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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桩奇案，真真假假，看封建官场昏庸武断
一代冤狱，曲曲折折，见朝廷派系争权夺势
“杨乃武与小白菜”，是清朝末年四大奇案之一。解放前几十年间，它编成剧本，在舞台到处演唱；解放后亦曾拍成电影等多番上演。其中一些，我去看过听过，总觉得与事实出入太大。1914年，我22岁时父亲病逝。他生前经常对子女们谈到这件冤狱的内幕，还曾将此案有关的邸报抄录下来，并补写了日记。现在，尽我所知详细叙述，以还屏幕之后的真相。
我家世居浙江余杭县城内澄清巷口西首，即从前的太炎街，现在的县前街，距离县衙门只有百余步。家境小康，祖父朴堂以养蚕种桑为业。我的父亲杨乃武，字书勋，又字子钊，排行第二，人们都称他杨二先生。他20多岁考取了秀才。我的姑母杨菊贞（淑英）是我父亲的姐姐，出嫁后不久，姑父即去世，姑母青年守寡，住在娘家。因我父亲在襁褓之中，即由我姑母带领，因而姐弟情深。母亲詹新凤是一个勤劳节俭的妇女，采桑、种地、养蚕，终日劳碌。我父亲性情耿直，平日看到地方上不平之事，他总是好管多说，又常把官绅勾结、欺压平民等事编成歌谣。官府说他惯作谤诗，毁谤官府。
余杭仓前镇，距县城十余里，地临苕溪，舟运畅达，当年是漕米集中的地方。百姓完粮，陋规极多，交银子有火耗，交粮米有折耗，量米时还要用脚踢三脚，让米溢出斛外，溢出的米不许农民扫取。受欺的都是一些中小粮户，他们叫苦连天。我父亲代他们交粮米，又代他们写状子，向衙门陈述粮胥克扣浮收，请求官府剔除钱粮积弊，减轻粮户额外负担。当时余杭县官刘锡彤，为官贪暴，见我父亲写状子告粮吏浮收舞弊，认为是多管闲事。仓前镇收粮官何春芳更反咬我父一口，说我父鼓动农民抗粮不交，代农民包交漕米，从中牟利。刘锡彤根据何春芳的反诉，传我父去讯问。我父据理辩白，刘锡彤说我父吵闹公堂，目无王法，面加斥逐。钱粮之舞弊如故。我父亲愤恨不过，于夜间在县衙照墙上贴上一副对子“大清双王法，浙省两抚台”。因为大清曾有明令，量米不许用脚踢，抚台也有布告，溢米准由粮户扫取，但余杭却仍是不改。由于此事，县官、胥吏都怨恨我父亲。
电影、小说、戏剧、评弹以及清末民初一些文人所写的稗史、笔记，对小白菜的来历，有各种不同的说法。一说她不是余杭人，是太平天国时从南京逃难出来的一个难民的女儿，父亲是个教书先生，在逃难中死了，小白菜母女即流落于余杭仓前镇；一说她本是个土妓；一说她是葛家的童养媳；众说纷纭，莫衷一是。我所知道的小白菜姓毕，余杭人。家里很苦，童年即死了父亲，既无伯叔，亦无兄弟，因生活无靠，其母王氏即改嫁于一个叫喻敬天的小贩。小白菜随母到喻家，容貌秀丽，人很聪明，但为继父所不喜，在家帮母亲做些粗活，常受市井无赖的调笑侮辱。因她欢喜穿件绿色衣服，系条白色围裙，人又清秀，街坊给她起个绰号叫“小白菜”。又因她嫁后，丈夫像《水浒》中的武大，而她俊俏如潘金莲，又叫她“毕金莲”。又因丈夫是做豆腐的，又叫她“豆腐西施”。这些外号，都是带有侮辱性的，她的本名叫毕秀姑。
其夫葛品连乳名“小大”，是余杭仓前镇对岸葛家村人。家里原开豆腐店，父亲死后，豆腐店不开了，品连就到余杭一个豆腐作坊当伙计。母亲葛喻氏，在品连之父死后，改嫁给一个做木匠的沈体仁，故又称沈喻氏。1871年沈喻氏托品连的干娘冯许氏为媒，聘毕秀姑为品连之妻，因品连家无房室，于翌年3月暂赘喻敬天家成亲，秀姑时年18岁。
葛品连入赘秀姑之继父喻敬天家成亲后，因房屋狭窄，久居不便，想在外面另租房屋。适我家请沈体仁修房子，房屋修好，三楼三底，除自居外尚有余屋一间。葛品连即托沈体仁向我父承租，月租1000文。是年4月24日，葛品连与毕秀姑搬到我家居住。品连每天半夜就要起床做豆腐，因此常宿在豆腐作坊，不常回家。我父母见秀姑聪明伶俐，都很喜欢她。秀姑常请我父亲教她识字，以后我父又教她念佛经。因为品连常不在家，她只是一个人，我母亲常叫她在我家吃饭，吃饭时是与我父母及姑妈同桌吃。秀姑在成亲前常受人欺侮，搬入我家后，一些市井无赖就不敢来了，因为我父看到这些人来是要骂的。