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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新书《咫尺天涯：最后的老北京》中，我写了一节《京都花事》，写了记忆中在北京我所知道的和所寻访的花。现在，忽然想到，还有几处重要的花，居然落下没有写。可见，有时候记忆并不可靠。虽说是亡羊补牢，却也应该补记上才是。
一处是中山会馆的玉簪花。
中山会馆在北京非常有名，相传最早是严嵩的花园别墅，清末被留美归来的唐绍仪买下，改建为带点儿洋味的会馆。1912年，孙中山当了大总统后来北京，就住在这里，中山会馆的名字由此得来。过白纸坊，从南横东街往南拐进珠朝街一点儿，就是中山会馆。中山会馆相当大，不算正院，光跨院就有十三座。所以，被清时诗人钱大昕盛赞为“荆高酒伴如相访，白纸坊南第一家”。
16年前夏天的一个下午，在中山后院的南跨院里，我见到一位老太太，77岁，鹤发童颜，广东中山县人，和孙中山是老乡。她家祖孙三代住在这里。
这是一座独立成章的小院，院门前有回廊和外面相连。我是贸然闯入，和老太太素不相识。不知为什么，老太太和我一见如故，搬来个小马扎，让我坐在她家宽敞的廊檐下，听她向我细数中山会馆的历史。说到兴头上，她站起身来，回到屋子里拿出厚厚的一本老相册翻给我看。小院里只有我们俩，安静异常，能听到风吹树叶的飒飒声。
翻到一页，黑色相册的纸页上，用银色相角贴着一张黑白照片，照片上是一个英俊的年轻人，坐在公园里镂空而起伏有致的假山石旁。她告诉我：这是我的先生，已经去世20多年了。我问她这是在哪座公园里照的。她说：这不是在公园，就是原来在中山会馆这里照的。说着，她走下廊檐的台阶，带我向跨院外面走去。我上前要扶她，她摆摆手，腿脚很硬朗。来到前面已经杂乱不堪的院子，她向我指认当年院里的小桥流水、花木亭台，和她先生照相的地方。一切仿佛逝去得并不遥远。
不知为什么，那一刻，望着照片，望着眼前的院落，又望着她，我心里非常感动。不仅感动于她和她丈夫的这一份感情，同时感动于她愿意将这一切讲给素不相识的我听。如今，如此信任一个陌生人，简直是天方夜谭了。
和她告别，她送我出院门，那一刻，仿佛我是她的一位阔别多年的朋友。出院门的那一刻，我忽然看见沿着院门南墙下种着一溜儿玉簪，正盛开着洁白如玉的花朵，像是为小院镶嵌上的一道银色花边。我指着花对她说：真是漂亮！她对我说：还是那年我和我先生一起种的呢！一直开着！
16年过去了，突然又想起那一溜儿玉簪花，觉得真对不起老太太。怎么可以把这玉簪花忘了呢？她对素不相识的你，是那样地好，那样地信任，心无设防，温情而热情。如果老太太还健在的话，今年93岁了。
不要说是年纪大了，记性一定就差了，是你没有把人家放在心上。偶然的邂逅，细小的碰撞，却有着人世间少有而难得的信任与真情，你当初的感动，只是瞬间烟花的绽放，并不是那一溜儿玉簪花几十年一直持久地开放。
另一处是槐花。
小时候，我们大院里，有一棵老槐树。在我们大院前的那条老街上，种着好多槐树。记忆中的北京城，槐树很多，几乎到处都可以碰到。槐树，应该是北京的行道树。这样的印象，其实是不准确的，并不是槐树占尽风光。因为北京的树木品种很多，行道树也不只有槐树。但是，这样的印象，对于我却是根深蒂固的。
