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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孙中山策动李鸿章两广独立，章太炎游说刘坤一、李鸿章实行分镇的时候，湖广总督张之洞也有自己的考虑，他一方面与东南督抚一起签署东南互保的协议，一方面密切观察北方的战局，寻找机会应对方略。
按理说，张之洞是慈禧太后一手提拔起来的亲信大臣，他对慈禧太后也确实长时期忠贞不贰，在甲午战争、戊戌变法等一系列重大事件中，都坚定地站在慈禧太后一边。
然而，现在情况却不一样了。满洲贵族在1900年初不顾中外反对执意立大阿哥之后，引发了空前的政治危机，特别是端郡王载漪出任总理衙门首席大臣后，更是连连失误，出台一系列愚蠢政策，弄得天怨人怒，危机四伏，只要端郡王载漪还在台上，谁也不知道这样的错误政策会将大清王朝引向何方。于是，张之洞对清廷不得不感到失望，他的责任心，他的道德感，迫使他在忠君和忠于国家之间作出抉择，他最终选择与两江总督刘坤一相同的政治立场，竭尽全力维护长江流域的政治稳定，并时刻准备着北上“勤王”，担负更重要的角色。
张之洞选择与刘坤一同样的政治立场维护长江流域的稳定，与列强订立东南互保章程，同时，他较刘坤一等人还多了一个选择，那就是勤王。
勤王这个概念当然是由于清廷己亥建储所引发的，真正付诸实践并作为一个政治口号号召天下的，还是流亡在海外的康有为、梁启超等所谓保皇党。
此时积极追随康有为昌言并推动保皇的弟子有唐才常。唐才常为湖南浏阳人，早年就读于长沙校经书院、岳麓书院，1894年肄业于张之洞创办的武昌两湖书院，所以又算是张之洞的门生弟子：张之洞素有爱护门生弟子的美誉，所以唐才常又与张之洞有着不同寻常的师生之谊。
1897年，唐才常积极介入湖南维新运动，与谭嗣同在浏阳创办算学馆，提倡新学；在长沙参与创办时务学堂，负责编辑《湘学报》，创办《湘报》、南学会、群萌学会等，是湖南维新运动中的一位非常重要的人物。
康有为、梁启超，特别是谭嗣同因出任军机章京北上后，湖南维新运动在守旧势力的反对下日趋萎缩，心灰意冷之余，唐才常也于1898年夏准备前往北京参与新政，而康、梁和谭嗣同在策划以武力解决新旧冲突时，也曾经毕永年提醒准备召唤唐才常前来北京予以协助，因为唐才常不仅敢于任事，而且也与绿林中的人物有很多关系。
唐才常收到谭嗣同的电招后立即动身，不料行至武汉，康、梁的行动计划不慎泄露，慈禧太后抢先动手，“1898年中国故事”终于落幕，六君子血染北京街头，唐才常被迫流亡，周游香港、新加坡、日本等地。
在日本东京，唐才常拜会正在那里流亡的康有为，与康、梁等共谋救国之策，大致接受康、梁所宣扬的保皇主张。1899年初，唐才常返回上海，主编《亚东时报》，抨击政治守旧分子，继续宣传变法维新，决心“树大节，倡大难，行大改革”。大约也就在这个时候，章太炎从日本返回上海，遂参与了《亚东时报》编辑事务，与唐才常成为朋友。
1899年秋，唐才常专程赴日本拜会孙中山，共商在湘鄂及长江流域起义计划以及孙中山与康、梁系合作问题。
唐才常在会党中拥有重要地位，这是他敢于在湘鄠及长江流域发动起义的资本和底气，通过与孙中山、康有为两派主要人物梁启超、林圭、秦力山、吴禄贞等人沟通，唐才常决定以会党为起义的基本力量，夺取武汉为基地；委派林圭回国负责联络会党，组织起义军，康、梁在海外筹款接济，唐才常负总责。
1899年冬，唐才常潜回上海，广泛联络各方人士，设立东文译社作为秘密机关。不久又发起成立正气会，以忠君爱国、反清灭洋为宗旨，并筹划武装勤王。1900年初，正气会更名为自立会，其武装定名为自立军，仿照会党建立山堂。数月间，仅长江流域及南方各省会党、农民，乃至清军官兵加人自立会的，就有十余万人。
