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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0年3月27日凌晨1点左右，在中国西南边陲小城西昌，一架运输机在隆隆马达声中急匆匆升向了黑沉沉的夜空，向南面的海南岛飞去。
这是国民党政府在与中国共产党、中国人民解放军经过三年多的内战遭到彻底失败以后，最后一架逃离大陆的运输机。机上载着国民党政府最后一位逃离中国大陆的军政大员——西南军政长官公署代长官胡宗南上将，以及他的同僚与部属贺国光（西康省政府主席）、赵龙文（胡的秘书长）等人，总共不过十数人。
胡宗南被失败的阴云笼罩着，感到精疲力竭，心力交瘁。已经54岁的他仿佛一下子衰老了。看着迅速远去的西昌灯火，胡宗南痛苦地认识到，他惨淡经营20余年的庞大军事集团彻底覆灭了，他的“西北王”、“西南王”的美梦也随着国民党政权在大陆的失败而完全破灭。
胡宗南，原名琴斋，1896年生于浙江镇海，青年时在浙江孝丰做了几年的小学教师。1924年初进入黄埔军校一期学习，毕业后先后参加东征、北伐、内战、“剿共”、抗日等各战役。他凭着蒋介石的同乡、学生、部下的资格，凭着他对蒋介石的绝对忠顺与多年带兵打仗的经验才能，越来越得到蒋介石的信任与赏识，不断得到蒋介石的提拔，从排长、副连长、团长、旅长，直到担任“天下第一师”的师长、“天下第一军”的军长，在抗战时期更飞速升至第十七军团军团长、第三十四集团军总司令、第八战区副司令长官、第一战区司令长官，成为统兵数十万的军政大员及威名四扬的“西北王”。在1946年6月蒋介石重新发动反共内战以后，胡宗南任西安绥靖公署主任，亲自率领指挥数十万大军向中共中央所在地延安发动猖狂进攻，占领了陕甘宁边区广大土地。蒋介石亲自来电祝捷嘉奖，国民党各报连连庆祝胜利。然而曾几何时，随着国民党政权在党、政、军、经等各方面的形势迅速逆转，胡宗南的大军在陕北也陷入毛泽东的蘑菇战中而不能自拔，一再损兵折将，终于在占领延安一年后仓皇逃离；接着兵败关中，弃守西安，蜗居陕南，形势如江河日下。最后，在1949年年底，胡宗南奉蒋介石令，匆忙率领所部残余兵力，全部退入川康地区，企图固守国民党在中国大陆的最后一块地盘，作垂死挣扎。胡宗南临危受命，出任“西南军政长官公署”副长官，代理长官职务。但胡宗南刚刚上任席不暇暖，他部署在川西成都地区的残部约20万人马便全部落入解放军的强大包围圈内，全军覆没。胡宗南带着几个亲信从成都乘飞机逃到海南岛，又被蒋介石逼着返回西昌收拾残局。胡到西昌惊魂甫定，解放军从南北分数路攻入西昌，胡宗南千方百计收集到的残兵败将迅速作鸟兽散。胡本人在解放军进入西昌前数小时，匆忙登上台湾派来的飞机，再次逃往海南岛……
胡宗南所乘飞机于1950年3月27日中午飞抵海口机场。这时的海南岛也已风雨飘摇，朝不保夕了。
胡宗南在海南岛逗留了约七天，于4月4日飞抵台南，仅住一宿，第二天即飞往台北。在这里，刚刚“复职”不久的“总统”蒋介石没有召见他，刚刚“就职”不久的“行政院长”陈诚也没有召见他。