这样的印象，源于小学高年级到初中那几年，粮食总是不够吃。各家都想办法挣点儿钱，好去换点儿粮票。在我们大院里，不知谁发现了，槐花可以卖钱。因为槐花晒干了，可以入药。我们这条老街的东头，坐落着同仁堂药店的制药车间，那里就可以收购槐花。这样的信息被印证，迅速传开。于是，夏天槐树开花的时候，我们大院里，很多家的大人孩子都举着高高的竹竿，拿着麻袋，开始打槐花。
这些竹竿，以前是晾衣服用的，现在派上了新的用场，挥舞竹竿，如同舞枪弄棒，是我们小孩子最爱干的事情。院子里的那棵老槐树上的槐花，哪里经得住这么多人打？很快，就被我们连叶子都快打光了。高举竹竿打槐花的队伍，浩浩荡荡，从院里出发，到大街上，到别人家的大院里，到处寻找槐树，为此和别的院子的人没少争吵，乃至打架。
因为我家的竹竿不够长，够不着槐树高枝上的槐花，母亲用绳子替我又绑上一节竹竿。记得有一次，打槐花的时候用力过猛，绑那一节竹竿的绳子断了，竹竿落下来，正好打在邻院一个大男孩的脑袋上。他二话没说，上来一把就把我推倒在地上，然后，又不依不饶，把我已经打好装了小半麻袋的槐花，都倒在地上，气哼哼地使劲儿用脚踩烂。我上前要和他打架，被院里的一个大哥哥拉住。回家的时候，他悄悄地把他麻袋里的槐花匀出一部分，装进我的麻袋里。
印象中，晒干后的一斤槐花才卖几分钱，或者最多是一角钱。但那时候一斤棒子面才要几分钱，这样的几分钱、一角钱，也是钱呀。因此，再便宜的收购槐花的价格，也没有减少大家打槐花的热情。槐树开花的周期长，能从六月一直开到八月，正好赶上我们放暑假，我们便将打槐花当成热热闹闹的游戏，连玩带打，不亦乐乎。如果碰上打架，架不住我们人多势众，很多时候，更愿意起哄架秧子。在生活艰辛中找乐子，成了打槐花衍生出来的附属品。那时候，年龄小，吃凉不管酸，不知道大人们的心酸，更不会懂得槐树的遭殃。
是的，我将槐花也忘了。少年时自己的经历都忘了，还能指望你记住别人的事情吗？都说好了伤疤忘了疼，都说少年不知愁滋味。其实，疼和愁，只是当时的感受，时过境迁之后，就像水过地皮湿一样，大多的记忆都早已结痂，或者如同经过筛子之后被漏掉，记住的永远没有忘掉的多。我们的记忆是有选择性的，记住了什么，忘记了什么，是命定的，是由性情、性格和信仰所决定的。它们像是相片的底片在显影液里的黑白显影，即使是再遥远的历史，再微小的事与人，在显现的那一刻，显现出的是你内心的一隅，让你可以羞愧，却无法遮掩。
前两天，在小区里散步，突然一阵风来，吹落了眼前一片槐花如雨，才发现这里种着一排槐树。这么多年了，天天和它们擦肩而过，却居然视而不见。又有一夜雨过，这里满地槐花如雪，才发现槐花居然是这样的多，风吹雨打，依然能顽强不歇地开放出新花来。
没有人再来打槐花了。
还有一处花，是1974年看到的，当时叫它猫脸花。
那时，我在一所中学里教书。那一年刚刚入夏，天就拼命地下雨，而且，很奇怪，必是每天早晨下，中午停。每天上午第一节课前，老师们陆续进办公室，大多都被雨淋湿，个个狼狈得很。印象最深的是有一天，一位教化学的女老师骑自行车来晚了，因为她第一节有课，刚进办公室，就听她抱怨：这雨也太大了，把我裤衩都湿透了！大家知道她在为迟到开脱，开脱就开脱吧，犯不上说自己的裤衩，多少有点儿让人不好意思。