这些无赖便制造谣言，说“羊（杨）吃白菜”。谣言传到品连耳里，品连也有些怀疑，有几个晚上潜回家，在门外屋檐下偷听。只听到我父在教秀姑读经卷，并未听见其他私情。品连将谣言及偷听情形，告知其母沈喻氏。沈喻氏来时，也看到过秀姑与我父同桌吃饭，听品连一说，心里也有些怀疑。沈喻氏偶尔把这件事向邻居谈起，于是巷闾遍传，流言就更多了。这种流言蜚语，我父亲母亲尚不知道。一天品连回家，我父亲向他讨取房租，因房租已欠了几个月。品连去向他母亲商借，他母亲说，外间闲言很多，为了避免嫌疑，最好另行租屋居住。于是在1873年闰六月品连与秀姑即移居太平弄口喻敬天表弟王心培家。秀姑搬出后，我父即从未到过葛家，秀姑亦未来过。
秀姑自我家搬出后，又常受外人欺侮。县衙门有个捕役名叫阮德，他有姐姐叫阮桂金，已嫁过三个男人，与粮胥何春芳有染。知县刘锡彤有个儿子叫刘子翰，即刘海升，是个花花公子，常与何春芳作冶游，素知毕秀姑美而艳，欲得之而无由。刘子翰与一佣妇有私，遂谋之于妇。佣妇一日假以他事诱秀姑至其家，抵时，刘子翰已先在，即用暴力强奸之。秀姑惧刘公子权势，又怕事泄不见谅于其夫，因亦不敢声张，佣妇却将此事泄之于阮桂金，阮桂金告诉了何春芳。何春芳亦早思染指秀姑，得知此事，于8月24日潜至葛家，适值王心培夫妇均不在家，何春芳即以刘子翰之事要挟秀姑与之狎，秀姑坚拒之，正推拒间，葛品连适自外归，秀姑哭诉，品连与何春芳即相骂起来，何春芳悻悻而去。此事街坊邻居均有闻知。何春芳走了以后，品连即责骂秀姑，认为在杨家时已有谣言，今又发生此事，更疑秀姑不端，对秀姑不满，常借故打骂。一日品连叫秀姑腌菜，至晚回家时，菜尚未腌，即将秀姑痛打一顿。秀姑气得把头发剪掉，要入庵为尼。两个人的母亲沈喻氏和喻王氏均闻讯赶来，询问王心培，得悉吵架原因，秀姑之母喻王氏气得直哭，说腌菜小事，何必这样痛打。品连之母沈喻氏，也责骂品连不是，品连说是打她一顿出出气，经劝解后，两口子亦即和好如初。
十月初七日，葛品连身发寒热，双膝红肿。秀姑知他有流火疯症，以为他是发流火，劝他请个替工，休息两天。品连不听，仍然到豆腐店上工。初九日早晨，品连因病身体不能支持，由店回家，走过点心店，还买食粉团。但走到学宫化字炉前，即呕吐。到家时，王心培之妻站在门前，见其双手抱肩，发寒发抖，呻吟不绝，品连走进家门，秀姑扶其上楼，代为脱衣睡下，仍呕吐发冷，叫秀姑给他盖上两床被。秀姑坐在床前问他病情，他说初七日到店，两天来身体发冷发热，恐系疾发气弱之故，叫秀姑拿1000文钱托喻敬天代买东洋参及桂圆。买来后，秀姑为之煎汤服下，并请王心培之妻去告知其母喻王氏。喻王氏赶来，见品连仍卧床发抖，时欲作呕，照料了半天即回家去了。下午，秀姑听品连喉中痰响，口吐白沫，问之，已不能说话，秀姑情急，就喊叫起来。王心培闻声上楼，秀姑告知情由，并请王心培速去通知沈喻氏、喻王氏。两氏赶到时，品连已不能开口了，急延医诊视，说是痧症，用万年青萝卜子煎汤灌救，无效，申时气绝身死。沈喻氏为之易衣；尸身正常，并无异样，当时都没有什么怀疑。
葛死时正是十月小阳春天气，气候很暖，品连身胖，至初十夜间尸体口鼻内有淡血水流出（《洗冤录》上说：流火忌桂圆，服之口鼻出血足以致死）。品连义母冯许氏对沈喻氏说，品连死得可疑，沈喻氏痛子心切，又见尸体脸色发青，心中也生疑，就盘问秀姑，秀姑说并无别样情事。冯许氏即去叫来地保杨仁（即王林），告以品连身死可疑，请杨仁代缮呈词，到县喊告。呈词中亦仅说死因不明，并未涉及任何人。十一日黎明，由杨仁、沈喻氏赴县衙喊告。知县刘锡彤听说出了命案，即拟打轿带领仵作前往验尸。此时适有当地一个绅士陈湖（即陈竹山）到县衙来给人看病，陈是个秀才，懂得一点医道，平日进出官府，与我父不睦。他听说葛品连身死不明，尸亲喊告，即对刘锡彤说，外面早有传言，说杨乃武与葛品连之妻有私，自杨家搬出后，葛品连之妻即与夫经常吵闹，并把头发剪去，今葛品连暴亡，内中恐有别情。刘锡彤听后，即叫人出去打听，果然有这种说法，刘锡彤随即前往验尸。当时尸已膨胀，上身作淡青色，肉色红紫，仵作沈祥辨认不真，把手指脚趾灰暗色，认作青黑色；口鼻里血水流入两耳，认作七孔流血；用银针探入喉管作淡青色，认作青黑色，银针抽出时，并未用皂角水擦洗，即认作服毒。因尸体未僵，仵作称系烟毒，门丁沈彩泉因听了陈竹山说的话，心疑与我父有关，就说不是烟毒，一定有人用砒毒死。一谓烟毒，一谓砒毒，两人争论起来，仵作即含糊报称是服毒身死，填入尸格。刘锡彤听说是服毒身死，当即传问尸亲邻舍，都不知毒药从何而来。刘锡彤亦因有陈竹山先入之言，已怀疑与葛毕氏秀姑有关，当即将秀姑带回县署。
