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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以后，南北双方势如水火，北洋军阀群雄并立，中国历史的舞台上演出了军阀混战的悲剧。他们互相征伐，争夺地盘，纵横捭阖，走马灯似的更迭不休，今日权倾朝野，明日昙花一现，其政局变化之频繁，简直使人眼花缭乱。
然而，唯有阎锡山自辛亥革命起任山西督军以来，稳握晋地大权达38年之久。不论是樊钟秀悍兵压境，还是蒋介石的老谋深算，都不曾撼其根本。甚至他还能以山西一隅之兵染指晋、绥、察、冀及平津地区，大有问鼎中原之势。随着各地老军阀的纷纷垮台，就更显其阎锡山军阀统治的独到之处。
究其原因，除了山西固有的易守难攻的优越地理条件，以及阎锡山作为军阀所具有的精明狡猾的统治手腕和娴熟的驭人之术外，更重要的是他建立了一支不容忽视的军事力量，经营了一套系统的军事工业作为其政权的强大靠山。
中国近代史上的洋务运动，曾给我国带来了一股创办工厂、振兴实业的浪潮。山西巡抚胡聘之曾周游全国，参观张之洞所办的汉阳兵工厂，回晋后慨然兴办山西兵工厂。从1899年起，委派候补道徐桂芬为总办，筹划事宜。翌年，招收天津技工十余人和本地徒工近百人开炉创业，并把这个初具规模的小型机器工厂，命名为“机器局”。其实，只能修理戈矛、马刀、来复枪和制造步枪的枪机、撞针，指挥刀等。机器局曾为慈禧的扈驾卫队马玉琨部修械而受到过她的嘉许。以后山西武备学堂、陆军小学陆续建立，都采用西式练兵法，军队编制亦改为新军，所用军械都是舶来品。清朝当局派官员到外国学习参观，回国后更是眼高手低，轻视本国初起之民族工业，加上局内经费奇缺，高级技工离厂不少，故直到辛亥革命前机器局无大的发展。
民国建立后，阎锡山主晋，委派留学英国的李蒙淑（陶庵）为机器局局长，革除旧习，把该局扩充为翻砂、锻工、木样、机器四厂。这时，正值袁世凯权势显赫，各省军阀中势力较大者均受猜忌，非北洋出身的人必首当其冲，所以，阎锡山掌管山西军事，力求自保而不敢造次。
1914年7月，改机器局为修械所，只是修理枪支及小口径炮，制造些刺刀和军刀而已。在袁世凯死后，阎锡山以督军兼首长主晋，大权独揽，几年后羽毛丰满，渐成割据之势。
1918年，阎锡山设铜圆局，自铸铜圆，以为军工筹备资金。
1920年3月，合并修械所与铜圆局，而改称为山西军人工艺实习厂，开始进入发展阶段。该厂仍由李蒙淑任厂长，添设总办，由山西第一旅旅长商震兼任，并设置电汽科，购买发电机，成为以电、汽作为原动力的开端。后又从上海兵工厂订购日产二万粒子弹的机器一套，成立由裴梦九为主任的枪弹厂，生产子弹以供应军队的需要。
1921年，阎锡山设立罐头厂，专供各部队行军时食用，以提高部队机动作战能力。不久，炸药厂也应运而生。
1924年，阎锡山又设立了飞机厂，为掩人耳目，对外称为汽车厂。同年8月，筹备钢铁厂，委任郑永福为筹备主任。这样，军火工业就初具规模了。
随着阎锡山野心的膨胀，他力图使其军备基本自给，并装备新式武器以适应其扩张的需要。所以，又陆续建立了炮厂、炮弹厂、机关枪厂、无烟药厂，其军火工业不断完善，武器装备不断更新，成为北方军阀中颇具实力的人物。1930年，阎锡山与蒋介石反目，参与蒋、冯、阎大战，后败北。这使山西军火工业受到一定影响。狡猾的阎锡山虽然被迫下野出洋，但仍想东山复起，暗中指示军火部门保存大量技术骨干及采取缩减生产等措施以遮蔽蒋介石的耳目和应付经费上的困难。果然，从1932年起，阎锡山重掌山西大权，其军火工业也处于全盛时期，直至抗日战争爆发。
阎锡山深知“有枪便是草头王”的道理，加上山西位处腹地，山多河少，交通不便。正太铁路操于法国之手，京绥路控制在中央政府手中，位置极为不利。向外国购买军火，在进口和运输途中都有被截去的危险，加之耗费太大，山西地瘠人穷，担负不起。所以，阎锡山必然要自己建立军火工业，以免命运操于他人之手。
民国初年，阎锡山曾踌躇满志地对秦绍观等人说：“我在日本留学时，亲眼看到日本人在明治维新后能自己设工厂制造枪炮，逐步强大起来。我当时就想我们什么时候才能自己制造枪炮呢？我看我的这一想法是会实现的。”
