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裴昌会
1947年3月，国民党胡宗南部队进犯延安之前，人民解放军为了诱敌深入，先已撤出延安；同时实行坚壁清野，使延安成为一座空城。但是，胡宗南在接到其部进入延安的消息后，竟督促指挥所的参谋们捏造战报，漫天扯谎地说：“我军经七昼夜的激战，第一旅终于19日晨占领延安，是役俘虏敌50000余，缴获武器弹药无数，……”
战报报经蒋介石并在报端公布后，国民党陕西省主席祝绍周迫不及待，下令西安市的商店、居民一律要在当天晚上悬挂“国旗”，燃放鞭炮，庆祝所谓“陕北大捷”。
可是，当时交通线上输送给养弹药的汽车300多辆，回头的空汽车连自己的伤兵也未运回一个，因此所谓“激战七昼夜”的说法，就连蒋介石集团内部也觉得太不像样，不敢完全相信。国防部驻西安联络参谋范汉杰三番五次地打电话问我：战况是不是这样，以便据情报告国防部。我最后答复他：“战报发出后，已转报国防部了，这就是根据，不要再问了吧。”范很快会意，无可奈何地说了声“再见”，就不再来电话啰唆了。
这时，南京的国防部正根据胡宗南所捏造的战报，大事宣传。一些为美蒋捧场的反动报刊记者，也自然而然地跟着摇旗呐喊，特别是美帝国主义的宣传，以为打击了中共中央首脑机关，从此蒋介石就有更大胜利的可能，处于劣势的军事形势会有根本的改变。于是，南京、上海一带的中外记者，都一致要求南京政府组织他们到前方参观战绩，采访战地新闻。
当蒋介石的国防部把新闻记者将去采访的消息通知胡宗南后，胡宗南即召集绥署有关处长以上人员举行紧急会议，积极进行准备。会上讨论叫这些记者到哪里参观的问题时，与会人员一致认为，前方易于捏造情报，以在延安现地参观较为稳妥。胡宗南当即指定绥署第二处处长刘庆增、新闻处处长王超凡两个人负责漏夜筹备，成立一个“战绩陈列室”。
刘、王二人回去后，和一些有关人员绞尽脑汁，想出了这样的办法，在延安周围20华里内设“战俘管理处”十处，把主要在边区乡村抓来的青壮年所编成的青训队500多人，和在城防部队27师挑选伶俐的士兵1500人，混合编成几个“俘虏队”，一律穿杂色服装，作为“共军”俘虏，加以训练。
为了应付来参观的记者，他们编造了一套“对答”，并给每个装扮者每天一元的津贴。但到底由于假俘虏人数与战报所公布的数目相差悬殊，参观的时候，他们就临时由各“战俘管理处”互抽人员充数。至于虏获武器一项，步枪则抽调十七师的三八式和汉阳造两种来抵充，不足的和一些轻重机枪就由延安警备部队中分别抽调，采取白天将枪支送到“战绩陈列室”、黑夜送还部队的办法来顶充。枪支上都贴上标签，注明所谓“缴获”的时间和地点。此外，还专门训练了一些参谋人员，担任“战绩陈列室”的介绍，不消说，这些解说，都是彻头彻尾的欺骗。
尤为可笑的是，他们还抽调一部分人星夜在延安东北延水两岸建造了许多假坟，并用木牌分别标明所谓蒋军的阵亡烈士或“共军”坟墓，以自欺欺人。
这批新闻记者到了西安后，由于“战绩陈列室”的一些伪装工作还未完成，胡宗南的参谋长盛文就借口延安方面气候不宜飞行，以阻滞新闻记者的行程。可是弄虚作假的事，总是免不了露出马脚的。当记者们到达延安后，个别头脑比较清醒的外国记者，参观时不时地问：这些新式轻重机枪、中正式步枪，共产党军队由哪里得来？作解说的参谋瞠目不知所答，只好支支吾吾。在参观假俘虏时，有的记者又奇怪地问“俘虏”说：“我昨天不是在那个‘战俘管理处’刚刚见过你吗？”被问的人，只好挺起胸脯，规规矩矩地立正，因为事前没有教他们怎样回答这样的问题，他们也就对答不出来了。
当场出丑，使得胡宗南导演的这场闹剧破产了，同时也引起他内部的互相指责，而主办这桩事的刘、王两处长陷于哭笑不得的窘境。据说后来陈诚和白崇禧还借此攻击胡宗南，再次演了一场狗咬狗的争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