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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5年8月，中国同盟会在日本东京成立。阎锡山于同年10月加入同盟会，是早期的同盟会员。在日本，他参与制定了同盟会发动起义时的“南响北应”的战略决策，回国后不到两年即担任山西新军第八十六标标统（团长），在部队发展革命力量并在社会上开展反清斗争。武昌起义后，太原新军在同盟会的领导下起而响应，阎锡山被举为都督。之后，曾与吴禄贞组织革命的“燕晋联军”，出兵石家庄，截断京汉铁路。清军攻入山西，他与副都督温寿泉分兵南北，继续战斗。在右侧背和后方，给清廷造成极大的威胁，对辛亥革命的胜利起到了积极的作用。孙中山对此曾作过很高的评价。但是，进入民国以后，阎虽身为国民党参议，却投靠了袁世凯。之后，不管是孙中山领导的国民党，还是蒋介石把持的国民党，这个号称“元老”的阎锡山都横加摧残，直到后来不得不依靠国民党时，才有条件地允许国民党山西省党部在山西进行有限的活动。
辛亥革命取得一定胜利之后，中国资产阶级政党同盟会的上层领导人物开始产生意见分歧，最危险的是妥协思想占了上风，最后被帝国主义、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代表篡夺了革命的胜利果实——袁世凯接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
曾经参与过金融投机的阎锡山，在这种风云变幻的政治形势下，立即来了个180度的大转弯，主动向袁世凯靠拢。原来，袁世凯因为山西地处京畿肘腋之间，不愿由同盟会员在山西建立革命政权，所以派兵镇压，拒绝承认山西为起义省份。南北议和结束后，阎锡山由绥包返回，袁世凯命令他在忻州停止前进，不许进驻太原。在孙中山力争和阎派董崇仁等向袁输诚之后，袁才又重新任命阎锡山为山西都督。1912年4月4日，阎锡山回到太原。从此，他仰承袁的旨意，打击排斥革命势力不遗余力，而对革命组织同盟会却日益疏远。
袁世凯接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后，一些资产阶级的政治代表拉拢同盟会中的右翼分子纷纷成立政党，而同盟会内部却因思想混乱，意见分歧而变得四分五裂，涣散无力。同盟会的宋教仁等认为中国已确立了民主政权，今后可以通过合法的政党活动，达到掌握国家政权的目的，而要达到这个目的，则需组成大党以与当时的共和党相抗争。1912年8月25日，同盟会与统一共和党、国民公党、国民共进会、共和实进会联合组成的国民党在北京宣告成立。阎锡山虽然没有出席，但他是早期的同盟会员，又是现任的山西都督，因此被大会推举为参议。但是，阎锡山在袁世凯的威慑之下，既没有拒绝这个头衔，也没有积极参加国民党的活动。
1913年2月4日，国会参众两院举行了第一次选举，国民党获得多数席位，占绝对优势。这一胜利激怒了袁世凯，他派人刺死宋教仁，并镇压了孙中山领导的“二次革命”。11月4日，他又借口国民党参加了“二次革命”，悍然下令解散国民党，取消国民党员的国会议员资格和省议会议员资格。
在这一斗争中，阎锡山的态度起初貌似中立，实际上是站在袁的一边，后来则赤裸裸地宣布退出国民党并勒令山西各地的国民党党部立即解散。
对于宋教仁被刺，作为国民党参议的阎锡山，不但没有愤而抗争，反于5月24日致电副总统黎元洪，认为“关于宋案之武断，借款（主要指袁为镇压国民党和加强政治实力而向帝国主义国家借款2500万英镑的善后大借款）之党争，及南北之疑忌”，应当“概予摒除，相见以诚，各自守其范围，不得横生异议，勿徒逞激烈之谈，挑拨衅端，勿再肆攻击之语，加增恶感”，而请黎“力任调停，通电忠告”。阎站在第三者的立场上，把国民党反对袁世凯的斗争看做党争，这实质上是对袁世凯的支持。
宋案发生后，孙中山主张“速兴问罪之师”。江西都督李烈钧是拥护此主张并积极备战者之一。袁世凯施加压力，企图使之屈服。阎锡山则秉承袁的旨意，领衔与袁系都督冯国璋（直）、张锡銮（奉）、周自齐（鲁）、张镇芳（豫）、张炳华（甘）联名发表通电，攻击“黄兴、李烈钧、胡汉民等不惜名誉，不爱国家，谗说朋兴，甘为戎首”。并威胁说：“倘有不逞之徒，敢以谣言发难端，以奸谋破大局者，则当戮力同心，布告天下，愿与国民共弃之。”5月中旬，袁迫李烈钧辞职，被李断然拒绝。阎则致电副总统，“以为黜陟进退，自恃大总统特权，非各省疆吏所可越俎”，如果“铤而走险，兵连祸结，涂炭生灵”，则“首发难端之一二人，固不能逃其罪”。这是明显地对袁世凯的支持。