早在3月27日，即胡宗南从西昌逃抵海南岛的那天，台北政府当局就明令撤销“西南军政长官公署”，免去胡宗南的“副长官代行长官职务”，调胡任“总统府”战略顾问。这是个有名无实的虚职。同时，胡宗南在台南设立的“西南军政长官办事处”至此亦奉令办理结束，电台通讯人员改拨“联勤总部通讯署”接管。其他官兵或他调或遣散。胡宗南这时真正成了一个“光杆司令”，没有兵马，没有部属，没有地盘，也没有权力。这是他自1924年春投军黄埔、1924年底从军校毕业带兵打仗以后，20多年来第一次经历的狼狈、空虚、寂寞……
胡宗南在台北匆匆办完应办的例行公事后，即携夫人叶霞翟与刚牙牙学语的幼子，避往台湾岛最东部的花莲海滨。花莲是著名的风景区，背靠青绿的群山，面临辽阔的太平洋，海涛起伏，海风轻拂，远离市廛，环境清幽——胡宗南在这时十分需要这样一个地方，一来逃避以败将身份出现在台北公开场合的尴尬与羞愧，二来休整一下自己十分疲惫的身体，清理一下自己十分混乱濒于崩溃的头脑。
胡宗南虽远离了台北，但台北政府中有许多人却不愿放过他。
台湾政府当局从1950年开始，就大张旗鼓地开展了一场“检举共谍”与“整肃失职高级军政官员”的运动，除在民间大肆抓捕嫌疑人员外，还将整肃的矛头指向一些军政大员：早在1949年春在大陆被捕的前浙江省政府主席陈仪被送交军法审判；到台湾后担任副参谋总长要职的吴石与第四兵站总监陈宝全于1950年春以“通共罪”被捕押；在这同时，胡宗南的黄埔一期同学、担任过六兵团司令与福州绥署副主任的李延年与第七十三军军长李天霞，因失守平潭岛，被蒋介石以“擅自撤退，有亏职守”下令扣押，交付军法审判多次，行将判决……一时间，台湾岛上，杀气腾腾，风声鹤唳，人人自危。
比之李延年、李天霞，胡宗南的“失职”行为更为严重。他丢掉了西北，又丢掉了西南，还丢掉了国民党在大陆的最后一个军事集团，胡部数十万大军全军覆没，胡宗南几乎是只身逃离大陆。这不能不使蒋介石与国民党的当权派们震惊与恼恨。胡宗南本人不知，当他于1950年3月下旬在西南的最后一个落脚点西昌即将失守，他与几千残兵败将走投无路之时，在台湾的蒋介石因憎恨胡的战守无能、丧师失地以致全军覆没，竟下令坚决不准胡宗南回台。蒋要胡与西昌共存亡，或死或俘，听其自然。蒋介石对胡宗南20余年的宠信早付之东流，一去不返。蒋介石要严惩胡宗南。当此之时，胡宗南的好友、时任台湾“副参谋总长”的郭寄峤出来为胡说情，一再坚请，甚至向蒋介石直言说：“送一名大将给敌人做俘虏，既违反了战争利益，也违反指挥道德。”由于郭寄峤的坚持，蒋介石才默许派出飞机到西昌接胡宗南。
胡宗南虽然逃回了台湾。但是，他在当时台湾当局掀起的“整肃”浪潮中，却不能安然无事了。
1950年5月11日，胡宗南躲到花莲海滨一月余，他突然得到了一则信息：台湾当局的最高监察机关——“监察院”中，有40多名监察委员联名对他提出了弹劾，语句激烈，声势吓人……
领衔对胡宗南提出弹劾案的，是已经72岁高龄的陕西省籍监察委员李梦彪。