阎锡山深知山西地狭财薄，仅以造铜圆盈利和克扣军饷、截留国税为经费，财力有限，难以大干，因而事事躬亲，精打细算。
他常对李蒙淑等人说：“算盘底下有大洋啊。”并常自与奉、皖系军阀相比，说：“张作霖财大气粗，十元当一元花，老段（祺瑞）要一元当两元花，我可只能一元当十元花了。”因此，阎在工程建筑上因陋就简，机器设备上有旧买旧，一切能省则省。这种做法也造成先省后费，厂房年年有塌漏，制成的产品直不直、圆不圆，影响精度。直到1928年后，才有比较新型的重炮厂、火药厂等建筑。
阎锡山还设立了“兵器研究委员会”，地址就设在其督军公署内的梅山上。他亲自组织任琇、张会治、李平滩等人研究指导军工发展的大略。1924年以后，才由黄国梁为该会会长。委员会的任务是研究制造什么兵器，也讨论有关兵器学等方面的问题。委员们早晚在会上讨论，白天分赴各厂视察工作或到实验场做实验。阎锡山每月召开一次兵工会议，凡各工厂、各处在技术、事务上所发生的问题和一切计划，均提出讨论。
即使在该委员会撤销后的各个时期，阎一直采用这种方式处理兵工问题。
阎锡山深知科技知识的重要，为此，不惜重金聘请外籍技术人员，招收各院、校工科毕业生，并选派人员去国内各车工厂实习和到国外游历、考察。兵工厂先后录用外国工程师八人，他们每与阎锡山直接研讨问题，常借机介绍其本国专用机器的材料。阎防其渔利，很少完全采纳，并曾把德国工程师为钢厂所做的全部设计随意变更，该工程师逢人便诉苦，谓德国厂家见此设计将笑我糊涂，影响我在工程界的名誉。
阎所聘请的德籍工程师杜尔华和制图技师梯尔为适应山西地形作战的需要，建议仿造德国10.5公分口径重山炮和8.8公分口径野炮。七七事变时，重山炮造成24门，野炮造成12门，均参加忻口之役，重创日军。
1917年，阎锡山集训大专工科应届毕业生于督军公署，亲自讲述日本维新史，鼓励毕业生向国防工业努力。1919年，阎又在修械所设实习工业学校，半工半读，后又并入国民师范职业科，这些学生后多数成为军人工艺实习厂的技术骨干。以后每年山西大学、工业专科学校毕业的优等生均入厂，由绘图室或化验室练习生做起，逐步分担各项工务工作。阎给予他们以高薪待遇，这些人后多成为山西军工工业的核心力量。
阎在发展军火工业中，善于以功过识人。1923年前后，他派炸药厂厂长洪肇生前往欧洲进行军火制造业考察，发现各国多用肥田粉改制炸药，成本低廉，且易大量制造。洪回国后，曾试制成样品，然后交阎研究批示。以当时的价格论，黄色炸药每磅二元多钱，而这种炸药的效力与黄色炸药相当，但每磅造价仅需四五角钱，阎甚为欢喜，命洪投产。但洪肇生钱迷心窍，想发笔横财，向阎提出要求包制，每磅讨价要一元以上。阎认为他获利太大，未曾定夺。这时，太原斌中学校有个化学教员，姓张名恺，山西浑源县人，系留日高工毕业生，向阎毛遂自荐，声称只要公家供应一切材料，可以造出这种炸药，每磅成本不会超过五角。洪听到这个消息，为了抬高自己的身价，甩手离去。阎即令秦绍观供应各种材料，协助张恺迅速试制。不久，居然试验成功了。后来，阎锡山给这种炸药起名为“恺字炸药”。
阎锡山对其军事工业发展中成立的手榴弹厂，最为得意和自豪。因为手榴弹制造简单，造价低廉，各种设备精度要求较低，加上制造手榴弹所需的铸铁、木材来源充足，除拉火管需从外部购进外，所有材料都能由本地充分供应，故可大量生产。最多时日产量可达一万颗，成为晋军作战时用来杀伤敌人的主要武器。以后，又根据山西地区多山地，居高临下，易于投掷重物的特点，采用加大弹体，加重炸药量以增加杀伤威力的做法，制成头号大手榴弹和手雷，专守城堡山口。在樊钟秀侵晋时，这种手榴弹初显威力；后在忻口会战时，又成为日军步兵望而生畏的武器。
为了适应山地作战，阎总想造一种能有45°发射角且结构简单、省工省料的山炮。经过试验，于1923年造成一种名一二式的步兵炮，最大射程达5000米。阎说：步兵炮的用意是不用驮骡，只用人力挽拽。但因后来山地作战时运动困难，仍不得不用驮骡，于是，后又制成一种架退后膛曲射炮，可以完全不用驮骡，此炮制成于民国14年，故称为一四式步兵曲射炮，其用弹与一二式相同，都是变装药，这两种炮都能在山地作战中发挥较大的威力。