6月，袁世凯免去国民党员江西都督李烈钧、广东都督胡汉民、安徽都督柏文蔚的职务。7月又派兵进逼江西。孙中山敦促各省独立，进行反击。李烈钧等组织讨袁军，开始备战。当此关键时刻，阎锡山却电袁建议“敦请孙、黄二公入都，共图国事，破除党见，一致进行。”这无异于让孙、黄自投罗网，扼杀革命。7月12日，李烈钧发表《讨袁檄文》，“二次革命”由此发端。
“二次革命”失败后，袁世凯于10月6日，以军警数千人包围国会，强迫议员选他为正式大总统。11月4日，袁又借国民党议员与“二次革命”有关，悍然下令解散国民党，取消国民党员的国会议员资格及各省议会议员资格，并追缴其证书。
早于1913年春就宣布退出国民党的阎锡山，自然对袁的命令奉命唯谨，立即印发布告一万份，遍贴城乡，并勒令各县国民党机关即行解散。从此，山西的国民党组织销声匿迹，国民党员除在外地工作者外，大多数都宣布脱党，少数忠实分子只能秘密进行活动。
国民党在山西没有立足之地，自然不肯甘心，遂千方百计地图谋恢复这个被摧毁的阵地。1922年，一部分国民党员在太原成立了平民中学。第一任校长赵守耿，第二任校长梁永泰，第三任校长苗培成，都是国民党的骨干成员，多数教员也都是国民党员。平民中学的成立，实际上就是国民党山西省党部的暗中恢复。
1924年1月，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广州召开。这次大会在共产国际和中国共产党的帮助下，把旧三民主义发展为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新三民主义，允许共产党员以个人身份参加国民党。它建立了以国共合作为主要形式的革命统一战线，推动了中国革命运动的发展。会后，国民党中央派员分赴各省，筹建国民党的地方组织。山西筹组临时省党部的任务由曾参加代表大会的苗培成负责。
当时，革命运动在全国各地蓬勃发展。阎锡山由于民国初年在拥袁、反对“二次革命”和“护法战争”等问题上都遭到了失败，所以当时采取“保境安民”政策，标榜“三不二要主义”，即不入党、不问外省事、不为个人权利用兵，要服从中央命令、要保卫地方治安，着重推行六政三事（水利、蚕桑、植树、禁烟、天足、剪发，种棉、造林、畜牧）和整理村政。当他看到国民党的力量重新壮大，国共合作的局面已经形成，所以对两党活动逐渐采取了不干预的政策。
苗培成等在太原发展党员400余人，于1925年5月5日，秘密成立了中国国民党山西临时省党部。“五卅惨案”发生后，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太原学联的“沪案后援会”、太原市总工会，以及晋中各县的农民协会纷纷成立。国共两党党员在反帝爱国斗争中常常采取一致行动，两党合作的基础已经形成。经过协商，1925年11月召开了中国国民党山西省第一次代表大会，成立了国共合作的中国国民党山西省党部。在这个省党部里没有阎锡山的亲信。
国共合作以后，全国革命形势迅猛发展。1926年7月，广东国民政府举行北伐。1927年，北伐军攻克南京，蒋介石发动了“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屠杀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第一次国共合作的大好局面被破坏了，国共合作的国民党山西省党部随之破裂。6月6日，阎锡山已摸清了全国的政治动向，不再和张作霖勾搭，转而响应北伐，就任国民革命军北方总司令。
当月，国民党中央下令改组各省地方党部，老同盟会员张继、何澄、赵戴文、南桂馨、温寿泉、孔繁霨，以及苗培成、韩克温、李江、郭树棠、杨笑天等为国民党山西党务改组委员，成立了没有共产党人参加的国民党山西省党部。在这些人中，张、何虽是国民党中央派来的人，但与阎关系密切，他们在日本留学时即有交往。赵、南、温、孔则是阎手下的幕僚和高级官员，只有CC系的苗、韩是坚决反阎的。所以，这个国民党山西省党部是阎同意成立的。但是，阎系的人都是兼职，实际掌握党务的还是CC系的苗培成和韩克温等人。在“清党”中，国民党杀害国共合作的省党部委员、共产党员王瀛，是经阎锡山同意的。