李梦彪，字啸风，陕西洵阳人，生于1879年，清末贡生，后入陕西高等学堂，秘密参加同盟会。从高等学堂毕业后，他放弃赴日本留学的机会，远赴新疆，矢志营边，投效新疆将军长庚的部下，在山炮队当兵，后转往伊犁，曾写万言书，陈述经边要务，为伊犁将军所赏识，被拔擢为参谋处谋略股委员。1911年10月辛亥革命爆发，李策动伊犁军民响应，建立革命政权。李在新成立的伊犁革命军中任军政司司长。不久，李回到陕西家乡，弃政从教，任新成立的三秦公学教员。1913年6月孙中山发动“二次革命”，李在陕西参加讨袁斗争，失败后出走日本，1914年加入中华革命党。返国后在上海、陕西从事反袁世凯的活动。1916年6月袁世凯帝制失败后病故，李梦彪当选为国会众议院议员。1917年3月又曾任陕西省政务厅厅长，一度代理陕西省长职务。以后他久居西安，无意仕进。抗战前后，膺选陕西省参议员、副议长。1948年南京国民政府实行宪政，李当选为中央“监察院”的监察委员。多年来，李梦彪以“革命先进”、“宿儒耆老”的资格，庄正自持，在陕西乃至国民党中央各界，颇负清望。胡宗南在西安坐镇主持军政十余年，对李梦彪也很尊重。在陕西的地方上层人士中，除王宗山、刘楚材等外，李梦彪也一直是胡看重的人物之一。
据李梦彪对人言，早在1949年秋、冬间，当胡宗南率所部大军，因在陕西关中连战连败，形势危急，遂不战而放弃西安，退保汉中；未及三个月，又由汉中向四川败退时，李梦彪也正以“监察委员”的身份，于1949年10月随李宗仁、阎锡山为首的“国民政府”，由广州逃抵重庆。李梦彪接触到好多位从陕西家乡逃出来的陕西地方人士与政府官员，得知了许多胡宗南部在陕北、关中与陕南作战逃跑、弃守、失职的详情，听到许多对胡宗南的指责与谩骂，乃激于“义愤”和“职责所在”，漏夜草拟了一份对胡宗南的弹劾书，准备提交刚迁至重庆的监察院院会。当时，有几位朋友劝他说，胡宗南正率领重兵入川作战，是当时国民党政权护卫四川乃至西南的最重要的军事力量，如于此时对胡提出弹劾案，恐对兵心士气发生不良影响。李梦彪几经考虑，深以为是，因而隐忍未发。
然而，未过两个月，胡宗南部匆匆入川的20多万大军便在川西平原上陷入解放军的重围之中，几乎未经大的作战，胡部几个兵团便投降的投降、起义的起义，少数死硬到底的部队与解放军一接触便迅速瓦解，最后落得全军覆灭的下场。川康地区与整个大西南迅速失守，国民党政权在大陆的最后一支部队、最后一块地盘，连同他们的最后一点希望，统统烟消云散了。
在惊慌失措中侥幸逃离大陆涌进台湾的西北、西南各省籍的国民党的一些军政大员与地方人士，以及“监察委员”们，都不约而同地将西北、西南丧师失地的罪责推到胡宗南身上。因为胡宗南手握重兵数十万，先主持西安军政，后又主持川康军政，却未能挽狂澜于既倒，尽守土之责。监察委员们对胡宗南尤深为不满与痛愤，酝酿弹劾之议又起。当此之时，李梦彪又一马当先，乃重拟弹劾书，准备提交监察院院会。监察院中其他委员一时闻风响应签署者共达50多人。
“监察院”是国民党政府五院之一，是最高的监察机关，有一定的权威性。在当时从大陆逃至台湾的“监察委员”共有60多人。现在参加联署弹劾胡宗南的监察委员竟达50余人，若不加以限制，则将来恐怕连审查案子的人都难找到。于是，监察委员们经过协调，把已经在弹劾文中签署者劝退十几位，提案的人数共留46人，由李梦彪领衔提出。
李梦彪等46名“监察委员”对胡宗南的弹劾文，于1950年5月26日正式提交“监察院”院会。经院会推派委员刘永济等11人审查成立，旋即按法定程序，将此案送由“行政院”交“国防部”军法机关审理；同时移付“司法院公务员惩诫委员会”审处。
在这同时，李梦彪等人还将弹劾文油印了数十份，分别投寄到台湾与香港的各报纸杂志登载，广造舆论。一时间报刊喧腾，沸沸扬扬，颇为轰动。一股压人的气势向胡宗南袭来。
