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参与侦破“黄浚案”

钟高玉

“汉奸黄浚案”是抗战全面爆发前夕的一桩大案，近几年许多报刊都对此案的侦破作过披露，但却有些失实之处。钟高玉先生当年曾亲身参与侦破“黄浚案”，我们选发他的文章，意在澄清那些失实的情节。

1937年春夏期间，南京国民政府侦破震惊一时的“汉奸黄浚案”，我是亲身参与者之一。几十年过去了，往事仍历历在目。

那是1936年6月间，我刚从宪兵司令部特高组军士队第六期毕业，即被派往广州，临时担任蒋介石的随身警卫。半年后，我又随蒋返回南京。

此时，正处于“七七”卢沟桥事变的前夕，日本帝国主义根据其侵略的需要，频繁地派遣各类间谍，潜入中国内地，到处刺探、搜集中国的军事秘密和政治经济情报。当时，南京国民政府一些最机密的国防计划和特别措施，只要一决定下来，日方就立刻知道了。其速度之快，了解之细，简直令人不可思议。

1937年8月，蒋介石亲自制订了一个绝密的军事行动计划：决定采取闪电式行动，在一个晚上，对吴淞口至江阴一段江面执行三线布雷，封锁住长江下游，以迫使停泊在下关和长江上游的日本军舰缴械投降。

事情本来是非常机密的，只有参与会议的几个人知道。然而，就在散会后的当天夜里，准备进行布雷行动的前几小时，日本方面突然将所有的军舰驶出吴淞口，开至海岸要塞大炮射程不及的海域。这一举动使蒋介石吃惊不小。

那些日子，我看到蒋介石神色不安，紧锁眉头，不时地倒背双手，怒气冲冲地在房内来回走动，牙床（蒋介石是一口假牙）痛得好几天都吃不下饭，且时常对部属发脾气。

一天，蒋介石火速召集南京市内的军统、中统、宪兵司令部负责人开会。在那一间小会客厅里，他用一口地道的浙江奉化口音，拉着嗓子说：“吴淞口布雷一事，日方知道得如此清楚，说明我们内部有他们的人。这是一枚定时炸弹，是一个大隐患，不除不行。你们必须在一个月之内，给我挖出来……”

会后，蒋介石又亲自给南京宪兵司令谷正伦下了一道手令。

谷正伦感到事情重大，考虑再三，把侦破任务交给了本部驻南京的特警二队。

说到特警二队，在特务组织中颇有名气。两年前，它成立了一个外事组，地点设于南京鼓楼日本总领事馆附近，主要任务就是专门做日本总领事馆的反间谍工作。经过一段时间的策划和工作，该组在总领事馆内，有了一个可靠的内线关系。这个人名叫陈耆才，联络代号“23”号。他文化程度不高，但很机灵，能说一口流利的日语，在日本总领事须磨身边当贴身勤务员，深受信任。两年前，外事组的李荣芳偶然与陈相识，结成朋友，在彼此交往中，李荣芳向陈施加一些影响，同时并用重金收买，陈欣然应允秘密加入特警队，担任通讯联络员。陈耆才利用自己的合法身份和工作条件，先后多次窃取了不少情报，传送给特警二队。

这次外事组的李荣芳接到特警队队长老丁的命令，约请陈耆才在一家酒店楼上见面，陈如期赴约。喝酒谈话中，李荣芳问道：“老陈，你们馆里中国人中有哪些经常同须磨来往？”

陈耆才想了一阵，说：“根据我的观察，国民政府中的那个行政院的机要秘书黄浚和须磨来往最多。”

“近来到过馆里吗？”李荣芳问。

“近段时间很少见他来！”陈耆才答。

李荣芳又问及了其他一些情况，然后返回外事组驻地，把陈耆才提供的情况详细地向丁队长作了汇报。丁队长听后，沉思了一阵，恍然大悟，手往膝盖上一拍，说：“对！布雷一事泄密后，黄很少去领事馆，这现象反常。看来，我们原来对他错估计了！”丁队长说的“错估计”，是指对黄浚没引起注意。因黄一贯善溜须拍马，为蒋介石所信任，加之他是国民政府的机要秘书，职位重要，以前只认为他与须磨是早稻田大学的同窗，因此没把他往泄密事件上扯，现在看来很有疑问。

