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儿时住的大院里，很多人家都爱种凤仙花，我们管它叫指甲草。凤仙花属草本，很好活，属于给点儿阳光就灿烂的花种。只要把种子撒在墙角，哪怕是撒在小罐子里，到了夏天都能开花。
凤仙花开粉红和大红两种颜色。女孩子爱大红色的，她们把花瓣碾碎，用它来染指甲，红嫣嫣的，很好看。我一直觉得粉色的更好看，大红的，太艳。那时，我嘲笑那些用大红色的凤仙花把指甲涂抹得猩红的小姑娘，说她们涂得像吃了死耗子似的。
放暑假，大院里的孩子们常会玩一种游戏：表演节目。有孩子把家里的床单拿出来，两头分别拴在两株丁香树上，花床单垂挂下来，就是演出舞台前的幕布。在幕后，比我高几年级的大姐姐们，要用凤仙花，不仅给每个女孩子涂指甲，还要涂红嘴唇，男孩子也不例外。好像只有涂上了红指甲和红嘴唇，才有资格从床单后面走出来演出，才像是正式的演员。少年时代的戏剧情景，让我们这些半大孩子跃跃欲试，心里充满想象和憧憬。
特别不喜欢涂这个红嘴唇，但是，没办法，因为我特别想钻出床单来演节目，只好每一次都得让大姐姐给我抹这个红嘴唇。凤仙花抹过嘴唇的那一瞬间，花香挺好闻的。其实，凤仙花并没有什么香味，是大姐姐手上搽的雪花膏的味儿。
北大荒有很多花，其中最有名的属达紫香，这是一种已经被从北大荒那里出来的作家写滥的花。
对于我，最难忘的是土豆花。土豆花很小，很不显眼，要说好看，赶不上同在菜园里的扁豆花和倭瓜花。扁豆花，比土豆花鲜艳，紫莹莹的，一串一串的，梦一般串起小星星，随风摇曳，很优雅的样子。倭瓜花，明黄黄的，颜色本身就跳，格外打眼，花盘又大，很是招摇，常常会有蜜蜂在它们上面飞，嗡嗡的，很得意地为它们唱歌。
土豆花和它们一比，一下子就站在下风头。但是，每年一冬一春吃菜，主要靠的是土豆，所以每年夏天我们队上的土豆开花的时候，我都会格外注意，淡蓝色的小小土豆花，飘浮在绿叶间，像从土豆地里升腾起了一片淡蓝色的雾岚，尤其在早晨，荒原上土豆地那一片连接天边的浩瀚的土豆花，像淡蓝色的水彩被早晨的露水洇开，和蔚蓝的天际晕染在了一起。
读迟子建的短篇小说《亲亲土豆》，第一次看到有人对不起眼的土豆花情有独钟。迟子建用了那么多好听的词儿描写土豆花，说它“花朵呈穗状，金钟般吊垂着，在星月下泛出迷离的银灰色。”我从来没见过对土豆花如此美丽的描写。在我的印象里，土豆花很小，呈细碎的珠串是真的，但没有如金钟般那样醒目。我们队上的土豆花，也不是银灰色的，而是淡蓝色的。虽说我们队上的土豆花，没有迟子建笔下的漂亮，颜色却要更好看一些。
三十多年前，春末，在庐山脚下歇息。不远处，有几棵树，不知道是什么树，开着白花，雪一样的白。再不远的山前，有一个村子，炊烟正缭绕。
一个穿着蓝土布的小姑娘，向我跑过来。跑近，看见她的手里举着一枝带着绿叶的白花。小姑娘七八岁的样子，微笑着，把那枝花递给我。常有游客在这里歇脚，常有卖各式小吃或小玩意儿的人到这里兜售。我以为她是卖花姑娘，要掏钱给她。她摆摆手，说：送你！
那枝花是刚摘下的，还沾着露水珠，花朵不小，洁白如玉，散发着清香。我问她：这么香，叫什么花啊？
她告诉我：栀子花。
我正要谢谢她，她已经转身跑走，娇小的身影，像一片蓝云彩，消失在山岚之中。
我直到现在都不明白，小姑娘为什么送我那枝栀子花。
那是我第一次见到栀子花。真香，只要一想起来，香味还在身边缭绕。
北京的孝顺胡同，是明朝就有的一条老胡同，中间有兴隆街把它分割为南北孝顺胡同。这条胡同里老宅很多，既有饭庄，又有旅店，还有一座老庙，虽地处前门闹市之中，却一直很幽静。十五年前，我去那里的时候，那里正要拆迁，不少院落被拆得有些颓败零落，但依然很幽静，一副见惯春秋、处变不惊的样子。