李梦彪等46名“监察委员”提出的这份弹劾文，案由为：“胡宗南丧师失地，贻误军国，依法提出弹劾，以肃纪纲，而振军威。”全文洋洋数千言，引证详尽，议论警辟铿锵有力。据识者言，这是历年来“监察院”弹劾案中难得一见的好文章，也是自1948年“行宪”以来签署监察委员人数最多的两弹劾案之一。另一案是在此案稍前提出的弹劾赴美不肯回台的“代总统”李宗仁。因而弹劾胡宗南文一经公开刊载，人们争相传诵，再加上当时台湾岛上人心惶惶，此案因而得到朝野的广泛关注。
弹劾文首先对台湾当局在整肃失职军政大员中，空言“切实查照办理，以振纪纲，而挽颓风”表示不满，说：“乃观其措施，除将李延年交付军法外，而对于受任最重、统军最多、莅事最久、措置乖方、贻误军国最巨之胡宗南，一无处分，殊深诧异。”
接着，弹劾文列举了胡宗南自1932年底率部进驻陕甘以来所享有的日益增大的权力与种种优厚的待遇：“查胡宗南以师长进驻陕甘，洊至专阃，地位不为不高；畀以防共戡乱保卫西北之事权，责任不为不重；军政大权，一手操持，大小军官，由其委任，倚畀不为不专；关中控制延绥，绾毂陇蜀，俯视中原，有若建瓴，形势不为不要；平时养兵四十五万，部队不为不多；新式武装当全国三分之一（各仓库所储其数尤多），配备不为不精；国家所给饷项，未欠丝毫，地方供应粮秣，十足输纳，加之临时征而又征，借而又借，军需不为不裕……用民不为不劳；自驻军西北，以至放弃，将近二十年，莅事不为不久。夫胡宗南受如此之重任，据如此之形势，有如此之兵力，苟能措置有方，保此雄藩，岂唯作西北之长城，抑且为国家之柱石。”
弹劾文然后笔锋一转，揭露了胡宗南自1949年以来在西北、西南连连战败、丧师失地的种种败迹：从1949年5月18日不战而弃西安；到不愿配合青宁甘马家军反攻咸阳，而使关中尽失；再到不救兰州，丢陕南，逃四川，成都被围，全军覆没，西昌挣扎，只落得只身逃台……“国家岁靡巨饷，为胡宗南所养之数十万大军，今皆何在？所畀予之重地，节节放弃，以至于寸土无存，丧师失地，事实昭然，全国之人，共见共闻，何庸更问其他。”
弹劾文最后指出：“窃以为胡宗南者，自上尉连长，不三数年洊升少将师长，又不数年位至兼圻，军政大权，操于其手者十余年之久，受国家特殊之优遇，居军事特殊之地位，自当不同于凡众。失败之后，无待人言，应向政府自请议处……乃竟不闻其有此也……胡宗南应负重大之罪责，已定于弃成都、飞三亚之前；重以在西昌之措施，适促以促西昌之速亡。事实俱在，焉能为讳……除丑类而奠神州，奈何使纪纲不立？为国家前途计，理合依法，提出弹劾……”
胡宗南于1950年5月11日在花莲海滨得知自己遭弹劾的信息。在当时台湾岛一片“整肃”声中，他感到此事非同小可，立即由花莲赶回台北。
当时胡宗南在台北还没有自己的寓所，他到台北后暂时借住在锦州街汤恩伯的家中。
胡宗南认真阅读了李梦彪等人提出的对他的弹劾文。他感到沉重、感到恐惧，又感到委屈，心潮起伏难以平静……
平心而论，弹劾文所说的胡宗南升迁之迅速与失败之惨痛，都属事实。追究国民党军在西北、西南的最终失败，作为战区司令长官的胡宗南自有不可推卸的责任。“监察委员”们对其弹劾与要求惩处也是理所当然。
