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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同志：
近年来，有不少反映革命历史题材的电影、传记及小说中都提到胡宗南率重兵封锁我陕甘宁边区，后来又进犯延安的事，那么，胡宗南是怎么起家的？他的几十万兵马又是怎么土崩瓦解的呢？
读者 苑文
苑文同志：
你来信提出的问题，涉及胡宗南逃向台湾之前几十年的活动经历，为此，我们请林栋同志撰写了《胡宗南军事集团的兴衰始末》一文，不知能否满足你的要求？
编 者
胡宗南毕业于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的黄埔军校第一期。数十年为蒋介石冲锋陷阵，立下了“汗马功劳”。因而，备受蒋所赏识，屡次提拔，曾历任旅长、师长、军长、军团长、集团军总司令，直到战区政治部主任和战区副长官部长官。随着官运的亨通，他便借机扩充和壮大自己的军事实力，至抗战胜利后，便逐渐形成了一个以自己为中心的庞大军事集团。
然而，随着国民党整个军事集团在全国战场上的彻底败退，胡宗南军事集团终也逃脱不了覆灭的命运。其曾引为自豪并煊赫一时的军事实体，最终在人民解放军摧枯拉朽式的英勇打击下，终至土崩瓦解，变成了历史的陈迹。现在，就让我们翻开这历史的一页，去回顾一下这个蒋介石“精锐嫡系”的兴衰始末吧。
1928年，为了提高国民革命军的战斗力，蒋介石将所部几个师进行了一次较大的改编和调整，成立了国民党“第一师”。这时，在该师第二旅有一个还不太受人瞩目的人物，他，就是该旅旅长——胡宗南。
随着军阀战争的愈演愈烈，1929年，国民党第一师奉命向河南进发，寻找战机，准备消灭当时驻守河南的皖系军阀孙传芳部。该师于转战途中，在河南信阳一带又进行了一次扩编，使部队增加了三个团，经调整，胡宗南被调任了第一旅旅长。从此，胡宗南便依靠着这个“旅”，一走红运，直线上升。
1930年夏，第一师被蒋介石调往山西，蒋、阎、冯内战爆发。陇海路的野鸡岗一仗，第一师师长徐庭瑶身负重伤。在战斗异常激烈的情况下，第一旅旅长胡宗南受命指挥作战，充任了代理师长的职位。战争结束后，蒋视胡宗南冷静沉着、指挥果断，很是赏识，便决定将第一师的第一把交椅正式交给胡宗南。
胡在接任第一师师长之后，非常明白蒋介石一手提拔自己的用意，同时为了巩固自己的地位，他便不顾军官们的强烈反对，在第一师中进行了一次较彻底的人事调整。经过这次调整，使第一师团级以上的干部，由原来的保定系和其他系的军官统统变成了清一色的黄埔系军官。实现了他黄埔“联姻”的夙愿。
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期间，蒋命胡宗南部驻扎甘肃天水一带，以防红军北上。胡便加紧训练部队山地作战，研究川陕的人事、地理以至藏族、羌族的风俗习惯。作为一名军事将领，胡宗南确实有他独到之处，能够全面地把握住一盘棋的布局，看出三步、四步以外的局势。
1934年秋，红军开始了举世闻名的万里长征。为了彻底“剿灭”共产党，摸清红军北上意图，蒋在广东召开了一个团长以上的军事会议。在会上胡宗南作了重点发言，他说：“共产党之所以放弃在江西多年的根据地而到处流窜，就是因为共产党没有苏联的援助，连根据地也保不住。因而，它只有转移到新疆或者外蒙附近，才能取得苏联的物质援助，进出甘、青、新一带，打通国际交通线，伺机反扑。”在座各级将领无不为之惊服，蒋亦认为胡之分析有理。他为自己能有这样有见解、有头脑，且忠实于自己的下属而感到自慰，遂宣布第一师扩编为第一军，胡宗南升任第一军军长。经过这次扩编，胡部高级官员和中下级官员升调较多，因而士气为之一振。