刘锡彤把秀姑带回县衙后，当天即坐堂审讯，追问秀姑毒药从何而来，秀姑供不知情。刘先是百般劝诱，秀姑仍说不知其夫是服毒身死，更不知毒药从何而来。审了半天，秀姑始终说不知。夜间再审，刘锡彤不问毒药来源，却要她供出曾与何人通奸。秀姑也说没有，一再逼问，都说没有。又问她居住在杨乃武家，是否与杨某有私情，秀姑说杨某除教她识字读经外，并无别样不好的事。审了多时，仍审不出奸情。刘子翰、何春芳恐逼问奸情，秀姑就要说出他二人之事，当夜即叫阮桂金入狱诱骗恐吓秀姑，对秀姑说，葛品连是毒死，验尸已经明确。外面都传说是你谋杀亲夫，这个罪名一成立，就要凌迟处死。要想活命，只有说是别人叫你毒死的。你在杨家住过，外面早有人说你和杨某有关系，你如果说出是杨某叫你毒死的，你就不会得死罪了。杨是新科举人，有面子，也不会死。还威胁她决不能说出刘公子之事，此事毫无对证，说出来就是诬陷好人，要罪上加罪。秀姑不语。第二天再审时，刘锡彤逼问毒药及奸情，秀姑还是说不知道。刘锡彤就叫动刑，一连三拶（zǎn，旧时夹手指的刑具）。秀姑初次受刑，熬刑不过，既不敢说刘公子之事，又说不出别人，只好照阮桂金所教的话供了。说我父初五日曾到她家里，给她一包药，说是治流火的，吃下去就死了。
刘锡彤取得秀姑口供后，立即传讯我父亲。我父母在家听说葛品连被人毒死，正在诧异，县里来传，即随差人前去。一到就在花厅审问，刘锡彤叫我父供出如何用毒药毒死葛品连。我父即怒斥刘锡彤凭空诬陷。刘出示秀姑原供，我父仍坚称绝无此事。因为我父是新科举人，不便用刑，十二日即申请上司将我父功名革去。不等上面批下来，第二次审问即动刑。一连审了数次，夹棍火砖等刑都使用了，我父还是没有承认。我有个堂叔杨恭治，舅父詹善政，闻知上情，以我父初五正在南乡我外婆詹家除灵，无由交给毕秀姑毒药，显然是秀姑乱供诬陷，即赴县禀诉，为我父剖白。刘锡彤提案质讯，秀姑畏刑，仍是照前供说，刘锡彤即认为案情已明，就将验尸审讯各情，详报上司。
刘锡彤自恃朝中有人，与知府之关系又密，认为案经上详，即可定谳（yán，审判定罪）。当时杭州知府陈鲁（伯敏）翻阅原详，见我父并未承认，就叫把全案人犯案卷解府复审。十月二十日我父和秀姑、沈喻氏、喻王氏及我的母亲以及其他有关人证，都被解到杭州。刘锡彤亲到杭州打点，解送杭州府的原供都作了捏造修改。把沈喻氏供称死者口鼻流血，改为七窍流血；银针未用皂角水擦洗，加上已用皂角水擦洗；因我舅父说初五日我父在南乡詹家，即将秀姑所供初五日授予流火药，改为初三日授予毒药。陈鲁是军功出身，看不起读书人。他早知我父惯作谤诗，毁谤官府，认为我父是一个不守本分的人。仓前镇粮户闹粮的事，也知是我父为首。又有刘锡彤先入之言，故此案一解到府里，即不容我父置辩，第一次审问，即用刑逼供。秀姑因有供在先，不敢翻供。沈喻氏听秀姑诬供毒药是我父所给，亦改供说在品连死时见死得可疑，即盘问秀姑，秀姑说是杨乃武叫她下毒的。与在县原供及到县喊告之呈词，完全两歧。陈鲁并不究问，却用严刑逼问我父，跪钉板、跪火砖、上夹棍，几次昏去。一连几堂，我父熬刑不过，只得诬服，混供曾至秀姑家给予毒药，嘱其毒死本夫。陈鲁又逼问毒药从何而来，我父说前次到杭州回余杭路过仓前镇，用40文钱买了一包红砒，说是毒老鼠的。问他在哪个店里买的，店主叫什么，我父说在爱仁堂药铺，店主叫钱宝生。陈鲁取得我父口供后，不传钱宝生来对质，却叫刘锡彤于二十七日改回余杭传讯钱宝生，讯问他卖砒经过。刘锡彤在传讯钱宝生之前，恐怕钱宝生不肯承认，就和一个曾任杭州府幕客的仓前人章濬（即章纶香）相商。章纶香当时是余杭的训导，为余杭绅士中的一个头儿，平日与我父亦合不来，我父写的谤诗中也曾骂过他。章纶香当即向刘锡彤献计，由他先写信通知钱宝生，叫他大胆承认，决不拖累。如果不承认，有杨乃武亲口供词为凭，反而要加重治罪。钱宝生到县，刘锡彤问他卖砒经过，钱宝生说这个月并没有看见过杨乃武到仓前，更没有卖过砒霜。