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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干涉者型国家”中，实际上真正干涉百姓生活的是大大小小的官吏。在这样的社会里，统治者与被统治者之间的差别，即“士庶之分”，可谓一目了然。人们想方设法挤进统治集团（即“士”），人人渴望当官。所谓出人头地，无非就是封官加爵。
“为官”的基本条件便是“能读善写”，而能读善写之士也必定一心想要当官。那些识字却久久无法为官之人被视为“落第者”。有志宦途而未及第者，无奈之下只得去当全科医生或教书先生
。因此，“不为官，非人也”这一说法毫不夸张。他们只此一路，别无他途，读书为官就是“世界”的全部。既然生而为人，他们习得读书写字，就无法走出这个“世界”——这个信奉官吏至上的“世界”，是由官吏以及立志投身宦海的知识分子（即“士”）所构建出来的。
进入东汉，随着儒教权威的巩固，西汉所确立的官僚体制发生了巨大变化，凭借开国勋业而名声高涨的吏员，地位日渐衰微。究其缘由，是因为儒教不看重处理具体事务的专职人员，认为儒者当心系家国天下，而非受限于某一特定的职业。于儒者而言，政治琐事均属家国天下中细枝末节之事，皆为俗务。处理这类俗务的吏员也被儒者蔑称为“俗吏”。
吏员的声望日渐式微。唐宋开始，知识分子“不为吏员”之风日盛。这种情况如同日本的引冈
和御用耳目
，他们就是从历代被归为庶民阶层的市井百姓中雇用的吏员。如此一来，吏员的声望一落千丈，被排挤在“世界”之外。
吏员虽处理着朝中之事，但被排挤在“世界”之外；而有些人虽退隐朝堂，却仍处于“世界”之内。这些人就相当于日本的“浪人”，虽没有俸禄，但其身份依然为“侍”。
为了方便起见，我在前文中一直使用“世界”这个含义模棱两可的词语。这一“世界”的特点便是中央浓厚，两端稀薄。若是问及何是浓厚？何是稀薄？我也难以作答，只能将“很大程度上满足人理想中的状态”视为浓厚，反之则为稀薄。入仕为官者处于浓厚地带，相反，那些郁郁不得志、始终不得宦途而纵论天下的“处士”则位于稀薄地带。从稀薄之处向浓厚之处靠近，哪怕只是一点点，都是处于这个“世界”中的士人的心愿。不过，当然也存在少部分人拼命想从浓厚地带往稀薄地带逃离。
例外总是格外起眼。弃官回乡的陶渊明（约公元365年——公元427年）
因异于常人之举而吸引了世人目光。他为了由动入静，自己主动选择成为“浪人”。与之相反，日本江户幕府晚期的脱藩浪人则为了由静入动，主动放弃武士地位。
此外，还有一种情况是想要靠近“世界”的中心——浓厚地带，却始终无果，因而一气之下选择往相反方向的稀薄地带不断前进。在君主、上级官员及同僚看来，这无疑是荒唐之举。不过，他们一旦背离主流就很难回归“正途”。岂止如此，这一举动本身就需要莫大的勇气。君主会认为：“对朕有何不满吗？真是岂有此理！”若是激怒了君主，他们甚至会被处以死刑。
当时，世人称“不为官之士”为“逸士”或“逸民”。《后汉书》之后的史书中，不乏逸民传或是隐逸传，通过记录“逸士”“逸民”的生平事迹来为他们立传。
“逸”字意为“逃离”，即从“世界”的浓厚地带逃往稀薄地带。但对皇帝而言，这些本应侍奉自己的人才纷纷“逃跑了”。这好比对垂钓者而言，虾兵蟹将即便是逃跑了也不觉可惜，但逃跑的若为肥美大鱼，就不免深感遗憾。不过，他们一旦想到眼下这些想要逃脱的小鱼今后也会长成大鱼，也会惋惜不已。
世人常常不由得给这些与众不同的少数人送上喝彩之声，这些喝彩之声也就成为他们的名声。名声即为人的社会价值。因此，那些为抬高身价、获取名声而采取非主流行动之人也就不足为奇了。这些逃逸者是真心想要“静”？还是意欲讽刺时事？抑或是沽名钓誉？我们难以判定。