阎锡山首先扩充军队，继而扩大兵工生产，又要修铁路，开办大型钢铁厂，还要设置西北实业公司，因投资浩大，入不敷出，单靠向山西人民征集来的苛捐杂税，是远远不够用的。
为此，阎苦思冥想，终于想出一条妙计，他以禁烟为名，行贩卖鸦片之实，以搜刮更多的金钱。同时，阎还利用兵工厂大量制造一种圆形马口铁盒，扬言是装禁烟药饼的，实际上装的是纯粹的大烟土，并按照行政区域，作为政治任务要求各级行政官吏限额派销，不知残害了多少黎民百姓！这一阴险的诡计，曾引起国际组织的注意，并派人到太原实地调查。阎锡山就用一张假药方搪塞敷衍了事。
由于兵工厂的不断扩充，许多种类的五金原料和机械、机电设备需求量骤增，其中很大部分要从国外购买。
阎锡山为了自肥，并使其亲信都有利可图，就成立了斌记五金行，由其亲信阎鲁臣、阎述先等负责管理，专门经营各种机械设备和五金材料及军火的买卖。凡是要求和兵工厂做买卖的帝国主义洋行和各地地方势力，一律必须经过斌记五金行才能进行买卖交易。兵工厂购置、添加机器设备和各种五金、钢铁原料或出售军火，也完全由斌记五金行经营。各洋行要先向斌记报价，然后斌记增加利润提成。各地购买军火也要先向斌记询价，然后由斌记根据兵工厂价格加利提出。但因斌记是只此一家、别无分号的买卖，价格高低，任凭其随口而定，因此，斌记实际上就成为一个不受任何限制的“税收机关”，其盈利之巨可想而知，并全部纳入阎家族及亲信的私囊。
阎靠着这支军队巩固自己的权力，扩张地盘，参与军阀间的混战，曾以大号手榴弹把孙中山封的“建国豫军”樊钟秀打得缩回河南，依靠优势炮火，在中原大战中给蒋介石的嫡系部队以重大打击；在全国人民掀起的蓬勃抗日声浪中，晋绥军的八个炮兵团，在著名的忻口战役中，用山西自造的大炮狠狠地打击了日军的嚣张气焰。
但在整个抗战期间，军火工业生产骤减。初期原料全靠从厂里带出的部分半制成品和材料，辗转迁移随地完成，以后就以拆毁敌人铁路上的钢轨作原料，坚持在城固分厂造轻机关枪、在乡宁分厂造步枪、在孝义分厂造手枪，并充分利用各地资源，多造手榴弹，以弥补武器生产的不足。
由于环境动荡，料源不足，产量十分不稳定。在抗战的后期，这些工厂每月可产步枪800支，轻机枪300挺，手枪数十支，手榴弹近万颗。这些武器弹药对支援前线抗战起到了一定的作用。
1945年8月日本无条件投降后，阎锡山返回太原。这时，军火系统各厂已被洗劫一空，仅余下轻型机床400余部。战后劫余，全民族渴望和平建国，复兴中华。但阎锡山出于反动的本性，逆历史潮流而动，积极扩军备战，支持蒋介石打内战，抢夺人民的胜利果实。他一面大肆扩充军队进犯解放区，一面千方百计恢复扩大军工生产。他把接收日伪资产中小工厂的机器全部并入兵工业，为尽快恢复生产能力，命令各厂一面制造兵器，一面尽量制造军火工业所需的专用机床，还把乡宁分厂迁回太原专造步枪，孝义分厂则迁到大同专造手榴弹。经过一番努力后，其西北实业公司所属的机床厂、育才炼钢机器厂、修造厂恢复较快，军火工业加班加点，出现一片垂死前的“繁荣”景象。到1949年，阎的军火工业每月能产山炮20门，12公分迫击炮数十门，5公分迫击炮千余门，重机枪80挺，各种山炮、野炮炮弹7000余发，迫击炮弹15000发和手榴弹60000颗。阎锡山将这些武器运往内战前线，用以屠杀人民，抵抗中国人民解放军的进攻。甚至在三大战役后，国民党精锐主力基本被歼，平、津解放，太原已是四面楚歌、孤悬华北、大势已去的情况下，阎仍然不顾数十万人民的死活，拒绝放下武器和平解放太原，妄想凭借其多年经营的工事堡垒和其军火工业的生产能力，死守孤城，消耗、牵制中国人民解放军，策应蒋介石伺机反扑。但在中国人民革命力量的铁拳打击下，阎军很快土崩瓦解，阎锡山也如丧家之犬只身逃到台湾。太原于1949年4月24日解放，古城回到了人民的怀抱，阎锡山数十年经营的军火工业也被人民政府所接收，转而即变成发展我国军事工业，加强我国国防建设的重要基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