胡宗南出身黄埔军校，实际只受初等军事教育约六个月。以后他一直带兵打仗，既缺乏高等军事学识与指挥大兵团作战的经验，更没有担任方面军统帅的胆识与军事才能。再加上他性格粗疏、好大喜功、浮躁浅薄等致命弱点，使他在与解放军的数年作战中，出现了许多严重的指挥失误与用人不当，造成了多次战役的失败。对胡宗南的一生与才能，中共的领导人毛泽东、周恩来、彭德怀早就作过评价：志大才疏。就是国民党内的一些有识之士，如笔名为“马五先生”的雷啸岑，也曾对胡作过较为中肯的评价：“胡之为人，悃愊无华，忠于职守，对人亦无强悍骄倨之态。唯才识平凡，缺乏干略，以之为奉命行事的偏稗之将则可，赋以冲繁辟难、遣犬投艰的方面大员之任，则绠短汲深，踬蹶可俟，非不为也，是不能也。”
实际上，胡宗南在西北与西南的失败，主要的不应是他个人的责任，而是国民党整个党政军的责任与失败。在抗战胜利后国民党政权与党政军队伍全面反动与迅速腐化的形势下，面对着生机勃勃的中国共产党与中国人民解放军的高超而又强劲的打击，国民党对中国20多年的统治如冰山崩塌，作为一个地区一个方面指挥官的胡宗南，他的最终失败自然是无可避免的。
至于说胡宗南不忠于蒋介石，那更是冤枉了他。胡受蒋介石的赏识与破格提拔，一直感激涕零。胡又深受中国传统政治思想影响，对蒋介石可谓是“愚忠”到底，几十年来奔走于蒋介石的鞍前马后，竭忠竭智竭力，作出了许多牺牲。他在川康的最后惨败，不是由于他不忠于蒋介石，而是由于他太迷信太服从蒋介石了，连封建社会里“将在外而君命有所不受”的信条他也不敢实行，事事、时时、处处都要请示与服从千里万里以外的蒋介石，屈服于蒋介石的不切实际的“川西决战”计划，以至于连失战机，使所部20万大军在川西既不能死守成都，又不能及早转移，终于陷入重围，全面失败。因此胡宗南部的失败责任，首先是蒋介石，其次才是胡宗南承担。要追究责任，首先应追究蒋介石。
但是，在专制政治的条件下，从来是只有臣错而没有君错的。蒋介石在逃抵台湾后不久，在1950年3月1日，便宣布复“总统”职，统揽台湾党政军大权；在这同时，为了稳定住台湾局势，也为了推卸责任，执法立威，大张旗鼓地开展了一场“肃清共谍”与严厉惩处“失职高级官员”的运动。1950年6月，台湾当局连连宣判对高级将领的严厉惩处：
6月9日，副参谋总长吴石与第四兵站总监陈宝全以“通共罪”被枪毙；
6月14日，第六兵团司令官李延年与第七十三军军长李天霞被控在平潭战役不力，各被处以有期徒刑十二年与八年；
6月16日，原浙江省政府主席陈仪又因“通共罪”被处决……
胡宗南遭到“监察院”的弹劾，不言而喻，在当时是有着很大的风险与压力的。而且，“胡案”循例由“监察院”转送“行政院”，发交“国防部军法处”审办。当时的新任“行政院长”是陈诚，“国防部”因部长俞大维未到任，实际也由陈诚主持。过去胡宗南因军队派系与权利之争，一直与陈诚不和。现在陈诚大权在握，胡却无职无权遭弹劾待审，胡会不会遭到陈的报复呢？
台湾朝野上下也都关注着“弹胡案”的进展与结果：胡宗南会不会成为“李延年第二”呢？
对胡宗南的弹劾案传开后，台湾各界议论不一，有赞成者，也有反对者，还有更多的默然静观者。这是中国政坛官场多年一贯的老例。而弹劾的最终能否成功，在专制政治的条件下，关键是最高独裁者的态度。
但蒋介石一开始是不便于立即表态的。“弹胡案”也必须经过例行的法定程序，哪怕它是一种虚假的装饰。