并且说爱仁堂是个小药铺，铺里并没有砒霜。刘锡彤一再威逼骗诱，钱宝生以确无此事，还是不肯承认。而且说他的名字也不叫钱宝生，是叫钱坦。从来没用过钱宝生这个名字。钱坦有个弟弟钱垲，听说他哥哥被捉到县里，即赶来打听内情，设法营救。他知道陈竹山和知县官熟识，就去恳托陈竹山进县里说情，陈竹山陪钱垲走到县衙门房时，刘锡彤正在花厅上讯问钱坦，不便进去，就在门房里叫门丁沈彩泉把我父在府里的原供要来看看。门丁进去把刘锡彤抄来的我父原供给陈竹山看，陈竹山见供词上是说买砒毒老鼠之用，即对钱垲说，主犯所供买砒是为毒老鼠用的，卖砒的药铺并不知道是毒人，故承认下来，没有什么罪，至多是杖责，不承认，反而有罪。如果承认，可请县里给张无干的谕帖，这样就不会有拖累了。陈竹山正在与钱垲商议此事，钱坦退下来了。钱坦见到他弟弟钱垲就说，县官逼迫他承认卖过砒霜给杨乃武，他没有卖过，怎么可以承认呢？陈竹山就走上去照方才和钱垲商议的话，劝钱坦承认。并说他可以代为说话，请县里出给他无干谕帖。钱垲也劝他哥哥承认。钱坦听他们这样一说，就答应了，当即在门房里出了一张卖砒的甘结。陈竹山拿了甘结进去见刘锡彤，刘锡彤见取得甘结，也就给了钱坦无干的谕帖。刘锡彤骗得了钱宝生卖砒甘结后，即日送府。陈鲁即据供词及甘结定案，按律拟罪：“葛毕氏凌迟处死”“杨乃武斩立决”。
陈鲁严刑逼供，草率结案，此事立即哄传全省。当时距离乡试结束还不久，我父亲就是这一年八月乡试时考取第四十八名举人的；许多乡试没有考取的生员，对考取的人本来就心怀妒忌，听到新科举人中出了谋夫夺妻的凶案，都幸灾乐祸，奔走相告。还有出入官府的一些士绅幕客，平日不直我父之为人者，也都推波助澜，众口一词，指我父为十恶不赦的大坏人，都以早日看处斩为快。这时我一家六口，家破人亡的惨祸已在目前，我母亲日夜啼哭，双目尽肿。我姑妈杨菊贞（叶杨氏）知我父是受刑诬服，即到处奔走设法要救我父一命。她在城隍山的城隍庙求了一个签，签诗说：“荷花开处事方明，春叶春花最有情，观我观人观自在，金风到处桂边生。”城隍山的测字先生解释说还有救星，到荷花开时，冤情就可以明白；桂花开时，人就可以平安归来。她又去扶乩，乩坛批了两句诗：“若问归期在何日，待看孤山梅绽时。”这些当然都是无稽，但是旧社会是讲迷信的，我姑妈很有信心。她自幼与我父相依为命，今见我父罹此奇冤，悲愤万分。我姑妈问沈喻氏，知她在县里和府里口供都不一样；问钱坦的母亲和爱仁堂伙计，都说没有卖过砒霜，冤情很明显。她恨这些瘟官对老百姓太残忍，把人的性命看得不值一根草，拼死也要为弟弟申冤，就准备上省告冤状。我母亲这时生了我哥哥荣绪，前清规定女人不能递呈告状，就请我舅父詹善政作“抱告”，到省里向臬司、藩司、抚台衙门投状告冤情。这时杭州知府陈鲁已将此案详报按察使署。这个按察使也是一个只晓得做官弄钱的糊涂官，案子到了按察使署，只过了两堂，即认为原审无误，照原拟罪名详给巡抚定谳。此案到了巡抚衙门，当时浙江巡抚杨昌濬派臬台会审，在审问时，不问案情真假，一味庇护府县原判。我父一再供称并无在仓前爱仁堂买砒霜之事，前系畏刑乱供。杨昌濬派了个候补知县郑锡滜做密查委员，到余杭去密查。委员未到，刘锡彤就知道了讯息，先与幕客商议，作好了布置。叫陈竹山先去通知钱坦，叫他按前具甘结承认卖砒是实。委员到余杭并未进行密查暗访，仓前镇也未去，只找钱坦谈了一谈，钱坦承认卖过砒霜，就算密查确实。刘锡彤又重贿委员，盛席招待。委员就住在县衙里，竟听一面之词，以“无冤无滥”会同刘锡彤禀复。杨昌濬也就认为案情确实，即依照杭州府原拟罪名断结，勘题上报。巡抚是最后一审，至此已是铁案难翻了。只要刑部回文一到，就要立即执行。
巡抚审问结案后，我父“谋夫夺妇”的恶名，即传播京师。浙江在京的一些官员，听到本省士人中竟发生这样的事情，认为“奇耻”，无不痛骂我父，唯恐其不速正典刑。他们哪里晓得这里面有似海冤情呢？我母亲及戚属都认为没有生望了，只有我姑妈仍不死心，入狱探监，与我父相商，决定上京告“御状”。由我父自拟呈词，历叙冤情及严刑逼供屈打成招的经过。同监的犯人很多，也鼓励我父上控，写呈词没有纸笔，有个监视我姑妈探监的狱卒，很同情我父，设法弄来纸笔。我父将呈词拟好，交给我姑妈带出，由我父亲的舅父姚贤瑞作“抱告”，陪同进京。我姑妈和我母亲带着我哥荣绪，身背黄榜（冤单），历尽千辛万苦，走了两个多月，才到北京，向都察院衙门控诉。不料都察院问也不问，即将她们押解回浙，仍交巡抚杨昌濬审理。杨昌濬仍交原审各官审问。这些问官，恨我姑妈上控，提审时不待我父开口辩冤，即用重刑威吓。秀姑更不敢翻供，因此仍照原拟断结，这次“御状”是白告了。
