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保罗·索尔曼

他叫莫里·施瓦茨。“叫我莫里吧。”他总是这么说，即使对著名节目主持人泰德·科佩尔也是这么说。1995年，泰德·科佩尔在美国广播公司《夜线》节目中对莫里进行了三次电视专访，每次半个小时，正是这三次专访让这位睿智的老人成了全美的偶像。

莫里现身电视节目的原因如他本人那样简单：在77岁高龄，他患上了肌萎缩侧索硬化，面临死亡的威胁。然而，他却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表现得更有活力。虽然莫里为人谦逊，但他意识到他可以利用媒体的力量为其硕果累累的一生再添浓墨重彩的一笔，帮助人们消除对死亡的恐惧，呼吁人们公开谈论人人都会经历的疾病、衰老和死亡。

莫里说，“学会如何生活，你就知道如何面对死亡；学会如何面对死亡，你就知道如何生活”。莫里的话不仅适用于正在经历病痛的人和病人的亲友，还适用于身体健康的人。他分享自己对人生的看法，在《夜线》电视节目、《波士顿环球报》及全美其他广播电视节目上讲述他的体悟。

莫里的话正好呼应了人们的精神需求，引起了热烈反响。成千上万的观众、听众和读者给他写信，有寻求忠告的，有寻求慰藉的，但多数人是为了感谢他回答了他们冥思苦想仍不得其解的问题。

莫里患的肌萎缩侧索硬化会摧毁神经控制肌肉的能力，让肌肉停止活动，然后开始萎缩。莫里的肌肉萎缩是从腿部开始的，等待他的是逐渐走向死亡。

面对“死刑判决”，莫里决定在生前为自己留下一份美好的纪念。他观看马克斯兄弟的滑稽电影，沉浸于他所能找到的各种幽默，告诉朋友他期待他们来访，并着手撰写本书中的人生格言。

从某种意义上说，本书是莫里的遗言——关于如何富有激情又平静地活着，直到生命最后一刻。由于肌肉萎缩，莫里的手颤抖得越来越厉害，写这些格言的速度日渐缓慢，但他的信念却日益坚定。起初，他认为这些格言的意思清楚明了，无须诠释。但他后来意识到，对大多数读者来说，将其付诸实践还需要帮助，因为这些格言形式上是一份简明指南，但内容实则如同祷文般深邃、神奇。

“如果感到悲伤，就尽情表达自己吧，无须克制，可以时常表达！”莫里写道。

但具体应该怎么做呢？我们不具备莫里那样的智慧，大多数时候，我们并不知道自己为什么伤心悲痛，也不知道该如何去表达这种伤悲。

于是，莫里开始通过讲述自己的经历对格言进行阐释，帮助读者了解他是如何获得这些感悟的，启发他们理解这些格言，更重要的是，帮助读者把这些格言外化于行、内化于心。

口述录音持续了好几个月，有时候很费劲。到最后，莫里拼命想把痰咳出来，眼睁睁看着麦克风从胸口滑落，只能等着别人帮他把麦克风重新别好。随着录音的延续，我们越来越强烈地感受到，他的格言不仅切实可行，而且具有更高层次的意义。莫里始终如一的世界观是在他一生中日积月累形成的，只是到如今莫里才将它完整地表述出来。解释他的世界观，对有的人来说似有矫揉造作之嫌，而这些话对有的人来说则十分亲切，能带来慰藉。不管怎样，对莫里来说，生命的过程就是满怀爱心地向他人、向全世界，甚至向某种超越人类的存在敞开心扉、直抒胸臆。直到生命的尽头，莫里都满怀好奇心和快乐。如何度过生命最后的时光，是这位伟大的老师教给我们的最后一课。

这些格言是莫里世界观的体现，而他的世界观又是从他的人生经历中形成的。因此，在阅读正文前，我们不妨一起来了解一下莫里其人。

莫里出生于芝加哥一个俄裔犹太移民家庭，在纽约的贫民窟长大。他个头不高，一头红发，满脸雀斑。莫里在最后一次采访中提到：“我那时穿着到膝的五分裤，像个邋遢鬼。”他记得那时自己“总是看上去还算开心，但内心却郁郁寡欢”。他母亲在他8岁时就去世了，他也因此变得很内向。

