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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件事是阎锡山的亲信李汝骧亲口告诉我的。
1930年10月，阎锡山、冯玉祥联合反蒋失败后，因阎是罪魁祸首（阎曾任讨蒋联军的陆海空军总司令及北方国民政府主席），所以蒋介石下令对阎格杀勿论，还派复兴社特务进行刺杀。阎锡山为了避祸，一方面假意把山西军政大权分交徐永昌、杨爱源、商震，自身返回老家五台县河边，扬言即将出国考察，经苏联转欧洲，并派人测看路线，联系车船不日起程，同时，他又暗地派亲信李汝骧持自己的亲笔函件，经大同赴天津找汪精卫以定行止。汪拒见，李返回复命后，阎也不甚介意，又命其秘书王怀奇从河边经大同赴天津，观察途中情况。当王返回告以平安无事，检查不严，阎锡山立即发电通告蒋介石，称自己决定于12月1日经石门（石家庄）赴津，然后乘轮船出国。同时他还将行止路线与日期，电告驻北平的张学良（张奉蒋之命，改编晋绥军，并监视阎锡山）。而实际上他却于11月29日提前两天出发，从河边乘汽车到大同，后转向天津。
在离开河边时，为了确定阎锡山以什么名字什么身份上路，颇费了一番周折：冒称商人怕途中查问时答不出商界行话；冒称公务人员又怕引起怀疑。可巧随从李汝骧从阎办公桌上的一大堆名片中发现有曲成三的一张名片，印有“山阴县水利公司经理”的职衔。曲是五台人，阎的表兄，是个地方土财主，李任山阴县区长时曾与之相识。这样就决定冒曲成三之名，以到天津要账并看病为由而上路。李则用李龙亭名，以店伙身份陪同“掌柜”前去。
阎锡山一行离村时只有阎父及赵戴文、梁巨川（阎的行营办公处处长）等少数人知道，连负责警卫的排长都不知道。在夜色朦胧中，阎穿中式棉布长袍、黑色马褂、中式水獭领大衣、戴老花镜、头戴老式风帽（放下后只留两只眼睛，俗称土耳其帽）、穿老窝头带梁的棉鞋，纯属老商人、土财主的打扮，还哼哼叽叽表示有病，拄着一个手杖，从表面上看确实也是愁眉苦脸带有病容。
本来决定只有李汝骧、王怀奇二人同行护送，但阎锡山临行时，曾任第二战区执法总监的张培梅赶来也要陪行护送，阎锡山却之再三，张以豪侠勇士自命非去不可，阎只好同意。但张曾任晋北镇守使，雁北一带，尤其是大同熟人甚多，怕有不便，所以决定阎锡山同李汝骧乘一车，张同王怀奇乘一车尾随，相距不得近于一二十里，还要假装互不相识。离开河边不久，阎等人便在路上看到徐永昌、杨爱源、商震等人坐汽车相对而过，他们可能是来送行话别的（他们也是得到了阎12月1日离晋的电报）。因阎锡山是睡在车上，而且乘的是他二儿子的一辆旧车，故不为徐等注意。途中凡能躲过检查站的地方，阎锡山都要绕路而过，躲不过只好硬着头皮受检（不是怕扣留阎锡山，而是怕走漏风声）。在车上，有时用伙计送掌柜看病的名义，有时又用送亲戚曲掌柜看病的名义，随机而变。好在李汝骧在晋北地区曾担任县府科长、区长、参谋等职，检查站的人多有所识，也只一问即过。途中阎锡山只吃从家里带来的一小袋饼子，连水也很少喝，怕小便多。当晚阎、李即抵大同，住在一家小客栈，让司机开车返回，并赏了事先包好的100元银圆。阎锡山上车时把风帽放下，装着病态，由李汝骧及阎的表兄曲清斋相扶上车。行车时卷起风帽，停车时再拉下风帽，所以连司机当时也弄不清什么人在车上。
在大同小店二人刚歇下不久，就看到张培梅及王怀奇也进店住下，彼此装不相识，互不交谈。到了半夜，四人便乘了一辆事先约好的马车（有棚子的轿车）进了车站。李汝骧将阎锡山安顿在锅炉房，睡在地上。宪兵曾来检查，认得李，李说是送亲戚到天津看病，阎也更加呻吟表示痛苦，宪兵没有仔细检查，还客气问好。火车过张家口到丰台，一行人下车等候转车赴津。在丰台站上见有一列专车正在调轨，车站上的人称是明天（12月1日）“阎老西”出洋，今天就要把车开到石家庄去等候。这就是蒋介石、张学良根据阎的离晋经石家庄到津的电报安排的，站上的人哪儿知道阎锡山就在跟前。
从丰台到天津，一路平安，虽有车警巡回检查，但不太严格。阎锡山在车上常以报纸掩面假眠，好在时间不长即可抵达。只是张培梅在同一节车内，相距较远而坐。在天津下车后，阎、李乘一家旅馆的接客小汽车到旅馆，张培梅、王怀奇也同车而行，但仍互不交谈。
阎锡山抵津后立刻同南佩兰（字桂馨，原任天津市长）、薄以众（阎的妹夫）取得联系，并迁住薄家。李等三人仍住旅馆，每天前往会面。但阎在天津也觉得不保险，不敢久住，很快又与日本领事馆取得联系，在日本人的保护下乘日轮到了大连。
阎锡山在大连躲了几个月后，待形势稍变，又在日本的资助下密返大同，转回河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