当时浙江有个京官叫夏同善，丁忧期满要回京，杭州胡庆余堂胡雪岩为他饯行。胡雪岩有个西席吴以同作陪客，吴以同是我父的同学同年，知道我父此案有冤情，在席间和夏同善谈起这个案子的曲折情况及我父平日为人。夏同善记在心里，答应回京相机进言。我姑妈第一次告“御状”失败了，仍不死心，决定第二次上京去告。在去以前，我父亲从狱中告诉我姑妈先去看在杭州的几个好朋友。一个是汪树屏，汪在白尼山汪家很有名，他的祖父在京里做过大学士，哥哥汪树棠也在京里做官。另一个就是上面所说的吴以同。还有一个是夏同善的堂弟夏缙川，是个武举。这三个人都是我父亲要好的朋友。我姑妈去看这三个人，他们都热心帮忙，并且写了信，叫我姑妈到京里找夏同善。吴以同介绍我姑妈见胡雪岩，胡雪岩帮助了到京的路费和到京后的用度。1874年9月，我姑妈和我母亲偕同“抱告”姚贤瑞第二次又上北京。到了北京，先去求见夏同善，夏同善夫妇接见了我的姑妈，她向夏夫妇哭诉冤情，及府县州官严刑逼供情况。夏同善答应设法帮忙，介绍我姑妈遍叩浙江在京的一些官员30余人，并向步军统领衙门、刑部、都察院投递冤状。夏同善又商之于翁同龢，翁同龢也很表同情，把本案内情面陈两宫太后，请皇上重视此案。因为有了一些同乡京官帮忙说话，这次没有押解回浙。西太后下了一道谕旨，叫刑部令饬杨昌濬会同有关衙门亲自审讯，务得实情。同时又叫御史王昕到浙江私访。杨昌濬奉谕后，没有再交原审官审问，而委派湖州知府许瑶光等审问。许瑶光审问时，没有动刑，叫我父及秀姑照实直说。我父知道一定是我姑妈去告御状告准了，于是尽翻前供。秀姑也翻了供，当堂呼冤，供说并无毒死乃夫之事，并供出刘子翰奸污、何春芳调戏及阮桂金串供等情。但审了两个多月，许瑶光不敢定案上复，一直拖延审问时间，未能讯结。
御使王昕从浙江余杭私访回去，知此案有冤屈。但杨昌濬专横跋扈，地方官吏都怕他，不敢违反他的意旨办事。给事中王书瑞上疏，奏请另派大员往浙审办此案。当时派了一个礼部侍郎胡瑞澜提审此案，胡瑞澜当时放浙江学政，得到上谕，开始尚不敢承办。因为他知道巡抚决定的案子，是不好轻易改动的，曾经奏请另派大员提审。上面不准，仍是叫他认真把此案审理清楚。杨昌濬得知钦派胡瑞澜提审此案后，就向胡威逼利诱，说此案已经反复审问多次，无编无枉，不宜轻率变动。如果有所更改，不仅引起士林不满，地方负责官吏，今后亦将难以办事。同时又向胡瑞澜推荐宁波知府边葆诚，嘉兴知县罗子森，候补知县顾德恒、龚世潼，帮同审理。刘锡彤得知钦派大员提审，即多方重金行贿。这时许瑶光承审此案，尚拖延未结，得知钦派胡瑞澜提审，即停止审讯。胡瑞澜提审是在会审公所，第一次由胡瑞澜向犯人、证人问了一下，以后几次审讯都是由宁波知府边葆诚发话讯问。边葆诚是刘锡彤的姻亲，又是杨昌濬的同乡，第二次提审时，见我父与秀姑翻供，即喝令差役大刑伺候。我父一再请求调钱坦对质，边葆诚坚执钱坦卖砒甘结为凭，斥我父枉求脱罪，喝令用刑，日夜熬审，各种刑具都使用了，最后一堂两腿均被夹折。秀姑也十指拶脱，最后一堂还用铜丝穿入乳头。我父及秀姑熬刑不过，仍都诬服。画供时已气息奄奄，神志模糊，无法自己画供，由两旁差役拿起我父的手，捺上指印。秀姑也是如此（以后传说我父亲在画供时，用蝌蚪文画上“屈打成招”四字，又说画了三个口字，都不是事实）。胡瑞澜复奏时，对刘子翰的强奸，何春芳的调戏，都一概不提，却说没有刘子翰这个人。刘锡彤有个大儿子叫刘海舁，于一年以前已经回原籍去了，不在余杭。其实刘子翰是在案子发生后才离开的，胡瑞澜是有意为之开脱。钦差审结，依样画葫芦。我父仍是拟“斩立决”，秀姑拟“凌迟处死”。至此，我父知是决无生望了，在狱中作联自挽云：“举人变犯人，斯文扫地；学台充刑台，乃武归天”。因胡瑞澜是个学台，根本不知理讼，所以说他学台充刑台，冤狱难以平反。
