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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北方的军阀之间刚开始战争，孙中山与陈炯明在广东发生冲突的形势下，我首次会见了孙中山，时间是在1923年的4月27日。
我于约定的钟点，同张太雷和瞿秋白一起驱车到那时孙中山居住的一处庭院，也就是政府所在地。汽车停在典型的中国式的边门旁，这扇边门是把院子和与之毗连的建筑物围起来的那堵高墙的唯一通路。
在警卫长与某人通电话联系、办通行证的时候，我仔细地观察了第一个院子。在这个院子里驻扎着警卫队，另外还有一营多士兵。
首先惹人注目的是有好多个火堆，在这些火堆上煮着饭。火堆旁一簇一簇地坐着士兵。离火堆稍远一点放着步枪，它们叠成支架竖立着。这就像是在刚占据的地方宿营。
总是一片忙忙碌碌、东奔西跑的气氛。军官们跑来跑去，不是发布什么命令，就是调换岗哨。在背荫的地上睡着士兵。到处是令人紧张、激动的景象。
通行证开好了。一个军官被派到我们这里来，领我们到坐落在高岗上的一个庭院里去。穿过许许多多内室小门和空洞洞的小院子，最终停在一个台阶旁边。这里的警卫不带步枪，但带有驳壳枪。
通向山岗的阶梯四面被密封在一个木框框里，里面就像一个阴暗的隧道。在阶梯台上到处都是岗哨。天气闷热得很，攀登了很久，出了一身汗。但终于登上了“神灵之光”——一个被树木包围的小平台。又是武装岗哨。我们走进了院子。我被领到一间房内，这里想必是与孙中山会见的地方了。房里有一张小桌子和四把椅子，石板地上铺着通常的芦苇席，墙上挂着几幅照片，桌角落里摆着几个银花瓶。
过了几分钟，孙中山走了进来。中等身材，穿着灰色的、全部扣上纽扣的弗伦奇式军上衣，领扣是立领的，穿着中国式的漆鞋。当时他是55岁。他的脸上和神态上流露出一种泰然自若的表情，他那慢腾腾的动作给人一种恬静安宁的印象。这种安静沉着的神态，在与刚进院子时所得的最初印象，对比之下，自然更强烈地惹人注目。那里是紧张忙碌不堪，这里则是慢条斯理、从容不迫。
孙中山的眼睛是褐色的，很灵活，有一种与弗·伊·列宁相似的眼神。我为这两人眼睛如此类似而吃惊。目光炯炯有神也是与外表沉静不一致的。
大家坐了下来，侍卫立即端上了茶。
我提交给孙中山一封信，信中说明了我的代表权能，同时代表苏维埃俄国工农向他表示敬意，愿他在工作和斗争中取得成就。在向他致意的时候，我强调了“大总统”一词，以与所有外国帝国主义报刊的提法相区别，因为帝国主义报刊不承认他的这个称号，而只是叫他“孙博士”。
孙中山说了许多他对苏维埃俄国表示仰慕的话，他说他非常高兴能使我了解中国南部的状况，同时他也非常高兴能得到关于苏维埃共和国情况的消息。
我们的谈话中心是陈炯明问题。尽管发生了武装冲突，但陈炯明当时名义上仍然是广东省政府的军务部长。我确实知道，孙中山已派代表团到陈炯明那里去谈判平息冲突和他重新回到政府里来的问题。谈判的结果当时我并不了解。我提出了停战的可能性问题。孙中山发起火来，提高了嗓门说：
“我是大总统，部长必须服从我。他是在反对我这个共和国大总统，反对人民的意志。如果他不服从，那就必须把他消灭。这里没有什么折中办法可言。”
就是在这次谈判以后，孙中山的代表团还去陈炯明那里。谈判是进行了，但是后来的事件表明，谈判没有取得任何结果。
我们把话题转到了与吴佩孚斗争问题。孙中山告诉我说，已调补充部队到北方战线去了，并以很乐观的口吻谈到北伐，说北伐必定会很快取得胜利。
话题转到了苏维埃俄国的情况。孙中山对红军的数量、它的组织机构，以及政治教育都很感兴趣。接着孙中山询问弗·伊·列宁的健康状况。谈话快结束时，我们约定以后再会面。
我得到的印象是有些古怪。令人感到孙中山拘谨而又持重。另一方面，他期望能同我尽量多会面，这表明他有同苏维埃俄国建立联系的愿望。