“那时我开始意识到生命的脆弱，”他说，“我们所珍惜的一切随时可能会化为乌有。”

由于幼年丧母，莫里对于爱的缺失异常敏感，渴望别人的关爱。继母抚养他和他弟弟长大，对他们疼爱有加，教会他们关爱他人、乐于学习。

后来，莫里进入免学费的纽约城市学院学习。毕业后，他因为患有鼓膜穿孔，在二战应征服役时被淘汰了下来。他决定申请攻读研究生，但对选择社会学还是心理学专业十分纠结。

“我一直对心理学感兴趣，”莫里说，“但学心理学要用小鼠做实验，我放弃了。”最后，他进入了芝加哥大学攻读社会学硕士。

在阅读卡尔·罗杰斯、哈里·斯塔克·沙利文和马丁·布伯等学者的著作之后，莫里对他们的哲学有了自己的领悟：敞开心扉，表达你的真情实感。莫里研究的重点不像传统的心理学那样只针对个体，也不像“社会学”一词的字面意义所显示的，只局限于研究社会。莫里乐于将两者联系起来，这是当时新兴的社会心理学领域。

莫里初入职场，因为在精神病院进行研究工作，他必须从事心理分析，其间他有了对人生的第一次顿悟。

“我开始明白母亲去世给我带来的伤痛……并为失去母亲而悲伤。”他在最后一次采访中说。莫里认为心理治疗是一种宣泄手段，通过心理治疗，他平生第一次远距离审视自己，见证自我成长。正如他书中的格言所示，这成了他应对死亡的重要诀窍。

当时，莫里与同事阿尔弗雷德·H.斯坦顿搭档，在一家非传统精神分析精神病院的病房工作，负责观察病人、观察医患人员的关系。令他感到震惊的是周围人的态度对病人所产生的巨大影响。在医院，莫里仔细观察并与所有病人都进行交流，包括那些孤零零地蹲在角落里的病人。他礼貌谦恭，敞开心扉与病人交流。渐渐地，病人对他做出了回应。这段经历让莫里明白向他人敞开心扉有多么重要，从中他也意识到群体对个人的影响。

斯坦顿和施瓦茨根据这项研究所著的《精神病院》（The Mental Hospital）一书成了社会心理学的经典之作，影响了整整一代医学从业人员。该书出版后不久，布兰迪斯大学聘请莫里前去任教。多年来，直到去世前的一年，他一直是个参与式观察者。他为本科生开设了“群体过程”课程，这门每年开设的实验课教学生学习如何摒弃主观偏见、如何将自己视为群体的一员并向群体敞开心扉。简而言之，莫里的后半生都在践行自己推行的信条。

莫里生前从他人身上受益良多。他感谢妻子和两个儿子的帮助，他们让他学会了克制自我，懂得别人而非自己对自己来说更为重要。

莫里感谢他和朋友、同事在20世纪60年代创建的低收费心理治疗社团“绿屋”，它让他有了自我感伤的能力，最初为失去母亲悲伤，最后为自己失去健康悲伤。

莫里还感谢他当年在激进思想主导的布兰迪斯大学社会学系的同事，让他持续不断地捍卫弱势群体，捍卫他包容平等的政治主张。

他甚至感谢他晚年患上了哮喘。他说自己在与病魔的抗争中，学会了如何克服死亡（或者濒死）带来的恐惧。

在快70岁时，莫里踏上了人生最后一段旅程。他学会了冥想。对莫里来说，这是心理疗法的延伸，学习与自己保持距离、学习如何活在当下、学习向宇宙敞开心扉。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是莫里“精神修行”的开始。在另一种意义上，这又是莫里几十年前就开始的精神修行的顶峰。

莫里的人生经历凝结成了格言，而本书就是围绕这些格言写成的。从伊索到耶稣到俳句再到尼采，简单而深刻的见解在世界文化中永远享有一席之地。在电视和信息碎片化的时代，人们有时会将简短话语戏称为“语言碎片”。莫里对此并不担忧，他认为这些简短的格言适用于心灵，所有心灵。

1995年11月4日，莫里于家中安详离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