在胡同的深处，看见一户院门前搭着木架，架上爬满了粉红色的蔷薇花。架上架下，都很湿润，刚被浇过水。蔷薇花蕾不大，密密地簇拥满架，被风吹得来回乱窜，上下翻飞，闹哄哄的，你呼我应，拥挤在一起，像开着什么热烈的会议。由于颜色是那么鲜艳，一下子，把整条灰色的胡同映得明亮起来，仿佛沉闷的黄昏天空，忽然响起了一阵嘹亮的鸽哨。
我走了过去，忍不住对满架的蔷薇花仔细观看，是什么人，在马上就要拆迁的时候，还有这样的闲心侍弄这样一架漂亮的蔷薇花，给这条古老的胡同留下最后一道明亮的色彩和一股柔和的旋律？
有意思的是，在花架的对面，一位金发碧眼的外国小伙子，也在好奇地看着这架蔷薇花。我们两人相视，禁不住都笑了起来。
在美国的布鲁明顿小城郊外一个叫海德公园的小区，每一户的房前屋后都有一块很宽敞的绿地。很少见像我们这里利用这样的空地种菜的，一般都会种些花草树木。我住在那里的时候，天天绕着小区散步，每一户人家的前面种的花草不尽相同，到了春天，姹紫嫣红，各显自己的园艺水平。
在一户人家的落地窗前，种的是一排整齐的郁金香，春末的时候，开着红色、黄色和紫色的花朵，点缀得窗前五彩斑斓，如一幅画，很是醒目。
没过几天，散步路过那里，看见每一株郁金香上的花朵，像割麦子一样，整整齐齐地被全部割掉，一朵也没有了，只剩下绿叶和枝干。我以为是主人把它们摘掉，放进屋里的花瓶中独享了。
有一天散步路过那里，看见主人站在屋外和邻居聊天。我走过去，和她打招呼，然后指着窗前那一排郁金香，问她花怎么一朵都没有了呢。她告诉我，都被鹿吃了。然后，她笑着对我说，每年鹿都会光临她家，吃她的郁金香，每年她都会补种上新的郁金香。
这让我很奇怪，好像她种郁金香不是为了美化自家或自我欣赏，而是专门为鹿提供美食的。
这里的鹿很多，一年四季都会穿梭于小区之间，自由自在，旁若无人。这个小区花的品种很多，不明白，为什么鹿独独偏爱郁金香？
后来看专门描写林中动物的法国作家于·列那尔写鹿，说远远看像是“一个陌生人顶着一盆花在走路”，便想起了小区的那些专门爱吃郁金香的鹿，它们一定是把吃进肚子里的郁金香，童话般幻化出来，开放在自己的头顶，才会像顶着一盆花在走路吧？当然，那得是没人打扰且有花可吃然后悠闲散步的鹿。
我一直分不清梨花和杏花，因为它们都开白花。两年前的春天，我家对面一楼的房子易主，新主人是位四十岁左右的妇女，沈阳人。她买了三棵小树，栽在小院里。我请教她是什么树，她告诉我是杏树。
彼此熟络后，她告诉我：明年开春带我妈一起来住，买这个房子，就是为了给我妈住的。老太太在农村辛苦一辈子了，我爸爸前不久去世了，就剩下老太太一个人，想让她到城里享享福。孩子她爸爸说到沈阳住，我就对他说，这些年，你做生意挣了钱，不差这点儿钱，老太太就想去北京，就满足老太太的愿望吧！到时候，我就提前办了退休手续，让孩子他爸爸把公司开到北京来，一起陪陪老太太！
她是个爽朗的人，又对我说：老太太就稀罕杏树，老家的房前种的就是杏树。这不，我先来北京买房，把杏树顺便也种上，明年，老太太来的时候，就能看见杏花开了！
听了她的这一番话，我的心里挺感动，难得有这样孝顺贴心的孩子。当然，也得有钱，如今在北京买一套房，没有足够的“兵力”支撑，老太太再美好的愿望，女儿再孝敬的心意，都是白搭。还得说了，有钱的主儿多了，也得舍得给老人花钱，老人的愿望，才不会是海市蜃楼，空梦一场。
第二年的春天，她家门前的三棵杏树，都开花了。我仔细看看杏花，和梨花一样，都是五瓣，都是白色，还是分不清它们，好像它们是一母同生的双胞姊妹。
可是，这家人都没有来。杏花落了一地，厚厚一层，洁白如雪。
今年的春天，杏花又开了，又落了一地，洁白如雪。依然没有看到这家人来。
清明过后的一个夜晚，我忽然看见对面一楼房子的灯亮了。主人回来了。忽然，心里高兴起来，为那个孝顺的女人，为那个从未见过面的老太太。