1937年7月7日，全国全面抗战开始，胡宗南部亦奉蒋之命开赴前线，进入第一战区抵御日军，为了战区各部统一管理，胡被任命为第十七军团司令，统管上海战事。同时，蒋为了最后解决后顾之忧，彻底消灭共产党，在不久召开的西安会议上，不顾李宗仁、白崇禧的反对，任命胡宗南为第三十四集团军总司令，让其军队大部坐镇西北，继续担任“剿共”之主力，守护国军的西北大门。同时，为了进一步笼络胡宗南，及对河南、山西两省和第八战区所属的陕西、甘肃和新疆三省指挥的方便，又让胡充任了第八战区副司令长官兼第一战区政治部主任。受此重任，胡愈加小心，为了加强对自己防区的控制，于抗战胜利后，便将他的副长官部改为“西安绥靖公署”。
经过十几年的扩充和整补，胡宗南已直接统辖有十九个军和两个独立师，兵力不下50万人，声势十分浩大。至此，胡宗南军事集团正式形成，胡宗南本人也成为蒋介石扼守西北的重要“藩臣”，权势达到了他自起家以来的峰巅。
抗战胜利后，蒋介石积极准备发动内战。为了加强军队战斗力，蒋介石在南京召开了一次整军会议。胡积极响应，于1946年3月初将其所属集团军总部改为军，军改为整编师，师改为整编旅。
1946年6月，胡为了控制晋西黄河东岸河防，以确保关中地区的安全，便调其整编第一师之第一六七旅驻扎晋南运城，后又增加了整编第二十七师和整编第一师全部。在该部移驻过程中，不料在晋南的闻喜附近与解放军陈、谢大军发生了遭遇战，战况异常激烈，双方竟相持了近半个月。然而，自内战爆发以来，胡军与解放军的这第一次正面交手真可谓出师不利，胡部三十一旅和一六七旅被全部打垮，损失兵力都在一个团以上。为挽回不利影响，胡急忙增调了整三十和九十两个师，希图彻底消灭解放军陈、谢大军。不料在旧历八月十五日前后，增调部队好不容易到达浮山占领阵地后，又遭到原驻浮山地区解放军之太岳兵团的阻击，待胡部刚刚摆开阵势，解放军却又迅即北撤了。胡军摸不清解放军意图，继续前行。7时左右，该部进入鹳雀镇及附近村庄，正待宿营时，忽闻枪声四起，杀声大作，解放军太岳兵团以雷霆万钧之势由四面八方攻击而来，炮火异常猛烈，被搞得晕头转向的胡军官兵只好仓促应战。12时左右，枪声渐趋平息，战斗即告结束。而胡宗南赖以起家的，曾炫耀一时的“王牌劲旅”——“天下第一师”就这样糊里糊涂地被解放军敲掉了，第一旅旅长黄正诚也遭活捉。这当头的一棒，着实令胡宗南难受了一阵。他认为，此番出师不利，实不在兵力不精，武器不良，而败于对共产党解放军了解不够，在未彻底搞清解放军之行动意图时，就贸然进军，实属失策。这次惨败后，胡宗南更加紧了部队的训练，随时准备为蒋介石效忠尽职。
随着当时战场形势的变化，蒋介石被迫将全面进攻战略改变为重点进攻。在危难之中胡宗南又挑起“帅”旗，奉蒋之命以其长期屯驻西北的数十万军队，担负起向共产党中央所在地延安地区进攻的“重任”。企图一举捣毁共产党的中枢，使其全盘指挥失灵，用心是极其险恶的。
为了使自己的部署和进攻万无一失，胡宗南不但动员了所属15万余人，还联合了甘肃、青海、宁夏一带的土匪马家军5万余人，组成了拥兵20余万的“剿共”大军，浩浩荡荡地向革命圣地延安扑来。