丁队长把情况和队里分析的疑点一一向宪兵司令谷正伦作了汇报。谷正伦当即通报了蒋介石，在得到蒋的许可后，立即指使特警二队把侦缉的目标转向黄浚。

就在这时，我被调到特警队，担任李荣芳的助手，干起了跟踪侦缉工作。李荣芳，二十四五岁年纪，高挑个儿，白白净净的圆脸，一双黑亮的大眼，显得挺精神。

我们接手任务后，便在黄浚住的公馆附近守候观望。记得是接受任务后的第三天，我扮作游客模样，叼着烟卷在一家杂货店门前若无其事地晃荡。突然，从黄公馆的大门内走出一个长得十分俏丽的姑娘，不由得将我的目光吸了过去。那姑娘十八九岁年纪，手里抱着小孩（估计是黄的孙子），正朝一家商店门口走去。我断定，这一定是黄公馆的女佣人，没有盯梢的价值，不去管她！

偏偏在这时节，李荣芳却突然走近我身边，像发现了新大陆似的往我肩上拍了一掌并诡谲地朝我眨了眨眼，神秘兮兮地对我说：“小钟子！这是黄公馆的人，对我们有用处！”

“有用处？！”我大惑不解地翻了上司一眼。

李荣芳“嗯”了一声，笑了笑将嘴附在我耳畔如此这般地叨咕了一阵。最后，认真地征求我的意见说：“干不干？！”我听了他一番全套计划，将袖子一扎：“行啊！就这样办！”

第二天一大早，我们来到指定地点等候，可是天公不作美下起了大雨，一直下到吃晚饭时才雨住云收。我和李荣芳足足等了一整天，始终不见昨天那位姑娘从黄公馆出来。正当我俩心情焦急之际，忽然黄公馆侧面那扇小门“吱呀”一声打开，走出一个人来。我们仔细一看，正巧是我们望眼欲穿的那个姑娘。她双手抱着一个孩子，哼着小曲儿，径直朝第一公园方向走去。我同李荣芳相互交换了一下眼色后，便各自分开，寻机超过那姑娘，在一棵树后悄悄隐藏起来。

一会儿，那姑娘慢慢走了过来，我乘她不防，猛地窜上去，突然伸手用力将其推倒在地。姑娘被人突如其来地摔倒，正欲张嘴呼救，我又掏出布团子塞进她嘴里。这时，李荣芳佯装路过此地，朝我大吼一声：“住手！”并朝我猛扑过来。我假扮受惊的样子，抽身迅速闪入附近胡同。李荣芳也不追赶我，走近问候过那姑娘后，便陪姑娘向大街转角处走去。我完成了“丑角”任务，即返回特警队。

当晚，李荣芳回来特别晚，满脸喜气盈盈，我忙问情况如何，他兴奋地告诉我，那个姑娘名叫莲花，原是江北农村一个贫苦农民的女儿，因父母双亡，被人诱骗到南京，后又被人转手卖给黄公馆里做女佣，受尽了黄府中主人的污辱和打骂。

李荣芳在讲述莲花姑娘的身世遭遇时，心情十分沉重悲怆的样子，看得出，他是很同情莲花姑娘的。自“英雄救美女”的双簧戏开台后，李荣芳就同莲花经常往来，到后来竟达到形影不离，想不到“假戏变作真戏唱”了。莲花被李荣芳的“情网”套住，为特警队提供有关黄浚的不少线索，但要真正抓住黄与须磨勾搭的事实，一下还很难办到。此间，蒋介石曾多次气愤地催促谷正伦加速破案。

特警队进行了一次研究，为加快侦破工作的进程，又在鼓楼公园（日本总领事馆大门外）里布置了“小报摊”、“测字摊”及拉人力车的特工人员。我则具体负责对黄公馆出入人员的跟踪。可是一连好几天，黄浚的行动都非常正规，每天除坐小汽车去行政院上下班外，只有一次应须磨柬请去了领事馆，而“23号”监视内线反馈的信息称那只是一般性的应酬，没有发现什么不轨的活动。其次，黄还到丁家桥国民党中央党部开过一次会，后又到黄埔路（陆军军官学校后面）蒋介石官邸一次。此外，黄浚总是待在家里，如缩颈乌龟，不出头。

至于黄公馆内的其他人员，引起我们怀疑的人是黄浚的小车司机小王。他每次外出都骑自行车，特警队派人跟踪过他，除看到他在街上兜几圈子外，就只见他去过国际咖啡馆一次。有一天晚上我向丁队长汇报情况，负责在日本总领事馆监视的小秦也说起领事馆中的管理员小河（日本人）也曾三次到过新街口国际咖啡馆的事。看来，这中间定有蹊跷，事情为什么这么巧合！根据这种情况我提出再行跟踪一次，弄个水落石出。

第二天，我在黄公馆门前等了一天，没见姓王的出来，直至第三天，王司机出来了。我悄悄地盯住他，果然，这小子进了咖啡馆，但是很快又出来了。我一直看到他没有搞什么活动，只好沮丧地返回特警队。