孙中山对我持双重态度的原因，在后来一次专门谈纲领问题的会面时得到了解答。那次我们谈了俄国革命和中国革命的问题。
谈话中心首先是无产阶级专政问题。孙中山就这个问题问了我好久。我们谈了苏维埃、红军以及自由对人民群众的意义。孙中山用心地倾听，然后向我提出了如下建议：“我可以向你们提供一个最不开化、地处山地的县份，它还没有受到现代文明的腐蚀。其居民都属苗族。他们比我国城市居民更容易领会共产主义，我国城市居民因受现代文明的影响而成了共产主义的敌人。就请你们在这个县里组织苏维埃政权吧，如果你们的试验取得成功，我定将采纳这种制度，使之在全国推行。”
对于这个建议，我只好付之一笑。我说，一个县对于共产主义及其所具有的那种世界规模来说，是一个太小的演习基地。但我理解他的建议的意义。孙中山知道，我是共产党人，知道广州的共产党人对他持反对立场，知道我已会见了他们，也知道广州的工会离开了他。自然，最初孙中山对我是有些不信任的，因为我的话与广州共产党人的实际行动是有分歧的。
他突如其来地建议在一个县里“组织”苏维埃政权，这是在探索我的意图。正因为如此，我对这个建议只是付之一笑，并向孙中山阐述了我们对中国革命当时所处阶段的观点，我说有必要建立民族革命统一战线并拟订实行这一战线的可行的纲领。这些问题成了我们几次谈话的主要话题。
孙中山振奋起来，他脸上的紧张表情消失了，眼睛突然闪闪发光，他开始讲述他的党的纲领，这个纲领的制订人就是他。这个纲领在他的《三民主义》和《五权宪法》这两篇演说中作了阐述。
在这两个文件中，可以看出孙中山曾经认真学习过的那种讲求资产阶级民主的美国学派。他企图把美国的资产阶级民主的原则运用于中国。孙中山不隐讳“三民主义”的美国式起源。他在一篇演说中说：“林肯总统所抱的宗旨与我的宗旨是完全吻合的。林肯说：‘民治、民有、民享。’这些原则无论对欧洲人还是对美国人来说，都是他们所取得的成就的顶峰。同样含义的话可以在中国找到。我把它们归结为：民族主义、民权主义和民生主义。”
孙中山当时是这样解释民族主义的：把居住在中国境内的五个民族（汉族、满族、藏族、蒙古族和回族）通过由汉族同化其他民族的途径，融合成一个统一的民族。孙中山在他的纲领的这一部分还丝毫没有谈到中国要从外国帝国主义的压迫下解放出来。他认为这是不言而喻的，因为在“三民主义”基础上组织起来的新中国，是必然要成为在对我有利的条件下吸引外国资本的独立国家。
孙中山所讲的“民生主义”，首先是说要实行“平均的”土地税。纲领的这一部分的核心是土地问题。局部地收买土地，在贫穷的农民中间分配土地，照地价收土地税——这就是“三民主义”所阐述的土地纲领的实质。值得注意的是，土地私有制在这里并不废除，国家只是应当规定比例税，以便阻止大地产形成的进程。
当我问孙中山，他为什么不把自己的土地纲领付诸实施时，他回答说，当前他所面临的是军事任务。他应当把全国从军阀压迫下解放出来，只有到那时才能实施土地纲领。
孙中山时常问我，苏维埃俄国能不能为实现他的计划即在中国从事大规模的铁路建设给予援助。他认为在实施这个计划时首先和主要的任务是修建一条经由苏维埃土耳其斯坦
，连接莫斯科和广州的铁路。孙中山认为修建这条铁路是中国革命最紧迫的工作。当时他有充分理由指望得到苏维埃俄国对中国经济发展给予援助。
孙中山当时所理解的“民权主义”，在他的《五权宪法》中得到了阐述。实质上，这部宪法是一部理想的资产阶级民主宪法，它在同支持外国帝国主义的中国专制势力和反动势力作斗争时期，可说是中国政治发展中的一个进步纲领。应该估计到，只是到孙中山一生的最后时期，中国无产阶级才开始形成为“自为阶级”。因此，孙中山只是在他的暮年才会以新的姿态去看待中国革命问题。
在他主要依靠军队的时候，他还是在以老方法处理问题。