经侦察，胡宗南认为，要打开进攻延安的门户，首先必须夺取位于封锁线上的陕甘宁边区南面突出的“囊形地带”。因为这个“囊形地带”以马栏为中心，以宜君、正宁为袋口，像一把尖刀直插入国民党的关中地区。所以，不除掉它，胡总感到芒刺在背，浑身不舒服。因此，占领这个重要军事目标就成了胡进攻延安全部军事行动的第一着棋。他说，只能赢不能输。
3月11日，胡宗南在洛川召集作战部队旅长以上的军官，开了一次军事会议。会上胡又作了进一步的煽动。他说：“我们要消灭共产党，必须首先消灭它的武装力量；要达到这一目的，最重要的是拿下延安，消灭它在陕甘宁边区的主力军，摧毁它的首脑机构。我相信可以在两个月内解决陕甘宁边区的军事问题，六个月内消灭全部共军，解决全国对共军作战的军事问题。现在决定先夺取‘囊形地带’，希望大家努力完成任务。”听了胡的蛊惑，部下无不跃跃欲试。
3月中旬，胡军由关中向解放区扑来。一出封锁线，进入解放区，胡军官兵即有异样感觉，四周出奇的寂静，反令人胆战心惊。部队摸索到了“囊形地带”的中心马栏，却连一个共军的人影都没见到。胡宗南在指挥部未听见激烈枪声，不知何由，便从大本营电问进攻部队整二十四旅旅长张新战况如何。答曰：“占了马栏，而心中却感空虚。”胡亦感到虽夺取了要地，但并无胜利的快慰，不知此第一着棋到底是输是赢。
由于西北人民解放军从容地主动北撤，且解放区军民坚壁清野工作做得彻底，致使胡军除占领了一块扔给它的地皮以外，什么便宜也没捞着。
胡自第一师吃亏以后，接受教训，不敢命部队贸然向延安纵深前进，而令占领马栏部队整二十四、四十八两旅转攻陇东庆阳，以控制边区侧翼，保障进攻延安部队之安全。可谁知，就在整四十八旅回师宿营西华池时，解放军恰似从天而降，忽然出现在四十八旅官兵的面前。一阵猛冲猛打，旅长何奇被击毙，该旅即刻被全歼。二十四旅得信驰援时，只救出了何奇的尸体一具。胡电问，救出何奇没有？答曰，已救出。后胡得知救出的是尸体，便责问张新：“你不是说救出来了吗？”张说：“胡先生没有指示‘救生不救死’，既死不能复生，我总算完成任务，救出何奇来了。”
胡在失去了一个精锐旅之后，愈加紧向延安扑来，极想报复。便命董钊第一军、刘戡第二十九军编成左右两个兵团，采取钳形攻势，包围歼灭陕北的解放军，占领延安乃至整个边区。攻击时间定在3月14日，限令17日务必到达延安。
15日拂晓，董钊兵团之九十师在向金盘湾前进途中，即遭到正面解放军有力的抵抗。前进受阻，下午3时与解放军形成对峙状态。
16日，九十师继续攻击，结果发现解放军阻击力量减弱，经侦察才得知，原来正面解放军除少数部队保持接触外，主力已全部撤至金盘湾北边的高地并占领了防御阵地。九十师便追踪前行，不料又遭到地雷区的阻碍，炸伤炸死人马不少。因此，每前进一步，都要先派工兵进行搜雷扫雷工作，致使行动极为缓慢。
17日，是胡限令占领延安之日，可董钊部由于沿路不断受阻，故没能按时到达。为了加快部队进军速度，胡命令空军协助作战。一批批轰炸机在战斗机的掩护下，向延安地区进行疯狂的轰炸。可在这茫茫黄土高原的山岭沟壑中，很不容易炸到什么重要目标，仅在地面留下无数弹坑而已。
18日，战事已进行到了第五天，空军又接到地面部队董钊的报告：先头部队已进抵延安近郊，发现共军主力，战斗异常激烈，望支援。空军基地人员便忙着加油、挂弹，闹得人仰马翻。
19日拂晓，胡军前线部队报告：大部队已围住延安城。下午报告：先头部队已进入延安，但城内街道上未见行人，窑洞中亦空无一人。胡军这才发现，经过几日来“浴血奋战”，还比规定时间迟了两天才占领的延安，原是一座空城。
