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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玉祥是著名的爱国将军。在众多的国民党将领中，同他关系最好的是李烈钧和张治中，关系最差的是何应钦。冯、何二人一直存在着矛盾，而且愈演愈烈。矛盾的根本原因是二人在政治立场上存在着分歧，冯是抗日主战派，何是亲日妥协派。二人的矛盾及其演变，从另一侧面反映了国民党内部的矛盾与斗争。
冯玉祥与何应钦第一次交往是在1927年10月。当时，蒋介石下野去了日本，何应钦成了第一集团军的主要领导人，与孙传芳军相持在光明、固镇一带。冯玉祥部此时已占领了河南。直鲁联军见有机可乘，出兵20万人分四路从豫北、豫东向冯部展开进攻，形势极为危急。冯几次电请何应钦出兵支援，何佯称亲自率军北上，实则躲在南京城里，故意延宕。11月初，展开第一次兰封大战，冯部取得了胜利，何仍不肯进兵，甚至虚报战功，使冯玉祥大伤脑筋。直到12月初，冯部取得第二次兰封大战的胜利，韩复榘部进逼徐州时，何才在12月4日渡江督师。由于缺乏何部的配合，致使韩复榘部受到相当大的损失。为此，冯认为何“无能”，难担军事指挥的重任，这也是冯一再通电，拥护蒋介石复职的原因之一。冯玉祥说：“我当时还以为何应钦等太不中用，只有蒋介石可以重整旗鼓，所以才联络阎锡山共同发电拥蒋。”
冯玉祥与何应钦第二次打交道是在1932年。“一·二八”淞沪抗战爆发，冯是坚定的主战派，认为“战则生存，和则灭亡”，他极力向蒋介石、汪精卫等人呼吁，派兵支援在上海浴血奋战的十九路军。何应钦则是主和派。一次，在灵谷寺召开的最高军事会议上，两派争论激烈，冯玉祥大声驳斥了何应钦等人的亡国论，甚至指名道姓地说何的一些发言是汉奸语言。直到散会，冯仍余怒未消。
为了逃避战争，国民政府决定迁都洛阳，留何应钦在南京指挥军事。2月3日，何致电洛阳，竟胡说上海“日人所放之炮乃空炮”。冯玉祥对此报告十分不满，认为在民族存亡的关头，代表政府指挥抗战的人，“如此谎报军情，居心何在”？2月4日，冯玉祥陪同汪精卫等人返回南京。7日，冯向何询问援军情况，何应钦却说：熊式辉在江西指挥“剿共”，军队不能调；驻守江北的梁冠英部也不能他调；南京的军队是留守用的，也不能上前线。何不但不调援兵，反而大造抗战必败的舆论，竟然说：“吴淞不可提，将被敌军占领；英国人士说，如中国此时不决定与敌议和，以后困难更多。”冯把何的意见报告给汪精卫，汪却不表态。冯玉祥羞于与这帮亲日派为伍，于是上泰山读书去了。
冯玉祥与何应钦第三次打交道是组织抗日同盟军时期。1933年1月，日本帝国主义进攻山海关，华北形势万分危急。冯玉祥出于爱国热忱，在中国共产党和广大民众支持下，于5月26日在张家口成立了民众抗日同盟军。经过艰苦奋战，收复了沽源、康保、宝昌、多伦等地。冯玉祥自发组织抗战，招致了蒋介石、汪精卫、何应钦的严重不满，他们一面用封官许愿的办法，想诱骗冯离开张家口；一面恶毒攻击冯擅立名义、对抗中央，滥收土匪、割据一方，实行赤化、投降苏俄。当时，何应钦已取代张学良，出任北平军事分会委员长。6月9日，何应钦致电冯玉祥，内称：“以尊处揭抗日旗帜脱离华北范围，敌欲借口乘机，侵入察省……何如忍辱负重，将此名义，暂时取消。”冯立即复电表示：“日军来侵，誓迎头痛击，成败非所敢计，决心热血溅国土。”
鉴于冯玉祥这种坚决抗战到底的态度，蒋介石乃决心用武力解决抗日同盟军，并指令由何应钦负责。何奉命后，一面用金钱收买同盟军中的一些将领，一面积极布置军事进剿。就在同盟军与日寇血战之时，何以北平军事分会的名义，抽调庞炳勋、关麟征、冯钦哉等部共16个师，15万余人，在铁甲车和飞机配合下，向张家口展开进攻。更为可耻的是，何主动与日本大特务土肥原联络，秘密商定，由日、伪军协助夹攻同盟军，以平贺及茂木两旅团和伪军张海鹏部，向察东大举进攻。冯玉祥为避免内战，8月5日，被迫宣布收缩军事，14日离开张家口，再次赴泰山读书。
西安事变时，冯玉祥与何应钦又发生了尖锐的矛盾。