没有想到，第二天，就轮到我不好意思了。出门没多远，我的自行车的车锁锁条突然耷拉了下来，挡住了车条，骑不动了。雨下得实在太大，我拖着车，好不容易找到个自行车修理铺，让修车师傅帮我修好车锁，我骑到学校，小半节课都过去了，学生看见的是淋成落汤鸡的我出现在教室的门口。
下午放学，骑上车没多远，车锁的锁条“当啷”一声，又耷拉了下来，又没法骑了。先去修车吧。修车铺离学校不远，修车的家伙什都放在窗外的一个工作台上，屋里就是家。修车的是个二十多岁胖乎乎的姑娘，比我教的学生大不了几岁，长得不大好看，一脸粉刺格外突出。我心想，肯定是接她爸爸的班，也肯定是学习不怎么样，不得已才来修车。
不过，人不可貌相，小姑娘修车很认真仔细，见她拉开工作台上满是油腻和铁末的抽屉，一边找弹子，一边换车锁里坏的弹子，却怎么也找不到合适的。她有些抱怨地对我说：谁给您修的锁？拿个破弹子穷对付，全给弄坏了，真够修的！她话是这么说，说得跟老师傅数落徒弟似的，却很有耐心地从抽屉里不停地找弹子，然后对准锁孔，把弹子装进去，不合适，再把弹子倒出来，重新装，像往枪膛里一遍遍地装子弹，又一遍遍地退出来，不厌其烦，也不亦乐乎。工作台上，一粒粒小小的银色弹子，已经头挨着头摆成一排，在夕阳下闪闪发光。
开始我心里在想，如果上学的时候有这份专心就不至于来修车了。后来，我对自己冒出来的这多少有些偏见甚至恶毒的想法而惭愧，因为她实在是太认真了，流出了一脑门儿的汗。为了这个倒霉的锁，耽误了她这么长的时间，又挣不了几个钱。
其实，她完全可以对我说这个锁坏了，修不了啦，换一个新的吧。她的工作台旁，就放着各种样子的新锁。换新锁，可以多挣点儿钱。我开始有点儿替她感到委屈，有些不落忍地这样替她想。可她却依然较劲地修我这个破锁，好像那里有好多的乐趣，或者非要攻占什么重要的山头，不把红旗插上去誓不罢休。而且，她还像个小大人似的，以安慰的口吻对我说：您别急，一会儿就好了！省得您过不了几天又去修，受二茬子罪！
我站在那儿看她修，看得久了，无所事事，就四下里闲看，忽然看见她背后的窗台上摆着两盆花。是两盆草本的小花，我走过去细看，花开的颜色挺逗的，每一朵都有着大小不一的紫、黄、白三种颜色，好像谁不留神把颜色洒在花瓣上面，染了上去，被夕阳映照得挺扎眼。我没话找话，便问她：这是你种的？什么花呀？挺好看的！
她告诉我，这叫猫脸花。她又告诉我，这是她爸爸帮助她淘换来的药用的花，把这花瓣揉碎了，泡水洗脸，可以治粉刺。然后，她冲我一笑：说是偏方，也不知道管用不管用！
锁修好了，再也没有坏，一直到这辆车被偷。
现在，我知道了，她说的猫脸花学名叫三色堇。我读中学的时候，读过的外国文学作品中，好多地方写到了三色堇，觉得这个名字那么洋气，让我充满想象，甚至想入非非。后来，看到巴乌斯托夫斯基不吝修辞地形容它：“三色堇好像在开假面舞会。这不是花，而是一些戴着黑色天鹅绒假面具愉快而又狡黠的茨冈姑娘，是一些穿着色彩缤纷的舞衣的舞女——一会儿穿蓝的，一会儿穿淡紫的，一会儿又穿黄的。”
我却忘了它。
如果修车姑娘长得好看些，或者当初她告诉我它的花名不是猫脸花，而是三色堇，我还会忘了它吗？
2020年7月26日于北京雨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