延安战事轰动了西安，一些御用记者为这一重大“胜利”大肆宣扬，声称国军打击了中共中央首脑机关，从此蒋介石就有取得更大胜利的可能，处于劣势的军事形势会出现根本的改变。他们还组织了一个采访团，一致要求到延安来参观战绩，采访战地新闻。
胡宗南在向蒋介石夸耀战绩之时，万万没有料到还有这一手，但又不好推托。遂召集西安绥署有关处长以上人员举行紧急会议，研究应付措施。指定成立一个“战绩陈列室”，从十七师部队手中抽调一批“三八式”和“汉阳造”步枪，不足的和一些轻重机枪则由延安警备队中抽调。并采取白天将枪支送到“战绩陈列室”，黑夜送还部队的办法来蒙混。至于俘虏则在延安周围20华里内设战俘营管理处十处，抓一些村民和派一些士兵共两千多人混合编成几个俘虏队，强迫他们按照事前规定的一套“对答”应付参观的新闻记者。与此同时，还在延水两岸制造了许多假坟。一切准备就绪，胡颇感满意，专等记者团的光临。
结果当记者采访时，还是发现了破绽。有人问：“这些轻重机枪、中正式步枪共产党军队何以有之？不是说他们都是‘小米加步枪’吗？”有人问战俘：“我昨天在某战俘营管理处见过你，怎么一天之内又送到这个管理处来了？”被问者只好装聋作哑，以免当众出丑，受到惩处。
然而，就在胡宗南忙于为“攻占”延安而大贺特庆之时，人民解放军早已在他的周围撒下了天罗地网，就等他自投罗网了。
胡本人此时也很清楚，自入延安以来，从未与共军主力进行过决战。时至今日，共军主力到底在什么方向亦不清楚。于是，他又召集下属开了一次“围剿”商讨会。根据他的判断，共军主力必在安塞以东、蟠龙以西地区整补。遂令董钊率五旅之众于3月24日由延安出发向安塞“扫荡”。
由于道路狭窄，军队骡马过多，董钊部队行动极缓。他们在西北黄土高原的山梁上爬上爬下，直到深夜才抵达安塞，果然遭到共军阻击，为了不至“打草惊蛇”，胡命该部避免与共军全面接触，采取合围，拂晓歼灭共军。但到了拂晓才察觉这里兜住的并不是共军正规部队。因此，五个旅的“大扫荡”显然是扑了空。25日，董钊部按原计划向蟠龙方向前进时，突然接到胡宗南“即日赶回延安”的电报。待他拼命赶回延安时才听说：胡宗南命第三十一旅到青化砭掩护刘戡兵团搜剿，结果，当该旅进到青化砭时，突被解放军四面包围吞食，只经过了几个小时的残喘，就被全部歼灭了。
自从第一军安塞扑空、三十一旅青化砭遭歼后，胡宗南便吸取了分兵被歼的教训，决定采取“方形战术”即用两个兵团排成数十里宽的方阵，协同进退，以不致遭到被各个击破的厄运。
青化砭受挫以后，胡认为这只是解放军的掩护部队，其主力必然向东北方向撤退了，为的是躲避胡部两个兵团的合剿。因此，他又决定使用两个兵团的全部力量，向延川、清涧进行一次“扫荡”。他说：“如果解放军愿意决战，那太好了，就用这两只‘铁拳’把它彻底砸碎；若不敢决战，就驱逐它东渡黄河，逃出陕西境内，解决西北战事。”
3月27日，董钊、刘戡率领的九个旅直奔延川、清涧而来。日夜兼程，走了六天，也未遇共军主力，只是碰到一些小部队和地方民兵时而出兵牵制。结果，这一次“扫荡”计划又落空了。而此时，他万万没有料到，解放军只用一小部分兵力把胡军九个旅引向东北方向，而主力却在相反的方向，正准备捕捉投进罗网的胡军部队，干净、彻底歼灭之。
胡宗南对共军的行踪简直是摸不着头脑。他根据总部电台测向，判断共军主力在瓦窑堡西南方向，于是又命两个兵团在蟠龙以西地区，从南向北再来一次“大扫荡”，企图驱使解放军主力北撤至榆林地区，而后与南下之二十二军会师合击。