第二天上午，我在院子里看见了那个女人，触目惊心的是，她的臂膀上戴着黑纱。问起来才知道，去年春天要来北京前，老太太查出了病，住进了医院，盼望着老太太病好，可老太太还是没有熬过去年的冬天。今年清明，她把母亲的骨灰埋葬在老家，祭扫之后，就一个人来到北京。
她有些伤感地告诉我，这次来北京，是要把房子卖了。母亲不来住，房子没有意义了。
房子卖了，三棵杏树还在。每年的春天，还会花开一片如雪。
秋天，到福建长乐参观冰心文学馆。文学馆建得不小，二层楼房，楼上楼下空旷的展厅里，除了我，没有一个人。参观完毕，走出展览大厅，依然是空无一人。想在春水书屋的小卖部买一张木刻的冰心像，也找不到一个人。只有那几幅单薄的黑白木刻小画，在柜台里静静地待着。
一楼大厅里，在大海背景前端坐着冰心雕像。咖啡厅里的座椅空荡荡的。放映厅只有白白的一面墙。展厅外，喷水池后刻有冰心的名言——“有了爱就有了一切”，只是喷水池里没有喷一朵水花。
要离开文学馆了，忽然在墙边的灌木丛中发现一朵红色的朱槿，花开得那样鲜艳，却显得那样寂寞。
桂花落了，菊花尚未盛开，到丽江不是时候。想起上次来丽江，坐在桂花树下喝茶，喷香的桂花随风飘落，落进茶盏中的情景，很是留恋。
不过，古城到处攀满三角梅，开得正艳。三角梅，花期长，有点儿像月季，花开花落不间断。而且，三角梅都是一团团簇拥在一起，要开就开得热热闹闹，烂烂漫漫，像天天在举办盛大的Party。
在丽江古城，三角梅不像城里栽成整齐的树，或有意摆在那里做装饰，只要有一处墙角，或一扇木窗，就可以铺铺展展爬满一墙一窗，随意得很，像是纳西族的姑娘将长发随风一甩，便甩出了一道浓烈的紫色瀑布，风情得很。
从丽江到大理，在喜洲一家很普通的小院的院墙前，看到爬满墙头的一丛丛淡紫色的小花。叶子很密，花很小，如米粒，呈四瓣，暮霭四垂，如果不仔细看，很容易忽略。
我问当地的一位白族小姑娘这叫什么花，她想了半天说：我不知道怎么说，用我们白族话的语音，叫作“白竺”。这个“竺”字，是我写下的。她也不知道用哪个字更合适。不过，她告诉我，这种花虽小，却也是白族人院子里常常爱种的。小姑娘又告诉我，白族人的这个“白竺”，翻译成汉语，是“希望”的意思。这可真是一个吉祥的好花名。
那天，我去崇文门饭店参加一个聚会，时间还早，便去北边不远的东单公园转转。往前回溯，这里原来是八国联军入侵北京后他们的练兵场。新中国成立之后，将这块空地，由南往北，建起来了一座街心公园和一座体育场。这座街心公园便是东单公园，应该是北京最早也是最大的街心公园。
小时候，家离这里很近，常到这里玩。记得上了中学之后，第一次和女同学约会，也是在这里。正是春天，山桃花开得正艳。以后，很少来这里了。特别是有一阵子，传说这里的晚上是谈情说爱之地，很有些聊斋般的暧昧和狐魅，和少年时的清纯美好拉开了距离，更没有到这里来了。
如今，公园的格局没有什么太大的变化，假山经过了整修，增加了绿地和花木，还有运动设施。中间的空地，人们在翩翩起舞，踢毽子的人，早早脱了衣服，一身热汗淋漓。工农兵塑像前的围栏上，坐着好多人在聊天或下棋。黄昏的雾霭里，一派老北京悠然自得的休闲图景。
我在公园里转了整整一圈，走在假山前的树丛中的时候，忽然听见身后传来一声清亮的叫声：爷爷！明明知道，肯定不是在叫我，还是忍不住回过头去，看见一个四五岁的小姑娘正向她的爷爷身边跑了过去。她的爷爷站在一棵高大的元宝槭树下面，张开双手迎接她。正是槭树落花时节，槭树伞状的花，米粒一般小，金黄色，很明亮，细碎的小黄花落满一地，像铺上了一地碎金子。有风吹过来，小姑娘的身上也落上好多小黄花，还有小黄花在空中飞舞，在透过树叶间的夕照中晶晶闪闪地跳跃。
我的小孙子也是用这样清亮的嗓音叫着我：爷爷！
那是两年前的夏天，也是在公园里，不是东单公园，是在北海公园；不是槭树花落的时节，是紫薇花开得正旺的夏天。
2019年11月底写毕于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