之后，北伐军进展顺利。阎锡山出兵石家庄，在北伐战争中处于举足轻重的地位。国民党中央为了拉拢阎锡山，除了任命他为国民党军事委员会委员、第三集团军总司令、山西省政府主席等要职外，也不问他是否恢复党籍，即于1927年6月29日推阎任中央政治会议委员，1928年3月7日又任命阎为中央政治会议太原分会主席，7月，又任命阎为北平政治分会代理主席。北伐军占领北京后，阎为平津卫戍总司令，雄踞北方。
全国统一后，蒋介石拟通过“编遣”削弱异己，激起阎锡山、冯玉祥、李宗仁及各杂牌军的反对。1930年，由阎挂帅，发动了倒蒋的中原大战。掌握在CC系分子手中的国民党山西省党部是拥蒋反阎的，当大战爆发前，苗培成等看到形势不妙，便悄悄撤离山西，流亡到洛阳、南京等地，进行反阎活动。国民党山西省党部随之于当年4月被第二次封闭。
中原大战以阎锡山的失败结束后，流亡在外的国民党山西省党部回到太原，重新挂出牌子进行活动。省党部负责人苗培成出任山西省政府教育厅长，太原市领导学生运动的两个大本营——第一中学、国民师范的校长，分别由省党部委员李汾、梁贤达兼任。省党部又暗中指使一些知识界人士，组成“山西善后协进会”，召开大会，散发传单，对阎肆意攻讦。阎锡山在大连时有所闻，但鞭长莫及，只好隐忍不发。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全国各地展开了轰轰烈烈的抗日救亡运动。太原中等以上学校学生针对国民党的不抵抗政策，于12月18日游行示威，并到国民党山西省党部门前请愿，要求抗日，要求救亡。省党部紧闭大门，纠察队荷枪实弹，如临大敌。经过交涉，允许推派代表，进入省党部递交请愿书。不料代表们刚进会议室，即遭到纠察队的殴打。大门外的请愿学生闻声愤激，冲击大门。纠察队开枪打死进山中学学生穆光政。这就是轰动全国的“一二一八”惨案。
当时阎锡山已由大连潜回家乡五台县河边村隐居。惨案发生后，山西清乡督办杨爱源请示阎锡山，于当天下午派兵收缴了纠察队的枪，并将省党部负责人韩克温、姚大海、苏寿余、李敏及纠察队长王琚逮捕，又查封了省党部及其机关报《民国日报》。苗培成隐匿在皇庙东巷的同乡、师长李生达家中，未被学生查获。随后，各县县党部亦一律停止活动。
阎锡山在这次事件中，如意算盘是打得很巧妙的：一方面利用学生的力量，查封国民党山西省党部，排除蒋介石在山西的势力；一方面扣捕凶手及有关负责人，作为同蒋介石讨价还价的砝码。
果然不出所料，蒋介石在困难当头的情况下，不得不表示捐弃前嫌。1932年1月，汪精卫出任行政院长。在汪精卫、李石曾，以及魏道明、郑毓秀夫妇的斡旋下，蒋对阎已有某种程度的谅解；阎见时机接近成熟，遂以易地审判为名，将在押的韩克温等人解往郑州释放。2月20日，国民政府任命阎锡山为太原绥靖主任。
阎锡山东山再起，但是被查封了的国民党山西省党部却没有启封，它的工作人员又开始在北京等地过起流亡生活。有一次，梁贤达秘密回到太原进行活动，在上肖墙理发馆理发，被教育学院学生、为阎搞监政会的李树馨发现。李将梁拖至街上，与学生们飨以老拳。梁装死躺倒在地，学生们一哄而散，无人过问。
国民党山西省党部被查封了，但是对一般国民党员不能再像袁世凯时代那样，命令他们退党，因为国民党已经成为全国唯一的执政党。这些党员总得有个领导他们的组织机构。阎锡山为抵制国民党中央要求恢复或重建国民党山西省党部，挖空心思，成立了国民党山西党员通讯处，并在各县设立办事处，用以代替国民党山西省党部和各县县党部。但是，阎锡山在骨子里对国民党是反感的，所以除了成立了一个“双十通讯社”和出版日报《山西党员通讯》外，并没有开展更多的活动，而且经费有限，仅能维持工作人员的生活。