胡瑞澜承审此案，照原拟罪名奏结后，地方士绅奉承胡瑞澜“明察奸隐”，“不为浮议所动”，“不负皇上委任”；原审此案之大小官员，更是如释重负。刘锡彤在杭州勾结一些豪绅出面设席宴客，连日不断。陪审官边葆诚、罗子森等，更加得到杨昌濬的赏识。这批湖南帮的大小官员都认为从此铁案如山，不会再有反复了。
胡瑞澜疏奏维持原判，一些人弹冠相庆，但也另有一些地方人士及京官以此案两次上京“抱告”，主犯数次翻供，屡翻屡服，胡瑞澜又奏称“熬审”不讳，其中必有曲折隐情。地方上有些举人生员及我父好友汪树屏、吴以同、吴玉琨等30余人首先联名向都察院及刑部控告，揭露杨、毕一案，府、县、按察、督抚、钦宪七审七绝，都是严刑逼供，屈打成招，上下包庇，草菅人命，欺罔朝廷。请提京彻底审讯，昭示大众，以释群疑。原浙江监察御史、京中御史边宝泉也奏请将此案提交刑部仔细审讯。夏同善、翁同龢、张家骧等亦一再在两宫前为此案说话，认为只有提京审讯，才可以澄清真相。但慈禧太后对地方大吏承办的要案，也不愿轻易更张。即以避免拖累人证为名，还是不准提京复审，谕知刑部认真驭复，叫胡瑞澜再行认真审办具奏。胡瑞澜奉谕后，又再提审了一次。复审时，我父创伤已稍平复，自思翻供是死，不翻供也是死，与其诬服，蒙不白之冤以死，不如翻供死于夹棍之下，为千古留一疑案。于是咬紧牙关，又拼死翻供。因为胡瑞澜在疏奏中说“连日熬审，始审得奸谋毒害实情”，这次上谕也就不得不加上不得再用严刑逼供之语。胡瑞澜二次复审，不过是敷衍上谕，并没有认真审讯。我父翻供，亦未用刑。审了两次，胡瑞澜即行复奏，说主犯又复翻供，证人钱坦已在监病故，难以定谳，请另派大员提审。钱坦之死，当时即有不同传说，杨昌濬、胡瑞澜是报在监病故，传说是自缢身死。但据与钱坦同监之犯人出狱后说，钱坦是刘锡彤、陈鲁买通狱吏把他弄死的，借以灭口。因此起解赴京时，人犯中即没有钱坦了，只有钱坦的母亲钱姚氏及爱仁堂店伙杨小桥。
这时汪树屏、吴以同等的联名禀帖已到了都察院。汪树屏的哥哥汪树棠亦在都察院，还有其他的一些浙江人特别是一些举人、进士、翰林，他们认为这件案子如果真有冤抑不予平反，这不仅是杨乃武、葛毕氏两条人命的问题，是有关整个浙江读书人的面子问题。夏同善、张家骧向慈禧太后说，此案如不平反，浙江将无一人肯读书上进矣。刑部有个侍郎袁保恒，与夏同善、翁同龢等均甚接近，袁在夏、翁处得悉案情内幕，看到胡瑞澜之疏奏中歧异矛盾之处甚多，亦认为有提京详细审讯的必要。边宝泉在此时又上了一个奏折，主提交刑部审讯。我姑妈在京，亦迭向各衙门递呈，请求提京审问。在这样多方面的环请下，慈禧才下了一道谕旨，交刑部彻底根究，提京审问。刑部奉谕，即令杨昌濬将全案人犯派员押解赴京。杨昌濬在奉到上谕刑部要来提解人犯时，大为不满，但不敢公然违旨。
杨昌濬派候补知县袁来保作押解委员。刘锡彤也是一道去的，刘此时名义上是说赴京督验尸骨，实已是一个待罪备讯的官员，但在路上还是威风十足，仆从轿马随侍左右，还随带一名刑名师爷同去。解差都如狼似虎，沿途不许犯人证人说话，夜间睡觉，枷锁手铐亦不宽松。随去的师爷途中威吓秀姑不准翻供。爱仁堂药铺店伙杨小桥，钱坦的母亲钱姚氏，则受到优待，常和差人在一道吃饭。对我父及秀姑受刑的创伤，沿途曾给予诊治，大概是为了要消灭严刑逼供的证据。葛品连的尸棺装在船上，每到一个州县，都要加贴一张封条，有两个差人看守。以后传说尸骨已经掉换过，没有这回事。当时，天津闹过教案不久，路上交通不便，一个多月才到北京。到北京后，犯人、证人都被关进刑部大牢。我姑妈、我母亲几次前去探监，均不准接见。
到北京没几天，刑部就举行大审，又叫三法司会审。当时凡京控大案，由刑部主审，都察院、大理寺会审。头一天大审，刑部两个尚书到堂，都察院也有人参加会审，两边陪审的、观审的，有不少侍郎、御史。观审的以江浙和两湖的在京官员为多。夏同善、张家骧那天也到了。坐在上面发话讯问的，一个是刑部浙江清吏司郎中刚毅，另一个是都察院刑科主事。两个主审官刑部尚书桑春荣、皂保最后到。落座时，犯人都已带进，差人喊堂示威。问官问了姓名以后，就叫我父亲把如何与葛毕氏通奸，如何设谋毒死葛品连，从实招供。我父把案子发生经过，从头到尾，详细剖辩，既未与葛毕氏通奸，更无合谋毒死葛毕氏亲夫之事，在府在省，都是畏刑诬服，死实不甘。毕秀姑开始只是口呼冤枉，不敢翻供。