1936年12月12日，张学良和杨虎城二将军发动了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扣留了蒋介石。当天中午，李烈钧将消息告诉给冯玉祥，他立即与李烈钧、张继、鹿钟麟等人商议，认为此事以和平解决为好。晚10时在何应钦家中开会，争论甚烈。后又到中央党部开临时紧急会议，何应钦、吴稚晖、居正等人都主张出兵讨伐张、杨，并派飞机轰炸西安，企图假张、杨之手来除蒋，以便何独揽大权。会议还决定军事统由军政部长何应钦负责。论道理讲，委员长不在，应由（冯）副委员长负责，何应钦等人完全把他摆在一边。冯在会上提出，军事应由参谋总长（程潜）负责，也不被接受。何应钦还把军事委员会搬到他家中去办公，并正式就任了“讨逆军总司令”职。
扣蒋当日，张学良和杨虎城就致电冯玉祥和李烈钧，征求意见，请他们“或远赐教言，或躬亲来陕，开诚指示，共谋国是”。冯立即回电表示：“若能误会解除，与介公共商国是，则一切为难之处，俱可迎刃而解。于公于私，两有裨益。”冯还愿意去西安替蒋作人质，他说：“若犹难释然，祥当约同知交多人，留居贵处，以为释回介公之保证。”13日，冯又致电杨虎城、于学忠、邓宝珊等人，希望他们“就近维持，务以介公回京为要”。14日，又对记者谈话说：“保护最高军政领袖之安全，实为全国军民最大之责任。”又请马相伯执亲笔信去西安，“以私人名义，请张学良早日护送介公返京”。当他得知宋美龄准备飞往西安时，积极支持李德全向宋表示：“拟陪其到西安去。”后冯又派刘治洲去西安，执亲笔信见杨虎城，信中说：“如能救蒋出险，我担保以副司令长官给之。”
对于冯玉祥积极援救蒋介石，何应钦极为反感。在冯居住的陵园别墅、办公的头条巷、招待旧部的三条巷等处，广布特务，对冯加以监视，并派人审查了冯与张、杨的电报，妄图诬指冯与张、杨早有勾结，寻找借口将冯除掉。居正等人认为这样做会树敌过多，何也感到明目张胆地干利少弊多，乃密谋在冯的住处附近刺杀或以兵变形式处理。冯玉祥得知消息后大惊，不敢回陵园居住，搬入了头条巷办事处。
面对岌岌可危的处境，冯玉祥一面继续与何应钦等人周旋，有时也不得不骂几声张、杨。一面暗中策划逃出南京，潜往韩复榘处，他打算以骑马出游为借口，到渡口后，由驻清江浦的梁冠英部密派便衣队到长江北岸接应。为此他曾多次亲临渡口考察。由于梁冠英迟迟不动，使此计划一再拖延。后因蒋介石归来，这一计划也没有实现。
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蒋介石26日回到南京，冯玉祥兴高采烈，亲去机场迎接，后又放了不少鞭炮。有人问他为何如此高兴，他说：蒋氏归来，避免了内战，武装抗日有望，怎不令人高兴。同时也是为我自己高兴，蒋回来了，何应钦的特务再不敢监视我，我可以自由了，为此才放炮庆贺。
抗日战争爆发后，冯玉祥被任命为第三战区司令长官，指挥淞沪抗战。不久，调任为第六战区司令长官，到华北指挥抗战。当时，北方大雨成灾，战壕中积满了水，士兵们整天泡在水中作战。冯玉祥怜惜士兵，在禹城给何应钦打电话说：“官兵的腿和脚都被水泡肿了，请你赶紧买十万双鞋袜送到前方来，或发代金亦可。”何说：“中央没有这个规定。”冯气愤地质问他：“中央有没有规定官兵站在水沟里面打仗。你说的是平时，现在是战时。”电话中吵了十分钟，何才答应发补助费10万元，平均每人1元。
华北的部队多为冯的旧部，蒋介石既派冯来又不放心，要何应钦派第一战区（何任司令长官）的总参议肖振瀛去华北。肖来后就煽动宋哲元、韩复榘等人，不听冯的指挥。造谣说冯是借牺牲他们的实力，来抬高个人的抗战声誉。又想利用冯治安来取代宋哲元，迫使宋哲元去泰山养病。何应钦也乘机造谣说，华北的部队不听冯的指挥。所以不到一个月，冯被调回南京，第六战区也被撤销。
1938年9月，冯玉祥被任命为督导长官，负责检阅新兵。他先后到湖南、贵州、四川等地视察。在贵州，冯视察了贵阳、镇远、遵义三个师管区的新兵补充团，发现军官吃空额的现象十分严重，有的超过了半数。新抓来的壮丁，有的用绳子捆着，有的锁在房里，蓬头垢面，连乞丐都不如，根本谈不上教育训练。随行人员把这些新兵的惨状都拍摄了下来。冯说：这些“窈窕淑兵，活像干巴棍，这样的兵怎么能去打仗呢？”一次，负责新兵训练的何辑五请他给新兵训话，他见这些兵面黄肌瘦、形容枯槁，就说：“这样的军队我没法检阅，让他们先找个地方吃饱了饭，暖和暖和吧！”回重庆后，他写了一个报告，连同照片，都报给蒋介石，蒋即下令将何辑五撤职，何辑五是何应钦的亲弟弟，此事更加深了何对冯的仇恨。
