哲学方法以至上千年来的哲学史中关于如何过上良善、理性、多加考察的生活的建议——摆脱疯狂观念的前进之路。

一条对美国当前事态的简单尽管有些残酷的诊断是：相当比例的人没有在进行理性和负责任的思考。真正的问题不在于没有知识、教育不足、欠缺技能或头脑迟钝。在根据不完备的知识，或者在不掌握必备技能的情况下行动无疑会导致不良后果。但是，这或许是无可厚非的：如果我们确实别无选择，那么在道德上就无可指摘；如果连进一步了解情况都不可能做到，那么甚至在认知上也无可指摘。我们常常只能在不掌握所有事实的情况下行动，全面了解事实或许超出了我们的能力范围；又或者未经过充分训练，就去迎接某一项挑战。类似地，我们还要将所谓的“坏思考”和“不聪明”区分开来。不聪明的人只是不清楚要做什么或者如何去做。与无知者或没有准备的人一样，不聪明的人可能会选择弊大于利的行为。但与无知者或没有准备的人不同的是，不聪明的人也许不应该因为自己的不智之举而受到谴责。很少有人会选择做不聪明的人，因此谴责他们行为不周往往是不恰当的。

另外，按照我们的理解，坏思考是一种应当受到谴责的缺点。与无知或不聪明不同，坏思考通常是可以避免的，而且请记住，就连非常聪明、非常有能力、受过高等教育的人也会有坏思考。有坏思考的人不是 非要有 坏思考不可。他们也许——或至少是应该 ——完全清楚自己正在形成和坚持不理性、不负责的信念，甚至是有意为之。但是，他们通常讳疾忌医。一些哲学家和心理学家坚称，其实我们对自己信念的控制力很弱，信念形成的过程是不受意志控制的自主过程。一部分信念或许确实如此，但显然大部分信念并非如此，而且其中有许多信念会严重影响我们过自己的生活和对待他人的方式。坏思考是一种坏习惯，因此是可以补救的。

本书旨在阐明坏思考的各个层面，以便对其进行辨识和处理。我们会表明，坏思考的最强大解药就是哲学与哲学史提供的智慧与洞见，还有实践技能——没错，实践技能！

坏思考是一种顽固行为

坏思考是一种顽固行为，这可以从几个方面看出来。第一种顽固是 认识论 层面的顽固，比如否认气候变化、进化论或疫苗益处。认识性顽固指的是，没有根据证据来修正自身信念。每当你哪怕面对压倒性的反面证据，但依然拒绝改变自己的信念时，这就是认识性顽固的表现。在调查中发现持有不合理以至荒谬信念的美国人就存在这样一种坏思考。他们顽固坚持的信念不仅按照任何理性标准都无法证成，而且只要我们对现有证据做出公平的考察，就会发现这些信念错得离谱。在坏思考之下，不管信念符不符合理性，人们都会相信自己想要相信的东西。事实上，他们坚持这些虚假信念的理由或许是可以解释的，这些信念可能有安抚作用，可能存在经济或个人利益，也可能是自己崇拜的人持有这些信念，但这些都不是证成信念的认识论理由，算不上支持信念为真的证据。

坏思考中的另一种顽固是道德维度上的，表现是做出糟糕的判断。认识性顽固的人会不顾有力的反面理由而坚持某个信念，而 规范性 顽固的人会坚持遵循某条规则，哪怕在当前情形中这样做显然是南辕北辙。规范性顽固的人没有发现例外在某种情况下不仅完全无害，甚至可能会带来好处或者避免害处。

存在坏思考的人是顽固的。当他们面对压倒性的反面证据却固执己见，或者面对压倒性的正面证据却拒绝采纳时，这就是认知性顽固。当他们不考虑创制规则的初衷，或者不管允许例外会带来良善或有益结果时，这就是伦理性顽固，也叫规范性顽固。此外，只要顽固是有意为之，也就是受控制的，坏思考就应当受到谴责，而无知或不聪明往往是无可厚非的。坏思考总是可以避免的。

治疗顽固

但是，怎么才能让一个认识性顽固的人明白应该放弃自己的信念呢？怎么才能让一个墨守成规的规范性顽固者获得理性判断能力呢？为了消除坏思考的标志，即顽固，重要的第一步是采纳指导哲学与科学思维的逻辑原理，还有促成理性思考的规范。坏思考的解药自然是学习如何进行好的思考。好思考涉及知晓并遵守理性的经典标准，这些标准会让人负责任地形成和维护信念。换言之，好思考既意味着了解致知之道，也意味着将致知之道付诸实践。