4月13日，董、刘率领九个旅又在蟠龙以西地区铺开数十里的扇面，开始向北“大扫荡”。继续到第二天，胡军果然遭到了解放军在广大正面的逐次阻击。他们判断这可能是共军主力了。官兵无不欣喜若狂，认为这下子总算没白费力，兜住了共军主力。于是，胡命一三五旅由瓦窑堡向南出击，策应刘戡兵团南北夹击共军主力。该旅奉命仓促上路，结果当行至羊马河附近时，忽然遭到解放军的突袭，经数小时的激战，该旅4000余人被全部歼灭，旅长麦宗禹被俘。后来，胡才得报，原来引诱董、刘两个兵团九个旅北进的只是共军一部分兵力，而在羊马河围歼一三五旅的才是解放军主力。
这还不算完，接着在5月7日，解放军趁胡军主力还没转过向来时，在蟠龙附近又偷袭了一六七旅，结果该旅4000余人被全歼，旅长李崑岗被俘。
至此，胡宗南自占领延安后，在一个多月的时间内，接连进行了四次“大扫荡”。结果，不但始终没有摸清解放军主力活动方向，消灭其有生力量，反而糊里糊涂地让解放军白白吃掉了三个旅。
8月18日，胡之主力三十六师奉胡之命，追击解放军骑六师到达米脂北沙家店附近，但还立足未稳，于深夜1点左右即遭解放军围攻，直至19日晨战斗形势急转直下，解放军由正面和右侧同时发起攻击，向该师全线阵地猛冲，混战将近黄昏，该师终于不能挽回失败的命运，遭致全师覆灭。这是胡自入延安以来丢掉了几个旅以后的又一幕“悲剧”，胡军开始以整编师的规模打败仗了。
就在胡宗南部在陕北损兵折将、一筹莫展之际，忽悉解放军挺进豫西。在这一声势浩大的进军中，蒋介石惊慌失措，为了策应河南作战，遂命令胡宗南由陕北抽调兵力，开往豫西。接命后，胡在自顾不暇的情况下不得不由延安飞往西安，将陕北这个烂摊子完全交给了刘戡负责。
但是不久，胡便在西安得知刘所领导的整编二十九军在瓦子街附近遭伏击，全军覆没。刘本人自戕身亡，全体官兵约4万余人被俘。胡顿时像泄了气的皮球，一连几天没有出屋。这是胡军自入延安以来遭受的最大损失。这个损失，使胡宗南军事集团内开始出现了极大的恐惧和不安，军心开始涣散，士气消沉，日甚一日。胡本人对陕北的控制亦无能为力，而且他要想全力保守关中也成了极为严重的问题了。
事已至此，胡宗南不得不下令放弃这座对国民党来说除了欺骗宣传，而在军事上毫无意义的延安城南下。
1948年4月21日凌晨，奉命驻扎在延安的最后一支部队十七师出发了，一时四山阵地陆续响起了巨大的爆炸声，在黑暗的夜空中，高高低低的阵地上燃烧起大小不同的火焰，防守部队正在把带不走的器材弹药等物资炸毁。整个延安城刹时变成了一片火海。脱离这个令人日夜担惊受怕的环境，这对胡军士兵来说，真是如释重负。
这次撤退，不仅有十七师的部队，有行政人员，有由西安来做投机生意的小商人，还有跟着军队逃跑的地富分子。一片仓皇混乱情况使得这支撤退的行列，军民混杂，凌乱不堪。
27日晨，当部队行进到史家河时，忽然遭到解放军的袭击，师部担任警戒的三十五团第一营都有一些伤亡，营长吴子昌负重伤。直至下午4时，师部才过了洛河，抛弃了所有汽车、坦克及大部辎重行李。过了洛河，部队怕夜长梦多，不敢在此久留，便连夜兼程，直至第二天下午3时，才在白水县遇上了胡宗南派来接应的部队，这时才好像一块石头落了地，两下会合到达蒲城时，已是夜间11点了。至此胡军从陕北彻底退出，全部撤到关中。
胡宗南部自1947年3月13日向延安发动进攻，到1948年4月21日撤离延安到达关中，这一年多的时间内，不但没有消灭共产党的有生力量，捣毁它的领导机构，反而自己损失了11个旅，共计十万人的兵力，其他侥幸保存下来的部队也都受到了轻重不同的打击，整个军队士气大伤，再也没有昔日的威风了。这时，胡宗南才觉察自己和共产党下的这盘棋是步步皆输啊！
