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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人们相信，服从法律不是听命于强力，而是在遵从自己的自由意志，服从法律不是一项消极义务，而是一项神圣权利，这几乎是所有政治共同体的政治理想。卢梭自认是以自由国的公民、主权者成员的身份写作《社会契约论》的。公民是享有主权的个体的名称。这也预示着，卢梭在书中将从公民权利与主权者权力相统一的角度出发，论述人如何实现政治自由的问题。从政治的逻辑来看，签订社会契约的过程，是人们相互结合、形成政治共同体的过程，也是建构主权、成为主权者的过程；从法理的逻辑来看，签订社会契约的过程，同时也是创制神圣社会法则的过程，这一社会法则即是确立共同体成员各种权利的基本依据。
假如没有签订契约，包括主权在内的任何政治权力都不具备合法性。即便政治强力常常以权利的面貌进行自我伪装（比如，君王因其具有继承的权利而成为掌握绝对权力的主权者），如果没有契约赋予的合法性，人们也没有服从它的义务。卢梭因而反对那些使君王统治具有天然合法性的因素，比如强力、神意与继承。在这一点上卢梭与洛克高度相似，或许这也是世人始终没有决绝地为卢梭扣上抛弃自由、拥抱极权的帽子的原因。但同时，作为神圣之源的主权者意志似乎也为一切恶的政体提供了绝妙掩护——一种政府形式，无论专制或民主，只要为其所处时代的主权者所承认，它就是合法的。对卢梭而言，只要人民主权的首要原则得以保证，包括政府形式在内的其他问题都是次要的。如何使人民主权得以保证？卢梭先给出了一个否定性回答，主权不能让渡。正如人不可能让渡自己的意志，人也不可能让渡自由。主权的让渡或转让意味着人主动放弃自由，自觉走向奴役，这种取消了人性与道德性的行为，在卢梭看来，比主权者使专制政府合法化这一结果更加可怕。
只是，卢梭给现代人出了一道大难题：在不确定性日渐增加的现代社会，人们逃避集体自由很多时候是为了守卫个体自由，而卢梭认为这种逃避会导致让“每个人都算数”的人民主权原则失效。假如共同体的政治自由无法保障，其成员的个体自由更无法实现。“人人生而自由，却无处不在枷锁中”，与其说是对未来即将打破枷锁的昭示，不如说是对现实难以解套的无奈写照。
我要探讨的是，从人之本性和法之应然的角度考察，在社会秩序中，是否存在合理而确定无疑的执政法则。为避免公正与功利有所偏废，我探讨时，将始终协调权利之许与利益之求。
我并未说明本文主旨如何重要，就直奔主题。人们或许会问，我是君主还是立法者而撰文阐述政治问题？答曰：都不是，而且正因为都不是，我才这样做。倘若我是君主或者立法者，就不会浪费时间空谈该做什么，而会该做什么就做什么，要么就保持 沉默。
生为自由之国的公民
而且是主权者的一员，窃以为，即使人微言轻，只要拥有公共事务投票权，就有义务研究它们。每当思考政府问题，我都会欣喜地发现，这些探讨不断让我发现新理由去热爱我国政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