不多时，房外传来莲花来找李荣芳的声音，我们忙邀她进来问情况。莲花说，今天她替黄太太打水洗脸路过黄浚的书房门前，见王司机匆匆忙忙跑进书房把头上戴的呢帽取下向正在打太极拳的黄浚扬了又扬，随即把呢帽挂在衣帽架上，自己光着脑壳退出了房门。

莲花这么一说，我恍然大悟，心里暗忖：“莫非问题就在那顶呢帽上？哼！明天非弄它个水落石出不可。”第二天下午6点，我一身西装革履，跨上单车，来到黄公馆对面街口，只等王司机出来。大约过了10分钟，王司机果然骑一部单车出来了。只见他头上戴着一顶呢帽，蹬着单车飞一样直奔国际咖啡馆。我也紧追不舍，一直跟其进了咖啡馆。只见姓王的摘下呢帽，挂在衣帽架上，然后倚着一张圆桌坐下，要了一杯咖啡，慢腾腾地喝起来。几分钟后，他喝完咖啡就起身出门，没发现什么异样的活动。我悻悻地回到特警队。这时，负责跟踪日本总领事馆小河的小秦也没精打采地回来了。别说了，也是没门儿。这下子，我们都像泄了气的皮球，感到已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倒是丁队长在一旁默默地抽着烟，一声不吭地听我和小秦汇报。忽然，他那双眼珠子骨碌碌一转，向我们问道：“在咖啡馆里，他们挂在衣帽架上的呢帽是不是一个颜色？”

我竭力回忆着：“王司机的帽子好像是灰色！”小秦也肯定地说，“小河的也是灰色！”

“他们俩挂帽的位置距离有多远？”丁队长又追问了一句。

“喝咖啡的人都把帽子挂在那一个衣帽架上，没注意哪顶帽子是哪个人的。”小秦说。

丁队长听罢欢喜得眉飞色舞，右手往大腿上一拍：“好，明天可以到手了！”丁队长指的是什么？我们都一时丈二和尚摸不到头脑，只见丁队长连忙召拢行动组的人迅速集合开会。这时，时间已快晚上12点钟了。等人员到齐，丁队长把第二天的计划任务交代了一番，然后又把外号叫“猛子”的小刘喊到身边，悄声地嘀咕了一阵，随即又将我拉近身边如此这般地布置停当。最后，丁队长向大家大声地说：“如果情况有变，一切听我临时命令行事！都清楚了吗？”

“都清楚了！”我们一齐异口同声地回答。

第二天天刚亮，我就来到黄公馆对面街口，一直等到下午，也没有发现什么情况。第三天下午6时，我临时接到丁队长的命令，骑上单车，来到秦淮河河沿一条横街路口上等候。一直等到快7时，我突然发现对面桥头上出现了丁队长。只见他一手从头上取下呢帽子，一手掏出手帕在额头上抹了一下……嘿！这正是他前天晚上在会上规定的暗号，说明有情况了！

果然，我回头一看，蓦然发现日本总领事馆的小河，骑一辆单车，从对面横街上驰来，紧随他身后的是我们特警队的小刘。此刻，只见小刘猛地蹬快单车，如出弦的箭，对准小河的单车后轮飞撞过去。只听“咔嚓”一声，小河连人带车翻倒在地，头上戴的那顶呢帽也掉落在地，“呼”地又被一股风刮落在十多米远的地方。

这时，早在桥头观察动静的丁队长迅疾跑过来，一把揪住小刘的单车，喝令小刘从地上扶起小河道歉，然后两人一起将小河强行送往医院。

乘这间隙，我迅速拾起小河那顶呢帽，骑上单车，径直朝新街口国际咖啡馆方向奔去。到了一个僻静处，我下车将丁队长事先写好的字条塞进帽中的夹层里。当我赶到国际咖啡馆时，发现衣帽架上，早已有一顶灰色的呢帽挂在那里，与小河的呢帽一模一样。这下可逮住狡猾的狐狸尾巴了！我心中掩不住地高兴，走近衣架旁，把小河的呢帽挂上去，然后回到桌边，要了一瓶啤酒、两片凉糕。过了一会儿，我起身摘下挂在衣帽钩上的另一顶呢帽走出咖啡馆，跨上单车驶上大街。

当我把“猎物”带回队部，翻开夹层一看，里面果然藏着情报资料，其中有蒋介石暗中部署几个精锐陆军师移防上海、苏杭一带的情况，还有一张南京下关要塞的地形图。资料显示的全都是黄浚的手迹，罪证抓到手了！谷正伦得到我们的报告，立即上报蒋介石，蒋亲自下手令逮捕黄浚归案。