胡宗南部放弃延安后，于1948年5月逃到汉中，决定以秦岭山区为根据地，抗拒解放，掩护整补，伺机反扑。胡自己也说：“争取时间，就是胜利。”结果事与愿违，陕甘宁边区的解放军在胡军撤离延安后，便以“宜将剩勇追穷寇”的威势向蒋管区主动发起了攻势。先后发动了宝鸡、荔北和扶眉诸战役，其间胡军又损失了七个军和三个师，致使胡宗南四个高度机动性的机械化军，只剩下了千疮百孔的第一军。
胡仍不死心，念念不忘争取时间，尽快地整补自己的部队。并且加紧训练，避免与解放军作战，以期能够保住这最后一点赌注。这时的胡宗南已大不如进攻延安时那样威风了，只有二十五六万军心涣散、纪律松散、战斗力极差的部队归他管辖。他将这些兵力放在东起陕西安康，西至甘肃天水一带，以保护他的汉中地区。同时，企图依四川天险和利用川北24县的资源建立大巴山根据地，以秦岭为游击区，抗拒解放大西南。
解放军动作之神速，根本不给胡军以喘息时机，就在其大巴山根据地计划还未实现之时，解放军便以雷霆万钧之势向陕南攻来，直接威胁汉中。为了应付万一，胡宗南于1949年11月12日在汉中召开了名为“总体战紧急动员”会议，企图在汉中不保之际洗劫性地搜刮陕南的人力、物力和财力。他说：“这个方案的重要意义在于军事上缩短防线，集中兵力，取得主动，加强反攻力量；将来在必要时转移阵地，就必须做好总动员工作，把陕南地区的人力、物力进行必要的组织和有计划的移运和储藏，要保证陕南地区的人力、物力掌握在我方手中。”会上还制定了一系列如交通、粮食、器材等管制措施。看来胡宗南入侵延安，解放军的“坚壁清野”对他印象颇深，故立即效法之。
但由于解放军战场发展迅猛，迫使胡就连学来的一套都还没兑现，就不得不仓皇地丢弃汉中向四川逃窜了。撤退之军一路狼狈不堪，纷乱杂沓，终于11月28日逃到了成都。
这时人民解放军已渡过长江，先后解放了湖北、湖南、广东、陕西、甘肃、青海、新疆、宁夏等省，并开始向西南大进军，成都城郊四面楚歌，岌岌可危。然而，这时国民党最高统帅蒋介石还在重庆，企图以四川为根据地，固守西南地区，作最后挣扎，等待国际局势变化，伺机反扑。但他绝没料到解放军动作迅雷不及掩耳，于11月15日解放了贵阳后，旋即挥师西出，直向邛崃、雅安挺进，截断了成都方面的国民党军队企图逃窜西康、滇西的去路；同时以一部于26日攻入了涪陵，28日即对重庆外围发起了攻势。隆隆炮声依稀可辨，坐镇重庆的蒋介石一时成了“孤家寡人”，急令驻守成都的胡宗南派其精锐之精锐第一军第一师立刻赶到重庆“保驾”。当时情况确实十分紧急，蒋将自己安置在重庆白市驿机场，随时准备“起驾”。因为当时保卫机场的除了侍卫队外，只有一些交警队，若第一师不赶到，形势骤变，蒋介石就很有可能会成为解放军的俘虏。
蒋逃到成都后，仍妄想固守四川，“保卫”西南。而胡宗南则是想尽速从四川突围，据守西昌、滇西，打通滇缅路，免遭解放军的围歼，保存实力，徐待后图。蒋、胡虽有矛盾，但胡为了忠实于蒋，故只好遵命死守。而蒋却在夸奖完胡一阵之后，于12月10日下午悄悄飞逃台湾了。
随着成都战事的日趋紧迫，为了不致坐以待毙，成为阶下囚，胡暗中请示了蒋，得以应允。于是12月18日晚10时胡召集部下研究突围方案：“解放军目前兵力强大，把我们现有的力量分成四个兵团由四路突围，会显出薄弱，易被围歼。我们组织两个大兵团力量，以声东击西的战术，一个兵团东打，向宜宾、峨眉地区挺进，牵制解放军的兵力回顾，然后再以一个兵团西突，向雅安地区突围，这个兵团才是我们的主力，应配备强大力量，才不会被吃掉。”最后他特别强调：“我们一定要突围，绝不能蹈杜聿明的覆辙。”