在这十万余人的基础上，林圭选择大约两万人组建自立军七军，奉唐才常为总统兼总粮台，在汉口英租界设立指挥机关，显然是以两湖为活动中心。
当北方义和拳风起云涌越闹越大的时候，唐才常和一切关心中国现实和前途的人一样，敏锐地意识到这是千载难逢的历史机遇，于是在上海邀集各方名流和志士，于1900年7月26日在英租界张园即愚园之南新厅集会，召开“中国议会”成立大会。寓居上海的各界名流容闳、严复、章太炎、文廷士、叶瀚、狄楚青、张通典、沈蒽、龙泽厚、马相伯、毕永年、林圭、唐才质等八十多人出席了大会，可谓名流荟萃，群贤毕至。
叶瀚主持会议，大家依次排列，北向而坐。叶瀚以主席身份宣读此次联会之意：一、不认通匪矫诏之伪政府；二、联络外交；三、平内乱；四、保全中国自立；五、推广支那未来之文明进化。叶瀚动议将这个组织定名为“中国议会”，令大众议为然者举手。举手者过半，议遂定。
接着，投票选举正副会长，令人各以小纸条自己写上心中所欲选举的正副姓名，交给书记。书记收齐点数，举正会长以容闳最多，得42票；举副会长以严复最多，得15票。于是，容闳、严复二位入座。容闳旋即向大会发表即席演讲，声如洪钟，意气风发，台下掌声雷动，兴奋不已。
章太炎是中国议会的积极参加者，但对第一次会议的三项决议持坚决反对立场。他在会后写了一个说帖，针锋相对批评这个决议，坚决反对以扶持光绪帝重新执政为中国议会的政治目标，更反对以勤王作为中国议会的宗旨。照章太炎的说法，中国议会的宗旨应该以拯救中国为根本目标，不能为拯救满洲贵族统治集团为目的；应该以振起汉族为宗旨，不能以振兴满洲为目的；应该以保全兆民为宗旨，不应该以保全一个皇帝为目的。
按照计划，7月29日，中国议会诸同志在张园召开第二次会议，到者60余人，在签到簿上签名的有50多人。会长容闳命孙宝瑄及张元济掌会计，两人均不愿意干，遂改命孙多森、唐才常权理其事。又选定叶瀚、邱震、汪有龄掌书记。郑观应、唐才常、沈小沂、汪康年、汪剑斋、丁叔雅、吴彦复、赵仲宣、胡仲巽、孙仲巧10人为干事。
中国议会第二次会议的重点仍然是讨论议会的宗旨，会议的主导意见似乎是：一、保全中国疆土与一切自主之权；二、力图更新日进文明；三、保全中外交涉和平之局；四、入会者专以联邦教、靖匪乱为责任，不承认现在通匪矫传之伪命。
与会者多数抱持这样三种看法，一是尊光绪帝；二是不承认端王、刚毅等；三是力讲明新政法而谋实施。虽然主张排斥端王、刚毅等满洲贵族中的顽固派、守旧派和坚定的排外主义者，但这些人并不主张排满，更不会主张孙中山式的革命。所以他们主张在联军还没有打到北京的时候，设法将光绪帝救出来，以保证中国法统的完整性。至于怎样才能将皇上救出来，大家的意见就不一致了，有的主张借重张之洞的力量，如汪康年；有的主张联络英日两国，通过外交渠道解决，如文廷士；有的主张倚重翁同稣或陈宝箴，如唐才常；有的主张密召康有为，利用康党进行，如狄葆贤。
对于这些主张，章太炎很不以为然，他向与会者散发了一个说帖，建议中国议会必须严格拒绝满洲人和蒙古人的加入，他的意思是将中国议会办成一个汉族人的新国会，是要诸位同人利用中外大乱的时机，重建一个汉族人的国家。章太炎在这个说帖中强调，中国议会的宗旨可以归结为三点，即，一、为拯救支那，不为拯救建虏；二、为振起汉族，不为振起东朝；三、为保全兆民，不为保全孤债。很显然，章太炎的三点主张和与会者的主流思想差别太大，这已不是一般的改革，而是革命，是造反，与会的诸位同人谁也不敢追随附和，皆不以为然。
与会者的沉默与反对激怒了章太炎，道不同不相为谋，章太炎愤而退会，不再与各位一起玩了，大家各走各的路。
为了表达自己的决心，章太炎于8月3日割辫与绝，愤然剪掉了标志清朝顺民的大辫子，脱去了清国标志的长衫，改穿西装，并专门写了一篇《解辫发说》，宣布与大清国彻底告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