1939年冬天，冯玉祥到四川綦县检阅新兵，已是数九寒天，新兵们仍穿着单衣，缩着头站在操场上，浑身直打哆嗦，等待着检阅。冯登上检阅台后，一言不发，忽然举起右手，狠狠地打了自己两个耳光，然后沉痛地说：“看到兄弟们今天还没穿上棉衣，我是有责任的，所以我先要处罚自己。”回驻地后，他立即电请蒋介石，速给新兵送棉衣来。回重庆后，又通知何应钦，要他将第八补充兵训练处长王文彦予以撤职查办。何接到通知后，甚是为难。因为王文彦是他的小舅子，办吧，有碍于情面，不办吧，又怕冯不答应。只好暂时将王撤职，不久，王就到胡宗南部当上了师长。
抗日战争后期，冯玉祥与何应钦的矛盾更加尖锐化、公开化。二人在最高国防会议上不断发生争吵。一次，何在最高国防会议上报告说，据确实密报，沈钧儒、沙千里、邹韬奋等人勾结共产党，要在重庆暴动，要求采取措施。冯立即说：“像沈钧儒那些文人，除了笔杆子以外，什么也没有，他们拿什么暴动？这一定是有人造谣陷害他们。”于右任等人也认为是谣言。会上吵了一阵，不了了之。沈钧儒听说此事，主动去见何应钦，请求把他下狱，弄得何十分尴尬。又有一次，何在会上作军事报告，胡说共产党的军队不抗日，专打国民党军队，八路军攻击政府军300多次，阎锡山的两个团长也被俘虏，新四军专打韩德勤等等。对于这些蛊惑之词，冯玉祥予以揭露说：各地的报告都不能说出事件发生的时间、地点和原因，可见纯属虚构，是不能置信的。
当时，苏联对我抗日给予了不少援助，我们汽油供应紧张，就用钨砂和苏联换汽油，换货地点在新疆。因我国运输力量不足，就请求把汽油送到兰州，每车有武装押运员二人，自然也到了兰州。何应钦就在国防会议上造谣说：苏联武装侵略到了甘肃，侵犯了国家主权，要提出严重抗议。冯玉祥立即说明此事真相，并拿出经济部给最高国防会议的报告来证明，使何当场出丑。
冯玉祥十分鄙视何应钦，对他的错误言行往往毫不留情地加以指责。一次，冯在最高国防会议上报告了后方补充团队的35条弊端，并以书面形式报告给蒋介石。这些弊端都与何有关，何辩解说：征兵的毛病，应由地方行政长官负责，新兵待遇的毛病，应由带兵的长官负责。总之，与他军政部长无关。何又说：有兵600万，每人加1元，就要600万元，要改善士兵生活，全年要加12亿元，根本办不到。又有一次，冯玉祥引用德国将军鲁登道夫的观点说：参谋总长是阳性军人，长了一颗阳性脑袋，力求决战胜敌。军政部长是阴性军人，长了一颗阴性脑袋，只顾虑兵员、装备损失。如军政部长兼参谋总长，就阴阳合一，雌雄同体，成了中性，没有了矛盾。何应钦正是军政部长兼参谋总长，认为冯是专门挖苦他，对冯更加恨入骨髓。
1941年11月14日，冯玉祥60大寿（虚岁），重庆《新华日报》辟专栏为其祝寿，毛泽东、朱德都发来贺电，周恩来也撰文称颂冯玉祥说：“先生能始终献身于民族国家事业，奋斗不懈，屹然成为抗战的中流砥柱。”此事更加引起何应钦的不满，他公开攻击冯是共产党的外围，甚至直接骂冯是共产党。他在中央训练团讲话中说：有一位大员将国家机密泄露与共产党，所以他60寿辰，共产党《新华日报》那么捧他。妄图借此煽起反冯风浪。何应钦还将一切军事消息对冯加以封锁，并派特务对冯加以监视，对与冯接近的军队官佐，处处予以刁难。甚至还逮捕过冯的随从人员周茂藩等人，加以严刑拷讯。为此，冯曾大骂过何。
冯玉祥认为，若坚持抗战到底，何应钦不除，终为大害。1943年，他给蒋介石写了一份进谏书，用史鱼尸谏的故事，请蒋斥退何应钦，以坚持抗日、晓畅军事的杨杰继任。蒋与何本是沆瀣一气的，他不仅不采纳冯的建议，反而接受了何的建议，撤销了督导部，削减了冯方人员的待遇，使冯除本人有限的薪资外，毫无其他来源，以致生活常陷于窘迫之中。
由于蒋、何的排挤与迫害，冯玉祥精神上受到很大刺激，曾在一个短时期内发生精神变态，想逃避现实到缙云山出家，甚至想跳嘉陵江自杀。他也曾计划过逃离重庆，到陕西与共产党合作，领导旧部抗日。后经张治中的斡旋，蒋介石对冯的态度有所转变，开始赠送生活费，并在歇台子为他修建了一幢住宅，冯玉祥才在重庆继续留了下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