问官一再叫她照实直说，她只说以为丈夫是病死，不知丈夫是服毒；毒药从哪里来的也不知道；前供杨乃武授给流火药，也没有这件事；与杨乃武亦无奸情。第一天问了两个主犯就结束了。第二天、第三天审问尸亲及证人。中间又停了几天，最后是提全案犯人见证大堂质讯。门丁沈彩泉，仵作沈祥，爱仁堂药铺伙计杨小桥，这一次都供出了真情。刘锡彤也跪在一边，还是官员装束，不像个犯人。杨小桥供称并不知有卖砒情事，药铺进货簿上从来也没有进过砒霜。钱坦的母亲供亦如之。仵作沈祥供称，验尸的银针没有用皂角水擦洗过，只见口鼻血水流入两耳，就在尸格上填上七窍流血。曾与门丁沈彩泉争执，一说砒毒，一说烟毒，尸单上就含糊注了个服毒。门丁沈彩泉供出了陈竹山、钱垲在门房劝钱坦出具卖砒甘结的经过。当门丁、仵作供出以上情事时，刘锡彤站起来掳袖掀须扑到两个人的前面举拳殴打二人，骂他们信口胡说。问官大声叱止，他还不听，两个差役硬把他拉到原地跪下。当问官讯问刘锡彤，录他的口供时，他又咆哮起来，说他是奉旨来京督验，并不是来受审的，反责问官糊涂，不应把他当犯人看待。当问官问他银针并未擦洗，为什么上详时说银针已用皂角水擦洗过？为什么不叫钱坦与主犯对质，却叫陈竹山、章纶香劝诱钱坦出具书面甘结？为什么将沈喻氏原供口鼻流血改为七窍流血？刘锡彤均瞠目不答。
刑部大审以后，1876年十二月初九日，刑部尚书桑春荣带领刑部堂官六人，司官八人，仵作、差役40余人，带同全部犯人见证，到海会寺开棺验尸。开棺以前，先叫刘锡彤认明原棺无误，即由刑部仵作开棺。司官先验，堂官再验，验得原尸牙齿及喉骨皆呈黄白色，四周仵作皆说无毒。再叫余杭原验仵作沈祥复验，问他有毒无毒，沈祥低头不语。又叫刘锡彤去看有毒无毒，刘锡彤至此气焰始落，面色惨白，全身发抖。验尸时，寺内寺外看的人很多。有个法国记者也在场，他看到木笼里两个穿红衣的犯人，跑到笼边看了又看。开棺时，又跑去看验尸，及听说验尸结果无毒，又跑回木笼边对我父说：“无毒，无毒。”这个法国记者的名字，我父曾说过多次，现在记不起了。两年后，这个记者到杭州旅行，还特意到余杭来访问我的父亲。当年外国报纸对这个奇案也有报道。
海会寺验尸后，案情已经大白，刑部将复审勘验情况，奏知两宫。这时才将刘锡彤革职拿问，有无故入人罪等情弊；原审各官，为什么审办不实，要刑部再彻底根究。刑部又提集犯证审问了两次，刘锡彤这时已和主犯人证同样受讯。刑部审后，在勘题拟奏时，朝内朝外一些大小官员，却因此案引起了一次激烈的争吵。统治集团内部分成了两派，一派以大学士翁同龢、翰林院编修张家骧、夏同善为首，边宝泉、王昕也属这一派的中心人物。因为翁同龢是江苏人，张家骧、夏同善是浙江人，王昕原来也是山阴人，附和的又以江浙人为最多，所以称为江浙派，又称朝议派，这些人多系言官文臣。另一派是以四川总督丁宝桢为首，附和的多系湖南、湖北人，称两湖派，又称为实力派。因为这一派几个封疆大吏，掌握实权。
当刑部平反尚未奏结时，四川总督丁宝桢正在北京。这个总督曾杀过慈禧太后得宠的太监安德海，朝中一般京官怕他。他认为刑部对此案不应平反，承办此案各级官员并无不是，不应给予任何处分，主张主犯仍应按照原拟罪名处决。他听说刑部要参革杨昌濬及有关官员，有一天跑到刑部大发雷霆，面斥刑部尚书桑春荣老耄糊涂，并威吓说，这个铁案如果要翻，将来没有人敢做地方官了，也没有人肯为皇上出力办事了。丁宝桢又盛气质问验骨的司官，说人死已逾三年，毒气早就消失，毒消则骨白，怎么能够凭着骨是黄白色，即断定不是毒死是病死呢？认为刑部审验不足为凭。桑春荣见丁宝桢这样气势汹汹，也犹豫起来，怕因此引起政治上的问题，对丁宝桢极力敷衍，答应再慎重研究。当丁宝桢在刑部大肆咆哮时，刑部大小员司，没有一个敢与他争辩。只有侍郎袁保恒说：刑部是奉旨提审勘验，是非出入自有“圣裁”，此系刑部职权，非外官所可干预。丁宝桢悻悻而去。另一刑部尚书皂保本来也是极力主张平反的，因为受了杨昌濬的厚贿，就不说话了。尚书桑春荣年老颟顸，对此案本无主见，一任司官办理，别人说要平反，他亦主张平反，经丁宝桢这样一威吓，就拿不定主张，不敢出面参革了。对参革各员的疏奏，就一改再改，迟迟不复。边宝泉、翁同龢、夏同善这一派，知道刑部在为杨昌濬、胡瑞澜等开脱，就由御史王昕出名上了一个奏折，弹劾杨昌濬、胡瑞澜，说这些地方官员，平日草菅人命，而某些封疆大吏，更是目无朝廷，力请重加惩办 [1] 。