《后汉书·逸民列传》记载着周党的生平事迹。周党生于西汉末年，死于东汉初年，太原广武人，年轻时曾到长安游学。他出生在一个“家产千金”的富裕人家，是名副其实含着金汤匙出生的贵公子。
由于父母早亡，周党从小寄养在亲戚家中。待他长大成人之时，亲戚却企图独吞财产。最终，周党提起诉讼，拿回了自己的财产。他将这部分财产分与同族，令奴隶恢复自由之身，自己则拿着余钱前往长安求学。
周党曾在家乡受到乡佐（主管征收赋税的人）的当众侮辱。在长安求学时，他听到了《春秋》一讲。为《春秋》作解的《公羊传》记载了齐襄公为替齐哀公报仇，最终灭了纪侯。书上说：“岂止九世，就连百世之仇也非报不可。”即便是百世前的祖先之耻，也自当尽力雪洗，更何况是自身之耻呢！于是，周党立马回乡，向当年那位侮辱自己的乡佐发出了决战书。在决战中，周党大败，身负重伤。
“这小子，厉害。有过人之处。”
赢家乡佐为周党的“义与勇”所深深感动，于是命人用担架将其抬回家中，令其静养。周党因此保全了性命。不过清醒以后，他立马告辞。此后，他开始严于律己，修身养性，也因此受到了周围人的高度赞赏，名声大噪。
名声究竟有何作用？王莽篡夺汉朝王位后，随即天下大乱，各地军队奋起，惟到太原之时，众军过城不入。各地军队相互告诫：“这里居住着一位品格高尚之人，故不可袭城。”至于为何不能袭击品格高尚之人所居之地呢？那是因为一旦袭城，就会伤及自身名声，最终遍体鳞伤。
刘秀平定动乱后，即位称帝，创立东汉，号光武帝，年号“建武”（公元25年——公元56年）。周党此前曾受朝廷征召，受任为议郎（顾问）。不过，不久后他因病辞官，一直隐居渑池（今河南省三门峡市渑池县）。光武帝闻悉他的名声后，再次征召了他。但是他本人毫无入仕之意，故身着短布衣、头戴榖皮头巾，前去面圣。衣冠不整即无意为官。待光武帝接见时，他不行君臣之礼，一味地伏于地上恳请道：“我愿布衣终身，一生谨守此志。”
“不可强求啊！既然你一心只想实现平生之志，那你回去吧。”于是，光武帝放周党回了乡。
当时有位博士
，名范升。他向光武帝上书，诋毁周党，说：“太原周党，虽承蒙圣上厚恩。使臣三顾而聘，他才肯上车来京面圣。他不因礼法而屈身事君，伏地却不行臣礼。这是何等傲慢！他在文上不能阐发经义，在武上不能以死来报效国君。无非是个沽名钓誉之徒，意图三公之名位……”他又上奏弹劾道：“周党无从仕之意，这不过是为了抬高自己名声的高等战术。”此外，他还不断提醒皇帝不要为周党这一老奸巨猾之徒蒙蔽双眼。为使周党露出丑恶面目，他主动情愿以“何以高效治国”为题与周党现场辩论。若败于周党，他愿受诬告之罪，但若是周党输了，就当治其个“私窃虚名、夸上求高”的大不敬之罪。
然而，诏书说：“自古明王圣主，都不一定拥有一心服务朝堂之士子。即便是周朝，伯夷、叔齐等贤明之士也不愿受朝廷俸禄。太原周党不接受我的俸禄，也是有那般淡泊名利之志向啊。赐为他四十匹绢，让他回乡吧。”
周党断然辞去了年俸六百石的议郎之职，而上奏弹劾之人——范升时任博士，是掌管礼仪、宗庙之事的太常的十二位下属之一，年俸也为六百石。如此看来，范升官阶不高也不低，但却是位利欲熏心之徒。他是洞察了周党的野心？还是从自身的野心出发，一味地将周党的辞职视为他谋取权位的高等战术呢？
自那以后，周党隐居渑池，终日埋头于著书立说中，不再涉足朝堂半步。在他离世以后，当地人专门为其设立祠堂纪念他。
再容我多说一句：范升认为周党所觊觎之位——三公的年俸高达四千石以上。年俸六百石与年俸四千石，可谓云泥之别！为了实现俸禄的一跃升天，确实需要高等战术。或许范升本人也在为飞黄腾达而思量着辞职战略。只是不幸地被周党捷足先登，他心中的怒火便喷涌而出，难以遏制。
范升是东汉初年著名儒者，曾因被前妻起诉而锒铛入狱。出狱后，曾任聊城（今山东省聊城市）县令——年俸千石，随后又因受到某重大事件的牵连而被罢黜，孤身浪迹天涯，抱憾而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