1936年2月，红军东征山西，阎锡山连这个“代用品”也不要了。山西党员通讯处虽然戴着国民党的帽子，但它是用以抵制国民党的，它的活动与国民党中央毫无关系，所以，国民党实际上在山西是被取缔了。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阎锡山丧师失地，到1938年下半年，晋东南、晋东北、晋西北基本上是中国共产党和八路军建立的抗日根据地，只有晋西南的十几个县是他的活动区域。第二战区和山西省政府的十几万兵马，要吃饭，要打仗，晋西南的十几个县如何负担得起。除了能够在当地征收一些粮食外，粮食、薪饷、服装、武器装备等，阎锡山必须仰给于蒋介石和国民党，因此他拥护蒋介石领导抗战，便进一步向国民党和国民政府靠拢。蒋介石和国民党在抗日战争已经爆发的危急存亡关头，深怕阎锡山步汪精卫后尘，单独行动，也迫切希望自己的势力能够进入山西。
在这种情况下，国民党中央向阎锡山提出恢复停止活动七年之久的国民党山西省党部的要求。阎锡山处境艰危，必须依靠蒋介石的施舍才能过日子，所以不得不予以同意。1939年春，国民党山西省党部在第二战区长官部所在地陕西省宜川县秋林镇挂出牌子，恢复活动。1939年9月，国民党中央进一步任命阎锡山为第二战区特别党部特派员，赵戴文为书记长。阎于3日宣誓就职，国民党中央常委张继、军委政治部秘书长贺衷寒等率西北慰问团到秋林监誓并进行拉拢。阎致答辞时说：“二战区的地位，在华北以及整个抗战上来说，非常重要。我们知道，山西是全国的堡垒，华北的要塞，西北的屏障，要支持抗战，自然要争取山西。”这话说明了国民党拉他的原因，也说明自己地位的重要，以提高讨价还价砝码的重量。同时，他又讲了国民党采取总裁制的重要性，“要在总裁（蒋）领导下奋斗到底”，对蒋进行了颂扬和安慰。
阎锡山对于蒋介石和国民党始终是有所戒备的，一怕蒋的势力渗入自己的领地，二怕蒋的人员窃取情报、拉拢人员、挑拨离间，挖他的墙脚。所以他在允许国民党山西省党部恢复的同时，就开始防范它。首先在人员配备上，11名执行委员中，阎的亲信有省政府主席赵戴文以及梁化之、李江、薄毓相、邱仰浚五人，国民党派来的有武誓彭、刘冠儒、赵光庭、刘奠基、王昉、李犹龙六人，赵戴文任主任委员，双方可说是势均力敌。以后人员虽有变动，但大体维持着这个格局。其次，国民党在军政机关和各县建立组织，发展党员，都是经过阎锡山允许的。没有阎锡山的允许，第二战区和山西省政府的军政干部是没人敢参加国民党的。阎允许是因为既让恢复，就应该作出支持其活动的姿态，再者他的军政干部都要在军政部和铨叙部备案，作为升迁调用的根据，而要备案，必须是国民党员。这样也满足了干部的要求。但是，国民党区分部等基层组织的活动却是受限制的，有的形同虚设。特别是1939年“十二月事变”以后，阎锡山命令他的所有干部和中学以上学生都必须参加他的同志会，会长阎锡山成为崇拜的偶像，同志会的活动压倒了一切，国民党在山西就愈加相形见绌了。
抗日战争胜利后，国民党山西省党部的地位和活动并没有根本的改变。就以国民党操纵的“国大代表”的分配和选举来说，山西仍然是由同志会占主要地位。在114名“国大代表”中，青年党4人，民社党3人，三青团8人，其余的99人中，都应为国民党员，而省党部推荐的只有6人，另外的93人大部分既是国民党员又是同志会员，也就是说他们都是拥护阎锡山的。当然，其中有些人如徐永昌、薛笃弼、贾景德、李鸿文、傅作义等，当时都已不是阎的部下，但过去是阎的部下和老朋友，可以说是既拥阎又拥蒋的。因而，国民党山西省党部是在阎锡山的操纵和掌握之中。至于国民党的中统、军统等特务组织，以及三青团的活动，无不受到阎锡山的限制和打击。
1948年7月，晋中战役以阎军的失败结束后，人民解放军兵临太原城下，国民党山西省党部主任委员张子扬，以及部分执行委员先后逃往北平、南京等地，无人收拾这个烂摊子。阎锡山叫嚷“要与太原共存亡”，只好自己披挂上阵。国民党中常会第166次会议通过由阎锡山兼任国民党山西省党部主任委员，11月29日宣誓就任。阎把自己的亲信梁化之、薄毓相、李江、关民权、智力展等安排为委员，与国民党的七名委员分庭抗礼。国民党山西省党部就在这种互相撕咬中，被人民的铁掌彻底粉碎。
太原解放后，阎锡山成了光杆司令，只有完全依附于国民党才能生存了。他在蒋介石与李宗仁的矛盾中，根据自己“中的哲学”适中则存的道理，居中调停，得以在夹缝中，于1949年6月3日出任行政院院长。之后，他曾出任国民党中央非常委员会委员。1950年3月蒋介石恢复总统职位后，国民党中常会批准了识机识相的阎锡山的辞职申请，给阎一个中央评议委员的荣誉头衔。从此，他在国民党中的地位就无足轻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