胡宗南由于他的身份与性格，面对弹劾案，也强作镇静，摆出一副高姿态。当他的友好与部属提出招待记者、制造反击舆论或联名上书蒋介石“辩明是非”时，胡却表示不赞同。他说：“事实真相总有大白的一天，不用我去答辩。目下，我们不必和人家争论长短，打笔墨官司。我只求仰不愧于天，俯不怍于人。对任何毁谤或责难，我既不生气，也不介怀。”胡宗南在那些日子里，在台北确也深居简出，未尝公开出面活动或辩解。识者谓之保持了应有的大将风度。
但胡宗南说得冠冕堂皇，事实却不尽然如此。胡本人虽未公开出面活动与辩解，胡的许多友好僚属却为之分头奔走。他们的第一条路子就是想釜底抽薪，劝促李梦彪等人撤销原案。
当时刚从大陆逃来台湾的“监察院”，条件简陋，在台北博爱路植物园附近，借了某机关一幢平房，暂供部分监委住宿。72岁的李梦彪与他的儿子分住其中的两间小屋，一向门庭冷落。可是自弹胡案一出，李梦彪的住宅顿形热闹起来。胡宗南的友好僚属通过各种办法，请动一些与李梦彪能扯上关系的大小人物，都来李处奔走说项。但李梦彪不为所动，且不胜烦，就写了一张纸条，贴在进门的墙上，上书：“贵客光临，如有为胡宗南作说客者，请缄尊口，以免鄙人开罪。”这样一来，胡宗南那些友人僚属想釜底抽薪、撤销原案的路子便没有走通。
于是，胡宗南的友人与僚属便走第二条路子。他们企图以民意代表对民意代表，发动“国大代表”与“立法委员”，联名上书“总统”蒋介石与“行政院长”陈诚，为胡宗南申辩洗刷开脱，以抵销监察院的弹劾效力。经过一番活动，他们没有能说动“国大代表”，却说动了一些“立法委员”。结果，在1950年5月底6月初，由一位颇有声誉的上海滩上著名的律师江一平领衔，声称有张鸿烈、刘暨、许绍棣、旺楚克、白如初等108位“立法委员”署名，联合上书蒋介石与陈诚，反驳李梦彪等弹劾文中对胡宗南的指责，为胡宗南申辩，为胡宗南评功摆好。
江一平，系浙江杭县人，胡宗南的同乡，早年先后在上海圣约翰大学、复旦大学、东吴大学求学，毕业后长期在上海执行律师职务。在1925年“五卅”运动中，他曾为被捕爱国学生辩护，赢得声誉。1927年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江成为中国法学界的著名人士，除执行律师职务外，还任各大学法律系教授。抗战期间任国民参政会参议员，1948年又当选为南京国民政府的立法委员。1949年初他曾被指定任冈村宁次的辩护律师，不久去台湾。江一平既有“社会声望”，又懂得法律，能言善辩，由他领衔上书，确是恰当的人选。
江一平等人的联合陈情书，针对李梦彪弹劾文中对胡宗南的种种指责，备言胡宗南一生革命、苦心孤诣、“忠党忠国”、“拥护领袖”等功劳，尤其重点列数了胡宗南在1949年5月弃守西安后转战陕南、撤军川康的艰难与业绩：“胡氏以孤军四应，转战数省，仍遵命令，扼守陕南。原拟加以整编，即顺江南下，直捣武汉荆宜，予‘匪’以心脏打击；使此策果行，则胜败之数，仍未可知。乃因华中弃守，‘匪’氛四溢，川湘各省，迭失名城，川滇将领，复多携贰，彼时钧座亲莅成渝，力谋挽救，政府遂有调胡部援川之令。胡师忠国忠党，是其天性，拥护领袖，尤出至诚，此时遂不得不移江汉之师，赴成渝之急……凛凛大义，甘蹈危机。律以郭汾阳浑琙之尊重朝廷、岳忠武吴玠之倡导忠义，其心其志，未可以成败之迹论之……”