任务布置妥当后，胡便安排部下飞逃事宜，由胡亲自决定谁先走，谁来断后，一时空气异常窒息，人心惶惶。
23日，胡本人对两个兵团的突围布置作了最后视察和交代后，便由成都乘机逃到了海南岛，27日下午到达海口，同时与突围部队随时保持联系，告诉部队想尽各种办法突围向西昌方向集中。
27日晚10时，胡接到报告：西突的李文兵团已开始突围，但冲过新津河快要到邛崃时，还是被解放军紧紧咬住并包围了，进不能，退不行，随时有被围歼的可能。胡焦急地在屋里走来走去，边走边摇头，嗯嗯不已，似不甘心这最后的一着棋，就这样轻而易举地输掉了，遂传问东突部队情况如何，回答：未发生战事。胡颇感纳闷，后来才知，李文等在胡宗南离成都后，又开了一次会，他们认为危急时刻，主帅却逃离在外，形同母弃子而不顾。由于怕分散挨打，他们决定要死都死在一起，便改变了原定东打西进的计划，将两个兵团变成了一个庞大的兵团，向雅安挺进，结果陷入解放军重围，还是重蹈了胡宗南所忌讳的杜聿明在徐州会战中的失败覆辙。这次损失惨重，把胡宗南军事集团在西南的最后一点赌注全部输尽了，这之中包括他赖以起家的第一军。胡军到此时已土崩瓦解，溃不成军，胡本人几乎变成了一名光杆司令。
蒋介石在台湾获悉胡集团的最后崩溃，恼羞成怒，认为胡临阵脱逃，在关键时刻没有与自己的部队共存亡，因而命他“戴罪立功”，返回四川，收拢残部，在西南拼死也要为“国军”挣得一块地盘，坚守三个月，等待国际形势变化。
1949年12月28日晨，胡只好懊丧地率领他的残余喽啰们由海口飞抵西昌机场，为党国“尽忠”。
胡宗南到西昌后，经查点所剩残部只有第一师一个团和一个卫士连，全部人员还不足2000。他知道要守住西昌三个月，光凭这点兵力简直如同儿戏。
1950年3月中旬，滇北起义部队龙纯曾部渡金沙江进攻宁南县。胡在无计可施中，派他在西昌新扩编的，也是他的最后一线希望的第一师由师长宋光祖率两个营前往阻击。接触后，终究寡不敌众，乞发救兵。胡苦于无兵可调，急得团团转，其他人也都面面相视，毫无办法。大家都知道，西昌决不能守，只有逃离，才能免遭活捉，迟了就逃不出去了。胡亦觉大势已去，自己绝无回天之力。便只好与大家商量逃跑的时间问题。后决定27日晨逃离西昌。但胡却仍对大家说：“本人准备从泸定逃西藏，继续为党国效忠。不忘总裁对我一片扶植之心。”大家很受“感动”，一致劝他，不能执迷不悟。胡宗南态度却十分坚决：“我刚才接到总裁命令，要我亲率部队向滇西转进与李弥结合，必要时逃西藏。在这危急时刻，我怎能违抗总裁命令，弃全体将士而不顾呢？”部下见劝他不过，便也都宣誓随胡“尽忠”到底。
晚10时左右，胡由自己的办公处打来电话说：“情况危急，解放军正向飞机场方向进逼，速派一个营到机场作战斗准备。”
部下接命后，即刻发出命令，迅速占领机场要地，必要时由飞机场旁边冲到泸沽镇，保证机场不受损伤，以确保胡宗南人身之安全。不久，当部队刚刚赶到机场时，忽听机场马达轰鸣，一架飞机伴随着嘈杂的轰鸣声腾空而起。“怎么，他飞走了？”此时此刻，大家心里都明白，胡宗南抛下了要为他“誓死效忠”的最后一批部队约1000多人飞逃台湾了。时间是1950年3月26日晚11时10分。
至此，蒋介石的主要军事支柱之一，盘踞西北达十多年之久，猖狂一时的胡宗南军事集团在人民解放战争的硝烟中，彻底崩溃了。胡宗南只身一人到台湾向蒋介石不知是“请功”还是“赎罪”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