事实上，治疗认知性顽固与规范性顽固的这味解药有一个古典的名称——智慧（wisdom）。按照苏格拉底、索福克勒斯、柏拉图、亚里士多德与其他众多思想家和作家的理解，有智慧是一种自知之明。有智慧的人知道自己知道什么，也知道自己不知道什么，这两者同样重要。此外，有智慧的人会努力确保这种自知之明会启示和引导自己的选择与行为。智慧的人完全清楚自身知识的范围与界限，于是也知道该做什么，不该做什么。简言之，有智慧的人思与行都合乎理性。于是，他会过上苏格拉底所说的“经过考察的生活”，这是一个人能过上的最好生活，这种生活存在于人类的健康幸福中。古希腊人也有一个对应的词语，即eudaimonia，通常翻译为“幸福”，虽不准确但也不无道理。

理性启蒙

在探讨认识性顽固时，记住我们是早期现代欧洲思想遗产的继承人是有益的，不管这一点是好还是坏。当时哲学与科学的特征以及与先前传统的断裂之处在于，人们不再关注权威或传统，而是着意于根据证据调整理论。伽利略、培根、笛卡尔、斯宾诺莎、洛克、牛顿等人没有诉诸古代思想家（比如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主张来解释天堂、身边的自然界、人性与社会。指引着他们的光辉也不是宗教原理或神学教义。他们遵循着理性——一些思想家称之为“自然之光”——和经验的引导。不论是采用逻辑演绎，还是分析实证数据，他们发展出的现代科学方法的要义都是在理性框架下，根据现有证据来检验理论的。理性人在评判自身信念真伪时会寻求证成，而不会单纯依照信心，或者因为自己确实想要或者需要一个信念是真的，便认可这个信念为真。但是，当证据表明自己的信念为假时，理性人就会抛弃它。坚持被证据显然推翻的信念，或者拒斥得到充分证成的信念都是不理性的，这是 纯粹的坏思考 。

这些早期现代思想家并非不信宗教，其中有许多都是极为虔诚的信徒，信奉天主教或者新教中的某一支。所谓启蒙时代早期科学与宗教之间的“战争”是一个神话。但对笛卡尔及其知识分子同人来说，哲学与科学领域，以至道德与政治领域的真理和进步都在于理性和实证探究，而非信奉宗教或其他权威。

拒绝气候变化，或者不许子女注射疫苗，或者否认自然选择进化现象的人之所以没有进行好思考，是因为面对相关的信息，他们拒绝相应的调整或放弃自己的信念。他们的执念不依赖于笛卡尔和其他早期现代思想家坚持要求的“清楚明白”的证据，而是依赖于偏见和道听途说，当然还有难以驾驭的强大希望与恐惧之情。《纽约时报》上有一篇文章评论了一个近期的趋势，提醒读者警惕联邦政府：“[本届联邦政府]削弱了科学在联邦政策制定中的作用，同时中止或干扰了全国范围内的研究课题。据专家称，这标志着一场联邦政府的转变，其影响会延及多年。上任的政府官员叫停了政府研究项目，减弱了科学家对监管决策的影响力，有时还会向学者施压，要求其不要公开发言。” 文章的作者们没有提到的是，对科学思维的反感深深嵌入了美国社会大众中，并影响着人们在日常生活中做出的决定。

通过对科学方法的提炼总结，以及对各种不理性与无根据的“激情”发起的斗争，启蒙时代早期的哲学家提出了一套系统性的方法，严格根据相关证据来形成信念。不管是培根的归纳推理，笛卡尔的“直观”与“演绎”方法，牛顿在思辨性“形而上学”假说面前的克制，还是大卫·休谟对我们最平常但事实上也最无法证成的信念发出的质疑，这些思想家都信奉一套关于人类理性与认知责任的特定模型。

这并不是17世纪突然间迸发出来的东西。柏拉图率先用严格的哲学方法探究了“真正的知识”的本质，以及负责任的求知者必须达到的要求。他是受到了一位名师的启发。毕竟，正是苏格拉底提出了著名的断言“不经考察的生活不值得过”，要求我们常常扪心自问，不仅要问我们为什么做出了某某事，也要问我们为什么具有某某信念。你觉得自己知道正义的意义？你对正确与错误的本质有某些信念？经过考察的生活不仅要求我们根据自身的信念与价值观来反思自身行为，更要检验这些信念与价值观本身。