丁队长接到命令前，已想妥了捕黄计划。丁队长模仿须磨的笔迹书写了一个字条，大意是嘉奖黄浚，同时指示要所有搜集情报有功的人员于次日晚11时在黄浚家聚会，届时须磨要亲往犒赏等，并派人将夹有字条的呢帽送到咖啡馆。同时，为了摸清黄浚的动向，第二天早饭后李荣芳约了莲花探询黄昨天晚上的情况。莲花告诉我们说，黄浚昨天夜里好高兴哩，一连喝了两瓶高级啤酒，简直乐昏了头。

丁队长向莲花布置当晚逮捕黄浚行动的联络暗号，莲花听了后，点点头走了。

晚上，天空中满布乌云，把星月都遮住了，正是行动的好时机。丁队长对外事组、行动组人员异常兴奋地说：“今晚的任务非常重要，希望大家拿出勇气和镇静来。要知道，对象都是有枪的，接触后可能会发生拒捕现象和越逃等情况。总之，行动要快，使他们措手不及，束手就擒！”说到这里，丁队长从里屋拎出一个布包裹郑重地交给我说：“你今晚上化装邮差，先把门诱开。”说着转向猛子小刘叮嘱说：“你要立即配合，迅速冲进门去，先制服门卫和司机，勿让他们跑了！”小刘点了点头。我不无疑惑地对丁队长说：“要他们开门，送一封‘挂号’或‘电报’不就行了。干吗非用这么个大包裹？”丁队长见我不理会他的意思，眼睛一鼓，瞪了我一眼。我知道丁队长脾气很倔，没再吱声。

会议结束后，大家各自做好行动准备。11时整，丁队长发出行动命令。我扮作邮差，带上包裹，骑单车直奔“黄公馆”。

黄家的大铁门紧关着，我按响门铃，等了几分钟才见侧门上一个小方孔里露出门卫一双眼睛。

“什么人？”门卫在里头问。

“送包裹的！”我大声说。

“哪儿寄来的？”

“上海！快开门。”

“什么东西？”

“你自己看看！”我扬了一下手里的包裹。

“从这里递进来！”门卫不耐烦地拍了拍门洞。

我举起包裹往门洞上比画了一下，说：“递不进去呀。”这时，我才暗暗佩服丁队长的用心。

稍停，小门“吱呀”一声开了，我迅速迈腿进去。就在同时，小刘飞身闪进门内，迅速伸出一双铁钳似的大手掐住门卫张口欲喊的喉咙。行动组的李荣芳等六七个人也乘机冲进正院。我同小刘把门卫和司机交给一个持枪的特工看守后，也同时奔向正院。正在这时，突然听到里面客厅中“叭”地传来一声沉闷的枪声。我们一怔，意识到，可能是屋里的人已发觉我们的行动了。大家奋不顾身冲入客厅，只见灯光下胖墩墩的黄浚如一根木头似的站在屏风侧面一动也不动。我和李荣芳同时把枪口对准黄浚大喝一声：“不许动！举起手来！”其他特工人员也都围拢过来。

黄浚见状，默然无语，两手垂落下来，手枪“当”地一声掉落在地。见有一具女尸横卧于屏风右侧地下血泊中，身子还在抽搐。李荣芳飞身扑上去悲怆地喊了一声“莲花——”便哽咽地哭泣起来。

原来，莲花在行动开始后，乘黄浚和几个汉奸尚在客厅喝酒之机，迅速潜入黄的书房，利索地打开抽屉将一个鼓鼓的牛皮纸信袋拿到手里，这信袋正是黄准备在今天晚上亲自面交须磨的一扎情报资料。莲花把信揣在怀中匆匆退出书房门，正在客厅喝酒的黄浚，极不放心，喝了一杯酒后返回来察看，恰巧发现莲花从书房揣着信封出来，并疾步奔向客厅外，黄浚料定事情败露，想喝住莲花。可是莲花当作没听到似的仍然往前跑。黄浚随即掏出手枪朝莲花打了一枪。

李荣芳紧紧地把血迹斑斑的莲花揽在怀中喃喃地说：“莲妹！我来迟了！你恨我吧！”说着，泪水又如雨点似的洒落下来。莲花那双乌亮亮的眼睛朝李荣芳闪动了一下，脸含微笑缓缓地闭上了。我和小刘、小秦走到莲花尸体前，拉起李荣芳向莲花默哀辞别。这时丁队长牵过铐着双手的黄浚将其按倒跪下，一连朝莲花叩了三个响头，然后才同李荣芳押着黄浚登上事先备好的汽车，返回南京宪兵司令部。

半个月后，黄浚等一伙日伪汉奸在南京伏法的消息见诸报端，一时震撼了国内外。这是抗日时的民国一大要案，是我亲自参加的一段真事，为澄清一些不实的传闻，特撰写此文，以飨读者。

（罗林远　整理） SlgQLJgfBdSbByxtP2EkcJs8chStKQYIQGf2kJeTNTBKvWMt/XWK1pHdGUNYxYv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