陈情书为胡宗南鸣冤叫屈：“……其间失地丧师，叛国降‘匪’者，何可胜数？在全国鼎沸之日，大陆糜烂之中，独以数千里赴援之胡宗南部，则责以制胜出奇，全师保地，揆之情势，宁有可能？……”
陈情书最后要求台湾当局对胡宗南“为国家爱惜人才，为将士树立风气，如胡宗南者，实宜仰荷体察，力于培成，免其议处，并畀以新命，责效将来”。
这是一篇妙文。它妙就妙在将胡宗南这个败军之将，美化成一员忠勇奋发、功勋卓著的有功之臣。它对胡宗南在近一年间，从西安败退汉中，从汉中败退四川，从四川又败退西昌，最后只身狼狈逃回台湾的历史，作了概括的叙述，其中，战功是虚假的，甚至是捏造的，而将胡宗南比之郭子仪、岳飞等历史名人，更是不伦不类；但所说胡宗南对蒋介石的忠心，在失败形势下的拼命挣扎与不可避免的最终失败，倒是真实的。
据说，江一平等人的这篇陈情书，出自胡宗南的密友与部属赵龙文的手笔。撇开内容不议，仅从文字角度看，却也写得生动有力，因而在台湾也传诵一时。
但不久人们就发现，这篇江一平领衔的陈情书，声称有108位“立法委员”联署，声势超过了李梦彪弹劾文署名的46人。可是在报刊上登出来的名字却只有37位。接着就有列名其中的彭善承、莫萱元、骆启运、赵公鲁、龚舜恒、徐君佩、李天民、白如初等八位“立法委员”投书报刊，公开声明，否认列名。据说尚有碍于情面，不便公开发表者。
江一平等人为胡宗南辩护的陈情书在台湾报刊上公开发表后，随即引起李梦彪与江一平的一番公开论战。双方舌枪唇剑，各擅胜场。最后李梦彪撰文讥讽江一平说：“我根据法律立言，江先生不以法律答复……为爱护江先生起见，不愿闻人呼江先生为海派律师也。”寥寥数语，颇形挖苦，并触到了江一平的痛处。江一平无语以对，戛然而止，论战遂告结束。
在江一平与李梦彪论战期间，胡宗南本人也在旧日僚属盛文、罗絮人等的参助下，草拟了一篇详细的自辩书，于1950年8月16日提交台湾“国防部”。
台湾“国防部军法处”自1950年6月开始，对弹胡案进行司法询查。他们传讯了在台的胡宗南旧部的有关人员以及陕西、甘肃、四川逃来台湾的一些官吏士绅，对有关事项进行核实对证与分析。这些被询查人员出于各种原因，多提供了有利于胡宗南的证词。
但决定弹胡案最后结果的关键，是蒋介石的态度。在弹胡案发生后，蒋介石既气愤，憎恨胡宗南的丧师失地有辱所命，同时又感到胡宗南跟随自己20余年，无比的忠顺，征战西北，苦多于甜……现在台湾正是多事之时，像胡宗南这样兵败逃台的将领不在少数，对他们需安抚才能安定军心，稳定局面。经权衡利弊，蒋介石最后决定放胡宗南过关。
六个月后，“国防部军法处”就弹胡案作出判决，宣布“李梦彪弹劾胡宗南各项，均与事实相反，不能成立”，认定胡“自无若何刑责，足资论究……应予不付军法会审”。
在这同时，“司法院公务员惩诫委员会”也申复：认为胡宗南从西安撤至四川，再撤至西昌，“历经战斗，并未处置乖方，应免议处”。
轰动一时的弹胡案乃告落幕。
胡宗南以败军之将，终于逃过了一场政治风波。但是他从此再未得到蒋介石的重用，只在以后一度担任过大陈游击司令与澎湖防守司令等职，最后于1962年2月去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