正如启蒙运动的洞见不仅可以回溯到古代传统，也在当代哲学著作中得到发扬。与现代早期的先辈们一样，探究认识论与科学的当代哲学家专注于考察证据如何支持信念。他们想要知道，个别观察结果如何能够支持关于世界的一般性主张，也想知道更普遍意义上的人类知识原理。除了早期思想家率先发展出的演绎法与归纳法外，当代哲学家还加入了概率论的工具。概率论为哲学家提供了更细致的新手段来理解在给定若干证据的情况下，信念的确切程度能达到多高，以及有了更多的证据，信念为真的概率会怎样逐渐提高。了解这些工具和方法甚至能帮助不是哲学家的人来发现虚假、无效、误导性的论证和未证成的结论，并加强人们总体上的思维能力。

如何思考

怎样解决悄然蔓延的坏思考呢？大概，最有前途的答案会涉及深入考察哲学，包括哲学史与哲学方法。就拿认识论领域来说，学习如何从广泛多样的消息来源中获取更多信息是重要的第一步。但是，了解理性的益处甚至还要更大。这意味着要学习如何评估信息来源，即辨别真假（真正的假消息），从而掌握工具来确定哪些信念可能是真的，哪些又可能是假的。事实上，我们需要加强学习理性的意义，还要学习如何成为认知负责的公民——在意真假，能够分辨好证据与坏证据，看到未证成（以至不可证成）的信念时能够识别出来。

基本逻辑规则就能在矫正坏思考上起到很大作用。我们还可以去了解定义理性的一般性规则，从而理解那些只要知道错在哪里，就能轻松避免的错误。哲学对于坏思考的疗法包括分辨好论证与坏论证，理解证据是怎样支持或否定一条原则或假设的。我们的目标不是除了真理什么都不信——要点不是永远都要正确。理性不意味着无谬。就连认知负责性最强的人也会有虚假信念。但理性人的信念即使是虚假的，也是有根据的错。他之所以把那当成是真的，是有好理由的。而且如果有无可辩驳的坚实证据表明他的信念有误，那么理性人会放弃信念，而不会无视或否认证据。

因此，介绍理性的规范是重要的。这些规范不仅表现在逻辑学与概率论的规则中，而且在更一般的意义上，体现在负责任的信念形成过程的基本要求中，这意味着要理解理性信念（belief）与信心（faith）之间的区别。基于信心的信念未必源于宗教。就连最平凡的信念也可能是基于信心的，比如，你可能因为一个朋友的种种行为证明其善良可信，所以你相信他善良可信，也可能尽管没有证据支持这一信念，甚至可能有证据表明他奸邪狡诈，但你仍然相信他善良可信。如果你在没有证据的情况下依然相信他是好人，这就是信心；如果你在面对相反的证据时还是相信他是好人，那么你的信心就是不理性的。

美国以及世界上的不理性太多了。

哲学是第一步

2020年5月6日，美国哲学学会发布了一份罕见的公开决议，主题是新冠疫情。在这份声明中，学会常委会对下述状况表达了担忧：“我国正亟须慎思的逻辑分析思维，但我们却发现，人们对循证政策制定怀有一种令人困扰的怀疑情绪，不愿意接受并运用科学知识，而且对古今传染病的历史教训缺乏了解。”这份针对美国国会参众两院领袖的决议末尾提出了如下建议：

因此，我们恳求你们考虑采取大胆的行动，重新促进我国教育发展，将教育作为这场全国性危机复兴方略中的重要环节。此举的灵感来源是1958年的《国防教育法》（National Defense Education Act）。《国防教育法》是一次成功的立法，面对明显的国际挑战做出了扶持教育发展的回应。

鉴于事实性证据与基于事实的决策是国家力量与发展的根基，且推动注重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注重分析思维，基于事实的决策的教育是国民福祉的关键。

本会决议如下：国会应出台《21世纪国防教育法》，支持以下各个层次美国年轻人的教育事业，涵盖科学、历史、分析思维、注重事实方面，使其作为国家未来健康、总体福祉与安全的根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