由于这两派的争吵，刑部平反的疏奏，拖了两个多月，迟迟不上，我父在监牢里更加着急。过去自谓是死定了，现在既有生望，急盼事情能够早决，早脱牢笼，担心拖下去，又要变卦。当时并不知道朝中正在争吵，在狱中真是度日如年。一直拖到1877年二月十日，刑部的疏奏才上去，二月十六日平反的谕旨才下来。我父出狱，已是在二月底了。我父出狱后，曾到在京的浙省官员家，踵门叩谢，有见的，有不见的。从京里回来的路费，仍然是胡雪岩帮助的。我父死里逃生，虽是夫妻父子重逢，但受此打击，人虽未亡而家已破，痛定思痛，实在是悲多欢少了。
封建朝代的官场中，官总是为官，案子虽说是平反了，但对承办此案的大小官员，在处理时，仍是极尽回护之能事。杨昌濬虽然革职了，1878年又复起用，官至漕运总督、闽浙总督。刘锡彤虽说是充军到黑龙江，但对其子刘子翰却完全开脱了。胡瑞澜奏复时捏造说刘锡彤儿子早于一年前回家去了，刑部对这一点虽没有再提，仍是说他儿子与此案无关。其余所有承办此案的知府、知县，都只是革职了事。刘锡彤、杨昌濬都曾行贿，刑部却说并无贿送情事。我父刑伤几成残废，我看到时还是两膝创伤累累，刑部却说刑伤业已平复，并无伤筋折骨情事。所谓平反，实是反而不平。对其他有关人员处理也是很轻的，余杭仵作沈祥，将病死尸体认作服毒，检验不实，使无辜惨遭重刑，只是杖八十，徒二年。刘锡彤的门丁沈彩泉，毫无根据即说是砒毒，也只杖一百，流三千里。陈竹山在监病死。章纶香为虎作伥，写信给钱坦叫他承认卖砒，但只是革去训导，杖刑都免了。对不应加罪的，却判了罪。如沈喻氏杖一百，徒四年；王心培、王林、沈体仁也杖八十。毕秀姑吃了这么多的苦头，也要杖八十。我父举人革职。至于杨昌濬、胡瑞澜，刑部在疏奏时并未提出参革意见，是慈禧下平反谕旨，将两人革职的。还有刑部主事某因资助沈喻氏旅费，也受到处分。
我父出狱后，家产荡然，生活困难，依靠亲友帮助，赎回几亩桑地，以养蚕种桑为生，专心研究孵育蚕种。余杭盛产丝棉，行销省外。我家世代养蚕，对育种积有一定经验。过了三年，我父亲所育蚕种名气就传开了，远近都来买。蚕种的招牌记号是“凤参牡丹，杨乃武记”。凡我家出卖的蚕种，都盖上这个牌记。每到育种时，全家大小日夜忙碌，家里生活也日渐好转。我母亲有一天到桑园去收取晾晒的衣服，眼睛碰坏了，从此失明。
有人说我父亲出狱后做讼师，不是事实，不过有时也替别人写状子。状子写在一块水牌上，要当事人自己抄。自己不会抄，就请别人抄，抄好即抹去，因为是惊弓之鸟，怕官府来找麻烦。也有人说，我父曾在上海《申报》报馆做过事，也不是事实，我父没有到上海做过事。1914年九月，我父因患疮疽不治身死，年74岁。墓在余杭县西门外新庙前。
毕秀姑出狱后，回到余杭，在南门外石门塘准提庵出家为尼，法名慧定。庵里没有香火，以养猪、养鸡了其残生，死于1930年。坟塔在余杭县东门外文昌阁旁边。
（汪振国 整理）
[1]
御史王昕弹劾杨昌濬、胡瑞澜疏略云：优查此案，奉旨饬交抚臣详核于前，钦派学臣复审于后，宜如何悉心研鞫，以付委任，万不料徇情枉法，罔上营私。……现经刑部勘验，葛品连委系因病身死。胡承审此案，熬审逼供，惟恐翻异，已属荒谬，而杨昌濬于刑部奉旨，行提人证，竟公然斥言应取正犯确供为凭，纷纷提解，徒滋拖累，是直谓刑部不应请提，我皇上不应允准，此其心目中尚复知有朝廷乎？臣揆胡瑞澜、杨昌濬所以敢于为此者，盖以两宫皇太后垂帘听政，皇上冲龄践祚，大政未及亲裁，所以藐法欺君，肆无忌惮。……案情如此支离，大员如此欺罔，若非将原审大吏，究出捏造真情，恐不足以昭明允而示惩儆。且恐此端一开，以后更无顾忌，大臣倘有朋比之势，朝廷不无孤立之忧（原疏邸抄见《越缦堂日记》26卷）。
从王昕的折片中可以看出，当时统治阶级内部矛盾极为尖锐，杨乃武一案之所以得到平反，是由于权臣疆吏，争权夺势，而西太后亦欲借此案打击一下疆吏的气焰。一些传说及记载，说杨乃武案之能够平反，是由于东西宫之争，似非事实。因此时虽是两后听政，但大权完全操于慈禧之手，慈安是无法与之相抗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